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
真实的记载如梦的一生---
（九）
一年级过得很快，转眼已经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下旬。一个星期天早上，传电话的说有妈妈的电话，让她赶快去接。
妈妈接了电话回来后，匆匆忙忙地在破旧箱子里翻找衣服。最后找了一件淡淡的浅粉色花儿的旗袍，穿上后对着镜子梳了梳头，从两鬓向后别了两个卡子。她找到一双浅米色半高跟鞋，穿上看看，又脱了下来，还是拿出了她那双绒布的扣襻鞋。她找了两双袜子，都觉得不合适，那袜子是粗线的，松松的袜腰与旗袍实在不相配，她索性光着脚，穿上了鞋。她又照了照镜子，满意地从大抽屉里拿出那个浅灰色的小皮手包。那手包儿是长方形圆角的，包口有一道拉链，一头有一条小皮带，可以套在手上，皮带上还有一颗绿绿的小珠子。这只手包一直躲在大柜子最下面那个抽屉里，从没有人碰过它。今天它被欣喜地套在了妈妈的手上，小绿珠子还高兴地蹦了两下。她又从柜子最底下的衣服里抠出了家中仅有的三十块钱，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包里，把一块白手绢顺手掖在了腋下，然后对我们说：“好好在家里玩儿，不许出去。我去接你们的爸爸，回来时一定要看到你们都在家。”
她说话的时候依然像平时一样平静，但眉梢和嘴角却流露出她内心的惊喜。
妈妈真漂亮。虽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但皮肤仍是白白净净、富有光泽。脸上没有一点皱纹，两道弯弯的细眉下，那双大而长的眼睛永远是那么地平静慈祥。好久没见她刻意梳妆了，今天稍加打扮，就展现出了她的姣美。旗袍衬出了她纤巧的身材，显得曲线分明，亭亭玉立。只是她的双手已经布满了沟壑与硬茧。正是这双手，让我时时感到她的温暖与充实。
老抗还清晰地记着爸爸的模样，他时常向我说起爸爸抱着他去龙头井给他买小笼蒸包子吃。他高兴地说：“我们一定在家等着，哪儿也不去。”
我有些恍惚，“爸爸”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太生疏了，但我知道，爸爸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
小沉看妈妈穿得这么漂亮，抱着妈妈的腿不放。在他脑子里没有“爸爸”这个概念，他从会说话起就没叫过爸爸。只有当别的小孩叫爸爸时，他才感到奇怪，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而我没有呢？他不知道爸爸要回来了，妈妈有多高兴，他只是一个劲地缠住妈妈，非要和妈妈一起去。妈妈连哄带吓地总算让他松了手，说了声“听话啊”，就匆匆地走了。
直到下午五点多，我们听到大门外一片嘈杂声，便领着小沉跑到了门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大门外，住在一号的牟太太和她三儿子牟逢驰抬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大白椅子，向轿车跑来。妈妈在车后坐上，怀里躺着一位面色憔悴、目光呆滞、瘦瘦的老人。他穿着一身奇怪的黑衣服，头发胡子胡乱地龇着，长长的身体一动不动，任由人们搬弄。
这就是我的爸爸，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我不敢相信，这怎能和照片中的爸爸联系在一起？但他的确是我的爸爸，那曾经百战沙场、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沈克将军。
全院的邻居们都来帮忙了。刘国栋身强力壮，一下子抽起爸爸的身子，放到了大白椅子上，大家抬着椅子向家中走去。进屋后，妈妈让先放在屋子中间，她麻利地将里屋床上的被褥铺好，让大家帮忙，把爸爸慢慢地放在了床上。
等邻居们都走后，她拿出五块钱，对老抗说：“去给你爸买只鸡、一条鱼和一斤肉，看看咱家肉票儿，够买多少就买多少，剩下的钱都买成牛奶糖，快点儿啊。”
看老抗跑了，她用一个大毛巾垫在爸爸头下，拿来一把剪子、一个剃须刀，一点一点地把爸爸蓬乱的头发、胡子剪刮整齐，又打来一盆水，把爸爸洗得干干净净，这才起身去炖鸡汤。
当妈妈炖上鸡汤回来时，我们仨正围着爸爸。她先指着我，对爸爸说：“这是小猛，你走的时侯他才三岁多，现在一年级都快念
完啦。这是老抗，你还认识吧？你忘啦，你老抱着他去龙头井买小笼包子去？孩子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爸爸两眼直直的，没有一点反应。她不管爸爸听不听得懂，又抱起小沉举到爸爸眼前，说：“这是小沉，现在也这么大了。孩子们都很乖，你好好养病，等将来好了带他们玩儿去。”
爸爸嘴唇似乎动了一下，他可能想说什么，但他说不出来。一颗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溢出，一颗军人的泪，一颗男儿的泪，流出来了。
妈妈从腋下拿出手绢，把他的眼泪擦干，出去端来一碗鸡汤，拿小勺舀了一勺，轻轻地吹着。
“你什么也不要想，咱们这一辈子什么没经过？一切都能过去。你现在就是要好好养病，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她一边说，一边往爸爸嘴里送着鸡汤。爸爸的嘴张得非常吃力，喝一勺流一半。妈妈用手绢不停地给他擦着，一碗鸡汤，他喝了半个多小时。
星期一，妈妈没有上班，她向工厂请了假，在家侍候爸爸。她给爸爸煮小米粥，煮得烂烂的，还用喂婴儿的糕干粉、杏仁霜冲好给爸爸喝。面条擀得细细的，切成小段小段的，煮得极烂，再渥上一个鸡蛋，香喷喷的。
这些天我们没看她在床上躺过。我们睡时她给爸爸煮药，醒来她给爸爸擦脸。有时我会看到她坐在爸爸床边的椅子上歇一歇，往往是一个瞌睡把她惊醒，赶快看看爸爸是否有什么需要的，因为爸爸拉屎撒尿也不知道。她一天不知要给爸爸洗多少回下身，换多少回衣服。
我从没看到过她露出半点难色，疲惫的脸上永远是安详平静的神情，和我们说话时依然和蔼可亲。
每天她给爸爸剥一块牛奶糖。她剥好后，咬成两半，先往爸爸嘴里放半块，剩下半块放在糖纸上，等他慢慢吃完，让他喝了药以后再把那半块放进他口中。
这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奶粉、奶糖等许多东西在市面上买不到，只能在友谊商店买到，得有外汇券。这要感谢大姐夫、大姐，二姐，他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外汇券，去友谊商店买好了送回家。还有一些是朋友送来的，有许多人我没见过，有的还是坐小汽车来
的。可他们都是来过一次后就不再来了，只有甫大爷和胡二大爷常来。尤其是胡二大爷，他每天都来，总是坐在床边不停地向爸爸唠叨着。尽管他知道爸爸听不懂，即使听懂了也说不出话来，可他还是不停地说。每次来的时侯都恭恭敬敬地向爸爸鞠躬请安，爸爸去世的那天他哭得非常伤心。
爸爸回家第十七天的早上，妈妈将头天晚上煮好的汤药放到火上，再热开了锅。她把药汤滗到碗里凉着，想给爸爸的嘴里放半块糖，剩下那半块等喝完了药再给他。可这次，连半块糖都没喂进去，她的手在喂爸爸时哆嗦了一下，糖掉在了爸爸的胸前。
她听到爸爸说话了：“沛如，忠诚啊——”
但这是爸爸最后的一句话，爸爸说完后停止了呼吸，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他唯一欣慰的是，他死在了家里，看到了自己的爱妻和三个未谙人世的儿子。
妈妈一动不动地看着爸爸，慢慢地从腋下摸出手绢，轻轻地盖在了爸爸的脸上。然后她迟缓地退到门边，倚着门框哭了。听不到哭声，只看见她的眼泪唰唰地流，浸湿了衣衫，流在了地上。
我一开始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一个劲地摇扯着她的旗袍，问：“妈，您为什么哭？妈！您怎么了？”
那天妈妈穿的是一件黑色的旗泡，她面对着躺在床上的爸爸，斜靠在半开的里屋门上，哭得那么伤心，却又那么地安静。屋里没有声音，只有泪水，她是一个永远把情感埋在心里的人。
下午，知道爸爸去世的人陆续地来了。胡二大爷跪在爸爸的床前，头磕得山响，哭得震天动地。那是军人的哭，大花脸的哭，声如洪钟，裂人心肝。
（十）
在我出生前家道开始破落时，我家有个花匠。他是京北郊区人，原是我爸爸的马弁，我爸爸弃武后，他就在我家养花修草，看家护院。一九五零年他拿了我家许多金银首饰，骑着一辆“三枪”牌自行车跑了。一九六三年秋天，他给我家写了封信，说他在昌平，请我们去他家。他之所以敢来信，是因为他太了解我妈妈的为人了。他在信中愧疚地写道：
“------当时，我在辗转不眠之下还是决定偷走了这些东西，我以为您家大业大，少了这些不会没饭吃。而我每月的关饷如果一断，全家就没的吃。所以我昧着良心，做了这事。我跑到石家庄，想把这些东西变卖掉，做些生意，谁知我被人骗了。正是命里有三斗，莫去争一石啊。没办法，我偷偷地回了家，种地为生。四老爷去世，我是知道的，羞愧的心让我不敢登门祭奠。四老爷火化后，我在八宝山四老爷的骨灰前跪拜了一天，总算把心中的忏悔向四老爷在天之灵诉说了。此后，我定下心来在家安心种地。现在刚过三年困难时期，不知您及少爷、小姐们生活怎样？京郊农村还好过一些，光自留地种的玉米就收获不少。若您能来此一游，也算是您原谅了我。就算我走后，心中也能宽慰一点儿。
今天我能写信，也是四老爷和您多年来在闲暇之余，一笔一划地教的我啊。作孽，真是作孽！就此搁笔吧。
恭候您。
不肖小人
侯孝纯 敬上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
看了这信，三姐说：“这种人理他干嘛，甭去。”
妈妈没说话，拿起笔写了几句话：
“孝纯：
来信据悉。知你能在京郊安心种地，自食其力，甚为高兴。这才是为人之本。
本想亲自去看望你，无奈家务缠身。故叫二女排排、三女迎迎及三子猛儿特去看望。
祝阖家幸福！
四婶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八日”
她写完后，叠好放在信封里，对我二姐说：“你和迎迎、小猛去看他，我看这字写得断续无力，恐怕有什么征兆。要真是这样儿，应该让他安心地离去。”
当我和二姐、三姐到他家后，他已处于弥留之际，但他还能认出我的二姐、三姐。他激动地用颤抖的双手摸着我的手，哆嗦着嘴唇想说什么，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两行热泪顺着他的眼角，流到了枕头上------
黄昏时分，我们告辞后往家赶，他老婆和儿子热心地给我们装了许多花生、瓜子、核桃和一大包袱刚摘下来的老玉米。我们再三说拿不动了，他们却坚决让我们带上，我们只好带上了。幸亏二姐是运动员，而我小时侯也胖胖的挺有劲，连背带抱的总算拿回了家。当晚，我家弥漫着蒸青玉米那香喷喷的气味。全家吃着玉米，三姐问妈妈：“妈，当初老侯偷走咱家那么多贵重东西，您怎么没报案让公安局抓他呢？”
“咳，他在那时做出这事儿，一定有他的原因，对与错他早晚会认识到的。让公安局抓了他，他可能会后悔，但只是后悔这件事本身。现在他的认错，才是发自内心的忏悔。”妈妈平淡地说着。
三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王，叫王玉琴。她长得很清秀，中等个，不胖不瘦，白白的脸上有几个淡淡的雀斑。她说话爱拉长音，很好听，是个和蔼可亲、工作认真，令人尊敬的老师，也是我们班的少先队辅导员。
一天，王老师让大家填写入队申请表，她将表格发到我们手里说：“拿回家以后再填，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家长。”
到家里，我认真地填写着，当看到有一栏写着“出身”时，我问妈妈：“什么叫出身呢？”
“就是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的爸爸是做什么的。”她和着面，回答我。
“那我是什么出身啊？”
她掸掸手上的面，奇怪地走近我，看到我笔下的申请表，她无奈地说：“你就填‘旧军官’吧。”
我在出身这栏内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旧军官”三个字。
第一批入队的名单上没有我，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同学们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又看看老师，我举起了手。
“沈猛，你有什么事？”老师问我。
“老师，请您再念一遍入队同学的名单好吗？”我想老师一定是漏读了我的名字。
老师没有再读一遍。她把名单放在讲台上，一字一句地说：“入队是对每一个同学的考验，不是说你入了少先队就完美无缺了。反而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更大的进步。这次没能入队的同学也不是一无是处，这是对你们的考验。你要认真地问自己：我有哪些地方和已经入队的同学存在差距？要赶快追上来，争取下一批的入队名单上有你，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个别同学的家庭出身不好，我们就要对你的入队问题慎重一些。周总理说过，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他所走的道路完全可以由自己选择，希望你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
出身问题第一次在我九岁的心灵上烙下了痕迹。我低着头，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沈猛！”桑奇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从后面追了上来。她是我班女生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她老穿新衣服，铅笔也多，橡皮有十几块。而且她最爱和男生一起玩儿，有时我们踢球时少个人，她会自报奋勇地补上，还专爱守大门。
她拉着我站住，摘下红领巾，一边往我脖子上戴，一边说：“别不高兴，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只有八名。虽说你应该排在第一、二名，可还有四十来个没入队的呢。第二批准有你，来，你先戴我的。”
我一把揪下来，扔到她怀里说：“我不要你的，我一定要带上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红领巾。”
这时李石、程娜和吕康也围过来说：
“下一批里准有你，肯定的！”
“你就是因为出身不好。你忘啦，有一次在你家练节目，你拿出一张大相片给我们看，还指着你爸爸说多威风，那中间的是蒋介石，是大坏蛋。老师都知道了。”
这时陈东、付巫也跑过来，他们俩这次也没能入队。陈东是因为太调皮，上课时从来没老实坐着过，学习成绩也不很好，他没能入队是正常的。可付巫是为什么呢？他学习挺好，还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他从很小就练字，那“柳”体正楷写得像我们上大字课时描的红模子。老师曾多次夸奖他的毛笔字，连老师自己都写不出来那么棒的字，说他以后能做书法家。他也没能入队，会不会因为他家有个日本大战刀？我默默地琢磨着。
从那儿以后，我再没拿出这些照片看过。老抗那时已经入队两年了，似乎对天天戴领巾感到麻烦。每当他忘记戴时，我就偷偷地在家里戴上，照着镜子，美滋滋的。
第二批加入少先队的入队仪式举行了。王老师带着红领巾，把全班集合在操场，准备宣布第二批队员的诞生。
这是秋天，蔚蓝的天空中，点点白云缓缓地向东方移动，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几许秋风扫过，卷起庄严的队旗，撩动她胸前的领巾。她微眯双眼，手拿名单，慢慢地举到了眼前。
我忐忑不安地睁大了眼睛，竖起耳朵，迫不及待。
“陈东，黄际平，林子云，程红，付巫，沈猛——”
“到”我大声地答了一声，刚想迈出队列却又止住了脚步。别听错了吧？我疑惑地问自己。我又看看王老师，她的目光直直地盯在我身上，见我不动，她微微地向我点了下头——是我！我没听错！我挺起胸脯，大踏步地向队旗下走去。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宣誓：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高举先烈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脚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我擎起右手，高颂誓词。脸颊通红，胸中激荡着一股热血。英雄们一个个出现在我脑海里：铡刀下，十五岁的刘胡兰英勇就义；山坳里，王二小举着牧羊鞭把鬼子引进雷区，与侵略者同归于尽；硝烟弥漫的碉堡下，董存瑞手举炸药包；火舌四射的枪眼上，堵着黄继光的胸膛------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革命的传统。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庄严的队歌，响彻在天空。我感觉此刻那么神圣。
入队不久，我被选为中队长，负责组织工作。自此，每次过队日就由我来筹划安排了。
三年级的时侯我已经不胖了，个子很高，在全年级也算数一数二。在同学们中我的力气算很大的，全年级有什么活动的时侯我负责敲大鼓——全学校就只有一个大鼓啊！
我第一次把那大鼓挎在胸前时，不得不三次缩短了皮带才挎好。大队辅导员刚要一下下地教我，却听到了“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标准队鼓声音，那节奏分毫不差。我早已在羡慕高年级大鼓手的同时，把鼓点的节奏、手法学得熟稔了。
每当我敲着大鼓走在队列的最前面，后面跟着四个小鼓手时，我感到自豪极了。尤其是当路边的行人指点我们时，就更加来劲。虽然我没听见他们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的话肯定是赞美之言。我们的鼓号队没有号，也没指挥，完全由大鼓手来操控。于是我就利用这个特权，不时地暗示小鼓手们开练。弄得他们个个汗流浃背，而我更是大汗淋漓。大家没有一个说累喊停的，整齐的步伐，铿锵的鼓声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