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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我中华文化，有一圣贤不提不可，他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寥寥八字，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为人处世的真谛。这位圣贤，自不必说，便是孔子——孔仲尼——了。几千年来，人们一提及到这位至圣先师，尊敬之心便会油然而生，脑海中或浮现出他危坐于群弟子中，谆谆教诲，其言似曰：“君君，臣臣”云云；或联想到他栉风沐雨、奔走于各诸侯国间游说，以天下施仁、义、礼、乐为己任．．．．．．言而总之，一本正经、宽厚长者、老气横秋、拘泥礼法、高高在上是宣圣留给后人的印象。但在小子眼中，却不尽然。正传之前，小子斗胆搜索枯肠，费九牛二虎之力，借冢中之陈词，撰此诗以为提纲。
三千周礼孰接武？鲁有贤哲好诗书。
屠龙技高用时少，论道谈学创大儒。
忠君恕过仁德入，讷言敏行信义出。
兰薰桂馥妇孺晓，牝牡骊黄蔽本初。
世人多以为儒教乃孔子所创，诚然，这无可厚非，但晚生以为这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俾众周知，孔子名丘，鲁国人也。而鲁国是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的封地。无论在哪个学派的典籍里，都多多少少有关于周公的信息，譬如《墨子》：“昔周公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佐相天子，其修至今。吾（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安敢废之？”据《尚书》记载，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是以周公摄政。在这段时期，周公根据（前朝）夏、商之礼，设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礼仪制度，这套周礼，可谓是无所不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皆可法之。而在春秋时期，诸侯并起，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当此之时，独鲁国守行周礼，故世人皆言：“周礼尽在鲁矣！”孔子是山东曲阜人，他将自己一生的精力尽数诸复兴周公之礼的大业上。在《论语》中，我们亦可以从夫子的只言片语中体会到他对周公的这份虔诚之心。如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是孔子即将登仙之前所说的话，意略为孔子自知日薄西山，时日无多，而深恐周公之礼将毁于其手。可见，周公的确是孔子支柱，甚至孔子临终之时仍对此人念念不忘。然而，后世皆知有孔子而鲜知有周公，奉孔子为至圣先师。余窃以为若先师有灵，知悉此事，定将以为己有欺世盗名之嫌，遂生掠美惭愧之感矣，何者？此非其初衷也。
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信”字，从古至今，“信”，始终是我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中，极其重要的一点，此乃君子立世之关键也。《说文》云：“信者，人言也，从人从言。”故信，人之言也。《弟子规》云：“凡出言，信为先”。而儒家崇尚“讲信修睦”，可见“信”与“言”是不可分而论之的。不过世人常有一误区，即以为“信”便是行己之“言”，甚至有些豪士深信“行言”就是“义”，何者？如用《论语》，则如此，子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也。殊不知，子亦云：“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笔搁此处，小子不禁忆起往事了。不知几劫几世之前，小生在一家饺子馆曾见到一幅做工极精美的书法工艺品悬挂于侧壁之上，书有斗大行草六字：“言必信，行必果。”呵呵，只留从句，却抛下了主句，世人断章取义的功夫，可真是了得啊！言归正传，此“硁硁然”者，死板貌也。故我以为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者，非孔子所谓之“信”也。然则所谓真“信”者何？孟子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拙笔于此处止谈先师，亚圣之论，暂不在话下。然则鄙人以为，为信有二法，皆不可离乎言行。《中庸》道：“言顾行，行顾言。”此云未行事之前，应慎言以虑变，不可言大，亦不宜言小，当道中庸也。中庸者，适也。而至于行事之中，须顾前言，谨慎而图之。两顾，此所谓中庸之法也。而子曰：“先行其言而后自从之。”此云未行前不宜语人，待事成之时，然后从而言之，此可使言尽信也。所以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殆也。”如若此言，夫子似在教我等为“信”的小窍门。《论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为人、为义、为学等等。夫子以他的生活经验来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君子，为我等指明一条条领悟天地人大道的捷径，省得我们再冥行擿指般地摸索了。以此观之，孔子非但不是一本正经，拘泥于“必信”“必果”的“老古董”，反而显得潇洒许多；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却像是家中的长辈，在传授我们该如何处世做人，反而亲切了许多。这么一来，圣人于我们俗人间的距离似乎也便近了。
告子曰：“食、色，性也。”孔子虽被后世尊为圣贤，但也不可能没有人欲。在《论语．乡党》中记载了许多孔子的日常生活习惯，其中，有一条最为著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此言孔子的对饮食的要求十分“苛刻”。子并不拒绝美食，甚至可以说他是乐于精细之食，说白了，也就是“馋”。So do we, right？众所周知，古人有六艺，“诗、书、礼、乐、射、数”，《诗经》与《礼记》是夫子以为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两项本领，《论语》里记载着孔子和孔鲤之间的一段对话，略为“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这就是圣人之庭训教子，对诗礼之重视，由此则可管中窥豹，见其一斑啊。小子窃以不逊，操鄙陋之才，愿先谈《诗》。其实《诗经》中作品以男女情爱为多，然子却十分爱《诗》，这便与世俗定义的圣人有了些出入，圣人焉可好淫辞艳语？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事父，远事君；多识鸟兽之名。”此言《诗》可助修学也。一日，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所问的诗句出自《诗．卫风．硕人》（相传是为迎娶卫夫人所作。硕人者，新娘也，而“硕”则有绿叶成荫之喻）。这几句是显然是形容女子形貌的淡雅自然，而孔子答道“绘事后素”，小生窃以为“绘事”者，色事也；“后素”者，淡雅貌也。子夏所问“礼后乎”，正中孔子心意，灵动所致，始与论《诗》。可见古人，包括孔子，并不忌讳谈论“性”，并认为“性”是美好而纯洁的（诚然，大前提是于礼之后），它象征着繁衍子孙，传宗接代。通过这些例子，我想孔子给人的感觉也不应再是那种老气横秋、不苟言笑的长者了，他更像是我们久违的老友，大家可以围坐一团，谈笑风生，无事不谈，微言大义，这不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吗？
在儒家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入仕理念。《大学》云：“修齐治平”，如范文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境界，忧国忧民的杜子美，慷慨就义的文丞相，等等等等，举不胜举。而所谓的儒家开山祖师——孔子——的身上，却有着道家出仕思想的影子。我以为，孔子原本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者。关于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从未得意过。任何人都有他年少轻狂的时候，孔子也不例外。在夫子的青年时代，他也曾为他的理想奔走于各诸侯国间。然时运不济，正值乱世，只有攻城略地才可以使国家生存，而儒墨主张的仁爱之政利缓，是以诸侯多不用孔子之说。孔子是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而已，独一人为之注定是徒费无益的。当时，有高人奉劝他，也有隐者刺讽他，如楚狂接舆作《凤歌》以讥之。孔子是个通脱的人，自然不会介意旁人的对他不解，但孔子自己却也是了然，如《论语》中记载：子路于晨门，守人言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孔子为人并不执拗，更不是“死心眼子”。在无可奈何、心灰意懒之时，孔子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与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有时候，为了生计，为了家庭，我们真的不得不放下年少时的梦与心中的理想。孔子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正可谓，世事难料，孔子的人生价值反而是在他“浮于海”之后实现的。太史公《报任安书》云：“仲尼厄而作〈春秋〉”。夫子退而编书策，以抒其愤，广招门徒，教以文行忠信，桃李满天下。再说到孔子的人生，更是与我等俗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孔子的一生却比我们的要悲苦得多。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仲尼幼时家境十分困苦，不得不“多能鄙事”，少年时代的仲尼便发奋图强，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个寒暑，仲尼朝乾夕惕、孜孜不倦地修习，终于学有所成，故曰：“三十而立”。然人有旦夕祸福，在孔子强仕之年，爱子孔鲤病逝，孔子悲痛欲绝。及至桑榆之年，大弟子子路死于非命，爱徒颜回亦英年早逝．．．．．在仲尼百年之后，直至宋代的朱熹二程，孔子之道才真正施行于天下，遂而名垂千世，不过，这又有何用呢？仲尼的一生，是一个悲苦隐者的一生。如果抛开仲尼的圣贤之名，他于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其实，圣人就活在我们中间。
在余眼中，孔子是潇洒的，是与常人一样的。如我之前所言，孔子本欲复兴周公之礼，而世人却强冠以欺世盗名之嫌；如《论语》里说：“季康子三思而后行，子曰：‘再，斯可矣。’”这是多么洒脱啊！却被世人多假其言以济私覆短，断章取义；仲尼本是性情中人，不幸沦为悲苦隐士，却被后世生生按到了圣贤的位置之上，冠以“至圣先师”之名，历代君王利用孔子之名来巩固政权。洒脱的孔仲尼就这样被他的徒子徒孙们戴上沉重的桎梏机械。如果说封建帝制是万恶的，劳苦大众是受害者，我想，潇洒的仲尼所充当的并不是刽子手的角色，相反地，他同样也是受害者中的一个，与我们一样。这便是我眼中的孔仲尼。
多谢先生损惠，晚生诚恐诚惶。晚辈愚蒙，窃以为儒墨本是一家，墨子曰：“爱人如己”，此所谓兼相爱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富国强兵，非一家之论可至之，必取百家之精华才可。古者所谓“霸王”之业，乃“霸道”“王道”也。霸道者，法家之令行禁止也；王道者，儒墨之忠恕爱人之道也。失一不足以言治。小子并非笃信儒墨者也，贱心所慕，乃老庄之学也。此文小试牛刀，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