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的中国人身份认同

谢盛友在班贝格大学做报告“为什么我是基督徒” (Warum ich Christ bin)的宣传海报

You Xie gehörte zu den 100 einflussreichsten Intellektuellen Chinas. Darüber hinaus hat sich You Xie als Herausgeber mehrere internationaler Zeitungen weltweit einen Namen gemacht. In Bamberg betreibt er den China Fan Imbiss am Kranen mit Kultstatus und engagiert sich seit 2014 als Lokalpolitiker im Stadtrat. You Xie stammt aus einer taoistischen Familie, deren religiöse Tradition auf das 5. Jahrhundert v. Chr. zurückreicht. Nach seiner Migration wendete er sich dem Christentum zu, ließ sich in Bamberg taufen und ist Mitglied einer evangelischen Kirchengemeinde.

基督徒的中国人身份认同

2016年母校中山大学派人来采访我，我说：“我的血管里既流淌着孔子的血液，也流淌着耶稣的血液。《圣经》的十诫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是我为人、为文、为官的标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记者说，他很崇拜牟宗三。牟宗三是新儒家代表人物，认为当代新儒学的任务为“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上课时，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华人成为基督徒这事？牟崇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好还是不要去信基督教。牟宗山的这一说法有很大的影响力，国内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信基督教等于放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我谢盛友很难接受牟宗三先生的这种观点，我崇拜晏阳初（1893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幼年时中华传统经典教育和日后的教会教育以及美国的民主教育对晏阳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晏阳初本人曾经提到，“三C”：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影响了他的一生。

“三C”同样影响我的人生。谢家大哥同样是中山大学校友谢文郁说，基督徒的中国人身份认同 这个问题不会存在于华人基督徒身上。他是基督徒，但他从来不会对中国人这一身份有任何怀疑。但是，对于非基督徒中国人来说，非基督徒的感觉或许不同。

中国人如何看基督徒，这里有一个历史问题。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追溯到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强调穿汉服、说汉语，企图说服儒家，易佛补儒。他们认为佛教的生死观不如基督教的生死观。

人们注意到，儒家只关注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关注生死的问题。因而，他们要把基督教的生死观补充进来，使儒家得以完整。

利玛窦所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这种做法刚开始时效果还不错，对许多儒士有吸引力。但是，当其他天主教修会进来之后，这种做法收到批评。很快地，为了坚持天主教的仪式，他们和康熙皇帝发生了礼仪之争，导致清朝的禁教国策。

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博士在《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一书中对这些海外同胞的身份有3种划分：一为从“政治身份”上而言的“中国人”，其在政治立场上、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利益上形成了“身份”认知和认同上的不同理解、侧重及倾向；二为从“文化身份”上来看的“华人”，这些“华人”即超越了各自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而有着文化寻根、精神求源的期盼和努力，尽管大家在海外可能走上了彼此迥异的生活道路，却共有着一种“中华”情结使之魂牵梦萦；三为从“血缘或种族身份”上相关联的“华裔”，体现出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和魂灵。

杨凤岗写道:

从近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知来谈，一般中国人会视基督教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和“代表”，因而是“异质”文化或“洋教”，对中国文化及宗教形成一定张力或对峙。过去曾有“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之说，当基督教被视为“洋教”之际，“中国的皈信者”亦可能会被当作“叛国者”。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排外”、“斥洋”情绪已有了明显好转，中国人的心境显得更为开阔、有着更大的包容性，这为基督教与中国的重新对话提供了社会环此外，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大陆的指导思想，虽然给强调“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发现、体认中国文化身份认同上带来了惆怅和茫然，但这种意想不到的“西化”或某些“本本主义者”实质上主张的“全盘西化”却使“外国性”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达成了当代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和开明。这样，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基督徒”亦可以是“中国人”，并不一定会是非此即彼的或“多”或“少”。至于对已移居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华人而言，则可以体会、体悟或体验到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的内在关联和精神凝聚，其“皈信”则是非常自然之事，故而并无灵性、情感和意志上的压力。成为“基督徒”使他们更容易融入美国或西方社会文化，更能适应其社会及社团生活。对其而言，信仰基督教乃是极为自然的社会文化生活，而基督教会亦是其不可或缺的社会细胞结构，所以其“皈信”在这种氛围中就显得平常、自然和普通。当然，除了社会团契之必需以外，仍有不少华人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境。

地触及到“基督徒”与“中国人”的关系问题。虽然这些海外华人基督徒在“国籍”上，即政治社会身份上已成为“美国人”，从而出现实际上的“多”与“少”之比，但在其文化上、血缘意义上，这些“华人”不可能丢掉或忘掉其“中国”或“中华”情结及情感。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华人基督徒”遂成为极有意义、颇值研究的“文化”、“宗教”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基督教会使这些在美国的华人虽然意识到其“美国人”和“基督徒”身份，却仍在保持着、维护着其“华人”身份，延续着其与“中国”的“文化”或更多层面之关联。

作为中国人基督徒，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把圣经中所启示的以心灵和诚实来爱主爱人的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特别是孔子所提倡的“仁者爱人”和王阳明所提倡的“心学”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我在文化上不至于成为无根的人。

[谢盛友]

黄玉顺：儒家应善待基督教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关于基督教的问题，尤其是儒家对基督教的态度问题，我特别想讲一讲。

　　

　　 今天，中国大陆的儒家对基督教（我说的“基督教”包括所有教派）、或者说“耶教”的态度，是极其反感，乃至于拼命抵制，但是好像效果不佳。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以下这么三点：

　　

　　 第一点，我有一个判断：基督教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

　　

　　 我说“将成为”，是因为我现在手上缺乏关于中国基督教信徒的准确的统计数字。在中国没法做这个统计，统计不了准确数字，有可能它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宗教了。不过，我想强调一点：我虽然对基督教怀有同情，但我本人并不信基督教，我只信孔子。我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不是瞎说的，而是有根据的。其实，我前段时间看到过一份比较详尽的材料，是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它提供了很多数据，是完全支持我的判断的。[19] 仅仅以这份并不充分的数据来看，我应该做一个更准确的表达：基督教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这么讲，可能比较稳妥一点。

　　

　　 我还有一个根据，就是东亚的情况。我到台湾去，或者到韩国去，都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了解这个方面的情况。你会发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转型、民主化转型以后，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宗教的复兴，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而且，在这个宗教复兴当中，基督教往往独领风骚，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此外，还有其他的根据。比如说，基督教本来也并不是欧洲的传统，后来却成为了欧洲的传统、西方的传统。何老师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待会儿何老师可以讲讲这个问题。基督教既然可以成为欧洲、西方的传统，那么，基督教将来成为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二点，我还有一个判断，也算是上面那个判断的另外一个根据：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命运，可能会类似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

　　

　　 众所周知，佛教是发源于印度的；但是，它却成为了中国的传统，即我们通常所谓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儒、道、佛”，而印度今天反而不再是佛教国家。今天至少可以说：大乘佛教在中国。在东亚的宗教复兴中，台湾的佛教是最兴盛的，是最大的宗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灭佛”，结果呢，佛教并没有被灭掉，反而变成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中国的国教，尽管名义上不是“国教”。

　　

　　 这让我想起，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受到限制、甚至打压；近代以来，也发生过多起消灭基督教的事件，尤其是晚清的义和团的“灭洋”事件，民国年间还有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基督教在今天也受到官方的限制和儒家以及民间一些力量的抵制。结果呢，基督教这些年却在中国迅速传播。这是耐人寻味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谢文郁老师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刚才谈到，他既是基督徒，又是儒家，这些年在做“儒耶互释”的工作。当然，谢老师的一些具体的观点，我可能不是很认同；但他的工作的基本方向，我觉得是正确的，代表了未来的方向。

　　

　　 第三点，我还有一个判断：基督教的教义将会中国化。

　　

　　 这同时也是我的一种希望。佛教在中国的成功传播、甚至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佛学的中国化，而且是自己自觉的中国化，即变成中国式的佛学。所以，我想，基督教恐怕也必须自己自觉地中国化，即变成中国式的基督教。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考虑“儒家基督教”。这不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谢文郁教授就是一个例子，我再次充分肯定谢文郁教授的工作。不光是中国的基督徒可能如此，事实上，我们知道，例如美国的“波士顿儒家”（Boston Confucianism）的一些代表人物，本来就是基督教神学家。反过来说，一些儒家也可能成为“基督教儒家”。当然，我自己不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不反对别人做这个工作。总之，我觉得中国的基督徒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基督教的中国化，这可能代表着基督教未来最大的发展空间。

　　

　　 最后我再讲一层意思，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谈话，那就是：儒家应该善待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