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

真实的记载如梦的一生---
正文

红旗下的小鬼儿(上四十一)

(2018-07-10 03:40:08) 下一个

(四十一)

“哎,沈猛!”

我正在西四大街上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跟着他跑了过来,原来是来子。他也住小西天,离我家不远。我虽然认识他,但我们没什么来往。

“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大街上溜达?今儿晚上大抄(全城戒严搜捕),十二点开始。你是不是没地儿刷呀?我知道你从学习班儿跑出来好多日子了。走,我带你到我们农场去,那儿稳。”

看到他如此真诚热情,我便跟他来到了他工作单位西山农场。那天是周六,他同宿舍的人都回家了,只有我们俩人,很安静。来子非常爱聊外边玩儿的事,总问我这些天是怎么活的,我躲躲闪闪地敷衍着他。

“你知道华山聚会吗?”他问我。

“什么华山聚会?我不知道。”我漫不经心地说。

“ 你玩儿了半天玩儿什么呢?谁不知道六月初师哥招集全国各地的玩主在华山聚会呀?这次聚会被公安局定为反革命大聚会,现在全国各地都在通缉师哥和聚会的人呢。”来子神秘地说。

“真的,你听谁说的?”我“腾”地坐了起来,急迫地问他。

“我舅和我妈聊天时说的,肯定是真的。我舅是市局刑警队的,今晚十二点的大抄主要就是冲着师哥去的。有点子说师哥在北京。”来子看我这么着急,不知所以地将他听到的全说了出来。

“不行,我得走!”我蹦了起来,迅速地穿着衣服,我要去告诉师哥,让他马上离开北京。

“你大半夜的上哪儿去呀?”来子奇怪地问我。

“我得赶快回城去找一个人。”我说着就往外走。

“这时候你怎么去呀?连车都没有。”来子拽住了我。

“没车?怎么会没车呢!”我瞪着他问。

“你以为这儿跟城里一样通宵都有车,这里十点以后就没有往城里的车了。再说你有什么事,至于这么急吗?”来子追问着。

“你甭管了,反正我得回去。能借辆自行车吗?借不着我就走着回去。”我说。

“没地儿借车。走?别逗了,百十来里地,走到明儿晚上你都到不了。你要非走的话,也得等明早八点的头班车,那也比你走着快多了。”来子劝我。

我想了想,也只得这样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担心师哥他们不知道大抄,折了。来子和我说话,我都没心思聊了。我想起来了,殿环和我说过,他们在今年六月份时去过华山,是师哥去年从新疆逃跑时,对工二师的哥们儿说“有本事的就明年六月初华山见”。后来他在陇海线沿途对各地的玩主也都这么说。使得六月初的华山成了玩主的天下,先后去了几百人,殿环就是从那儿以后跟着师哥玩儿的。他本是陕西插队学生,在西安玩儿时认识的师哥,约定在华山见面。可那也只能算是流氓聚会,怎能定为反革命聚会呢?在文革期间,一旦沾上“反革命”这仨字,罪名可就大了。师哥又是发起人,被抓住了很可能就是死罪呀!不行,明早我一定得赶回去,通知师哥赶紧离开北京。

时间走得很慢,窗外还是黑乎乎的,真急人。来子已经打起了呼噜,今天我要不是碰上来子,没准就被抄进去了。我想:自己也不能在北京呆下去了,该去哪儿呢------

“咦,小胖儿!你怎么跑山西来啦?师哥和殿环呢?哎,你别跑啊,小胖儿!”

我梦中的喊声同时惊醒了我和来子。

“你喊谁呢,谁是小胖儿?”来子揉着眼睛问我。

“几点了?头班车开走了吧?”我看天亮了,吓了一跳,生怕错过了头班车。

“哪儿啊,刚六点半。早着呢,再睡会。”来子说着翻了个身,又睡了。

我却说什么也不敢睡了,为了不耽误事,我坐起点了根烟,慢慢地抽了起来。好容易熬到了七点半,我赶紧穿上衣服,看来子还睡着,就想:不叫他也好,我从兜里掏出20块钱,放在桌上,转身向农场车站走去。到时还差十多分钟才开车,我又抽起了烟。

车子好容易发动了,突然后边有一个人喊“等会儿”。是来子!他气呼呼地跑上来,冲我嚷道:“你丫真不仗义,怎么偷偷摸摸地一个人跑了。还放钱,我是那种人吗?踩估谁啊?”

我看他真生气了,忙解释说:“我看你睡得挺香,就没叫你,这钱是让你买烟的,你那儿好像没烟了,一会儿你上班没烟抽,多别扭呀,我真没踩估你的意思。”

“上什么班啊,今儿是礼拜天。昨儿我不是为了陪你才回来的嘛!要不我早回家了。”来子消了气,不嚷了。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我不上班也不上学,脑子里根本没有星期几的概念。便笑着说:“我忘了今儿是星期日了。”

他笑着把钱塞给我。

“都给你了再拿回来,这不是踩估我吗?”我把钱推了回去。

我不想让来子知道我具体去哪儿,就想提前下车。我俩倒了两趟车,在宣武门站我说“下车”,然后让他在宣武门等我,便一个人去找师哥。

敲了半天林婄才开门,一看是我,她马上让我进去,把门插上了。她倒先问起了我:“你昨儿去哪了?我们等了你一夜。晚上我去买夜宵,看到大街小巷全是警察和街道小脚侦缉队的盘查过往行人。我回来跟师哥一说,师哥觉得不是好兆头儿。说北京可能要危险 了,决定明儿一早就离开北京。这不,今儿天刚亮就走了。”

“已经走了?太好了!”我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又把来子说的话详细地说了一遍,让她想办法转告师哥。最后我问她:“你怎么没跟师哥走啊?”

“师哥说太匆忙,带我不方便,我留下来正好等你。过些日子他会叫人来接我们。”林婄说完,又问我吃饭没有。我说不吃还有事,过些日子再来找她,就走了。

我长舒了口气,倍感轻松地回到了宣武门。来子等得不耐烦,一看见我就问:“你跑哪儿去了?怎么跟特务似的这么神秘。”

我笑了笑说:“没事,去找人。走,咱俩上四川饭店撮一顿儿去,我请客。”

四川饭店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就在绒线胡同里,离宣武门很近,我俩溜达了过去。

这会儿刚十一点半,还没什么人吃饭,服务员都在聊天。那会儿的服务员和顾客说话时很少有笑脸,越大的饭馆越是这样。因为是国营的,每月的那点钱是固定的,笑也不能多笑出点钱来,所以你很少能碰到她们的笑脸。往往笑的是顾客,尤其是外地出差来北京的,因为赶时间,想让服务员菜上得快点,就尽量陪着笑脸说话。赶上服务员这两天心情好,您这笑脸也算没白陪,可以热热乎乎吃完这顿饭走人。可要是赶上她今儿不高兴,您可就倒霉了,脸拉得那个长,驴见了都把头扭到一边去,根本不敢和她比。话都是横着出来的,能噎你一大跟头。识相的您就忍着点火儿,将就着把这顿饭吃完。否则您更耽误时间,弄不好饭都吃不成,花钱买一肚子气走。

对此我们早已习惯了,便抽着烟慢慢地聊着。反正也没事,巴不得在这儿多坐会儿呢。

“服务员!”邻桌的一个客人等不急了,操着一口山东腔喊着。这是个四十岁上下的黑胖男人,五官都很丰满,眼睛细小得成了一道缝。看得出是典型的山东倔汉。

聊天的四个服务员正侃到兴头上,其中一个瞟了那山东人一眼,另外三个就跟没听见似的继续侃着。那山东人有点生气了,他又叫了一声:“你们这是上班呢还是拉话呢?真不像话。”

“着什么急呀,头回下馆子吧。赶着出殡呢!土老冒儿。”

刚才瞟了那山东人一眼的服务员很不情愿地走了过来。她个儿不高,小巧玲珑,嘴倒挺利索,像机关枪似的说了一大串,频率很快,那山东人没听懂。但最后这“土老冒”仨字他懂,这是那会儿外地人在北京最不爱听、也最敏感的三个字。他脸“腾”地一下红了,站起来说:“你说啥?俺是土老冒儿?俺土老冒儿可坐在这吃饭呢,你得给俺断(端)!”

这服务员一看就是久经沙场了。“你连菜都点不出来就让我给你断,我给你断啥呀?”她学着人家的口音讥笑人家。

“谁说俺点不出,俺今天就点给你瞧瞧。拿菜谱来。俺就不信,瞧不起人儿了还。”那山东人的倔劲上来了。

“咳,你要什么菜单呀,你顶多要一菜一汤嘛。我告诉你,一个回锅肉,一碗鸡蛋汤就得了嘛。您还能点出大菜来?有那么多钱嘛?您再吓着我?”这服务员又激又将、又损又踩估的,机关枪开始扫射了。她牢记着那会儿服务员与顾客吵架时的法宝:先学不生气,后学气死人。

倔汉上钩了,他把钱包掏出来,往桌上一拍。雄纠纠地说:“你雪(说)吧,啥是大菜俺就点啥!”

“这可是你说的啊,别后悔。”机关枪不扫射了,她强忍住笑,故作认真地说。

“伽,瞧你雪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来吧!”山东倔汉拍着胸脯说。

“辣椒黄鱼、水煮牛肉、麻辣肚丝、宫爆鸡丁,”机关枪停了一下,问那倔汉:“怎么样,您再来瓶儿好酒?”

“中!”山东倔汉梗着脖子说。

“一个大拼盘,一瓶五粮液,一共是三十三块八,您交钱吧。”机关枪开完菜单,拿着山东人交的四十块钱,窃笑着走了。她给山东人点的这些菜足够四五个人吃的。

山东人这一喊,倒把我们的菜给催快了,那三个聊天的服务员停止了闲聊,其中一个过来给我们开了单子,送进了厨房。我们后叫的菜都上来了,那山东人的菜还是没一点动静。正当他忍不住要发火时,酒和拼盘上来了,等我们都快吃完时,他的热菜还一个没上。他几次催服务员,机关枪都很耐心地说“马上来,马上来”,她说话也不那么快了,一字一句彬彬有礼,可菜就是上不来。气得他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哪儿还有胃口吃饭?

我和来子吃完饭出来,提起这事,我说:“这服务员儿太过份了,以前哪儿有这样的服务员儿啊。”

来子笑着说:“这刚到哪儿啊,比这过份的有的是,没让你碰上就是了。我妈是老服务员儿了,连她自己都看不惯。这也难说,以前服务态度好,还能评个劳模儿,发点儿奖金。虽然不多吧,但总有个想头儿。互相也能比比、叫叫劲,有点奔头儿。现在你干得再好也是那点儿钱,所以服务态度就越来越差了。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谁不愿意坐在办公室为人民服务啊。这人没奔头儿了就该想邪的歪的了 ,她们把和顾客吵架当乐子。你信不信,就今儿这事儿,那几个丫头能聊上三天,晚上回家后都忘不了和家里人当新闻笑话说。我妈说,现在的服务员儿小丫头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尤其是对外地人。她肯定在想:你一个土老冒儿坐那儿又吃又喝,我伺候你?你是我爸行了。”

来子的这番话把我给说乐了。是啊,人干什么得不到肯定、奖励就失去上进心,会一下子泻了气,而且会跟那开了口的水渠似的,越冲越大。

“咱上哪儿去啊?”来子问我。

“嗨,没事儿瞎逛呗。”我懒洋洋地说。又从兜里掏出烟来,递给来子一根。现在我也有烟瘾了,没事就抽烟。

“哎,我看你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抽,也没见你干什么,你哪儿来的钱啊?”来子小声地问我。

“不干?不干指望什么活呀。只不过我不像他们没个够,我是有得花就歇了。”我若有所思地说。又想起了师哥他们,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是否安全。

“要不咱俩蹬两趟车,我陪陪你。你现在刷着呢,我还花你的钱,心里怪不落忍的,可我又没钱帮你。”来子真诚地说。

“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其实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了。哥们儿之间好不在钱上,在心。看得出,你心里把我当哥们儿看的。”我说的是心里话,只是有一句话我没说。就是来子是独生子,又好歹有工作,我不想让他跟着我干这事,他爸妈还指着他养老送终呢。

“那咱找个公园坐会儿,北海怎么样?”来子问我。

上公园坐会儿倒是行,可我不想去北海。那里是我小时候常常游玩儿的地方,少先队过队日也常到那里。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熟悉,那里有着我童年的美好记忆。但现在我不想也不敢去北海,因为我不想让现在肮脏的我去玷污我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也是最纯真的一页,更不敢去面对儿时的理想。

“不想去北海,干脆上紫竹院吧。”我觉得紫竹院特别适合一只受伤的狼舔舐伤口。

到了紫竹院,我俩坐在河边,聊起了天。

“我怎么看你一天到晚脑子里都在想事,跟国家领导似的。你在考虑什么国家大事呢?”来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

“你说这人,甭说玩儿不了一辈子,就算能的话,这样有劲吗?”我问来子。其实不用问,我心里早有答案:没劲。

“要说起来,也真没劲。不过我倒佩服那些真正的玩主,他们不受任何约束,想干什么干什么,多自在呀!其实我小时候想长大了去当空军,做一名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在天空中自由飞翔,那该有多狂啊!可惜我们这届的分配全部是东北军垦,人家那些军干子弟全都走后门儿当了兵。我甭说当飞行员了,就连参军都没门儿。要不是因为我是独生子,正好我爸因病提前退休,让我去接班儿,我现在连这个农场职工都当不上,早被分到北大荒去了。到了农场,我才知道什么叫社会,敢情这社会分好几层。工人、农民、军人、干部、市民、学生------各占一层。而且这每一层里还分成几个小层。就像我们上学时干部子弟是一层、平民子弟是一层、爱打架闹事儿的又是一层------跟什么人学什么,和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别看这农场职工学习开会时发言一个比一个革命,一到晚上躺在宿舍里聊得那叫牙碜。咱当学生的哪儿听过这些呀?我都没法跟你说,反正都是那些男盗女娼的事。也难说,我们农场十个二十五到三十五岁的人,有六个找不着对相。农村的看不上,城里的又找不着。憋得这帮光棍儿一躺床上就聊女人,要是哪个说着说着不说了,那准是正舒服着呢。”

“正舒服呢?”我没听明白,就插了一句。

“咳,就是砍一管儿呗。色憋得没辙了只好自己解决。”来子用手比划着,撇着嘴说。我笑了笑没再说话,听他继续讲。

“你说,整天呆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到外边玩儿呢。我敢说,那帮光棍儿要是知道怎么拍婆子、带圈子,保准都到外边儿玩儿了。也许有一个半个的不来,你猜怎么着?”来子看着我,笑得很坏地问。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

“一个是阳萎,那半个是二尾(读Yi变性人)子。”他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忍俊不禁。

“哥们儿,你们哪儿的?”不知什么时候,身后站了两个人,阴阳怪气地问我们。同时,一个凉嗖嗖的东西顶在了我侧肋的下胯骨上。

“我们是太平湖的,哥们儿有什么事儿咱好商量,先别动手儿。”来子用非常和缓的语气说。原来对着他的那个人手里没家伙,只是扽住了他的脖领子。

我心里放松了许多,心想:这就好办多了,我可以不用顾忌来子,随时可以找机会动手。但必须一下子制他于死地,否则干脆别动。

“什么他妈太平湖的,太平湖的都是我孙子。看你这样儿,页子够活(钱多)的吧?怎么着,拆的拆的(分走)吧!哥们这儿扛一天了。”拿刀的人说。

“拆的点儿倒没什么,就是您这插子太吓人,我都不敢掏兜儿。”我装作很害怕地说,一动也没动。

他见我挺老实,拍拍我肩膀说:“这还差不多,算你篡儿亮(聪明),省得我溅血了,站起来让哥们儿洗洗。”

我站起来,慢慢地转过了身,看清了他的样子。他有二十一二岁,长相很凶,个子没我高。我稳住了,寻找着机会。来子已经乖乖地把兜里的东西全拿了出来,我知道要是我不动手,来子是不会动手的,因为他怕我被刀伤着。那小子一边往自己兜里装东西,一边对拿刀的说:“有两张儿,没白洗!”

拿刀的见我俩都挺松,便把右手攥着的刀掂到左手上,腾出右手想翻我的兜。

机会来了!我一拳狠狠地打在了他的下额。不幸的是,他只是晃了晃,没有倒下。他纵身向前,左手的刀向我捅来。但不够快,也没什么力度,这一拳还是起作用了。说时迟那时快,我左腿往后一撤,侧身闪过刀锋,左手抓住他左手腕,向后一拧,同时右手在他后背一送。看来没白跟师哥学这一手,真是四两拨千斤。“扑嗵”一声,他竟然摔出两米多远,一头栽进了河里,匕首也掉在了我的脚下。我捡起匕首,站在河边看他爬上来,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用刀尖抵着他的喉咙说:“太平湖的是你孙子吗?”

“不是不是,我是孙子,太平湖的都是我爷爷!”他吓得脸都白了。

“你是再下去游一圈儿,还是让我捅你一下儿?”我拿刀尖蹭着他脸说。

“我再游一圈儿------我再游一圈儿------”我松开手,一脚把他踹了下去。其实,他要是一句松话不说,我倒放过他了。我最恨这种见着松人压不住火儿、碰上横人磕头如捣蒜的。

来子这时已经和那人滚成了一团,我跑过去,拿刀对着那小子说:“松手!松手的话我不动你,再不松手就插了你丫的!”

那小子一愣,松了手。来子一拳打过去,说:“你丫把钱还给我,太平湖的什么时候丢过这份啊!”

那小子把来子的钱和东西都掏了出来说:“你们现在是二对一,还拿着叉子,我不说什么了。”他把钱和东西不情愿地递给了来子。

“孙子,听你这意思,是不是不服啊?”来子说着又给了他一个耳光。

这时,水里的那小子哆哆嗦嗦地上了岸,嘴都冻紫了,作揖说:“哥们儿我服了,我真服了。放了我吧,我求你们了。”

这会儿已是秋末时节,也确实够冷的。我说“滚蛋吧!”他转身就跑了。连自己的哥们儿也不顾,这就是小流氓、臭地痞,永远也当不了玩主。这不过是打架,要是警察来的话,还不得帮着警察抓自己的哥们儿!我想起师哥说那三个欺负林婄的痞子的话,“别给玩主丢脸了” !

“来子,放了他吧。你瞧刚跑的那孙子哪儿仗义啊,还号称玩主,一看就是痞子。”我又对那小子说:“你走吧,以后这样儿的哥们儿少交,关键时非把你给卖了。”

那人一声不吭,低头走了。刚走出去几步,又走了回来,对我说:“哥们儿,我看你是条汉子。咱交个朋友怎样?”

“谁跟你们这些土混混儿交朋友啊!趁早滚一边儿去。”来子骂他。

他脸红了,想再说什么,又停住了。我看他五官端正、不是坏像,就问:“你叫什么呀,哪儿的?”

他见我有和好的意思,笑着说:“我叫蒋国生,家就住西外。可我不在西外玩儿,我在西安铁路局工作。”

一听就知道他说的实话,但看他不过二十岁,怎么跑到西安去工作了呢?

“你多大呀,怎么在西安工作了呢?”我好奇地问他。

“我二十一,是老初三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我们家出身不好,我爸妈把我送给我姨,就为了以防万一,好给我家留条命根儿,结果我爸真被红卫兵打死了。我通过姨夫的关系,在西安铁路局找了个工作。”他说完后又问我:“你知道师哥吗?我来北京就是为了找师哥的,我在西安认识的他。刚才那小子是我前天才认识的,他说他是师哥的兄弟,说他能帮我找着师哥我才跟他在一块儿的。这两天他就知道让我请他撮好饭馆儿,还老跟我要钱,把我都弄微(没钱)了。我倒不在乎钱,没了就再搬两家儿呗。可他又不敢,非说洗俩佛爷就有了。他告诉我说,他在西外绰得很响,是佛爷就得给他上供,所以才跟你们碴起来的。我看你们玩儿得不错,想跟你们一块玩儿。有戏吗?”

我一琢磨:师哥能看上的人应该还可以交。要能有个人一块儿搬大闸会好得多,省得天天去玩儿货。就对他说:“我看你人还可以,咱就一块儿玩儿吧。可咱先把话说头里,在外边玩儿,玩儿的就是‘仗义’,你既然跟师哥一块儿玩儿过,这些就不用多说了。一句话,到关键时候别装孙子就行了。”

“哥们儿,你比我小,我要是做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就不是人肏的。你放心吧!”他认真地发了誓。

他这话要是搁到八、九十年代的小流氓说,打死我也不信。但在那个年代的玩主,基本上把义气放在第一。不像八、九十年代的人就认识钱,为了钱可以不认爹妈,为了钱老婆也可以献出去。我相信了他,从此我俩成了好哥们儿。

“走,咱上老莫儿(莫斯科餐厅)吃饭去。”我对他俩说。

到了老莫儿,我们找了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我让他俩点菜,他俩说不会点西餐。我说:“没关系,随便点。”

他俩还是不点,我虽说跟师哥来过几次,但我吃饭从来不记菜名, 看他们实在不点,服务员又站在桌边等着,就随便点了几个。

“罐焖鸡、奶汁烤鱼、煎猪扒、罐焖牛肉、煎尼肠、奶油烤杂拌、红菜汤——哎,你们爱喝奶油豌豆汤还是红菜汤?”我装作熟练地问他俩。

“都行,都行。”蒋国生说。

“那就红菜汤吧,开胃。再来四瓶儿啤酒,一瓶儿茅苔。” 那时在任何一家餐馆都买不着茅苔,只有在老莫,得消费到一定数额才可以买一瓶。我想买一瓶,作为礼物送人。

“大瓶儿还是小瓶儿?”服务员问我。

“大的。”我说。那时茅苔酒倒不贵,小的六块钱,大的也才八块,我当然要大的了。

“一共四十七块六,请您交钱。”服务员熟练地算完账后,收了钱。不知为什么那会儿在“老莫儿”得先收钱,可能是怕人家吃不起吧。

“你菜点得够溜儿的呀,经常来吧?”来子小声问我。我没回答,心说,我把记得的都点出来了,其它的一样也点不出来了。

“今儿咱只喝啤酒,那茅苔我留着有用。”我对他俩说。

“正好,我就爱喝啤酒。再好的白酒我也喝不出什么好儿来。”来子边倒着酒边说。

“来,咱干一杯。为了咱们今后的交情,干!”蒋国生站起來,举杯说。

“对,干!”我们仨人都站着端起酒来,一口喝了进去。

从老莫儿吃完饭出来,都快九点了。来子说:“咱得赶快走,再晚就没班车了。”

我对蒋国生说:“明儿中午十一点半,我在动物园门口等你,我们得走了。”

“你们要是没地儿刷,可以到我那儿去,我一个人住一个屋,有一张大双人床,能睡得下三个人。”蒋国生说。

“我倒没刷着,他刷着呢,我明儿得上班。”来子说。

“那你上我那儿得了,省得明儿还得互相等。”蒋国生热情地说。我一想,来子那宿舍的人都回来了,的确不方便,就对来子说:“要不我住他那儿吧,你那儿不方便。”

“行,那我先走了。”说罢来子快步向332路车站走去,他回头喊了声:“有事儿到我家找我!”

蒋国生家在扣钟庙,院里只有三户人家,挺安静的。我俩聊了会天,说好明儿去搬两家,就睡了。他睡不着,一会儿又问我:“你拍婆子是不是特油儿(棒)啊?”

不知为什么,我总被人这么看,我不高兴地问他:“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花儿匠呀,一天到晚就会摆弄花儿?”

“不是,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就是看你那样儿,准招女的喜欢,拍婆子肯定不会炸的。说真的,你带过几个婆子?”他兴致勃勃地问。

“我没拍过。”我不想和他说柳云的事,就干脆说没拍过。他看我不耐烦了,便说:“得得,不想说就算了,在外边玩儿,有几个没带过圈子、拍过婆子呀?蒙傻屄行了。”

“你既然认识师哥,那你什么时候见过师哥身边带过圈子、见他拍过婆子?几个月前他才带的林婄,还是林婄自己非要跟的。你怎么能肯定外边玩儿的就非得带女的呢,照你这么说,不带女的就不是外边玩儿的了?”我跟他抬起了扛。

“这么说你认识师哥啦?那刚才我问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蒋国生惊喜地坐了起来,又问我:“师哥现在在哪儿呢?”

“昨儿晚大抄,他看北京太紧,今天一大早儿就上外地了。具体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我说。

“嘿,怎么那么巧,好容易碰上一个认识师哥的,人家还走了。真是!”蒋国生惋惜地说。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我们从他家出来,他说:“噢,忘了带家伙儿了。”便跑了回去,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大改锥和一块铰掉一半的朔料垫板,他还拿了个军用挎包,边走边往里边装着。他对我说:“咱上东城东四那边儿搬两家儿去,前几天我在那儿踩过道,发现那边儿还行。”

“那儿能有什么富户啊?文革抄家早给抄穷了。”我说。

“那你说上哪儿?”他问我。

我想了想说:“咱去军队或者部委大院儿。”

“那地方都有当兵的站岗,进不去,再说连道都没踩过,多悬呢。”他有点发怵。

“走吧,那些当兵的根本就不问。你大大方方进去没事儿,越是偷偷摸摸的他越问你。”我说着就向27路车站走,他跟了过来。

到了德外那站,我们下了车,来到了休干处。这是一个军队退休干部的大院,住的都是处局级干部。我刚要向大门走,他拽住我说:“算了,还是换个地儿吧,一看见当兵的站岗我就紧张。”

我看他害怕,只得放弃了,我扭头向回走着,说:“就你这点儿胆儿,还想搬大闸?我看玩儿货你都出不着肥的。”

“哥们儿别踩估人,待会你看我的,只要没有站岗的,我就给你玩儿个鲁的。”他不服气地说。

刚拐弯,就看到有几座灰色楼房,围绕成了一个院子。他看了看,便要进第一个楼洞。我忙拦住他说:“这里靠路边儿,来回过的人太多,上最里面的那楼。”

到了那楼,我一看没人,就闪身进了楼洞,他跟了进来。我们到了第三层,敲了敲门,三家都没人。他拿出垫板,插进了左手那家的门。“吱”的一声,门就开了,我俩赶快挤了进去,又把门关好。一看里面有三间屋,便先去开里边的那间,他用垫板插了几次都打不开,便拿出改锥来,我将改锥用力插进门缝,拼命向左边撬,他又将垫板再次一插,用肩膀使劲一撞,“砰”——开了。

屋里有张双人床、写字台、电视、壁橱,我俩快速地翻了起来。可全翻遍了,也没找到一分钱。蒋国生又去撬另一个房间,我刚要跟他过去,看到壁橱下层有一个棉套,便顺手往外一扽,从面套里滚出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一个鼓鼓的大钱包,沉得很,钱包似乎要被撑破了。我忙打开一看,顿时呆住了,里面全是崭新的五元一张的钱,我没有再看,马上揣在怀里,叫了一声:“蒋国生,找到钱了,快走。”我迅速地走了出去。

蒋国生小跑几步跟上了我,小声地问:“多少?”

“不知道,没数,先到你家再说。”

到了他家,我拿出来递给他说:“你数吧。”

他一接到手里,马上说:“我肏,怎么这么沉啊!”

他打开一看,惊喜地喊道:“这么多钱!还都是新票子。”

他掏出钱来刚要数,又觉得钱包还是挺沉,打开另一层的拉锁一看,有两块手表,一块新的上海全钢,一块旧的欧米茄。

“你戴哪块儿?”他兴奋地问我。

“无所谓,不过我现在哪块儿也不能戴。我还没参加工作呢,学生戴手表太扎眼了。”

他把两块表来回戴上试了试,最后说:“我就戴这块欧米茄了,行吗?”

“这有什么不行啊,咱们之间客气什么。”我由衷地说。他将表戴好,又数起了钱。

“整整八百,咱俩一人四百怎样?”他数完钱,高兴地说。

“行。”我说。

“给你,这是整四百。”他递给了我一摞钱。我没接,对他说:“我身上的钱还够花,这些先在你家放着,身上带太多钱不好,等我要用的时侯再跟你要。”

“也行,那我放哪儿呢?”他的目光在屋里巡视着。

“对,放这儿。省得我妈帮我收拾屋子时看见。”他说着将椅子摞在桌子上,然后人站了上去。我将钱和手表递过去,他放在了天棚里。

“把我的也递过来。”他对我说。他在兜里装了一百,把其余的都放在了天棚里。

他跳下地,掸掸手说:“走,咱出去溜达会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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