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 陆续有报道, 几位参加过”文革”的个人向当年的受害者公开道歉.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革所造成政治上的损失：230万干部被牵连
文革所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
文革所造成文化上的损失：造就2亿多文盲
(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在评价毛泽东时称: “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摘自：《渤海学刊》1993年第3期）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jiaokeshuzhiwai5/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２４）“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媒体中也有议论, 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 浩劫, 要由当年参与的个人来道歉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指出,正当国内主要媒体以纪念习仲勋百年诞辰,对现任最高领袖习近平之父的缅怀与颂扬进入高潮的时候，”沉疴难愈，任重道远。同为“红二代”，陈毅之子陈小鲁有他的选择，那就是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回到北京八中，向曾经被自己在文革中带头批斗的老师道歉。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整版“冰点特稿”的方式，纪录了这场迄今最著名“造反”学生领袖的忏悔，并获各门户首页重点推介。”(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929?full=y)
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
2013年10月15日06:40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林衍 高四维
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47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这已经不是陈小鲁第一次向老师表达歉意。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他渐渐觉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还欠老师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专门给担任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的陈小鲁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前几天回学校看望老师，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你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
老师的话让计三猛和陈小鲁感到，“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组织一场聚会的想法也由此产生。后来陈小鲁曾把他们商议此事的邮件转发给记者，那时他就有送一封信给老师的想法，有感谢，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长，情真意切就行”。
陈小鲁没有想到，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会在不久后引起关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这样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家里人也说，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陈小鲁事后回忆。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封所谓的“公开道歉信”其实只是陈小鲁回给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私人邮件。
“我收到了黄坚发给我的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
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大院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陈小鲁依稀认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师正是党支部书记华锦。
那一年陈小鲁刚满20岁，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称作“政治起家”的学校。
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当时就想，谁统治啊？肯定不是学生啊，那只能是校领导吧！”那一年，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校领导靠边站后，陈小鲁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学生里的领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文革”爆发时，黄坚也在念高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是“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经受锻炼；好人斗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 黄坚亲眼看到校领导被学生抡着皮带追打，有人还振振有词： “这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时候”。这种恐惧延续至今，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曾在回忆往事时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为迎接90周年校庆有了筹建校史馆的打算，黄坚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给陈小鲁那组。但当时黄坚清楚，“这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便拿相机把它翻拍下来。
陈小鲁很快回复黄坚，邮件里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8月19日，黄坚将这封回信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
“我确实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东西后会有这么明确的表态。”黄坚说，此前也曾接触过私下里向老师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师道歉”。但陈小鲁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因为陈小鲁本人并没有打过人，他也公开反对打人”。
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 “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47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不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他就讲，正式道歉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尽快做。对那些身体不好走不动的老师，他想登门拜访，一个个去看。”黄坚记得，在这件事成为舆论焦点后的第三天，陈小鲁就和他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鲁要来看我吧。”在电话里，李阿玲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那一天，86岁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门口等待自己的学生们。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们。”满头银发的李阿玲给陈小鲁拉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老师对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宽容。”黄坚说，相比于“文革”时受过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门口被一帮学生们围住，结果一个老师远远赶过来喊，“你这个黑帮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蛋！”接着，这个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赶快到前面去拦7路汽车，让我赶紧跑”。
知道学生们要来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也很高兴。他89岁了，但交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只有在偶尔提起那段旧时光时，他脸上的神采才整个儿黯淡下来，“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
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会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举行，参与者是来自“四、六、八中”的学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线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书记张文松、局长李晨以及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领导。
作为这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起初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他原以为，“开批判会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号”。
意外很快发生了。黄坚当时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
“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提起那段往事，陈小鲁唏嘘不已。也正是在经历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陈小鲁接过老校长的话茬，说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们，当时你们还是文明的。”温寒江摆了摆手，平静地说，“‘文革’中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
黄坚举起相机，拍下了师生和解的这一幕。照片里的温寒江的确已经老了，他的腰背开始弯曲，连眉毛都掉得很厉害。坐在他身边的5个学生也不再年轻，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严重的谢顶，另外两个人则已满头白发。像很多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开始耳背，有时会听不清对方的讲话。
几天后，黄坚把当时的情形整理成文发在了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刚被诊断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几十粒药，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张罗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说。
“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之前，陈小鲁接到一个《纽约时报》女记者打来的电话。
“陈先生，我曾经采访过你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不再年轻。
几天后，这名70多岁的老记者如愿见到了陈毅的儿子、也已经年近70的陈小鲁。
“那时我很幼稚。”她告诉陈小鲁，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当时是一名左派大学生，1967年她慕名来到中国，并在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得到过他的亲自接见。在中国的时候，她也穿军大衣、戴红袖章，打着红旗到处参观。
这种历史戏剧性同样存在于陈小鲁身上。一个曾与他在“文革”期间有过通信往来的学者认为，“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
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是陈小鲁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陈小鲁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作为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陈小鲁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邓”。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给岳父粟裕写了一封信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信里写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但那时候不是了，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接受不了。”陈小鲁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不想再说违心的话了”。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
“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10月7日，坐在茶社会议室的红色沙发上聊起这些时，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他开始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就像帕金森病一样。”陈小鲁拿起摆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个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说是失误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问题，不正视，怎么解决？”
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每个人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认为是这样。真正的反思不见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当事人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对那段狂热的岁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获得了毛泽东的接见。而就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那一天，郝新平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发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尊铜像。“也有同学私下里向还在世的校领导道过歉，但打人者都背着很重的包袱，到现在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此公开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鲁的事后很受触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社会历史一个交代。”郝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曾经发短信询问陈小鲁关于公开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陈的回复：“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身体近况、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雾霾天气。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出这场聚会的不同之处。比如，当他们分成两排落座时，忽然有一个老人问起另一个老人：“咦，我是不是教过你？”
47年后，老师不再像是老师，学生也不再像是学生。他们的年龄之和已经超过1500岁，而相互之间的年龄界限却不再那么分明，白发、老年斑以及日渐松动的牙齿同时在他们的身上显示着岁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这场聚会上，他们又部分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们出现在一张张的照片里，在会议室内的投影屏幕上反复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着，有的老人被旁边的挡住了视线，就用手拄住桌，探着头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来。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忆的好时光。许多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的样子，另一些人则回想起这个曾经的男中头一回迎来女生时的热闹。
循环播放的照片里并没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这是播放者黄坚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残酷的回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就冒出头来。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当年的物理老师张连元刚一张嘴，就忍不住哽咽起来。“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问题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学的人民教师，于1968年坠楼身亡并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
在将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上，仅有这两次，老师们流露出了内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愿自己的学生执着于道歉这件事。
“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年纪最大的老师张显传第一个发言。坐在他旁边的老党总支书记卢进则说，“老师对待学生，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我们也能理解。”
“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他抬起头，像是叮嘱般地说道：“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建设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们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应有的成绩。”
面对老师的谅解，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计三猛忽然大声说了一句：“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
所有到场的老学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坐在对面的老师们深鞠一躬。
道歉会结束后，陈小鲁领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曾经的胡同平房已经变成金融街的高楼大厦，水泥地操场也被一座奥运会级别的现代化体育馆所取代。但陈小鲁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回当年的记忆。
1966年8月的一天，学生领袖陈小鲁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起，走出校门，穿过胡同，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陈小鲁组织了这场“四、六、八中”全部参加的批判会。他并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被一群突然冲上台来的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讲起这段往事时，陈小鲁朝校园里看了一眼。国庆长假还没有结束，除了几个保安之外，学校里空空荡荡的。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陈小鲁叹了口气，从刻着“北京八中”四个大字的校门前走过。
(原标题：为心道歉)
（编辑：SN017）
亲切的师生会面，真诚的反思道歉（之二）
——陈小鲁同部分老三届校友代表与八中老教师聚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b9ea270101iyt3.html
2013年10月7日上午，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十几名校友代表与当年教过他们的部分老教师欢聚一堂。到会的老师有：张显传、张庆丰（原名：张庆凤）、张连元、申士昌、龚正行、卢进、赵荣尊、杜家良；到会的校友老三届各年级都有代表，他们是：陈小鲁、计三猛、崔勇、黄坚（高三1）、王立德、陈可、穆燕城、吴新潮、王新民、王刚、刘长有、黄坚（初三6）、李果、赵如兰、康玲。当年风华正茂的老师现在已近八旬高龄，而那时朝气蓬勃的学子如今也都六十出头，真是“岁月沧桑半世纪，师生情深有灵犀”。
陈小鲁会长首先发言，感谢在座的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道歉的机会。他说:“今天我代表老三届同学会七百多名校友要说的话，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感谢、道歉、祝福。”
他说：“老师们在我们思想启蒙的年轻岁月，为我们领航；在我们知识积累的中学时代，为我们指路；而对文革之中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为此，我代表老三届同学会的校友感谢你们!”
他说：“八中是个好学校，但是也难逃过文革浩劫，校领导、一些老师和学生被批判斗争，华锦书记自杀，韩玖芳副书记被打残，……。对此，我代表老三届同学会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诚道歉！”
陈小鲁接着检讨了文革初期自己带头造反，批判校领导，组织批判北京市教育系统领导大会的错误。他认为文革的根本问题是违宪，而消弭文革戾气，树立宪法权威刻不容缓！（注：具体发言见本文“附件”）
最后他祝福老师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随后，师生共同观看了黄坚秘书长收集的八中老照片，大家辨认着照片上的老师，回忆起当年学校的生活，欢声笑语，如沐春风。
看完老照片，同学会理事计三猛发言说：“我在八中是第一个贴的大字报，跟同学金伯宏署名，响应最高指示，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紧接着大字报贴满了全校。对此我表示歉意。”
他说，“我前不久采访了彭珮云大姐和王汉斌副委员长，仔细了解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经过，了解到北京市委领导包括教育界领导当时被打成所谓资产阶级独立王国被非法迫害的情况，其残酷无情令人发指！那个时候几乎每一天，市委市政府的楼上都有人跳楼自杀。在天安门连续接见红卫兵不断推动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情况下，全北京市陷入红色恐怖。北京有所中学的老书记对我说，他们学校的学生们高呼最高指示，把图书馆的书籍全部堆在院子里焚烧，还强迫全体老师围在火堆边，然后把他们向火中推！该校在文革期间有18名教师被迫害致死！还有当时流行给被迫害人剃阴阳头，无知的学生不知道，那是古代给死刑犯的标志发型。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自杀，与被剃了阴阳头的人身侮辱直接有关。彭珮云大姐说，文革期间她被非法关押6年之久，被北大红卫兵剃成阴阳头的那一天她也曾想过轻生。
无数事实证明：文革哪里是什么大民主？哪里是整什么走资派？我在开封看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遇难场所。没有任何司法辩护，也没有任何起码的治疗，任由疼痛而死。合法当选的国家主席尚且如此！所以，彭真主持制定82年宪法就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提前到总纲之后，还特别加上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他说，小鲁代表大家向老师们道歉，就是要还一个公道给老师们，还一个真实的文革给后人。
随后，计三猛起身向老师们深深鞠躬，表示歉意。
接着，在场的老师们争相发言，有的老师未曾发言就已哽咽得热泪夺眶而出。
张显传老师说：我也说三点。第一说反思，我认为你们大可不必这样隆重的道歉，那时候阶级斗争为纲，谁能够不听啊?大家哪敢不拥护？当然，道歉的精神是好的，反思也是应该的。第二我要肯定同学们。小鲁的高三3班同学我就肯定，有次我去食堂吃饭，突然来个人打我一巴掌，说你个坏蛋，正好高三3班的苏宁同学来了，他就阻止了。很多同学是做了不少好事的。第三有个建议，八中同学们可以从同学的角度，说说文革。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重要。包括小鲁的西纠，我认为西纠当时不错，没有必要回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把是非弄清楚，别弄的全部都是错的，当然有错的，但也不完全是错的，没必要把不是自己的东西揽到身上。
张庆丰（原名：张庆凤）老师说：同学们都很诚实，我非常感动。那时提倡阶级斗争，让孩子们的弦崩得紧紧的。虽说是重在表现，但是还是讲出身的。我当团委书记，批准了十名所谓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入团，文革就批我阶级路线错误。
你们老三届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总的来说是好的，你们这些同学理想、志气、抱负都有。那时候做团的工作有片面性，把阶级斗争和教育搞的过分了，我们把正面的，反面的，正确的，错误的，都灌输给你们。文革极左高潮一来，不但你们分不清，我们这些老师、党员干部也迷失了，不知所措了。所以对同学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做的一些事，我也有责任。
有一次夜里十二点把我弄到音乐教室里批斗，让我爬窗户进去，又让我爬窗户出去，反复爬来爬去。当时我回去，哭了两个钟头，我当时想，为什么斗我？一是不理解，二就是理解，也没办法。
你们经过正面的教育，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犯过一些错误，又经历了改革，既有八中，又有整个社会的教育，因此你们成长了，成熟了，我非常感动。大家都六七十了，年事已高，多保重，身体搞好，另外力所能及地为我们党的事业国家的未来再做一点贡献。
申士昌老师说：一位山西亲戚告诉了我小鲁写博客的事情。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从我做起，实事求是地反思，在这一点上，我受感动，这一点上，你们是我的老师，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尽管我在八中没有呆特别久，但一直把八中作为我成长的起点，我很骄傲，而看到现在的同学，更以八中的同学们茁壮成长而骄傲。
张连元老师说：现在没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这个法治建设作为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做出应有的成绩。
卢进老师说：第一点，八中优秀的历史是很长久的,抗美援朝时就很突出了。第二个，刚才小鲁代表同学对文革当中自己行为的表态道歉，总体呢，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有缺点，老师都能够理解，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刚才几个老师说的，我也同意。对咱们老三届同学会这么多年的辛勤工作，很难得。看到照片，非常兴奋，希望咱们八中同学会更好地发展下去
赵荣尊老师说：文化大革命是全中国人民的灾难，在这样灾难的年代，仍有真善美在发光。我在此向小鲁对我当时的保护表示感谢，我说的一点儿都不过分，这是全八中老师给你的评价。
杜老师说：第一，年纪越大越值得反思，只有反思才能够进步。第二，对小鲁有一个事印象最深刻，西纠发表通令，对北京市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这个会，这么一块儿谈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对过去很容易忘掉，能够反思自己，对过去对未来都有好处。今天我们能来的，有些人已经来不了了，有些人就根本不可能来，生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珍惜吧！
龚正行校长说：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意义在于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尤其是由当年的红卫兵小将来总结更有意义，文化大革命考验一个人性。有两个人在文革中对八中很有贡献，一是张法生（八中的工友），二是陈小鲁，由于他们的作用，使八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小了很多，图书馆书没烧，玻璃没碎，我们老师对陈小鲁的印象都很好，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为八中减少了很多损失。我在讲八中文革的时候就提这两人。他还详细地介绍了八中在文革之后不断改革取得的突出成绩。
最后，计三猛说：引用小鲁的话说，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全体同学起立，向老师们鞠躬。
会后老师和校友们一起用餐，边吃边聊，回忆过去，畅谈现在，展望未来，餐厅洋溢着温馨和欢乐，快到三点了，师生们才互道珍重依依惜别。
师生聚会结束了，老师们的宽容大度再次感动了我们。他们褒奖我们，原谅我们的冒犯，鼓励我们的反思。这次聚会不仅是道歉，更是师生对文革的回忆和反思，有的校友说如果那时重视对学生的宪法教育，法治教育，人道主义教育，那么文革中我们的许多错误就可能避免，校领导和老师的的许多悲剧就不会发生。我们反思过去，就是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今天的和谐，明天的更好！
附件：陈小鲁会长的发言稿
尊敬的老师们，校友们，大家好！
老师们、校友们，大家聚少散多，难得有坐在一起的机会，今天我们好好聊聊。在座的老师都是古稀之年，在座的校友也过了耳顺之时，真是“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恐怕就迟了。
今天我代表老三届同学会七百名校友要说的话，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感谢、道歉、祝福。
八中是个好学校，因为有好的校领导，好的老师，好的学生。我们走上社会，搏击人生，靠的是八中打下的思想和知识的基础。老师们在我们思想启蒙的年轻岁月，为我们领航，在我们知识积累的中学时代，为我们指路，对文革之中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为此，我代表老三届同学会校友感谢你们！
八中是个好学校，但是也难逃文革浩劫，校领导、一些老师和学生被批判斗争，华锦书记自杀，韩玖芳副书记被打残……。对此，我代表老三届同学会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诚道歉！
今年8月18日我收到一组文革中校领导劳改的照片，附文提出一个严肃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的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的道歉！”照片和提问引起我思索和共鸣，并写了回应博文。没想到国内外许多媒体就此做了报道，还有许多记者要求采访。我道歉是个人行为，说大一点也就是八中的事，社会反响这么大，其实是人们对文革观点分歧，拿我的博文说事。
文革的根本问题是违宪。党内斗争、干群矛盾、师生分歧是社会常态，制定宪法就是为了协调矛盾，弥合分歧，整合社会。文革置宪法于不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对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内战十年，经济滑坡，人民贫困，群众对立，社会分裂，而权力高度集中的官僚体制却依然如故，结果是什么问题都没解决。特别是文革释放出的暴戾恣睢之气延续至今，流弊政府，祸害社会。前年国内抗议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游行，出了不少拿同胞撒气的事，证明消弭文革戾气，树立宪法权威刻不容缓！
我也是从违宪的角度检讨自己：1966年6月初开始，我领头批斗校领导；8月中旬我带头组织了对北京市教育系统领导的批斗大会；我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对校内的武斗制止不力，结果学校出现比较严重的践踏人权尊严，侵犯人身自由，损害人身安全的现象，违反了当时实行的1954年宪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顺便说说，我还做了一件与八中无关的错事，就是挑头勒令民主党派解散，这也有违1954年宪法序言关于“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阐述。对上述错误我承担责任，真诚道歉。
不久前我们看望了温寒江校长和李阿玲主任，他们都说：“文革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做错事不能怪你们。”他们说的对，我们当时是中学生，没有资格大包大揽文革的错误，何况当时宪法早已被束之高阁。但是对自己当时的行为总要认真反省，总要分清是非。而温校长、李主任的大度宽容，不计前嫌的态度，让我们感到更应该反省和道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自己错误的态度无非有几种，否认、遗忘、回避、推脱和反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毛主席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周总理也曾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见有错误要反省，整错人要道歉，是国之传统，党之作风。遵循圣人之教诲，主席之指示，总理之榜样，反思和道歉，净化灵魂，求心之所安而已。至于网上的评论，用意大利作家但丁的话回答就行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就算被别人当靶子，也有抛砖引玉，启迪思索的功效。
最后，我代表老三届同学会祝福老师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