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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天

(2019-06-04 09:16:00) 下一个

那年那天

心言

那晚,我有在北京的同学被流弹击中丧命的,也有同学去堵军车,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侥幸没伤到。

从那个告市民书广播开始,我就一次又一次往北京打电话,但没有人接,大家都上街了,都处在那种亢奋状态,都不相信军队会进城。

我这边,一个老乡学弟一遍又一遍给我往单位打电话,说马上就是又一场文革了,让我抓住机会。我告诉他,不行!千万别去!他听劝了。

以那天晚上为界,那之前我跑着劝同学老乡等不要参加,那晚过后又到处跑着替学生们求情,要放过他们,不要像当年的右派一样,又影响一代人的一生几十年最好的时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劝都起作用了。很多处在领导岗位上的老一辈都附和我说,“对,我们不能再制造右派了!”

也是那晚的分水岭,打那官员腐败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我打不开的心结。出这么大的事情,都是为了国家好,最后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从中国社会封建官场沿袭下来的陋习上讲,一个重要官员退场以后,他的幕僚智囊等等统统随之而去,再无人敢用。当时的赵就处于这种情况,从年龄上讲他不可能接邓的班。而邓为了稳定大局,必须要在他精力够用时找人换下赵。这就有了当时“八老倒胡以后马上酝酿倒赵”的传言。事实上,上海在八四八五年起就在传说江会接邓的班。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是芮杏文,赵的亲信,对江处处制肘,两人在上海都做不成事。

无论如何,那场风波过去三十多年了,再看看当时赵的谋士们在海外的做法,你能当那还是需要平反的冤案吗。学生们受骗上当了,被人利用。但骗他们利用他们的人,根本不具备起码的人格,更不要说政治家的素质和眼光。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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