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这里说的中国人指的是汉人，中国文化相应地特指汉文化。我们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来指称汉人和汉文化，是为了顺应大众的阅读习惯，使阅读来得轻松自然些。
人都有说假话的时候。说假话的原因和目的很多，未必都是负面的。说假话有的是出于信仰的原因，为了保护组织和同伴，在敌人面前宁死也不说真话，那叫英雄气概；有的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始终不向当事人说真话，是为了避免当事人的痛苦；有的是为了取悦对方，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气氛，这是聪明伶俐的表现。说假话更多的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受到伤害。说假话不难，难的是面对真相还能淡定从容的坚持说假话；难的是毫无目的性的习惯性说假话。
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总纲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总纲第六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总纲第十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总纲第十二条）”。中国政府一贯声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中国的现实状况是：财富和资源迅速的掌握在一少数社会精英手里，大量的工人下岗，无数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工农大众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社会精英们房产无数，普通百姓则过着蜗居的生活。富人房产无数却不必缴纳地税，这真是咄咄怪事，有房产者必须缴纳房地产税，这是世界惯例。如果说不缴地税是因为没有土地所有权，那就应该缴纳土地租赁费。这种损不足益有余的做法明显违宪。
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20世纪初意大利学者科拉多·坚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坚尼系数乘100倍作百分比，若低于0.2表示收入平均；0.2-0.3表示相对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國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2012年12月，西南财大的统计报告估計中国大陆的坚尼系数已突破0.6，达到了0.61，为世界罕见。即便是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474来看，也是居于非洲国家乌干达和卢旺达之后，位居世界第93位。 一个号称有近65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贫富悬殊竟到了如此地步，我们的所谓的人民公仆们难道不应该汗颜吗？
中国的政府官员们绝大多数为中共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共党员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中国共产党章程里的说辞，在大众眼里不过是一些令人喷饭的笑谈。对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人民公仆们，坊间流传着有这样一种说法：把科级以上的干部统统抓起来按贪官处置，如果用机枪扫射的话，肯定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毙一个的话，肯定有漏网的。
据说，英国西北部一个小镇每年的11月份举行一个业余国际 “吹牛大王”比赛。因为是业余比赛，所以禁止政客和律师参赛，因为他们是专业撒谎者。如果中国人的撒谎仅限于政客和律师，倒也罢了。实际上中国人，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从知识分子到下里巴人都有说假话的习惯。无论何时何地，不管任何人，只要需要，我们都有理直气壮说假话的勇气。说谎成为了中国人生存的一部分，成了升官晋级，赖以生存一种“文化”。
2012年，一个名叫傅苹的华裔美国人出版了一本名为《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的回忆录，讲述了她从中国劳改队到美国创新企业家的人生历程。书中说，她在文革10年没有上过学而是被劳动改造；她目睹了老师被红卫兵四马分尸；她在10岁时被10～12个红卫兵轮奸；还说在苏州上大学期间全体女生每月被学校官员用手指检查月经；她还亲眼看到几百名女婴一生下来就被杀死。整本回忆录就像是一部为了蒙骗西方读者而编纂的一本耸人听闻的恐怖小说。被誉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的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书中明确地写道唐骏取得了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后经打假斗士方舟子查实，唐骏不过是花了2595美元，从一所名叫西太平洋大学的野鸡学校买了一个“博士”。2011年,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柴玲出版了名为《 一心一意向自由》的回忆录，全书共193页，除去序文，附录，童年回忆及传教部分，正文141页。就在这141页的正文中，柴玲的前夫，同为民运领袖的封从德发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柴玲不顾基本事实，把北京大学说成是 1898 年由美国传道士建立的。柴玲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1983年入学的，为了表明她是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北大心理学系的学生，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她之前的五届师兄师姐全部抹杀掉。在书中的第24页中写道“在 1983 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七年以后，北大的心理学部门开设了一些小班，每班只有二十个学生”（电子版）。事实上，北大心理学系在1978年10月就面向全国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20名。此后四年，每年招生人数均保持在20—30名左右。著名艺人英达就是1979年考入北大心理学系的。柴玲，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生，可以对自己的母校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假话，为己之私，还有什么谎言会忌讳不说呢？这让我想起据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林彪的一句话：不说假话，无以成大事。这些所谓代表着中国人良知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们都可以在公之于众的书籍中置诚信而不顾，毫不忌讳的编故事说假话，在这个社会上还有谁的话可信呢？
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人习惯于说假话，源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在《论语·子路》中有一段记录孔子和他的子贡讨论“士”的对话。孔子说：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硁硁：是锤子凿击的声音。这句话的大意是，说话非要可信， 承若非要兑现的人不过是一个固执的小人罢了。充其量是个等而下之的“士”。古人所说的“士”，泛指具有一定学养的人。在《论语·为政》中，虽然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的话，其表达的意思与“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是不同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意思是：为人处世要给人一种诚实可靠的印象，否则难以成事。孟子担心后人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从正面告诉我们：“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上》”。后世的道德学家们避重就轻，对“惟义所在”大做文章，熟不知在国人眼里，仁义者，不过是仁者见仁，义者见义的玩意。古往今来，多少有学养的士大夫们正是打着“仁义”这高尚而空泛，庄严而随意的旗号，完成了一次一次的杀戮；实施了一个一个的阴谋。众所周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儒家学说是中国人道德规范的基石。正是在这块基石上，清楚无误的刻有八个大字：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中国文化崇尚水。老子的《道德经》有：“上善若水”的说法。进而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 之 。”。一九九三年秋，在湖北沙洋县纪山镇发掘出来的郭店一号楚墓，墓中发现了道家的另一典籍《太一生水》，其中，更为明确的指出“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地”。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管子·水地》中有 “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还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杨泉在他的《物理论》中写道：“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气，发日月，经星辰，皆由水而兴。”。古人崇尚水，是因为“水”（H2O）这种物质在不同的环境里可以以不同的形态出现，遇热可化为气体，逃遁得无影无踪；遇冷则聚为坚冰，锐利得无坚不摧。水可以“以天下之至柔 ，克天下之坚”，滴水可以穿石，水汽可以使得无坚不摧的钢铁成为废物。水，既可柔情似水，静如明镜；也可排山倒海，一泻千里。从中，古人悟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日复一日这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座右铭。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就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们在生活中，相互学习，彼此交流如何用变通的方式迎合这个世界，渗入这个世界，如何能不拘一格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由于中国文化中崇尚灵活变通，所以造就了中国人习惯于作假的传统，说假话，大话和空话不过是作假的一种表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