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大宅门里的如烟往事
上海八大望族旧事遗址
“仍然住在祖宅洋房里的连1%都不到，那些名门望族的后代几乎都在那个年代被扫地出门。后来最潦倒的，在路边看自行车。豪门盛衰是非常具体的故事。每个大宅门同每个历史名城一样，都有自己的沧桑巨变。”《上海望族》作者宋路霞如是说。
李鸿章家族——丁香花园不是李家的产业
李鸿章家族，世称晚清第一家。他们祖籍是安徽，发迹却在上海滩。
打从李鸿章1862年率领淮军杀到上海算起，李家在上海已经生活了一个半世纪，整整七代人之多。李鸿章本人虽然没有在上海久住，但他在上海却留下了影响深远的事业。上海成了洋务运动的重镇，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华盛纺织总厂等均在上海扎根。李家的生活轨迹也高密度地隐匿于上海梧桐树下的洋房里，成为了世人口中的传奇。
如果说半条华山路都是李家的，也不为过。华山路原本是一条对付太平军的运兵道，也许李鸿章因此对之情有独衷吧。
位于华山路699号的枕流公寓住过很多名流，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便是其中之一。李经迈在上海西区做房产生意没有失败过，杰作之一是上海滩一流的高层公寓——枕流公寓。该公寓的六层和七层就是他的住宅，中西合璧的风格。李经迈去世后，儿子李国超把包括枕流公寓在内的所有房产都卖了，去香港，再转美国，从此就没有回来过。现在的枕流公寓被誉为文化名人楼，住过很多名人，如周旋、孙道临、沈柔坚等等。
但凡写到华山路849号丁香花园的文章都说这是李鸿章为姨太太丁香建造的花园，但李家后人都说“根本没有丁香这个人”、“丁香花园不是李家的产业”。真正的李家豪宅是位于华山路长乐路口的一栋三层西班牙式洋房，是李经迈为其母莫氏造的。解放后房子长期归气象局使用。
位于华山路江苏路口的长宁区卫生学校里的一栋灰白色洋房当年是李鸿章侄孙李国芝的房产，曾办过俱乐部，开过赌场，号称“小开李的花花世界”。从学校沿江苏路方向延伸，有好几栋豪宅都是他的，可惜靠近江苏路延安路路口的花园洋房在造高架时拆掉了。
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曾任驻英公使、驻日公使。他的英国太太住在安庆路。儿子李国焘很有出息，兼通中外文史，当过上海邮政局局长，生前住在富民路182弄的裕华新村里。
威海路重庆北路口的储能中学过去是一处大花园豪宅，李鸿章的侄子、清末云贵总督、蔡锷的老师李经羲最后的15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当年门口有巡捕把门，院内有100多名佣人，路边候着成排的马车和汽车，不是一般的威风啊。
这是一处很出人才的老房子（目前仅剩沿威海路边的一排）——李经羲的大儿子李国松是著名藏书家、国学家；二儿子李国筠曾任广东省省长。李经羲的孙子辈中也出了两位著名人士，一位是前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另一位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老院长、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他们小时候都在此大宅院里生活过。
聂缉椝家族——在黄浦江畔兴旺起来
黄浦江在上海的版图上走了个弯弯的“
道台名叫聂缉椝，他是曾国藩的小女婿，也是李鸿章在沪大办洋务时的得力干将。聂缉椝很能干，离开家乡湖南衡阳才14年，就成了上海滩的“党政军第一把手”，而黄浦江还真是聂家的福地。
聂缉椝最早是住在江南制造局内的，后来搬到了霍山路上的花园洋房里。花园方圆不足三亩，如今是教苑宾馆和霍山路小学的所在地。另一处聂家花园位于辽阳路亚明灯泡厂的马路对面，由五幢三层高的红砖洋房和一个花园及网球场组成。现在挤满了民居。
聂公馆的西北方向是一块聂家捐献的地皮，当年工部局在上面造了一所聂中丞华童公学。学校现在叫市东中学。
离聂公馆不远的黄浦江边屹立着聂家的骨干企业——恒丰纱厂，五组厂房雄壮异常。这家中国最早的大型纱厂之一，设备全是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纺织设备，建国后改为了第三丝织厂。
聂家老太太曾纪芬与宋家老太太倪桂珍同为基督徒，每周在同一个教堂（景灵堂）做礼拜，久之成了好朋友。两位老太太做礼拜需儿女陪同，倪老太太由其小女儿宋美龄陪同，由宋子文开车接送；曾老太太就由小女儿聂其璧或几个儿媳陪同，时间久了，两家小姐和媳妇开始互往走动，宋美龄也成了聂家的常客。1923年聂家最小的女儿聂其璧结婚，经聂母与宋母商量，邀请尚在闺阁中的宋美龄小姐充当傧相，宋美龄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宋美龄穿了一身漂亮的衣裙来到了聂家，还带来了一串珍珠项链。也许，那时的宋美龄尚不习惯珠光宝气的打扮，或许那串珍珠项链已久不使用，在聂家对镜梳妆时，竟一下吧珠线扯断了，珍珠撒了一地，惹得满屋人都蹲下身帮他捡珍珠。待珍珠摆弄停当，才陪新郎新娘到花园去拍照……
刘晦之家族——银行梦破灭后钻进藏宝阁
上海新闸路陕西北路口附近，有一处十分僻静的院落，院分里外两进，迎大门有4棵高大的广玉兰。那广玉兰棵棵长得枝粗叶大，青翠欲滴，遮蔽了院内一半的光影。到夏天，浓阴就越过墙头，伸到街上，远远望去，非常气派。
这花园的主人名叫刘晦之，是李鸿章大儿子李经方的内弟。刘晦之的父亲刘秉璋曾亲自指挥了镇海战役，打了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个大胜仗。作为良将之子，刘晦之没打过仗，没得过科举上的头衔，却抓住经商机会，成了银行家、收藏家。刘家花园的八角小楼就是在中国现代收藏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藏宝重地——小校经阁。
新闸路上刘家花园里的四棵广玉兰是从李经方的花园里移植过来的。当年，李经方从北站附近的安庆路移居大连，将花园里的树木假山送给了刘晦之。解放后假山被搬进静安公园造景，只有广玉兰依然挺拔于刘家旧址。花园南侧有一幢八角小楼，当年飞檐上的琉璃瓦不复存在，徒留下四周的围栏。眼前是20几家房客分享的场景，又有谁能料到这里曾经藏了500箱古籍线装书、28000块甲骨龟片、数万锭各式古墨、130件古代兵器、二具唐代乐器忽雷、数百件三代彝器……
1919年，刘晦之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后，把总行迁到了上海，在北京东路虎丘路路口造了中实银行大厦。他推出的“特别有奖储蓄”噱头吸引了大量游资，让财政部长宋子文都不得不佩服。但“人怕出名猪怕壮”，实业银行的兴旺使上海金融界红了眼，最后刘晦之被宋子文等人逼得心灰意冷，索性辞了银行职务，一头钻到他的小校经阁中去了。
席正甫家族——三代买办统治汇丰银行半世纪
关于苏州洞庭席家,大凡老上海几乎无人不知，因为外滩那栋最庞大、最豪华的建筑、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原先就是席氏家族为之打理的，而且一打理就是祖孙三代人，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席正甫当年和后母及两个弟弟生活得很辛苦，靠哥哥席嘏卿在上海洋行里打工维持家用。席正甫十来岁时也来到上海滩闯荡，在舅舅沈二园的钱庄里当学徒。几年后，席家兄弟用积蓄开了自己的钱庄。不多久，席正甫就在外国人开的大银行——汇丰银行里坐稳了买办的位子，一坐就是三十年。
位于东平路1号的席家花园是一栋三层老洋房，红顶黄墙，雕花精美。小楼底层原有一道内廊，望出去是一片草坪，草坪上拉上网子，就可以打球。现在，此地是席家花园旗舰店，和席家不相干的人在老宅里经营着本帮菜。尽管花园和草地都不复存在了。不过每年秋风刮起的时候，总会有一对优雅的双胞胎姐妹出现在席家花园的餐桌边。她们是席家第40代后人席与昭、席与明。她们曾在这里生活了20年，如今88岁高龄依旧保持着柔美的身段，依旧每天弹钢琴，依旧说起话来亲切柔和，如同她们的母亲。
张石铭家族——收藏世家的藏宝阁
1966年，红卫兵高举红旗上街扫“四旧”的时候，一天，一支队伍冲进了苏州河边的一个大宅院……这种地方一看便知，肯定是过去地主老财的豪宅旧院，注定是被“革命”的对象。
小将们发现屋子有地室时，认定里面一定藏着成堆的金银珠宝。用手电筒一照，居然全都是青铜器、瓷器、玉器等文物。邻居们不知道这些是谁的东西，就连在房子里当了半个世纪奶妈的丁妈也茫然不知。很快，眼前的无主文物被洗劫一空。
数年后，大宅院里又挖出了一批古钱币。有人就动起了歪脑筋，想把东西弄到国外发财，结果是相干人一律锒铛入狱。大家都说是房子以前主人的魂在显灵。
主人姓张，就是老上海的收藏大王张石铭。他是南浔“四象”（南浔人将家财上千万的富翁称为“大象”）之一张颂贤的长房长孙，光继承的遗产就是普通人几辈子都花不光的。从张石铭算起，张家三代都是收藏家。
张石铭在上海的藏宝阁位于南无锡路162号，以前叫“峻德里”。这是介于四合院和石库门之间的两层“楼院”。墙头有两丈高，大门能开进6轮卡车，天井里有 一个巨大的假山盆景，院内木雕和砖雕无处不在。用来藏宝的地下室就位于第二进院的楼梯下面。解放后，这里成了大杂院，一共住了75家房客。
张石铭的七子张叔驯是赫赫有名的“古钱大王”，在民国收藏界无人不知。他的藏宝阁就在淮海路和武康路之间的大三角里。当年这一片是外国人聚集的花园部落，张家的大花园给国人增了不少面子。东西两栋主楼前有个荷花池，草坪是从意大利进口的牛毛细草，细软翠绿，足足可以安下四个网球场。草地绕过小楼伸向园北的一条小河。从高处俯瞰，两栋楼就像是浮在海面上的两艘游船。解放后，西楼成了解放军总参谋部驻沪的一个保密机关，东楼则成了上海交响乐团所在地，门牌号为湖南路105号。
周湘云家族——地产大亨曾是苦出身
周湘云家族有“房地产大王”之誉，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纳税人的名册上排名第五。拥有第一号汽车牌照的是周湘云的弟弟周纯卿，时间长达40年之久。
有地、有房、有钱、又有一号汽车，这么显富的周家其实是个苦出身。当年，周湘云父辈兄弟三人为生计所迫，先后乘鸭蛋船从宁波闯到了上海滩。从一只咸蛋“过”两顿饭的苦日子过起，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上海滩的“金矿”，各自开拓了一片天地。19世纪末，大哥二哥去了武汉，三弟周莲塘留在了上海。到周莲塘的大儿子周湘云接管家业时，周家已号称有500万家产。
周湘云位于青海路44号的花园洋房是上海滩有名的豪宅。墙上铁牌上刻的是房子建造的年月以及洋行设计师戴维斯·布鲁尔的名字。房屋呈狭长状，南端是用于祭祖的祠堂，北端是前楼和后楼。前楼大厅的卷帘大门在当时是顶时髦的，当年大厅左侧是餐厅，右侧是会客室。二楼是卧室，正南的主卧带挑出的圆形阳光房。底楼坐电梯可以直达三楼的大平台。后楼为条状，由长廊连接各个房间，并有后天井。宅子的中央是花园，小桥流水，山石玲珑，两棵百年香樟精壮挺拔，与盘曲遒劲的 百年古藤相得益彰。1950年初，这栋花园洋房由华东局外贸机关租用。其后，先后为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及岳阳医院门诊部。
位于延安中路1101号的花园以前叫“学圃”，当年周湘云就是在那里宴请宾客的。那里不仅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还养着孔雀、金鸡等小动物。后来花园辟出一块土地造景华新村，正门开在巨鹿路上。解放后这里造了延安饭店。
第一号汽车牌照拥有者周纯卿的私宅位于南京西路806号，这是一座有罗马式廊柱的大厦，解放后变身为静安区少年宫。
华山医院西边的花园人称“周家花园”，这是周纯卿的“莼庐”，即避暑之地。抗战胜利后，周家将之卖给了虞洽卿之子虞顺蔚，更名“蕊园”。
荣宗敬家族——“吃”、“穿”两手影响了半个中国
上海陕西北路靠近南京西路的地方，有一排雕花的石砌矮墙。从墙头伸出的婆娑多姿的樟树枝子看，院子里肯定是个美丽的所在。
原来此地就是现代中国最大的民族实业家荣宗敬的故居。当年荣宗敬一肩行李来到上海，从一介学徒做起，最后共创办了21家面粉和棉纺企业，并因此被称为“面粉大王”、“棉纺大王”。这样一个荣氏家族，曾影响了半个中国。
荣宗敬故居位于陕西北路186号，洋楼的转角处呈六角形突出，上复红色的圆形穹隆，好比是三层鲜奶蛋糕上点缀的一颗小樱桃。荣宗敬在这幢花园洋房里住了十几年。抗战爆发后，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里是民主党派机关的办公地。近些年先是入驻棠柏饭店，后来又成为星空传媒办公处。除了门口的保安，洋楼正门两边还各站了一个“兵马俑”保安。故居挂牌那天，荣家后人荣鸿庆祖孙四代都到了现场。
荣宗敬曾三闯上海滩，14岁在上海一家铁锚工厂当学徒，不到半年竟然累得病倒，得了伤寒症，只得返回老家休养。第二次来沪时在一家钱庄打工，不幸钱庄倒闭，无功而返。第三次又重返上海滩打拼，进了一家钱庄当学徒。庚子事变后，上海租界因为“东南互保”，钱庄老板都发了一票。荣宗敬于是集资3.9万两白银，在无锡开了保兴面粉厂。不久，又建了振新纱厂。一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工业进入全速发展期，荣宗敬和弟弟就在上海开了一系列的福新面粉厂。1915年，面粉根基站稳后，他们又在上海兴办纱厂，这样一个家族企业靠“吃”、“穿”两手就影响了半个中国。
朱季琳家族——规模庞大的周末家庭音乐会
一到星期天，门窗紧闭，冷寂无人，和所有的机关一样，只留门房值班。可是在五六十年前，这儿可是个非常热闹的地方，而且越到星期天就越热闹。
如今的上海新闻出版局和版权局的办公地点，在半个世纪前，这里住着一个非常海派的大家庭。老太爷朱季琳是上海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和合众轮船公司的董事长，老太太宋玉是法租界华人富商宋书荪的女儿。他们有14个儿女，几十个孙子、孙女、外孙，加上奶妈、管家、账房等工人，上百口人都热热闹闹地“焐”在这座西班牙风格的大楼里。据说吃饭时间一到就要摇铃，然后再围坐在四张大桌子前用餐。
朱家大院位于绍兴路5号。房子很大，内有教堂、大小客厅、弹子房、电影室等；院子里有花园和网球场，主楼以东还有8幢小洋楼是给8个儿子娶媳妇准备的。因为朱家几代都是天主教徒，因此这里派对特别多，比如圣诞节晚会、复活节酒会等等。上世纪30年代初，这里就有家庭影院了。放映机是儿子朱洪声是国外带回来的，影片拷贝是从美领馆借的，基本都是好莱坞英文原片。朱家的西洋小乐队在上海滩上很有名，每逢周末就以乐会友。
老宅里的“四大家族”
东平路9号
镌刻在太湖石上的“爱庐”
这处1932年建在东平路9号的“爱庐”，是宋子文送给妹妹宋美龄的结婚礼物。当时，蒋介石在南京，这所房子是他来上海时的行宫。
“爱庐”为法式花园洋房，主楼分东、西、中三部分。东楼底层是大客厅，宋美龄喜欢在这里和亲友一起欣赏美国电影，楼上的卧室有暗道通向楼外。此外，西楼也有数条暗道与中部相通，有点玄机四伏的感觉。洋房南面是近千平方米的花园草坪，种着
20余年间，蒋介石入住“爱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宋美龄住此时，常常是将母亲倪桂珍接来共叙天伦。
岳阳路145号
“宋公馆”大花园姹紫嫣红
1927年，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不久后，宋子文斥巨资在家乡上海的祁齐路（现岳阳路）盖建公馆。每逢周末或假日，他便从南京回上海小住。有人说，他是将上海视为后花园，以抚慰自己角逐官场那颗劳累的心。
大门内是一个占地30多亩的大花园，香樟、松柏、棕榈中点缀着海棠、桃花和紫丁香，恰如世外桃源。沿花园小径左侧往前，可见一幢荷兰式三层楼洋房。洋房上的红色琉璃瓦宛若一片片锦鲤鳞，光彩夺目。楼内有大小20多间房。从正门踏入台阶是大会客厅兼舞厅，沿着铺着纯羊毛地毯的楼梯便到了二楼卧室。两套卧室之间有一个大过厅，过厅向南是一个70多平方米的露天大阳台。
曾有做客过宋公馆的人回忆说，当时宋公馆的大门并非开在祁齐路上，车子要驶进一条弄堂才到府邸。楼下的餐室靠壁放着一台北极牌冷气机，形状与冰箱差不多。当时，宋子文高兴地向客人介绍它的工作原理，冷水进去，热水出来，这样水就吸收了室内的热量，不过制冷效果只限于餐室。
1947年后，宋子文便很少再来到这座设在上海的“后花园”小憩。
多伦路250号
“孔公馆”伊斯兰风情扑面来
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的私人财产列于当年“四大家族”之首，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家庭，仅在上海就至少有四处豪宅。最有名的“孔公馆”位于多伦路250号。
这是一幢建于1924年、具有浓郁伊斯兰风情的建筑。建筑的平面呈扇形布局，在正门入口及弧形外墙的窗框间，都有呈马蹄形的柱廊，几何形交织图案点缀其 间。外墙面缀满了细纹抽纱的阿拉伯纹案浮雕，门框、窗框均为修长的椭圆形，满堂生辉的彩色贴面瓷砖，从扶梯到扶手一直到天花板,无一不是雕纹刻镂，十分精 美。此宅原有主楼、辅楼，中间隔天井，主楼三层是主卧室及办公用房。厅前有一露天小庭，三面壁立，拱券成行。据称，孔祥熙同南京其他高官一样，喜欢在周末 坐夜班火车到上海府邸，常在此设宴招待宾客。
武康路107弄2号
陈氏兄弟的英国乡村式别墅
陈立夫、陈果夫这对兄弟，当年亦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两人曾一起长期掌握国民党的党务组织大权和中统特务组织。当时，社会上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两家管钱钞”之说。
陈氏兄弟在沪住宅坐落于武康路107弄2号，是一幢英国乡村式花园别墅。这栋建于1946年的三层花园洋房，墙体用白粉饰面，红色双陡坡瓦屋顶，清水砖砌 烟囱，砖工精致考究。底层东南侧设置带有出檐的开敞拱券式门洞，造型十分典雅。这种英国乡村式别墅，建筑风格起源于欧洲中世纪，19世纪在英国盛行，成为 当时英国的建筑时尚。
上海滩顶级老洋房别墅
汪公馆
王伯群住宅，是何应钦内弟，民国政要、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时兼大夏大学董事长、校长)，于1931年在愚园路1136弄31号，为取续弦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建造的，历时四年，于1934年落成。该建筑系意大利哥特式城堡建筑，占地10.78亩，主建筑面积2158.8平方米，耗资30万银元。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各种大小厅室共32间，楼内通道迂回，上下贯通，房厅、客堂均用东方传统艺术装饰，室内配以彩绘壁画，连门窗拉手也全用紫铜开模制作，空铸 梅花窗栏。主楼南面有花园草坪1.3公顷，园内绿树葱郁、绿草如茵，有水池、小桥、假山、花坛，园中百花四季吐艳。在当时可谓上海滩少有的豪宅。此建筑由 协隆洋行柳士英设计，辛丰记营造厂施工。1935年王伯群与保志宁在此举行婚礼。
保志宁是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的侄女，满族人，家居南通，晚清后裔，本人面貌清秀，善于辞令，在大夏大学是学生中的佼佼者。
王伯群在任职交通部长之际大兴土木，在南京兴建交通部大楼，在大夏大学兴建群贤堂(现华师大文史楼)，又在愚园路兴建私邸。三大工程均由辛丰记营造商独家承包，涉嫌经济犯罪，不得人心，为进步舆论所谴责，加上朝中派系倾轧，检察部门提起公诉，从而被削职为民。
1937年抗战爆发，王伯群随大夏大学撤至贵阳，撤离上海后，该建筑由保志宁叔父保君健代管。保志宁作为第一任主人住了仅二年又半。
上海沦陷后，于民国28年(1939年)该建筑被汪精卫作为伪政权驻沪办公联络处，亦称“汪公馆”，期间愚园路1136弄内麋集了陈碧君(汪精卫妻子)、 周佛海、李士群、诸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伙汉奸特务，成为汪伪集团在上海的巢穴。弄内10余幢花园洋房均被汪伪霸占，日伪武装军警100多人 日夜守卫，一般市民不容近前。民国29年(1940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建筑一度成为国民政府军统组织的招待所，1946年保志宁回沪，将此屋出租给英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宣传处使用，自己仅住三楼。1948年下半年解放前夕，保志宁出走美国，成为美籍华人，住在纽约。
1949年初，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委员会接收，中共长宁区委和区文化局曾设于此，1960年长宁区委决定由区少年之家使用，并建立了长宁区少年宫，成为培养下一代的摇篮，并辟为上海市对外开放的旅游单位。
白公馆
所谓“白公馆”，是指上海汾阳路150号那幢气势非凡的灰白色洋楼，因为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居住过而名噪海上。其实，白氏父子在这儿居住的时间并不长，而在他们入住之前的数十年间，这幢洋楼早就发生过许多传奇故事了。也许是因为白氏父子名声太大，所以人们习惯上就把这栋洋房称为“白公馆”。
解放以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了这幢花园洋房，曾先后作为上海画院和上海越剧院的院址。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越剧院迁往淮海中路，这儿成了越剧院与梅龙镇酒家合办的越友酒家。越友酒家的开头几年生意挺好，可是没几年，生意就淡下去了，只得把宅院旁边的越剧院练功房租给台湾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开设德国啤酒餐厅。后来，越友酒家的生意更清淡了，而德国啤酒西餐厅却越来越“火”。一到夜间，灯红酒绿，鼓乐铿锵，菲律宾乐团的热情演出，把三层楼面的近千名食客们鼓动得心脏摇荡……最后，宝莱纳把越友酒家也“吃”掉了。
现在，这幢花园豪宅成了宝莱纳的“仙炙轩”极品烧肉餐厅。餐厅保留了楼内原有的建筑特色及装潢，又重新作了规划整建。“仙炙轩”奉行“品质至上”的服务特色，每天迎来大批海内外的美食家。昔日的将军故居，今日依旧名流汇集。
嘉道理住宅
延安西路64号，上海人都晓得是上海市少年宫所在，但它曾为嘉道理住宅的历史就鲜为人知了。
它的原主人艾里·嘉道理，英籍犹太人，以500港币起家，日后成为沪港两地都鼎鼎有名的实业大老板。
嘉道理住宅，源于一个悲伤的故事。1919年，嘉道理原来的住宅失火，他的妻子急着让保姆逃走，自己却不幸丧生。悲痛不已的嘉道理带着孩子回伦敦散心，委托他的好友布朗在上海另起新居。而布朗酗酒成性，浪荡颓废，干脆又把此事扔给了洋行承包。承包商当然刻意豪华，足足花了四年时间才造好。当嘉道理接到 100万两银子的造价时，他大吃一惊，不过，新居的确美仑美奂，成为嘉道理的最爱。
嘉道理住宅气势恢宏，占地
这幢房子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楼大厅是舞厅与餐厅，整个一楼都是招待客人共同享受娱乐的场所。楼上有多间卧室，各个房间的装修、色调都别具特色。光浴室、卫生间就有六处。内外墙面、地坪几乎全部采用意大利大理石，入门处有爱奥尼克式的大理石柱廊；大厅顶部特意以大理石砌出穹窿，地面四周也铺设了大理石，中间则以柚木拼成花纹，是跳舞最理想的地板。连楼梯的石级、扶手与栏杆都是大理石的，所以人们称它为“大理石房子”。嘉道理慷慨大方，交游广阔，所以这个偌大的宫殿经常宾客满座，否则父子三人置身于此，太容易感觉到冷清孤独。这座建筑的哲学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今日的嘉道理住宅已成为上海市少年宫。
马勒别墅
位于现延安中路陕西南路拐角处，有一幢极具北欧风情的花园别墅——马勒别墅，于1936年落成。传说这所房子的设计是依照当年花园主人马勒最宠爱的小女儿一个梦境设计的。当初小女儿梦到自己拥有了一座“安徒生童话般的城堡”，于是马勒请来了设计师，在陕西南路30号设计了这座有着北欧挪威建筑风情的城堡式别墅，并投入巨资，历时7年造成。
大约在1859年，一位叫赛赐·马勒(Nils Maller)的英籍犹太人在上海创办了赛赐洋行，代理航运业务，以后又自己购置船只开展运业。1913年伊利克·马勒(Eric Maller)子承父业，使公司的业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1920年已拥有海运船只17艘。为了定期大修，他又在上海创办了马勒机器造船有限公司，最多时拥有工人2000余人。这家工厂就是今天沪东造船厂的前身。从事造船、修船、轮船报关、进口业务代理和运输业，使得伊利克·马勒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 “洋大人”。
马勒和许多西方冒险家一样，原本一无所有，多亏了一匹马发了家。他在赛马中连连得手，同时亦参加跑狗，运气不错。在“功勋马”死后，他特意塑造了一匹青铜马，竖在花园一角以资纪念。当然致富主要还是老航运，所以他把住宅装修得酷似一条豪华的邮轮：曲折多弯的楼梯分出东西两翼，一翼通向“前舱”，另一翼通向“后舱”，通道上的圆窗就像是船上的船舷；一幅幅木雕画面全是船队的海上情景，如船舵、船锚、海草、海浪、海上日出、海上灯塔、海上作业等；就连地板，亦拼出了海草、海带的图案，最细的地板木条仅几毫米宽，精美细巧有如工艺品。半个世纪过去了，地板打上蜡后仍然锃亮如新。
主楼的室内装饰十分讲究，过道、走廊等处都装有护墙板，到处都雕着美丽精致的图案，室内穹顶上装有彩色玻璃，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斑斓柔和的色彩。
主楼为三层，顶部矗立着高低不一的两个四坡顶，东侧的坡屋顶高近
花园设在主楼南向，花园四周用彩色花砖铺地，并植有龙柏、雪松等名贵花木，中间是一片草坪，放置一匹青铜马。为美化园景和便于室内赏花，园中还设有赏花房，房内原装有暖气设备，室内雕花精美绝伦，地上铺有彩色瓷砖。
马勒虽是英籍犹太人，但他发迹却在中国，所以楼房的外形虽是北欧挪威式，但花园和楼内装修的许多细部却颇有中国味道。大门口就像中国传统的豪门大宅一样，放置了一对中国式的石狮子；花园四周高大的围墙用耐火砖铺贴，以黄绿色中国琉璃瓦压顶；走在楼道里，时不时地还能撞上佛龛，就像渔民在船上供养的菩萨，保佑着主人一帆风顺一样。马勒一家在此没住多久就遇上了抗日战争。1941年日本人进入租界后，马勒一家被赶往集中营，住宅成了日本人的军人俱乐部。抗战胜利后，这里又成了国民党的一处特务机关。
1949年后马勒别墅成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场所。1989年被列入上海市首批近代优秀保护建筑。2001年1月由上海大型旅游集团——衡山(集团)公司管理，改建成小型精品酒店。2002年5月正式对外经营，命名为衡山马勒别墅饭店。
张学良公馆
“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是个风云人物，但却扮演了悲剧的角色。1933年以后他曾三次来上海，有三处寓所。第一次是1933年3月，他通电全国下野并准备出洋考察，随后从北平来沪，宋子文为他安排住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就是在这里，他戒去了毒瘾。一个月后，他去了欧洲。第二次是1934年回国，到沪后先暂住在莫利爱路(今香山路)2号洋房里，他的侍卫副官长谭海物色了高乃依路(今皋兰路)一号的花园洋房，租了下来。赵一荻(赵四小姐)也从北平南下住此相伴。不久，张学良出任武昌行营主任，离开上海，而赵四小姐却常来此小住，因此这一处被人称为“张学良公馆”。
1935年，张学良去西安，10月至12月下旬，从西安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月中旬，他来上海，住在皋兰路1号的这幢洋房里，在沪期间，他去探望了东北同乡、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杜因主编的《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而被加上破坏“邦交”之罪而判刑，全国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只得让他保外就医，住入医院。张学良谈到中国局势十分危险，问他如何救亡。杜重远明确告诉他，必须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抗日。张学良又去拜访了即将出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劝他与中共人士商谈，并为他介绍了中共代表刘鼎。张学良还在皋兰路1号宴请各方友好和旧部属，商讨救国良策。他在沪虽然只有几天功夫，却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并积极寻找抗日救国的途径。
皋兰路一号是一幢西班牙式三层的花园洋房，毗邻复兴公园，乳白色的外墙，进门处为凸出的二层楼，楼下为过道，西面长方形，楼下南有走廊，第二层有阳台。主楼面积约800平方米，楼下有大厅，是当年宴客之所，会客室在二楼，张学良、赵一荻的卧室在三楼，是西班牙式的套房，房内放着一张西班牙式的大床，是按原样仿制的。房外有20平方米的平台。楼前有一座大花园，面积约1000平方米，现名荻苑，园中栽种香樟、雪松、紫藤、玉兰、金桂、银桂，草坪是马尼拉式的，还有可坐几个人的秋千架等。当年皋兰路是一条短短的马路，人行道上种了大法国梧桐，枝叶蔽天，旁边又是公园，是一处十分恬静的所在，可是张学良住在里面的时间很短。
解放后，此楼曾是卢湾区工商联和区民主建国会办公处，1992和1994年大修，保护起来，现作为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迎宾馆，并将几处厅室，分别取名敬学厅、慕良厅、忆卿厅、少帅厅，厅内壁上挂了张学良、赵一荻的照片及张学良的手迹。这是张学良在上海仅有的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