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与风格对抗战初期鲁东形势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与风格对抗战初期鲁东形势的影响 何钟林 陈 娟 蔡 启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梓先生在2005年提交给“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篇论文中，从一个侧面论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与风格对日据台湾“抗日风潮”之激荡。阅读以后很受启发。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与风格是我们民族的财富。其伟大影响在现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或在整体或在局部片段上，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抗日战争初期山东半岛的抗战形势，通过史料的整理与发掘，缅怀这一段历史,以足够的史料证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与风格的影响力。 一、史料发掘的经过 2005年国亲两党主席先后访问大陆后，海峡两岸关系转暖，特别是在获悉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的“民族之旅”即将访问大连，我的朋友旅顺水师营农民之家“孔子文化书苑”院长孙同喜先生，特到我的家中访问。把他在大连香炉礁旧货市场收购的“七七二周年纪念刊”带到我的家中请予鉴定。希望通过我的关系，把这册收藏转呈给有关方面。这册“七七二周年纪念刊”系原国民党山东省第十三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出版社，于公历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七日出版。打开“七七二周年纪念刊”的首页，呈现在眼前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不禁肃然起敬。中山先生遗像两边的条幅分别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下面是总理遗嘱。“七七二周年纪念刊”收集了李先良、刘振东等二十三人的题词及誌识，还有李先良先生在鲁东军事会议上的开会词等文献，最后页是一幅“鲁东抗战形势图”。后面有二八、七七、良制。我们先后查证了李先良、刘振东等二十三人的相关历史资料，走访了山东省有关县市的新闻媒体、政协、文史部门，以期进一步获得相关人物的信息和他们家乡、后代的有关资料。但是，终因为年代久远，文化大革命以来又近四十年，时下我们又比较忽视历史，注重功利，特别是对“草根回忆录”的重视程度又非常不够。我们对“七七二周年纪念刊”的研究资料收集工作非常困难，所获不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研究工作往往不得不借助“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工作方法。例如，“鲁东抗战形势图”的绘制作者，很可能是山东省第十三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的一位军官，而非李先良先生本人。虽然李先良先生排在二十三位题词及誌识的作者中的首位，并且在题词的二十三位作者中，祗有李先良和邓学良两位的名字中带有“良”字。但是，经过我们仔细比较题词和形势图中作者的笔迹，二者的笔迹均与形势图原作相去甚远。又根据当时编辑纪念刊，请名人题词的习惯做法，李先良先生当时是国民党鲁东行署专员，地盘覆盖山东省第七区、第九区、第十三区以及青岛特别行政区，无需地区最高首脑亲手绘制第十三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出版社编辑的“鲁东抗战形势图”并撰写说明文字。总之，根据字迹习惯省略书写方法及相关材料，基本上可以肯定形势图的作者不是李先良先生。邓学良的职务是第十三区保安第一团团长，排在二十七位题词的作者中第九位，似乎不掌握战区全面情况，另外，邓的提词笔法也比较工整，与形势图作者笔法差别较大。因此，也排除在“鲁东抗战形势图”的作者之外。这位“鲁东抗战形势图”的作者，似乎更有文武韬略，体现了山东省第十三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出版社同人在“七七二周年纪念刊”中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可惜这些无名英雄的姓氏名谁已经很难考证了。二、 “七七二周年纪念刊”所反映出来的抗战初期山东半岛的抗战形势及其观点。 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特别是其初期阶段，应该定位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结果。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在抗日战争的动荡与洗礼中，仍然有其生命力。在“鲁东抗战形势图”中有一段文字说明，全文转录如下： “试看今日的鲁东，有多少县城被敌伪践侮了?尚有多少县城未被敌伪践侮?要知道、这几个未被敌伪践侮的县城、是联军给我们打出来的、是联军用鲜血给我们洗刷出来的。我们要拥护联军、要帮助联军、雪耻净土。到了不久的将来、希望鲁东各县所有的侮点、完全除掉。使全鲁东的同胞、都有了抗战的自由，我们整个团结起来、各友军切实联系起来、我大山东的几个鬼子、实不难消灭无余。同胞们、要积极奋斗，艰苦抗战！！二八、七七、良制”。 这一段文字中，没有多少华丽词藻的堆砌，也没有更多显赫个人功名的字眼。文中所说的联军，系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国民党胶东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十三区保安司令部，1938年4月共同成立鲁东抗日联军指挥部。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全国出现生气勃勃全民族抗战的大好局面。在鲁东，至1939年7 月，联军克复了荣城、文登、栖霞、莱阳等县城。形势的确不错。原任国民党青岛市市长兼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继韩复渠主政山东后，根据国民党全国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救国纲领”，制定了八条施政方针，当时称“八大政策”，其中有建设廉洁政府、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动员民众等内容，受到各方欢迎。团结抗日，是当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行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思想的体现。李先良先生在抗日战争初期，作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鸿烈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继芦斌之后任山东省鲁东行署军政首脑，宣传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和主义，并且努力去实践，其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李先良先生在“七七二周年纪念刊”的题词中写道： “要继续更坚（艰）苦，更扎实，更团结，更勇往迈进的精神，坚持长期抗战，造成最后之胜利！” 这一段题词是很得体的。其中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有别于“亡国论”，也有别于“速胜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李先良先生在“七七二周年纪念刊”中“如何争取鲁东军事上的胜利”的论文中认为：“要精诚团结，竭智尽忠，信行三民主义，尽最大之努力，为建国伟业立不拔之基础”。作为在鲁东军事会议上的讲话，李先良先生十分重视思想组织和宣传政治工作，他说：“这次会议我们应当检讨过去的得失。来补救过去的缺陷，如何秉承主席的意旨（根据上下文意，这里主席是指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先生）来增强联军的组织，充实内容，这是第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在长期与艰苦的抗战中，如何应付敌人未来的进攻，争取战略上的主动，这是第二个重要任务。如何使军队战斗力量提高，与政治训练加强，以改造部队；同时如何力求做到军民合作，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与帮助，这是第三个重要任务”。应该说李先良先生的讲话内容是十分精彩的，深得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之精神要义。李先良先生关于在鲁东团结抗战的思想，在他的论文中也有进一步的表述，他说：“鲁东全局暂时赖以粗安，这是联军成立以后的战绩，也是我们军事上团结进步后，发挥的力量，值得我们庆幸的”。“在我们面前摆着的，不是什么权利，不是什么荣位，而是艰难的一付千钧担子，要我们担当起来，复巢之下无完卵，个人不能离开民族总的胜利而能单独存在的”。可惜，由于联军总指挥赵保原在敌伪军事压力下日趋反动，鲁东战场形势进一步恶化。1942年春，国民党鲁东行署撤消后，李先良先生任青岛市代理市长，率青岛市流亡政府自莱阳县南部的濯村，迁至崂山华严寺，仍坚持长期抗战。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记载：在1941年10月-1945年8月，李先良先生领导的崂山抗日队伍，对日伪作战近80次，缴获各类枪支834支。崂山的抗战业绩，是值得后人铭记的。李先良先生到台湾后，于1957年被聘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主讲市政学、都市计划、政治学等课程，到1974年退休后，更专心从事著作。计有“都市计划学”、“市政学”及“抗战回忆录”等著作出版。“七七二周年纪念刊”的第二位作者刘振东先生,似乎是一位职业军人,他在题词中简洁地写道: “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杀敌致果” 查询在互联网上“谷歌”、“百度”等有关 “刘振东 抗战 山东”的条目，2005年8月5日“凤凰论坛”版主“魏武挥鞭”的栏目中“值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抗日英烈们致以崇高敬意”！有两个“刘振东 ”的名字，到底哪个是“七七二周年纪念刊”的作者刘振东先生，或者两个都不是，尚需进一步的史料发掘。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与风格的继承 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国民党人都认为自己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和事业的继承人。但是，历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在山东战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摩擦时有发生。共产党一直奉行着一个主义与理想，依靠基层民众，有着严格的组织与纪律。而国民党方面,当时在山东的历史的包袱还没有完全消化。例如，国民党原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不战而逃，最终被蒋介石处绝。韩复渠的亲兵手枪旅，在开封被部分缴械后，其余部分部队仍由吴化文指挥，新任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鸿烈收编手枪旅为二十八旅后，吴化文仍任旅长。此外，沈鸿烈在山东没有更多的军事力量。从韩复渠时代腐败滋生，过渡到济南失守后无政府时期，山东各路诸侯崛起，山头林立，派系纷争。沈鸿烈在全民抗战的旗帜下虽努力治理，但难免号令不齐，通讯不畅，人心不古，鱼龙混杂。抗日战争时期，就鲁东地区而论，情况也是十分复杂的。先有以复兴社为背景的第八区专员厉文礼，公然派部下夜袭了鲁东行署，杀害了CC系的鲁东行署主任芦斌，后有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整编了山东各路抗日杂牌军。任命部分原国民党山东行署专员或县长出任第一游击纵队司令至第四游击纵队司令，自伪军反正的赵保原也被任命为暂编十二师师长。后来赵保原又联合鲁东地区各土匪武装、地方武装，组织“抗八联军”与八路军搞摩擦。于学忠部原东北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又有不少中下级官兵投奔了八路军。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埋怨于学忠“抗战不力”，八路军“游而不击”。历史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其实，这些变化也都是可以解释的。自1940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在山东战场上的主要压力对准了在鲁南坚持抗战的沈鸿烈和于学忠，在鲁东的八路军伺机有了更大的发展和壮大。但是，艰苦的战争考验，并不是每一支队伍、每一个人都可以坚持的。历史公正地昭示了：凡是真正的坚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与风格的个人与队伍，最终会赢获得战争的胜利，而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与风格的个人与队伍，最终会被历史所抛弃。我们并不完全是以成败来论英雄。就鲁东战场的形势演变的个案而论，虽然当时身为第十三区保安司令的赵保原在“七七二周年纪念刊”中是第三个题词人： “抗战建国，民族之光，不屈不挠，至大至刚。” 但是，赵保原的投机性和动摇性，最终使得他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1940年夏天，赵保原即与青岛日伪军秘密勾结，在青岛、莱阳互设办事处，互通情报。 1942年赵保原部三次配合日伪军大举进犯胶东抗日根据地，烧、杀、抢、掠。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后，1946年6月，赵保原被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击毙于山东胶县。而在“七七二周年纪念刊”中没有署名题词的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韩炳宸，1939年11月在抗日反扫荡的战斗中，以身殉国，被追认为国民党陆军少将，是一位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抗日英雄。在鲁东崂山地区长期坚持抗战的国民党青岛市市长李先良先生，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的队伍也发展到四、五千人，这是坚持正确路线的结果。虽然，青岛保安师的历史功过，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些曲折。但是，历史也不应该过分的追究个人的责任。李先良先生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已经得到人民的承认。2005年9月有几位旅游者，在攀登崂山白云洞时，在草丛中发现了“白云为家”的石刻，把李先良先生撰写的碑文：“余在崂山抗战时，移政府于华严寺，以白云洞为迎宾馆，------”发布在网上，引起热烈的赞扬和评论，就是最好的证明。 孙中山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八十一周年了，九九归一。今天，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又聚集在一起，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四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令我们感慨万分，唏嘘不已。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与风格的感召下，我们应该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