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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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下的小鬼儿(上三十四)

(2018-07-03 04:23:15) 下一个

(三十四)

第二天天刚亮,一声哨音把我惊醒。仇头儿一边吹哨,一边用手里的藤条拍打着床板。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啪”鞭子已经抽在了我身上,幸亏隔着棉被,不算疼,不然肯定要留个大捋痕。

“还他妈不起来,刚来就偷懒!是不是昨晚没吃杀威棒啊!”仇头儿的小绿豆眼里放着凶光,又胖又黑的大脸几乎要贴在我脸上,一股酸臭夹杂着烟垢的气味冲进了我的鼻腔。我一骨碌爬了起来,一看所有的人都已在院中站好,便提拉着裤子跑了出去。

“还像以往一样,谁跑得最慢就让它来教你怎么跑快点儿!”仇头儿举着藤条说。

他笑着,我一看,还有三个工人手拿皮带或竹板,扶着自行车站在旁边笑,表情像过去茶馆里的老头儿们等着听侯宝林的相声开场。

原来,在这学习班里,五十岁以上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每天都要围着足球场打扫卫生,其他人要沿着球场跑道跑三圈,谁跑得最慢就要挨打。

跑步开始了,学员们争先恐后地向前跑去,一开始速度很快,一会儿就逐渐慢了下来,无论是快是慢总得有一个挨打的。骑车的工人一边喊“快,快!”一边用手中的家伙抽打最后一个人的后背。打得倒不很重,好像在玩儿一种游戏,打人者的脸上笑嘻嘻的。挨打的人似乎已习惯了,每一下打下来,只是微微地皱一下眉头,就赶快加快步伐,力争超过前边的人;被超的人也是疼得皱一下眉头,再去超另一个。

白毛儿国子瘦瘦的身子喘着粗气,已经挨了两次打,这一次他想超过蓝平。他憋了口气,想一鼓作气超过去,可他再憋十口气也超不过去了。他的嘴越张越大,只有进气没有出气,最后“扑嗵”一下,摔在了跑道上。

仇头儿下了车,使劲地抽着他,嘴里说:“每次都是你他妈的最慢,怎么?今儿还想装死啊!”

可是无论他怎么抽,白毛国子都一声不吭,也不躲。另一个工人杨师傅喊道:“老仇,别打了,他怎么直吐白沫呀?别是羊癫疯吧!”

仇头儿停住手一看:“哟,还真不是装的。”

他忙冲我们招着手喊道“快把他抬回去!”

我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大个子跑过去,把他抬了起来,进屋放到大通铺上。杨师傅对大个子说:“铁牛,掐他的人中!”

白毛儿国子睁开了眼,仇头儿对他喊道:“你他妈想吓唬我呀?”

从这天开始,仇头儿就不让他跑步了,让他和女人、老头儿们一起打扫卫生。白毛儿国子从小就有哮喘病,羊癫疯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反正以后他一看要挨打,准得抽疯,等到一顿打免了,他就不抽了。这令他躲过了很多次殴打和惩罚,成了他保护自己最及时有效的方法。

吃过早饭,我们围在用乒乓球台子改成的会议桌四周,开始交

待检查个人的“罪行”。这时体师的大学生们也来听,还常常会有两三个女大学生,上次那个运动发来得最勤。他们不爱听打架和偷鸡摸狗的事,就爱听那些杆儿犯(因男女之事被抓)和女学员们交待花儿事(男女关系)。这时他们手中的家伙就扔在了地上,目不转睛地听着;女大学生们每人手里拿份报纸或红旗杂志,很专心地看着,似乎并不爱听这些肮脏的事。可我发现,无论过多长时间,她们手中的报纸从不翻页,杂志也没翻过篇。有一次,我看到那个运动发手中的红旗杂志是倒着拿的,我还想:真不愧是大学生,可以倒着看字。后来才知道,她们根本没看,那不过是她们怕听到这些事引起心中的骚动,双手无所适从时的遮羞布。

杆儿犯们逐渐感到,当他们讲这些事时,从来没像那些小偷交待时不时地挨上几下打,讲得详细点还可以得到一根烟抽。这使得他们放松起来,陈述时不再磕磕巴巴、吞吞吐吐,有的还讲得绘声绘色,如同讲故事一样。

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我们都叫她“死人骨头”,因为她白得很凄惨,让人感觉阴森森的。再加上她的那股妖气,很像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的白骨精。她一讲那事时眉飞色舞、嗲声嗲气,引得顾头儿直流哈喇子。顾头儿可是学习班工宣队的队长诶!

她像是事先背好的,讲得有声有色,情节详细,形容逼真。肯定是头天晚上演练过,要不然她就是天生的演讲家。

第三天上午十点来钟,“死人骨头”正在演讲,仇头儿来叫我:“沈猛,到足球场去,你妈来了。”

我飞快地跑到足球场,看到妈妈扶着自行车向我这边望着,车后架上还夹着一个饭盒。

妈妈自从出院后就不能坐公共汽车了,因为我们搬的新家到她厂没有公共汽车,所以她每天只能走路去上班。为了白天能给我和弟弟做饭,她主动要求上夜班,可每天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北京一到冬天,晚上的西北风刮得很厉害,都带着声儿,但她从没迟到早退过。我大姐从保定回来过春节,看到妈妈这样太累了,便把自己的自行车从保定托运回来,让妈妈上班骑。那是一辆双喜牌26加重男式自行车,大姐还给了妈妈一件皮大衣,从那儿以后,她再也不用穿小棉袄走着去上班了。

骑车快多了,但穿过小西天时有一个大坡,半坡还有一个九十度的急拐弯。那段路要捏着闸慢慢滑行,否则很危险。这么陡的坡她骑不动,下坡时又危险,所以每到这儿时就推着走。后来熟悉了,下坡时就不推了,她知道怎样捏着闸拐过这个弯。

一天,她回到家就笑呵呵地对我和弟弟说:“今儿我摔了一个大跟头。”

说着她笑得更厉害了。她很久没这么开心地笑过了,我奇怪她摔了跟头还这样开心,便问她怎么摔的,她说:“下坡时一转弯儿,看到前边有个老太太,手里拎着菜篮子,我一紧张尽顾了喊了,忘了捏闸,眼看就要撞上人家了,我一拧把,向旁边的电线杆子撞去。还真没撞着她,自己倒从车把上翻了出去。我心里一惊,生怕摔坏了不能去上班,站起来看看,没事儿。就是把饭盒摔得老远,里面的饭菜撒了一地。我一看人没事儿,就笑了起来,笑自己怎么不知道捏闸。再一看,车把拧了个个儿,完全冲后了。幸亏有个男同志骑车经过,帮我把车把正了过来,不然我都没法儿去上班儿了。到了厂子才觉得手疼,一看,挫掉了一大块皮。到医务室上了点儿药,厂医非给包上,干活时别扭,我又摘掉了。”

我赶忙拿起她手一看,还有点洇血,看她像个孩子似的傻笑,我心疼地说:“您还笑,疼不疼啊?”

“不疼,不疼,我高兴的是,既没撞到别人,自己也没摔坏。要是撞坏了老人或自己摔坏了,上不了班,该怎么办呢?我今年的全勤就达不到了。”原来她还想着全勤。

这时妈妈已经五十一岁了,还上夜班,对她身体太不好了,而且晚上骑车,走那大坡很危险,我郑重地向她提出:“今儿我得到你们厂去,您都这岁数了,还让您上夜班?”

“哎,这不是人家要求的,是我自己要上的。”她一着急说了实话。

“我知道了,您不就想给我俩做饭吗?不用您做,我会做。如果下星期您还上夜班,我非到您厂去不可。”

从那儿后,妈妈再不上夜班了。现在自己不在家,她一定又开始上夜班了。

我要怎么面对她呢?该如何向她解释呢?她得多伤心啊。我停住了脚步,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

“小猛,过来呀!”她向我招手,亲切地喊着我的名字。我怯怯地向前挪着脚步,小声地说:“妈,您怎么来啦。”

“学工都结束三天了,你还没回家,我去学校一问,才知道你来这里了,就来看你。你还好吧?”她说着把我拉到怀里,小声地问我:“有没有挨斗挨打呀?可不许有抵触情绪,要接受一切教育。我给你买了包子,还热着呢,快吃吧。”

她打开饭盒,端到我面前。

“妈,我不吃,您拿回去给小沉和您自己吃吧。我不饿,在这儿吃得挺好的。”在我印象里,小时候我从没挑过吃的,只要能吃饱就满足了,至于好不好吃我无所谓。我虽然也知道好东西好吃,但从不会主动要求,但此刻我是真地不想吃。

妈妈拿起一个,塞到我手里说:“吃!你不吃我倒生气了。以后我不能常来看你,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想到咱们和别人不同。记住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该怎样做了。我来看你,你就得让妈妈高兴,来,吃!”

“好,妈,我吃。”我大口地吃完了所有的包子。看我吃完,妈妈盖上饭盒,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也懂事儿了,我不想多说,只想让你记住,不要因为一时而毁了一辈子。”

妈妈亲了我一下,骑车走了,她没有再回头看我。我看到她在快转向大门时用右手抹了下脸——妈妈哭了。

妈妈在来这儿之前,先到了学校,刚进大门就听到大喇叭里在说:“沈猛出身于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荼毒------”

她想了想,还是进了学校,说明了来意。贺大头对她说:“你就是沈猛的母亲吗?毛主席说得好,‘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难怪沈猛仇视干部子弟,腐蚀拉拢女红卫兵,还写歪诗向人家示爱,这和你们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你们这样儿的家庭没有过批判吗?还是侥幸漏掉了?”

“我今天是来看孩子的,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们单位去调查。请你告诉我,我的孩子在哪里,我要见他。”妈妈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无理的盘问。贺大头被这软钉子噎着急不得恼不得。

“贺师傅,您找我吗?”就在这时,柳云推门而入。

“谁说我找你了,没有!”他把柳云推出去,恼羞成怒地对妈妈说:“人我们已送到青少年犯罪学习班去了,你可以走了。”

“那好,请你告诉我地址。”妈妈走出去,站在门口问。贺大头“砰”地关上门,又打开说:“我不知道,你去问派出所吧,到了那儿也不会让你见的。”

妈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推着车走出了校门。她刚要左转去派出所,只见柳云站在路边问:“阿姨,您好。您是沈猛的妈妈吗?”

妈妈点了点头。

“学习班就在体育师范学院里边,从这里出路口左转,向西一直走两站地就是。我叫柳云,请您代我向沈猛问好。沈猛是好人,您也是好人。”她说罢,哭着跑回了学校。

妈妈猜到她可能就是我写诗的对象,她看着这哭着离开的女孩,摇了摇头,去北太平庄饭馆买了包子,就来看我了。

妈妈是柔中有刚的女性,从没有在任何困难和压力下低过头。不管自己受到多大的委屈和不公,也从不向别人诉说。一切她都自己抵挡、承受。而她的欢乐却从不保留,总是慷慨地让大家分享。

伟大的妈妈呀,我愧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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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曼 回复 悄悄话 精神病的年代!我们那里的警察到了八十年代还在热衷于在公园里抓搞对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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