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小桥

岁月如流水,记下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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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小飞:察隅故事 ZT

(2018-06-12 11:16:37) 下一个


卢小飞,1969年到延安插队。197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赴藏,在《西藏日报》任职7年,1987年任《人民日报》驻西藏首席记者。喝酥油茶、青稞酒,住草原帐篷,足迹遍及西藏的东南西北。她是第一个进入海拔4800米阿里地区采访的女记者,经受过严酷的高原自然环境磨练,也多次面临着生死的考验。


“察隅河,我与它相处只30多天,它却在我心里流淌了15年”。1980年卢小飞采访藏东察隅,扎木河波密森林留影。15年后的1995年她写出《察隅六章》(即《察隅故事》)发表在1996年的《西藏文学》上。




 

地球上有一些细小的河,对于与之有过际遇的人,能够产生不亚于长江黄河般的反响。比如延河,我在那儿有4年半的插队生活,一次洪水中的逞能,差点结为生死之交。尽管梦中的那段时空,总是山梁、沟壑和窑洞,没有水流的一点影子,但延河对我有特殊的人生意义。而察隅河,则是另一类启示,我与它相处只30多天,它却在我心里流淌了15年。遥远的镜头渐渐摇近。耳边马上是冰水冲击河床发出的轰鸣音响。
 


1980年春天,在《西藏日报》的院子里遇见阿多,他说林芝的桃花开了,色季拉山上的杜鹃花也要开了,他和新华分社的马竞秋、才龙后天就要开路。那个时候,在西藏下乡采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整个西藏日报社都没几辆车,加上语言障碍,能够有本土内行结伴的机会千载难逢啊,一番请示报告办手续后一起上路了。我们在波密采访了十多天,而后搭车转道察隅。



1

枕着察隅河的涛声入睡,得益于老天爷的安排。那些日子,察隅沟天天下雨,他们仨要等天晴好拍照,只得滞留在只有8户人家的慈巴村。几个摄影家懊恼天气,急得抓耳挠腮,我没有很明确的目的,因此随遇而安。


慈巴村,夹挤在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峡谷缝隙里。湍急的贡日嘎布河切断高山,凭着落差的力量,不可一世地从村东奔流而过,轰轰隆隆震荡着山谷,在不远处与桑曲汇合为察隅河便调头南下,冲进印度洋。溯流北上,晶莹剔透的固体大水库——阿扎冰川,以居高临下的炫目洁白,在远方筑成一道屏障。而小巧的村子,却埋在一片绿海之中。


 

这里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原始森林。
 


慈巴人家住一种带晒台的木阁楼。亚东、樟木、错那、吉隆等生长木文化的地方也有木阁楼,但没有那种大得可以当场院,可以载歌载舞的晒台。


生产队长才旺卓玛的房子宽敞而又紧凑。听说拉萨来了记者,她风风火火地从地里赶回来。她老公徐郭是区干部,和阿多认识,这也是我们落脚的由头。酥油茶一会儿就打好了。喝茶的当儿,她快手快脚地捅开灶火,又到院子里抓了一只鸡,三下五除二地宰杀褪毛。我们嘴上过意不去,心下竟也有几分窃喜,待屋里飘荡炖鸡的香味时,肚子已经急得咕咕叫了。


才旺卓玛有一副圆圆的脸盘,眼睛大而明亮,身板宽厚结实。初次见面,她的坦率自如令人钦佩。没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一般藏族妇女,在生人面前至少有七分的羞涩。她却不同。有问必答,且问一答三,还常常发出无拘无束的大笑。在场只有我一个汉族,他们仨轮流帮助翻译,那份耐心多半是为了才旺卓玛的魅力。过一道手的翻译,总不能保鲜,也说不定串味,还得借助眼睛——自己的一双和余下的七双(才旺卓玛的父母和孩子)。有时,卓玛的笑谈引来满堂喝彩,而几个同伴却神情诡秘地光乐不译,一看便知又是对我封锁的什么粗话,可卓玛说来却情趣盎然,往往又是一阵坦率的大笑。她那样洒脱,对记者是再好不过了。而他们仨,原本是我的同伙,与此间却和卓玛有种天然的和谐,不免让人心生妒忌。


堂屋很大,有20多平方米,算是阁楼的心脏。我们被安排在东西两边的厢房,卓玛把自己的闺房让给了我,和父母孩子挤住在堂屋两侧的卡垫上。堂屋的中间是火塘和灶台,我们常常在饭后茶余围坐一圈谈天说地。朝南一面,一个平阔晒台,可以从三面眺望察隅沟谷的近树远山。


阁楼的下层,是动物们的天地。猪夫妇和庞大的鸡家族,居然能和睦相处其间,两头黄牛和一匹马谁在露天,倒也自在。夜深的时候,能从察隅河水流的主旋律中,辨别出猪的鼾声和马的鼻息声。小村庄愈显得静谧。遇上雨夜,所有动物都会躁动不安,隔壁才龙也鼾声大作,那便是喧闹的夜。


2013年作者重访慈巴村,老房子已无人居住,成了动物们的天地(王权增/摄影)。


 

阁楼北边是菜园子,现吃现择,难怪卓玛烧的菜那么鲜灵、那么清新。当时在拉萨还享受不到这种口福,因而菜香味每每营造出一种家庭氛围,一餐饭便是一次融洽的聚会。但也有一次例外。那是顿晚餐,卓玛为了换换口味,特意做了一锅猪排土巴。她老爸在院子里忙活了半天,用石臼舂好了玉米仁。挂在墙上没舍得吃的猪骨头,被隆重地放在锅里。待玉米仁煮熟了,加上些菜和面疙瘩,放些佐料,一碗热气腾腾的土巴端上来。才龙和阿多看来是喜不自禁,因为他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可主人绝没有想到。马竞秋是回族,而我也受不了那种哈喇味。老马默默地抽着烟,言称他不饿。我吃了3口,就表示饱了。一时间,晚餐出现从未有过的黯淡,一家人全然埋头于土巴,屋里只剩下嘘嘘的喝粥声。


协调气氛大概是记者的本能。饭后,我自报歌唱节目,汉族的、藏族的,不拘一格,并且接过卓玛的青稞酒开怀痛饮。几回车轮战下来,洋相出尽,直到逗笑了所有的人,小屋重又漾起欢悦。


原本设计的另一次晚餐被暴雨改变了内容。那是吃土巴的第二天,应副队长多吉平措之邀,我们于傍晚登上了他家的阁楼,就着窗外的蒙蒙细雨,开始新一轮神仙会。在平措端出一钵刚刚煮熟的鸡蛋时,我大概太不含蓄了,迫不及待地剥了皮,几口塞进嘴里。要知道,定居拉萨的4年中,没吃过几次鸡蛋,甚至已经忘了煮鸡蛋的滋味。这种直露遭到才龙的嘲讽,他酸溜溜地表示把自己那份让给我。也就在这个时候,西边山岗上发出轰隆的一串巨响,仿佛天崩地裂。平措喊了一句什么。自己先跑出去,他们仨紧跟着跑出去。我不懂他说了什么,也不知发生了什么,想他们会很快回来。雨越来越大,窗外一下子昏暗无比,说不清是穿天雷还是滚地雷,群山战栗,旷野呻吟,察隅沟好像在经历一场战争。他们去哪儿了?我不安起来,再次感到了孤独。院子里已经涨满了水,猪崽子们惊骇地吱哇乱叫,不知往哪里逃好。


我也不知往哪里才好,四处跑着找他们。村里唯一的大道被一条河流取代,柱子似的水从山坡上倾斜下来,河水拼命暴涨。透心的雨水把人弄得兴奋不已,不知往哪里跑才是正道。两进卓玛家,只有阿妈和孩子们。他们都哪里去了?听不懂阿妈的话,她用手比划着,手势是往西北指的。我又冲进雨里。一阵劈里啪啦的冰雹将我打进屋里,匆忙找出两顶草帽和一件雨衣。


远处,坡上挂着一道泥石流的瀑布,它仍在缓缓运动着,正威胁着山脚下的秧田。那边传来了卓玛咯咯的笑声,撒在雨里真是清爽透亮。笑声起处,我的同道者和村民混在一起,一个个泥人似的赤着脚,铁锹后面,已经有一道新筑起的石堰,泥石流被挡住了。呆愣了一阵,想起手里的草帽,我尴尬地递过去,两顶草帽被推来让去,我愧疚地脱下雨衣,披在卓玛身上。又听见一句嘲讽:早浇透了,要它有什么用?此时的我,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只恨入地无门。我扭身就朝村里跑,因为不争气的眼泪已经涌出来了。


晚上,卓玛做的包子,闻起来真香,但我没有了一点食欲。我闭门在卓玛的小屋里,搞不清为什么会感到孤独,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吗?


入夜,大家围坐在火塘边上,都没有什么话。为了找话说,我叫了一声阿爸,但又卡壳儿了。阿爸对阿多说:是想爸爸了,她离开父母到处跑,真不容易呢”。当时,阿爸看我的目光慈祥极了。阿妈搬了个小板凳,叫我坐在她的身边,而后又掰了半个饼子递过来,她一直望着我,目光里是在说:吃吧,孩子。我靠住了她,老人的身子竟是那么温暖、柔软。她拉住了我的一只手,轻轻地抚摩起来,让我眼眶里好一阵潮湿。


猪崽子不叫了,卓玛说这意味天会放晴。当时,我们都将信将疑,因为已经连续下了3天了。果然,等来了一个大晴天。趁他们上山拍照,我把全家的脏衣服都翻出来,抱到小河边洗起来。我已经发现,他们对衣服从一而终,直到穿烂了,也不见得洗一次。我洗的这一次,可能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但我总得给家里做点什么,哪怕仅仅是心理的补偿。太阳偏西的时候,院子里挂满了五彩缤纷的万国旗,两个小家伙高兴地从中窜来窜去。





 

前排右起卢小飞和阿妈阿爸抱着孩子,后排右起卓玛、卓玛弟弟多吉、马竞秋、才龙(阿多摄影1980)。



卢小飞2013年重访察隅在八一镇旅馆与卓玛及其女儿女婿合影



2

察隅毗邻印度、缅甸和我国云南省,史上曾有周边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迁徙到这里,如独龙、傈僳、纳西、僜巴和怒族,多民族成了此地一大景观。在五彩缤纷的女人世界里,东巴央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是个雨夜,我们和卓玛一家正在围着火塘聊天。随着一串酷似缅傣山地语的喊叫,一个人水淋淋地出现在门口,黑色的斗篷里探出一张痩削的脸,让人一下看到黑亮的眼睛。大概是走得太急,耳垂上那对喇叭筒状耳环不停地晃动,那耳环有鸡蛋那么大,银质的喇叭形状,大口朝前,底座穿扣在耳垂上,因为分量重,耳垂被坠得老长。来人站处,已经淌下一地泥水,身上的水还在顺着筒裙往下滴,地板上的那双赤脚很脏,两只脚相互搅动着…….这一切,与方才火塘边上的温馨气氛很不协调。


家人都热情地招呼她,卓玛居然能说僜巴话,两人对说了一阵子。看她没有走的意思,我便递过身边的小板凳,她却摆摆手,扑通一下坐在地上。这以后,她反倒成了主角,满屋子就听她的高谈阔论。有一阵,她眉目传情地大讲了一通,咕噜咕噜的僜巴话,让阿多们也傻了眼。阿爸阿妈竟能会意,还居然被逗得前仰后合。她却像说单口相声,口若悬河,连比带划,逗笑了所有人,自己则一本正经地故作严肃。我赶紧央求卓玛,让她快快给我翻译出来。


原来,她讲的是自己那口子和她做爱的事情。她伸出食指,让它来回摆动,并流露出一脸的鄙夷。卓玛说她没法翻译,反正是她瞧不起自己的老公,别看他是什么生产队长。


她开始用僜巴话和阿妈交谈,想不到阿妈也能说上几句。这母女俩都是语言天才,也是交际好手。历史上藏族和僜巴有着很深的隔阂,眼前的融洽场景令人感叹。阿爸听不懂,又不甘寂寞,便找茬逗这位年纪相仿的女人。老汉伸出手向她讨烟抽。她从上衣大襟里掏出一个小袋子装的烤烟。老汉像孩子似的拼命摇头,让她再掏掏口袋。她做了个鬼脸,无可奈何地拿出一个小圆铁盒,里面还真有几支卷烟。接过卷烟,老汉得意极了。她呢,假装做出一付心疼的样子,其实心里开心着呢。


看到这个铁盒和几支卷烟,我突然想起这是白天我们去僜巴村采访时,同行的记者送给她的。当时她没舍得抽,就放在这个小盒子里面,另一个记者又送他一支,她依然没有抽。我这才把她和白天那个采访对上号,因为僜巴女子的服大体一样,长得似乎都差不多,全是瘦瘦小小的,大概热带丛林的山地民族都是这样。另外,抽烟也是一个因素。成年的僜巴女子人手一杆大烟锅,种植和吸食鸦片比较普遍。不少人家的房前屋后种满了罂粟,他们把成熟后的果汁收集起来,制成粉面掺杂在烟叶里,说这样的烟草抽起来才有劲。


翻开采访本,才记起她叫东巴央。那个村庄叫西热贡,属于如苏生产队。我们在村头正遇上刀耕火种的场面,几个女子还真是用竹刀在地上刨坑,那地也还就是刚刚烧过的荒地。几位摄影家算是逮着了,一通猛按快门,我却有些发毛,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到现在,15年过去了,还记得劈劈啪啪燎木头的声音和小姑娘用的那把大竹刀。僜村的木阁楼较小,没有晒台,大些的也只是窄窄的一溜。阁楼前后都有高架的木笼子,里面放着玉米棒子。之所高架是防止野兽偷袭。我们按照指引直奔队长家,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东巴央。上了阁楼,从发现队长根本无法接受采访。他那时形若枯槁,正躺在地铺上呻吟,说是肚子疼,也不定是大烟瘾犯了。当时的东巴央也完全没有眼前这般生气,只是沉默地拿出自制的阿拉当地家酿白烧酒),一碗碗地劝酒。环顾窄小的竹楼,几乎没有什么家什。西热贡与慈巴相隔不过2里地,但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两个小村庄都相去甚远。天下事,就是这么蹊跷,文明的布局纵横交错,千差万别。


采访本上记录了她的一段话:原来我们僜巴是不养猪的,现在养了一头,为了给儿子结婚用,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过去我们僜巴住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很苦。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叫我们下山,我们心里的感激难以用语言来表达”。随去的翻译正是才旺卓玛,因为队长生病,我们只好匆匆告别。


痛苦与欢乐,呆滞与诙谐。出了家门的东巴央真是判若两人。她烟瘾挺大,一口接着一口,自打进屋就没停。那杆烟锅有一尺来长,两头包银,还有雕花,竟是个考究的工艺品。由此看来,抽烟在她们还真是人生一大要事。


才旺卓玛拿来一壶阿拉和一个搪瓷茶杯,让大家用这个杯子传着喝,这大概也是一种传递友谊的方式。从我们远道来的客人开始传起,每人一下,随意喝几口都行,不用像西藏腹心地区那种3口一杯的形式,酒杯转到阿爸那儿,他正抱着外孙女,腾不开手,东巴央端起杯子就灌,弄了老汉一胡子酒,老汉开心地眯缝着眼睛,也逗乐了一屋子人。看东巴央如此跟老伴儿调情,阿妈不仅不吃醋,甚至还有些声援的架势。


东巴央终于喝多了。她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又伸出了手指头,这回不是食指,是小拇指我们是这个”,又伸出大拇哥,说:你们是这个”。她催着卓玛快翻译。还说,我们今天在她们村,只去了她家,这让她在村里很有面子,就是遗憾没有什么东西招待我们。现在,我们同用一个杯子喝酒,真正地平等了”。同醉的场面,彷佛真营造出一个平等的氛围。其实呢,我们心里最应该明白。当时,我或许也说了一些关于民族平等的豪言壮语。今天想来,她那种谦卑本身就包含着太多的关于不平等的信息。政治上我们当然是平等的,但是其他呢?向往文明而不达是一种痛苦,但较高社会文明的享有者或许更容易陷于痛苦,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也会羡慕那些还停留在原始文明阶段的人们,羡慕他们的质朴与自然,欣赏原生态的文化,然而真让谁倒退回去过原始生活谁又会干呢?


那夜,松树明子忽闪闪不知烧了多少根。孩子和老人都困得歪倒在卡垫上,东巴央还舍不得离去。喃喃的磨叨声,和着雨点敲打铁皮烟囱的叮叮咣咣,和着察隅河撞击岩石的轰轰隆隆,飘进了迷蒙的夜空。


从故居南眺,东巴央家的竹棚和村寨已然无存。(王权增/摄影)



3
 

原始森林是个绿色葱茏没有边际的家,它赋予僜巴自由的天性。


在拉萨即将出发的时候,同事吴长生提示我不妨多收集些民俗风情类的故事。为此,就要找个精通僜、汉两种语言的翻译。谢天谢地,洞冲边防站有这样的人才。站长松鸟是僜巴人,一番交涉,边防站不仅收留我们住下,还派出了得力的梅内参谋当翻译。


梅内是察隅本地的僜巴人,和松鸟一样,早年应招入伍。早年的边防事业,以群众工作为主,边境上的风吹草动,全凭着当地住民的火眼金睛。梅内凭借语言文化优势,在僜家村寨如鱼得水。在洞冲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整日相跟着,去了新村、巴安通、沙琼、夏尼、嘎腰,一路上且说且聊,徒步固然辛苦,可也游遍了察隅的僜巴村寨。


通往新村的路边上有一大片水田,正逢插秧,水田里花花绿绿,约莫十几个妇女。见我们走近,她们直起身子,火辣辣地盯了一气,开始秀嗷——秀嗷——”朝我们一通吆喝。我以为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回赠以牛布让依提亚(你们好)!


梅内参谋跟她们是老相识了,双方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话,像是在打情骂俏。在村里采访完返回驻地时,又是这样。这一次。梅内拣起块石头砍过去,水花溅了她们一身,她们却乐得个欢。我觉得可疑,一连追问几遍,才知原来她们那边一直在起哄。她们说:你讨了汉族老婆,美得不轻啊!这边回答:我有这个本事,眼红你了?那边又还:不过三两天的事,别烧包了”。


原来如此,我好生恼火,我让梅内回敬个干脆的,参谋立时会意。他得意地大喊:人家说看中我了,不走了。怎么样?以牙还牙,真是畅快淋漓。这招还真灵。那帮子小辣椒卡壳了,我们占了上风。其实,双方都无恶意,逗逗闷子,开开心而已。

1980年在扎木。年轻女记者外出采访会遭遇黄段子,所以小飞的面部表情有时会露出一种本能的防范。


 


 

使用辣子这个字眼想必不过分。在上察隅区委,我住区干部巴松龙家,当时他下乡去了。他妻子松木赛就是个烈辣的典型。她原住麦克马洪线南边,十几岁时被卖给蓄奴主同林松当儿媳。因为长得不够漂亮,被主人家降为奴隶,又因为个性强,经常遭到毒打。她从不屈服,几次逃跑,都被抓回去。一次,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又被撬开嘴,往喉咙里灌烟灰水。按照僜巴巫术说法,喝了烟灰水就会鬼迷心窍,就不会再逃跑了。


1960年代初期,正是中印边境交火之际,松木赛趁乱再次逃脱。她沿着崎岖的山路,往北走了5天,进入军事区。不想,又被印军抓住当了民工。半夜,她悄悄爬出帐篷,爬过了军事封锁线,终于来到察隅。文革中,同林松派人打听她的下落,要带她回去。她一口回绝:不!我是人,不是奴隶。他们那边还在吃鸡爪谷,可我现在吃的是大米”。真是掷地有声。


僜女烈辣,却也淳甜。在我去过的5个僜村里,有不少人是为了爱情,冒着危险从南边跑过来的。在麦线南边,还实行着买卖婚姻,只要男方有钱,女方父母接受了,闺女不乐意也没辙。还有一些父母吃了人家的东西,直接就拿女儿做抵偿。自由恋爱成功的也有,但即使这样,男方仍然得按照规矩出彩礼,跟买卖婚姻差不多。那些自由恋爱又没资本的,只有双双往北面察隅方向跑。我们去的时候,就听说那几年跑来察隅的有好几对,有木龙松和外令色,还有姚夏和嘎细、京都楞和巴定央。我们在的那几天,刚有一对小青年跑过来,被安置在夏尼村。


巴安通新村的织布能手马宁央,是无数痴情女中的一个。她丈夫木那目松原来是她家的帮工,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厮磨玩耍,成了青梅竹马的恋人。按照当时买卖婚姻的行情,一个品貌、才干相当,家境又不错的女子,张口价就是5头巴麦牛,近似一个僜巴中等人家的资产,马宁央正属这档,而木那目松却只是光棍一条。两个人的恋情被家人知道了,最初是马宁央的弟弟不断抱怨,因为他刚刚花5头巴麦牛娶了媳妇,这个付出要靠姐姐的出嫁补偿回来,得着机会他就指桑骂槐。哥哥开始对她严加管束,而村里人也在议论纷纷。提亲的人踏破门槛,为了卖身牛的分配,自家人翻了脸,马宁央实在忍不下去了。我要出门去”。她对妈妈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这不可能,女孩家哪有那个本事?妈妈不信。可女儿已经打定了主意。


往哪儿跑呢?南下,有木那目松的亲戚,生活上可有依靠;北上,要过大雪山,又赶上边境吃紧。


到底是新生活的吸引,还有爱情的力量。他们一路跋山涉水,忍受了3天4夜的饥寒,奇迹般地出现在察隅。


马宁央在1980年代是远近闻名的织布能手


 


马宁央如今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织手,要论挎包、裙子、花边,谁都承认她织得最好,我们找到她也是以此为媒。几个摄影家要拍摄僜女织布的片子,村长介绍了她。如今,拉萨一些画报上就有她的照片。木那目松成了村里的拖拉机手,我们去的时候,他不巧到昌都学习去了,他俩得的奖状挂了一墙。


在下察隅的嘎腰村,有对姐妹与我一见如故。姐姐巴作色是在县上开妇代会时认识的,妹妹拥林亚是村干部,他们家还有个著名的巴都,是巴作色的弟弟,拥林亚的哥哥,是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唯一的僜巴代表,听说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唯一特准他带着佩刀进入大民大会堂参会的人。那天,我们和巴都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姐俩把我拉到家里,脱下自己的筒裙、银头饰和项圈,把我打扮成僜女的样子,然后围着我说笑。


她家的阿拉是僜家的上品,正说明女主人的能干。酒酣之中,巴作色叙述了自己的恋爱婚事。她也是5头巴麦牛的牺牲品。在丈夫阿依木龙那里,她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奴役。白天,做完田里的活,还要负责所有的家务。可回到家里,丈夫和婆婆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最难熬的是晚上,她常常瞪着眼睛盼天明。阿依木龙同父异母的兄弟典扎十分同情她,经常帮助她砍柴、背水,还偷偷把自己那份肉留给她吃。两个人感情日深,便筹划着私奔。


说到这的时候,拥林亚说她还记得姐姐背着她下地干活的时候,经常把她放到地边上,然后就和典扎钻进玉米地里偷情去了。姐俩交换了一下眼神,咯咯地一通大笑。


巴作色和典扎开始储备食物。每天悄悄存下一点干粮,终于在一天启程了。他们沿着察隅河一直北上,过大雪山的时候,典扎高山反应,倒在地上。他吃力地说:我死了你不要怕,继续走,千万不要回去,会被他们打死的”。“不,我们要一块活着”。巴作色说什么也不让典扎再躺下去。她背起典扎的火药枪,搀扶着他,坚持走到察隅。他们在嘎腰安身以后,又托人给南边亲戚捎信。一年以后,母亲和弟弟、妹妹都陆续来察隅定居。


巴作色的故事美丽动人,不光我这个访问者,连她的妹妹也被感染了。她的老乡梅内参谋也是头一回听说。他悄悄对我说:听起来跟小说似的,不是你打破砂锅问到底,谁会想到这些呢!其实,我也遗憾,行色匆匆中漏掉的细节太多了。


好多情侣在来察隅之前并未打算久住,都是想生米做成熟饭后还回南方去,但最终还是留下来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改变了主意?用新生活的吸引来解释似乎俗套了点,况且那时候的察隅仍旧比较贫穷,自然资源也并不比印占区那边更好。但他们毕竟选择了这里,把根扎在这里,这其中的理由一定充足,不用做任何解释。



1980年在下察隅嘎腰生产队巴作色家门口,与巴作色姐妹合影,她们把小飞打扮成僜女的样子。左边是姐姐巴作色,右边是妹妹拥林亚。




4

地球上仅有几万僜巴人,他们世代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横断山脉以西的高山峡谷里,大致方位在丹巴江流域至察隅河流域之间,大部分僜巴居住在印度占领区的热带雨林中,察隅县境内只有几千人。这是一个未被国家民委识别认定的族群,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应该属于珞巴族的一支,且得到一些珞巴族同胞认可。


僜巴关于族源的传说和珞巴极其相似。造物主阿加尼生了4个儿子,老大住在长粮食、产金子的平原,成为汉族;老二住在雪山脚下,成为藏族;老三住在沟里,成为珞巴族;老四就是深山老林里的僜巴。这个传说经久而深入,反衬出僜巴的宿命。这也可以解释,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政府派出的工作队劝说僜巴下山落户为何那么艰难。


中年以上的僜巴人回忆起老家,印象最深的是炎热和潮湿。人们认准了老祖宗传下的经验:如果一连3年都是阴雨连绵,准会有涝灾和瘟疫出现,要赶在灾害之前朝北走,那年在察隅沟里种庄稼准好,打下的粮食吃不完”。上几辈有不少僜人是这么迁徙来的。


德崩夏说自己是在察隅大地震前来的。著名的察隅地震发生在1950年,这是当地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僜巴文化里没有纪年,结绳记事包含了他们对于时间、度量、数字等不以为意的态度。僜巴人也不在意年龄,总是以某一自然现象或历史事件为参照物来作答。德崩夏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只记得全家迁徙的时候自己已经会走路了,但还是走不了多远,是大人背着来的。大地震的时候,他刚刚记事,按照幼童成长的自然规律,我推测他在接受采访时大概40岁左右。他曾经有3个妻子,这是僜巴人富有的标志。于是,在1960年代察隅开始搞民主改革的时候,他作为上层人士的代表,参加了当地政府召开的会议。既然是民主人士,就得开明进步,他于是响应政府号召,只保留了一个妻子。另外两个依然是家庭成员,只不过不是合法的妻子。


从南边跑到察隅沟的,大部分是穷人,德崩夏是屈指可数的上层人士。其实,他发家致富的历史很短,只不过比别人更善于谋划,且不失时机地效法蓄奴主的某些生活方式,诸如娶了三房妻子。作为能够参加政府会议的人,他享受着令村人羡慕的政府津贴,尽管数量不多,但足以使他享受别人不曾的优越。


儿时留给德崩夏的最深记忆是饥饿。那时候,简直就是野人,除了蒿子、苔藓这类苦味大的和那些有毒的植物,漫山遍野的野草、树叶和野果子都让我们吃遍了。老鼠是最好吃的东西,但家老鼠只有男人才可以吃,女人不能享用。不过,女人可以吃野老鼠”。“一般过了大年就没吃的了,大概要持续4个月,二、三、四月份如果不出去打猎,不去采蜜,就没有吃的东西。要么,就得挖野菜吃。往往等不到青稞、苞谷、四季豆成熟,就迫不及待的吃了。夏粮和秋粮肯定是受影响的,这样循环往复,一年四季都没有吃饱肚子的时候”。有一回,他和一个小伙伴去打猎,半路遇上塌方,德崩夏当场就被砸晕了。醒来之后,他们找到一个山洞,幸亏上山的时候还打到了一只野羊,在洞子里生着了火,一只烤羊肉让他们坚持了9天。


离了火可怎么办?这是僜巴式的格言。老辈子传下来的生存经验是出门火种不离身。火是僜巴的生命。走到任何僜巴家里,火塘都在屋子的中间,一家人围着火塘吃饭、睡觉,不用桌椅,也不要床。就是盖了高一档次的房子,火塘依然是家中的核心。


生产和生活方式简单粗放,决定了僜巴的处世哲学。德崩夏讲了两个小故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也都是因为女人而起的。


德崩夏有个姐姐,被父亲卡地许配给了马衣家的熊木松。结婚数年后,姐姐不幸病死了。马衣家又寻上门来要小妹,父亲不同意,小妹也不干,她已经有了意中人。不想,小妹背水的时候,竟被他们马衣家的人抢走了。本来,照老规矩,大的死了可以将小的给她,好好商量也不是不可以,但动手抢人就小看人了。爸爸一下子火了,叔叔也不干了,要维护阿外龙家的面子,于是发生了日卡的那场械斗。那天,叔叔木觉先朝马衣家的觉梅龙吐了口水,这下可不得了了。按照僜巴的习俗,吐口水是一种极大的蔑视。觉梅龙拔刀相迎,双方你来我往,杀了几个回合,有伤无亡。结果,老婆对方没要成,东西这边也没退,木觉还给对方吐了口水,显然是占了大便宜。以后,叔叔过世了,觉梅龙来跟德崩夏讨债,要100个银元,或者相当价值的东西。这中间,还请了嘎背亚梅(世俗社会的调解人)说情。德崩夏也挺横,理都没理他。他说:我跟你没什么账,叔叔也没拿你什么东西,因为你抢了我们阿外龙家的女孩,叔叔才给你吐口水,但并没有欠你的债”。由于德崩夏强硬,马衣家没占到什么便宜,只得悻悻然威胁说:好吧,咱们早晚总得碰上的”。言外之意还得跟他打一架。幸亏后来民主改革了,这事才不得不划上句号。


其实,这只是种姓之间的械斗。德崩夏还险些遭遇同姓之间的一次械斗。


多雄赛原来是德崩夏哥哥的妻子,哥哥死了以后,按照僜巴惯例该德崩夏继承哥哥的女人。如果她要嫁到外姓人家,照规矩过去买婚所用的牛、猪就得还给德崩夏家。德崩夏有个同姓的叔叔,叫阿波瑞丢,因为同姓一家,他也有权接管这个女人。见德崩夏要了多雄赛,他眼红了,非要把买婚用的4头巴麦牛和几头猪还给他。他三番五次派嘎背亚梅来说和。德崩夏觉得太没道理,但为了避免动家伙,还是咬牙给了他不少东西。有10支火药枪,还有铁锅、布匹、猪和现钱,大约合人民币700多元。火药枪是德崩夏用鸦片、羊皮、粮食和绸布换的,为此欠了不少账。


过去,械斗是僜巴的家常便饭,不同部落之间的,与义都(珞巴族)之间的,不同种姓之间的,都常有发生。这与那个在藏族领主面前逆来顺受的僜巴完全不同,表现出民族性格中倔强、好斗的一面。


僜巴氏族教两个种姓,即达让和格曼,察隅只有嘎腰和沙琼两个村子的僜巴是格曼,其余都是达让。有人说,达让的一部分人是从义都(珞巴族)分流出来的,一部分是从缅甸那边迁徙来的。两个种姓各有其方言,达让人听不懂格曼话,格曼和达让交流时都讲达让话。旧社会,达让和格曼之间的械斗不胜枚举。


有一场械斗让僜巴空前团结且扬眉吐气。那是民改前有回扎巴寺里表演跳神舞,上下察隅的藏族百姓全都赶去参加,喇嘛在场子两边划出白线,有个叫京格的僜巴喝醉了酒,不小心踩到线上,遭到喇嘛的毒打。当时他敢怒不敢言,但这事在僜巴心里都不舒服。没过多久,扎巴乡代理人过溜索桥,叫京格帮助驼东西,代理人答应给些银元做工钱,可是运完东西没给钱,反而要京格的腰刀,京格不给,竟然挨了一顿打,脸也被打肿了,路也走不稳了,刀也被抢走了。回到家里,大儿子卡瓦龙一看气坏了,说:爸爸,你白挨打了,应该报仇啊!京格一听,立马和儿子一起返回原路,代理人和几个佣人办完事,正好在河对面要过溜索,京格和儿子堵在坡下的坝子里,把代理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刀也夺回来了。刀,不仅是僜巴的荣耀,也是生活和生产的帮手。打猎、砍柴、种地、劈柴、编筐,男人不能没刀。后来,代理人也没敢追过来要刀。


这个有趣的故事也是德崩夏讲给我的。在新村,我接连跟他聊了好几天,多半还是因为他肚子里的故事更多些。一边聊,他一边给我和翻译斟酒,僜巴土烧酒阿拉后劲十足,主宾双方都醉意绵绵,车轱辘话不断,以至于记录的文字也有些阿拉的味道。



刀,不仅是僜巴的荣耀,也是生活和生产的帮手。




 


 

5

很长一段历史时空里,僜巴在精神世界里被鬼缠着,在物质世界被藏族领主震慑着。


既然天灾人祸都是鬼在作怪,那么和打交道便成了僜巴的大事。死人或者生病都是鬼闹的,就得好好地送鬼。财大气粗的送大鬼,一般光景的送中鬼,送不起大鬼中鬼的可以送小鬼,再穷的人,也不能不送鬼。送小鬼杀一只鸡就行了,如果穷得连鸡都没有,捡几根骨头烧烧也成,这倒是机动灵活。送中鬼就得停工3天,起码得杀一头猪。过去,很多人就是因为送鬼,到处借牲口,欠了一屁股债。送大鬼的都是比较富裕的人家。要杀三五头牛,有的甚至杀十几头牛,也是一种排场,亲朋好友都喊来吃肉,全村人为此都不去干活。看来,鬼不吃素,人爱吃荤,鬼吃完了人再吃,肉反正没浪费,打牙祭也于是演绎成一种文化。1980年我们去采访时,当地人说跳鬼女巫还活着,那会儿,意识形态领域管制很严,送鬼这种迷信活动不允许搞,但从思想上驱逐掉魔鬼的阴影却并不那么容易。


我们住在慈巴村的时候,那里刚刚发生过一件与鬼神沾边的事情。那是3月下旬的一天,斜阳把大地考得热烘烘的,察隅河水平静如常。多吉平措和村里人正在锯木板。老远,一个女人气喘吁吁边跑边喊:压死人了!石头塌方了!多吉平措听罢来人叙述,二话没说,叫上几个小伙子就出村了。原来,附近的巨玉村正在修渠爆破,两个村民不幸被飞石砸死。这是个僜巴聚集的村落,村民们认为肯定是爆破惊动了山鬼,石头是鬼石,谁也不敢碰,两个人就那么活活被石头压着。多吉平措带人赶到巨玉村的时候,邻近的格拥和古巴两村也相继赶来好些藏族村民,众人七手八脚搬开石头,把尸体弄出来,抬下山,按照僜巴习俗安葬了死者。


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一场风波由此而起。巨玉村里的人神神叨叨: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吃苞谷和鸡爪谷的。现在,为了吃上大米,我们才开山修渠,触怒了山鬼,两个爆破的兄弟被石头砸死,看来我们没有吃大米的福气”。村民们疑神疑鬼,战战兢兢,眼看着就要停工歇业,政府派来的工作队反复工作才有回转。


就在巨玉村村民心有余悸的时候,察隅河下游的嘎腰村却有人带头对鬼“宣战。那年老天不作美,春末的一场旱灾枯死了高地上的5亩包谷苗,村民赶紧翻种了荞麦。没想到旱灾引起了虫灾,有5亩早包谷被虫子吃了,村民们又赶紧种上了搀入六六六药粉的黄包谷,小苗长出不久,又被虫子吃了。这时候,有人私下里嘀咕,是不是该杀牲送鬼了?村里的生产队长是巴都,他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到过北京,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巴都不信鬼,根据时令又赶紧换种了小绿豆。老天有眼,秋收时亩产达到1000斤。那一年,巴都在区农业技术员帮助下还实验成功了双季稻和冬、春两季麦,还试种了察隅的第一个茶园。那个时候,嘎腰村做的一切都很超前,这大概源于生产队长巴都走出去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回过头来看,也确是巴都自己的造化,大字不识的一个人,却努力学习汉语,敢于突破传统习俗。接受新生事物,需要不同凡俗的勇气。听说有一次他在山里遇到了狗熊,居然赤手空拳制服了那个家伙。就凭这两件事,巴都就够得上是僜巴的英雄。


1960年代初期,西藏腹心地区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僜巴却还住在山林里,只是随便搭个棚子栖身,只有窝没有家,也没有形成村落,对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这些事情更是一无所知。直到民主改革后期,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时,政府派出定向的工作队,动员僜巴下山。但纵使苦口婆心,人家也岿然不动。后来,干脆在山下盖好了房子然后上山一个个地找。有的人被动员下了山,但过几天又跑了。如此反复,好不容易先凑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村庄,取名为新村。对于僜巴为什么不敢下山,多数人只道是僜巴胆子小。在新村那回,德崩夏跟我透了底。原来,就在工作组上山的同时,领主代理人也放出口风:我们这里是税地,你们若是下山来种,就得交税”。于是,谁也不敢下山。僜巴人本来就一无所有,土改 时候分地分牛,竟然都不敢要。德崩夏说:历史的烙印太深了,僜巴让人欺负怕了”。


德崩夏说,他们早期住在夏尼和汪谷的人家共分到了9头牛,还分到了藤子、箩筐。当时尽管工作队已经进驻了,但西藏农奴制度的根还没有拔掉,领主代理人依然在发号施令,叫僜巴给他们干这干那,实际还是过去的那些差役。成人干一天挣一竹筒半的粮食,小孩挣半竹筒粮食,一竹筒相当于一平碗,很不公平,但只有忍受。


新村的山坡上原来是一片森林,政府派民工伐木、整体、开荒、盖房子,然后把僜巴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还统计了人口,按人口的多少分配房子。当时,僜巴还不会种水稻,只会种包谷、种洋巴,工作队的人手把手地教。僜巴靠结绳记事,没有文字,就用小木片记工分几分就扎几个孔。互助组是换工的形式,你给我家干了活,我给你一个小木片。一两年后,三个互助组合并成两个小组。到了1971年,人民公社成立了,两个组又合成一个生产队,巴安通、沙马、扎巴、察隅4个公社先后成立,土地连成了一片,没有劳动力的人家高兴了,有劳动力的还是留恋单干,但不管怎样,僜巴是最高兴的,因为他们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精神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同在察隅,僜家的生产方式比藏家要古老许多,而所有进步事物在僜山落脚都经历了九九八十一回磨砺。德崩夏回忆,察隅来往的边民很多,不断有人往来看亲戚,做买卖。有些人专事搬弄是非,乘机散布:共产党让你们组织起来,就没有个人自由了,也没法子出去看亲戚了。还说。僜巴的传统风俗要被破坏了。政府宣传要讲科学,那边的边民就说,我们僜巴的习俗是要送鬼的。政府说鸦片毒害身体,那边的人就说,你们不种鸦片可不行,换东西、买东西主要靠鸦片,你们要多种。还有些人鼓动僜巴回印占区,说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是人家藏族的,你们父母时代生息劳动的地方还在,印度人给我们空投大米等等。如此这般,煽动走了不少人。


是战争改变了边境的格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后,很长时间没有边民往来。战争结束后,边境地区逐渐安宁下来,依照村落布局,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渐次、梯度向深山辐射,种鸦片的少了,抢老婆、卖闺女的也少了,逐渐地也不送鬼了,孩子们陆续背上了书报,僜巴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


最后一次访问德崩夏的时候,他正在编背筐的竹头套,说僜巴叫打洪衣。只见他用光着的左脚踩住竹篾子的一头,一双手在另外一头灵活操作,而右脚则做些辅助动作,如拇指和食指一会夹住篾子,一会又要紧住打好的竹结。这些还不耽误嘴上说话的功夫,只消半个小时,一个打洪衣就编好了。


那一次在察隅,我们还跟踪采访过一次沙琼村民采蜜的全过程,见识了什么叫猴子般的灵巧,真的就像猴子一样赤脚窜行在树丛中,而我们却只能用望远镜远处观望。为此,我专门写过一篇散记叫《野蜜香》,发表在1980年某期的《西藏日报》上。


这引起了我关于特异功能和人类进化的联想。人类某些功能是伴随着人类的进化而退化的,现代文明已经使人的开发视野走向更微观的更宏观,而人在大脑更发达的同时却使自己的四肢变得越来越懒惰。察隅僜巴,或者类似地方,让人类有幸观察到自己的幼年。




1987年6月中印边界吃紧,卢小飞在海拔5100米的前沿指挥所。



6

这是一次流浪式的采访,边走边发稿子。仅仅是听阿多说林芝的桃花要开了,便死活跟他们上了路。他们仨,一个是拉萨人,一个是工布人,一个是阿里人,都是摄影记者。早期一段路程,还加入了河南人段生华,他是昌都记者站的,在波密和我们分手。不管他们本人接近于怎样的地域文化,毕竟都还是根植于这片土地。从城市到乡间,回归这个字眼在当时对他们是不言而喻的,而对我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深入基层


16年过去了,许多细节早已经淡忘了,留在笔记本上的,只是粗略的梗概,而留在记忆里的,真正如刀刻般抹不掉的,一定是为自己的价值观所认同的,是触动心灵的珍贵东西。而不用翻本子,脑子里出现的人物频率最高的是卓玛,再下来是东巴央和那群僜巴姐妹,还有巴都,他太不平凡了。由于沟通的障碍,很多深层的东西未及挖掘。还有边防站的副站长松鸟和担任翻译的梅内。


还有一个人物,让人想起有种难以名状的震颤,我从没有专门采访过他,但只要想起察隅,就会想起他,仿佛又骑在马上,在疾风暴雨中艰难行走,随时警惕着可能的深渊。


这个人是卓玛的弟弟次仁多吉,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阿多住,自己住到了一个小伙伴家。那几天,他很少回来,只有家里做了好吃的,妈妈和姐姐喊他回来才露上一面,也是匆匆吃上几口就走,从没听他说过一句话。以至于,直到我们快要走了,才知道卓玛还有这么个弟弟。


临走的那天早上,我们按照当地干部下乡的常规,租用了村里的4匹马。从慈巴到下察隅区委有60华里山路,大约是一天的马路行程。我们到区委后怎么把这些马还给乡亲们呢?村里要随去一个人,由他把马牵回去,这份差事有个好听的名字——回马人。


过去骑过两次马,但都是别人牵着走几步,照张相片而已。这回可没有人管你了,大家都得各自赶路。还没上马,我就开始紧张。卓玛说没事,给你找的是村里最老实的马,我弟弟跟你们走。我们的5人小队出发的时候,全村人都出来送行。当然,小村庄也没有多少人。上了坡,最后一次回头张望,人们还没舍得走,阿妈好像还在擦着眼泪。


在雨后的森林里行走,那才叫空气浴,用个最朴素的字眼就是干净。谢天谢地,那里没有伐木队来过,没有山货采购队来过,没有药材挖掘队来过,于是,我们得以领略了真正的原始森林。我曾在既往发表的文章里描述过察隅的景色,由于堆砌辞藻,那森林变得很虚幻,原始生态的察隅森林,和我见过的其他森林不同,因为人迹罕至,它们沉静而松弛,那些年纪大的树木,自然倒卧衰亡,任青苔爬遍全身,凭野花簇拥四旁。到处弥漫着松油的味道,让人觉得死亡一点也不可怕,还充满了诗意。不管怎么说,骑在马上一度僵硬地不知所以的我,渐渐地放松了绷紧的肌肉。终于,我放开喉咙,歌声像阳光穿透了厚厚的森林。


那种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小雨点淅淅沥沥地落下来,且越来越紧。可怕的倒不是被雨淋,而是道路泥泞,我胯下的小家伙可不要失足前蹄。但其实还有更悬的事,刚走过几道山岗,就有泥石流挡住了去路,只得翻身下马,牵着它小心翼翼地走。没走多远,一路沉默的次仁多吉喊了句什么,他冲到前面站定,又举起手止住我们的马。看他做侧耳聆听状,仿佛在听着什么动静,那情形真吓人。很快,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响声,一块大石头拌着一堆碎石头滚下了山。这种情形后来还有过几次,不是经验丰富的回马人,那不长眼的石头不定会找我们谁的麻烦呢。也就是这一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名老专家就是这么牺牲的,当时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一块岩石,被山上下来的小型泥石流打中头部。我唱不出歌了,也不敢唱了,生怕影响了次仁多吉的听力。


雨季的察隅河无比壮观的,它的壮观也让人类付出了代价。那些溪水潺潺的支流也都充盈起来,小河上一般都是用木椽子搭起的简易便桥,就那么三、四根木头,用铁丝一绞,没有护栏。此时的小桥,被雨水洗刷得光光溜溜,不要说骑马,徒手过桥也够人揪心。和我同行的几条汉子,也不那么逞强了。这回,又得看次仁多吉的了。别人咋样也不用我说了,反正我是腿肚子发软。上游涨水,下流湍急,桥下深渊,还逞什么能?我的马是次仁多吉牵过去的,而我是拽着马尾巴走过去的。他一匹匹把马牵过去,最后一趟,他牵马的时候脚下一滑,藏刀从刀鞘里脱落出来,就掉在两根木椽的中间,就在他弯腰捡起刀子的时候,马蹄子又踩空差点滑倒,他像钉子一样牢牢抓住马,使它不致跌落河里,那一幕想起来还令人后怕。


雨一直在下,阳光却一直照着。几年以后,诗人蔡春芳写过一首诗,叫阳光雨”,诗中说:所谓阳光雨,就是有阳光的时候,也有雨;有雨的时候,也有阳光”。见到这首诗,我一下子想起1980年的察隅。那天中午,我们在林中草地午餐,就着阳光雨吃着阿妈和卓玛揣在包里的烙饼和卤肉。就在我们大吃大嚼的时候,次仁多吉解开一个小口袋,挨个凑到马嘴边上,里面装的原来是马饲料。他把捆绑在马背上的行李和马鞍子都解下来,心疼地拍拍它们,鬃毛上面淌着雨水,鬃毛下面渗着汗水。马儿真个是领情呢,它们在草地上撒欢打起了滚儿。


快到格拥山的时候,一大片塌方区堵住了去路,右边是陡坡,左边是悬崖,也只好垂直着往山上爬。这回,尽管没路,但人倒比马利索,因为人可以抓住枝枝蔓蔓往上攀登,可是马不行。再说,它还驮着我们的行李。多吉的那匹马驼东西最多,除了我的皮大衣,还有摄影器材。快到山顶的时候,它怎么也走不动了,多吉拽着缰绳使劲往上拉。突然,那匹马翻到了,马背上的辎重拖着它不由自主地往山下滑。千钧一发之际,次仁多吉抽出腰刀,毅然砍断马肚带,甩下马背上的东西,包括马鞍子。他自己则站在下风口,死死地用双手托住马的肚子。那马,终于颤微微地直起身子,浑身还在哆嗦。这一切,就发生在瞬间,我惊呆了。这时候,多吉把地上那些原来由马驼的东西捡起来,全部扛到自己身上。一场惊天动地之后,他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依然平静地继续赶路。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下察隅区委,因为太累了,在区委食堂凑合弄了些吃的就早早睡了。这是头一回没开神仙会。那天夜里,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器官能够踏实下来,似有千万条小虫在身上爬,无论肌肉还是骨头,又酸又痒又疼,大概是雨水和汗水搅和的结果。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爬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多吉。还没走到他们的宿舍门口心就沉下来了,拴在院子里的马不见了。是不是多吉去草地上放马去了?走进屋,他的床铺已经叠得整整齐齐,心彻底凉了。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他们。阿多们说,天没亮他就赶着马走了。啊呀,此时我差点就喊出来,多吉次仁啊!我原是想好好谢谢他,好好酬劳他的!可是,人家压根没把这当回事。失落的倒是我了,心里哭的份儿都有了。




卓玛的弟弟次仁多吉(王权增摄于2013年)




这使我又想起一个人,是个不知道名字的阿妈。我们从下察隅区委去嘎腰,要走几十里山路,途中路过塔马村的时候,正是炎热的晌午,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在一户人家的门前一屁股坐下就不想起来。一位老阿妈把我们让进屋子,也不问我们的来历,就端出了青稞酒和糌粑,又拨旺炉火给我们烧茶。平静而慈祥的表情似乎在面对熟悉的家人,我们毫无拘束地吃喝了一阵就告辞了。从嘎腰回区委,我们又在这个村庄歇脚。记不得在谁家吃喝,只记得一只大海碗装满了香喷喷的炒青稞。阿多感慨地说,在察隅,只要进了村庄就不会饿肚子。主人不会在意你的身份,多半人不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你要费半天口舌解释什么是报社,新华社和厕所(两者藏语发音接近)是两码事等等。


从区委返回县城又遇上泥石流,这次的塌方面积大,公路交通完全中断,也没有马骑了。我们背着行李徒步走了很久,塌方区的另一头有当地驻军的吉普车接应我们。离开县城的时候,我们乘坐的是卡车,是一辆满载着黄豆的运输车,4个人在麻袋上挤坐着,高过了驾驶顶棚,违章也无可追究,这还是县委书记的面子。翻越达姆拉雪山的时候,真也是心惊肉跳。


回想这一路,离开拉萨的时候,坐的是拉萨运输公司的长途客车,那老式的破旧大客车像牛车似的,光是从拉萨到八一镇就用了3天,米拉山上还堵了半天。以后,我们搭上了西藏军区汽车16团的卡车。在波密县内采访多数时候是徒步,有两次搭乘了农民的拖拉机。联想我们今日做记者,总是要摆个谱,更有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在然乌兵站小住,我们又搭上了青藏兵站部的车队,随之浩浩荡荡地爬上达姆拉雪山。山这边,是荒漠、雪山;山那边,依然是一片绿色。绿色,果然是生机盎然。山谷里轰响着桑曲河与石头撞击的声音,进入察隅河上游时,那种豁然开朗,使我们忘记了一个多月的艰辛,不知不觉中竟在察隅度过了37天。


村前稻田和近树远山间的贡日嘎布河隐约可见(王权增/摄影)



后记:这篇东西应嘉措之邀分两期发表在1996年1、2期《西藏文学》上,一晃又过了18年。20135月,我带一个小组赴藏采访,有机会再入察隅。因时间拮据,无瑕重游僜山,倒是迫不及待地赶去了慈巴。万幸的是,小村庄大体是梦中的样子,房屋翻新,道路拓宽,物是人非,山水依旧。卓玛已经搬到更张林场二女儿家里,大女儿在八一镇当区委副书记,当年那个走路还不稳的小女儿,已经是波密县委宣传部的干事,阿爸阿妈已经过世。见到次仁多让我开心,彼此都很激动,他家一直保留着我们寄去的照片。这一次,次仁多吉有问必答,父母的身世,村庄的变迁,我的疑问太多了。原来,我们去的时候他是村里的会计,14岁就当上村会计,后来担任过村长、村支部书记,当过副区长,还兼任着村里的电工。在一次抢修电路中,两只手因漏电被烧伤,留下永久的残疾。我担心地问他,那一次我们4个有没有把你家吃穷,他笑着告诉我,我们留下的粮票和现金超过了当时的市价。啊?这些我居然都不知道!顿时对同道肃然起敬。同行的马竞秋和才龙两位新华分社的摄影栋梁已经先后过世,阿多今年夏天来京完成血管瘤手术,有惊无险注:阿多不幸于那一年秋天过。回到下察隅我四处打听,当年结识的松鸟、梅内、巴都、次仁平措、东巴央、巴作色、徐郭(卓玛的丈夫)这些闪光的人物都已经故去,德崩夏竟然活着且风流如故。返回八一镇时,通过卓玛小女儿的联络,得以在宾馆与卓玛相会,她出现在楼梯口的时候,泪水已经打湿了我的双眼。


似乎经历了一个悠远的岁月,仿佛我就是从那些村庄长大过来的。我想,我身上大概是流淌着舒张着一些察隅的血脉。(原载《西藏文学》1996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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