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剑犹如用情的汉武帝

用剑犹如用情的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前157年7月30日－前87年3月29日），西汉第七位皇帝，其母为关陇人孝景王皇后，于7岁时被册立为储君，16岁登基，在位达54年，其正式谥号为“孝武皇帝”，后世省略“孝”字称“汉武帝”，是清圣祖以前在位最长的中国皇帝。

学者这样评价：

翦伯赞：“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

黄仁宇：“有专制魔王的毛病。”

钱穆：“‘王莽代汉’源自汉武帝种下的恶果。”

文景之治是中国汉文帝和汉景帝所统治的时期的一个治世，汉初，社会经济薄弱，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通常认为文景之治的主角是汉文帝与汉景帝。实际上，窦太后在文景之治时代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文帝生活也十分节俭，宫室内车骑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

汉文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

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即位，初期平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以后，景帝开始专心打理朝政，据说景帝十分朴素，仁厚爱民。除了平定七国之乱以外，从来没有大规模用过兵，和匈奴的战争始终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依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汉文帝之皇后窦太后尊崇道家，因此汉景帝与窦氏宗族都必须学习道家学说。景帝崇尚黄老之说，减少刑罚，减少赋税，兴修水利，提倡农业，要求人心不服的案子进行重审，以免冤狱发生。百姓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创造了大量财富，其间百姓富裕，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安乐。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史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武帝刘彻历经“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强盛，武帝刘彻为巩固皇室统治，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同时也大开杀戒了。

武帝刘彻杀人知多少

　　 前139：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狱自杀。

　　 前133：将屯将军王恢下廷尉，自杀。

　　 前132：族灌夫，魏其侯窦婴弃市。

　　 前127：族主父偃。

　　 前122：侍中庄助弃市。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事件牵连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员以及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前119年：名将李广获罪，不愿受与“吏”对簿之辱，自杀。

　　 前118年：丞相李蔡获罪当下吏，自杀。右内史南阳太守义纵弃市。

　　 前117年：诛大农令颜异、御史中丞李文。同年十一月，张汤有罪自杀（诬告李文案发，皇帝追究）。 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去年刚任命）。三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诛。这一年杀了七位大臣。

　　 前113－112：武帝到处“巡幸”，一年中死了三位太守：河东守、陇西守都因大队人马来得突然，准备不及，自杀。北地太守则因皇帝来打猎，亭徼（歇脚的地方）没有修好，自他以下官员都被诛。同年，丞相赵周下狱自杀（在位不到三年）。五利将军栾大（方士）、乐成侯丁义弃市。

　　 前111：诛杀屯边汉使大农张成和故山州侯刘齿（畏懦罪）。

　　 前108：出兵朝鲜之役杀了三名大臣：将军卫山、济南太守公孙遂、左将军荀彘。

　　 前104：中尉王温舒以“奸利”罪当族，自杀；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过去“族”是指三族，这次开五族的先例。

　　 前99：司马迁为李陵说情当诛，宽减一等为腐刑。

　　 前98：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杀。雁门太守弃市（“畏懦罪）。

　　 前97：族灭李陵全家。

　　 前96：因杅将军公孙敖腰斩。

　　 前91：丞相公孙贺父子死狱中，族灭全家。

　　 前91-90年：太子刘据被逼起兵讨江充，凡太子宾客都被诛，随太子发兵者灭族。太守任安、田仁腰斩。御史大夫暴胜之自杀，卫皇后自杀。丞相刘屈牦腰斩，妻子枭首，大将军李广利族灭，本人降匈奴。

　　 前88年：族灭已经被腰斩的任安。御史大夫商丘成获罪自杀。侍中仆射马何罗谋反被诛。族灭江充，焚宦官苏文。

“武帝求贤诏”，一共不到一百字，是古文简练的典范。“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是武帝在晚期，“以名臣文武欲尽”（差不多被他杀光了），才下此诏。而且还责成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要推荐人才，否则就是失职（说不定某个人才又要因没有推荐人才而获罪）。

武帝后期诛杀日益频繁，他巡游无度， 走到哪里，哪里的太守就遭殃。丞相一个接一个获罪，有的任职不到一年。及至公孙贺被任命为相，吓得不敢接受，“顿首涕泣不肯起”。最后被迫接受，出门说：“我从是殆矣！”他在位居然维持了十三年，结果还是因儿子犯事，父子同死于狱中，而且又是灭族。

汲黯（？—前112年，汉代著名的直谏之臣）曾劝过武帝，大意谓，你下很大功夫求贤，却没有尽其用就杀掉了，“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还有谁与你共治天下？他言辞剀切，而且很激动。汉武帝付之一笑，说了一段绝妙之词：“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才？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他为自己的“慧眼”而得意：不怕没有人才，就怕不识货，既然不能尽为我用，就等于无才，不杀又怎地？杀了再去招就是了。

中国历史书上充满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一类词，已经不大引起注意。

摘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

让我们简要指出一些汉代制度之缺点。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至王莽把土地收归国有，此事又激起社会多数人的反对，结果失败了。但王莽的废止奴隶政策，却继续为东汉政府所承袭。东汉时代也屡有废奴的诏令，但只要社会经济情形不变，此项诏令是不会有实效的。

其次说到军队制度，中国地大人众，虽说分区训练各别的兵种，但每年一个月的操练是不够的。中央南北卫，像是常备军，实际上，时期也只一年，数额也仅有七八万人。结果全国皆兵，并不够用。遇到打仗，各地调遣，如会稽吴楚，远赴渔阳上谷，也不方便。所以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再次讲到政府组织，上面说过，皇权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这话固不错。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碰着一个能干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气，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夺宰相的相权。并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皇帝私人，无论怎样好，宪法上规定它不能过问首相的事。汉武帝雄才大略，宰相便退处无权。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这样一来，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就大了。

汉武帝临死时，他的太子已先死，他要把皇位传给小儿子昭帝，他却先把昭帝的母亲处死。他知道小皇帝年幼，母后在内管事不好，但皇室总还需要人管理。以前皇室也得由宰相管，但汉武帝连宰相的事都由他管了，宰相哪里能预闻到宫内事。于是武帝临死，派一个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辅政。这是皇宫里的代表人，霍光是皇家亲戚，有资格来代表皇家。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宫里的代表人，他该就是副皇帝，现在皇帝不把宰相做皇室代表人，而在皇宫里另设一个大司马大将军来专帮皇帝的忙，如是就变成外面有宰相，内面有大司马大将军，皇宫和朝廷就易发生冲突。当时一称外廷，一称内朝。大司法大将军霍光辅政，他是内朝领袖，外廷则仍有宰相统治。后来昭帝死，立昌邑王做皇帝，没有几天，又把他废了，另立汉宣帝。当废立时，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开会。有人说：该请宰相参加。霍光说，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丞相政府领袖参加，我们只议定请示皇太后就完了。霍光的一番话，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他把皇位继承当作皇室私事，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领袖来预闻。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所以皇位继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

这并不是我们用现代观念来强说历史，在当时历史情实早本如是。所以在高后四年，曾有一诏书，说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属天下，命群臣公议替代的新皇帝。吕后尽专权横肆，并没有说理皇帝不要问朝廷。霍光以后，元平元年，昭帝崩，也诏群臣议所立。可见皇帝世袭，是政府法理规定。若遇皇帝无嗣，及其他变化，仍该按照政府意见公议决定。但这也是一种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而且霍光纵说政府领袖不必预闻皇帝事，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来公议所立，可见霍光也是情有所怯，并不敢全违背当时习惯。再就另一点说，原先尚书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而内廷诸职，又隶属于御史中丞，现在皇室又另有一个代表人，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名义来掌领皇帝的秘书处，他不让外面宰相知道皇室事，他却代表皇室来过问政府事，如是则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那岂不是要出大毛病？所以后来汉宣帝想把霍氏权柄削减，便恢复旧制，仍有御史中丞来管领尚书，如是便由御史中丞透过御史大夫，而达到宰相，内廷与外朝声气又通，大司马大将军便没有权重了。霍家也就垮台了。

就此一节，可见汉代制度，在皇帝与宰相，皇室与政府之间，确是有一番斟酌的。虽没有硬性规定皇帝绝对不许预闻政治的一句话，这也并不是大失错。而且若要皇帝决不预闻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问题。就当是历史情实，既不能有民选皇帝，也便一时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国会来监督政府。这是历史条件所限，并非一两个皇帝私意要如此的。于是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宰相之间，遂不免发生许多的微妙关系。

汉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揽权，尚不甚要紧，他死了，他须替他后代小皇帝着想，于是来一位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便出来问题了。汉宣帝以下，霍氏虽败，结果还是大司马大将军外戚辅政，还是内廷权重，外朝权轻，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

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而掌握大权的。到东汉光武帝，惩于前失，因怕大权旁落，自亲庶务，于是尚书地位日渐加重。而外朝的宰相，却分成三个部门。本来三公是宰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实际宰相是全国之首领。后来因有大司马大将军横插进来，所以又把此三公变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三职分别，一个公管领三个卿。在西汉时，本想把此改革来调和大司马与宰相之冲突的，然而这样一来，大司空完全变成外朝官，大司马却依然代表皇室。从前御史大夫管得到宫廷，现在大司空管不到宫廷。不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职，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职，权重依然在大司马手里。这还是皇家和政府权限划分不清之故。中国此下政府里的所谓御史台，便是循此趋势，由皇宫渐渐退回到政府的。

东汉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则索性把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尚书。换言之，则是由皇帝来总其成。所以后代中国人批评光武帝有事无政，这是以往的历史意见。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