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中的酒

杜甫一生中的酒

 

 

 

杜甫一生颇为嗜酒，根据郭沫若先生的统计，在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凡说到饮酒的共有三百多首，占百分之二十一强；而在李白现存的一千五十首诗文中，提到饮酒的只有一百七十多首，占百分之十六强。因为李白的诗遗失很多，所以这对数字的比较并不能断定杜甫嗜酒更甚于李白，不过，杜甫一生都没有离开酒，却是从中可以判定的事实。

台湾的陈定山先生曾将杜甫在人生各个时期的饮酒特征做了概括，认为“其早客东都，壮游齐楚，豪情饮量，似颇受李白、郑虔、苏端诸人影响，每至大醉、烂醉；中值丧乱，自秦入蜀，则忧患经心，酒量渐减，买酒不过尽醉，甚至囊空羞涩，有时且无钱买酒。自梓州携家再往阆中，屡遭人白眼，甚至看人饮酒，而自己不饮，且视酒如仇矣。下峡诗中，不复见其饮酒为乐，偶然与酒发生关系者，皆为宾宴不可回避之举杯而已……自夔出峡，流离于衡湘公安间，老病淹留，几乎与酒绝缘。至湘潭值乱，终日僵卧，与药为伍，愁且不能禁得，安禁得酒乎？”

既然杜甫一生都与酒发生关系，那么，酒在杜甫的一生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壮游天地·饮酣·酒的解放感

 

壮游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

 

曹植《酒赋》在描写人进入醉境时曾说：“质者成文，刚者成仁，卑者忘贱，窶者忘贫。”可见，酒醉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使人能够摆脱日常生活中种种现实因素的束缚，获得充分的解放。这种解放感一方面在于“忘”，即忘掉自己实际的处境，因而也忘掉了理智因这处境而加给人身上的束缚；但另一方面更在于“成”，平常隐没在心灵深处的情性、禀赋、壮怀，在酒醉的一刻都一览无余的表现出来——酒，成了一种引发诗人豪情，抒写诗人心中胸中壮意的媒介。对于酒的这种解放感，人在青壮年的时候感受最为真切。壮游时期的杜甫，正处于人生的上升期，生命的沉重，还不曾铺天盖地的压迫过来，因此个人的意兴飞扬到了顶点，而这种高昂的意兴一旦被酒解放出来，便奔腾彭湃，成为“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式的豪言壮语。

这段诗另一处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它所描述的醉境止于“酒酣”，而不是后来经常出现的狂醉、烂醉。这种对酒醉程度的控制在杜甫描写壮游时期的其他诗句中也可以感觉的到，如“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对雨书怀》），“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夜宴左氏庄》），“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从上面的诗句里可以看出，青壮年时期的杜甫虽然对酒的兴趣颇浓，但对酒醉的程度却很会控制，极少醉得人事不省，而且在饮酒的诗句里，酒中的情味很浓，而苦味很少。——人处在生命适意的时候，往往会品尝出酒的香郁，却很少能体察到酒的苦涩；往往能达到畅乐的酒酣，却很少会陷入苦痛的沉醉，杜甫也不例外。

 

饮中八仙·无奈沉醉·醒者眼中的醉者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仇氏《杜诗详注》在谈到这一诗的年代时，采用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说法：“蔡兴宗《年谱》云天宝五载，而梁全道编在天宝十三载。按史，汝阳王天宝九载（七五O）已薨，贺知章天宝三载（七四四）、李适之天宝五载，苏晋开元二十一年（七三四）并已殁。此诗当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

       可见，这首诗的年代一直存在争议，而年代的定位又直接影响到对这首诗真正内涵的理解：如果定在天宝五载，那么当时杜甫初入长安，思想心情依然承继壮游时期的高昂状态，与这首诗表面所体现出来的豪放语气颇为相合；而如果定在天宝十三载，那么这首诗表面上的狂放恐怕就不能作简单的理解，而应该从深层去挖掘它的内涵。

       人之醉酒，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乘兴而醉，一种是苦闷买醉；前者是积极的，而后者则是消极的。那么这八个人的醉属于哪一种呢？

       首先看贺知章。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贺知章是一个仕途还算顺利的官僚，然而他却很少有一般官僚的营营私求，而更多了一份魏晋名士的竹林之风。贺知章一生流传事迹较少，所以我们也很难从其中看出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一种明确态度，不过，缺乏态度是否也正是代表着一种态度呢？沉溺于醉乡之乐是否也正反证了他在醉乡之外找不到快乐呢？

       汝阳王李琎兼有狂放和谨慎两种性格。作为李宪的长子，又具有出众的外貌，在一个权力斗争异常激烈的环境里，李琎是不可能不引起唐玄宗的猜忌的，而要在这样一种随时都可能送命的环境中得以保身，李琎也只能谨微小心，并把自己的才情壮志深深埋没在酒醉之中了。

       李适之“以强干见称”，虽然嗜酒，但“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这样一个豪放但又干练的人，本应大有作为，但最终却被口蜜腹剑、工于心计的李林甫所排挤，终于服毒自杀。其死并不甘心，其活着时的苦闷也可想而知。

       崔宗之出身高门，潇洒玉立，如同阮籍一样，他也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在他的眼中，世间无非俗物，所以只能不看后地而望青天，但在这高傲形容的背后，又有多少内心的寂寞不为人知呢？

       苏晋被誉为“后来王粲”，其才情为当时所共赏，然而这样一个才情高隽的人才，后来却皈依佛门，以禅避世；再后来又破戒饮酒，以醉逃禅。——禅与酒都无法助其解脱，这又是一种怎样苦闷和矛盾的心境呢？

       至于李白，其内心的苦也早就为人们所熟知。一方面，李白丝毫不掩饰他对世俗功名的向往，另一方面，李白又对那些随追求世俗功名而来的卑劣行经弃如敝屣。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又不甘心为现实奴役，想要超脱并控制现实的矛盾，也许正是造成李白一生悲剧的根本原因。

       张旭和焦遂，二人一是书圣，一是雄辩家，但却有一点共同之处，即二人的过人之才，都只能在酒醉之后才能完全发挥出来，这是否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实的重压使他们无法充分舒展自己的情性呢？

       上述八个人的醉态都是快乐的，但这快乐的背后究竟是一种乐天知命的无忧无虑，还是一种愤世不平的无可奈何呢？也许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这群被认为是‘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之徒，正是由于曾经欲有所作为，终于被迫无所作为，从而屈从于世情俗务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乡，以发泄其苦闷的。”而杜甫写他们，其实也就是在写自己，只不过杜甫这时已经从醉的状态里暂时跳了出来，站在一个清醒者的位置上看着这些曾经与自己一同醉倒过的酒友，看到了他们醉后的快乐与放肆，但也更看到了他们醒时的苦闷与无奈！

       从上面的理解来推断，这首诗更有可能是杜甫在天宝后期追忆旧事的作品，因为其中的豪言壮语已不再是壮游时期那种高昂意兴的单纯流露，而更多了一种经历人世困窘后的沧桑感。这首诗甚至可以看作是杜诗中酒作品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酣饮少了，狂醉多了；畅乐少了，沉重多了……

 

生命流逝·人世罗网·酒的消解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事浮名绊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时间，一直是中国诗人创作最普遍的动机与主题。时间对于人的压迫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的无限性，如《庄子·盗跖》中所说，“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弛过隙也。”时间的无限使人对自身的有限感到无足轻重，进而对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也产生怀疑；另一个方面便是它的流逝感，就想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时间的流逝使人对自身存在的确定性也感到不可把握，生命在此时不仅不具备永恒的价值，甚至连短暂的安定也是不可求的。

       消解时间对人的压迫感，通常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借助佛、道、甚至是儒的方式将人存在的意义无限扩大，成为可以与时间并驾齐驱的另一个无限的形式；另一种则是将自己的存在只框定于此生的有限里，通过在一个有限之中的无限沉醉来“忘却”时间的存在，这便是汉末以来流行在士人中间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而在这一种对抗时间的方式里，酒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杜甫的这两首《曲江》正是体现了这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想。人生短暂的悲剧意识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只能以及时行乐来消解它的浓度，而达到这种乐之核心的关键就是要通过酒来进入醉的境界，其实质便是要通过酒醉时产生的迷茫来“忘”掉人生流逝的悲感。

       然而严格来讲，诗人之所以会用酒来消解时间流逝的压迫感，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另一种抗衡时间的方式无法实行，也就是说，诗人无法通过实践其理想信仰来使自身存在的意义扩大到与时间同等无限的地位，因此才会选择“醉忘”这一无可奈何的消解方式的。

 

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沈沈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表面上看，这是在写一个人在一个时代的不遇，但在这首诗的背后，实际却体现着一种存在价值在一个时代的无法伸展。一个人的不遇也许只能算做是个人的不幸，但对一种存在价值的否定，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因为这意味着许许多多以这种存在价值为支撑的个体生命都终将在时间的流逝和虚无的广大面前失去存在的意义。这种人世罗网给人造成的苦痛与幻灭是异常深刻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政治、现实上的不如意在时光飘忽、人生苦短的基础上显得特别沉痛。”（张法），因为这种不如意不仅代表这一种个人命运上的失落，还更联系着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虚无，所以，当杜甫吟出“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诗句时，我想他的心一定时泣血的。

       生命的流逝与人生的困缚，使杜甫深刻体会到虚无的蔓延和存在的无所适从。酒醉，在此时也许已经无法化解这来自生命深处的悲感，所以他在《乐游园歌》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能够陪伴诗人人生悲凉的，也许只有诗了……

 

酒·田园生趣·神全

 

独酌成诗

 

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

独酌

 

倚杖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黏落絮，倒蚁上枯梨。

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

 

       前一首《独酌》诗写于杜甫前往鄜州的途中，此时，杜甫儒道救世的思想，在现实的浑浊战乱中，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仕途，对此时的杜甫来说，再也不是一个可以舒展胸中兼济天下抱负的路径，而成了一种对个人自然真性情的束缚。处于这种丧失了救世希望但又深陷于于世俗罗网的状态里，杜甫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酒，在此时，还是一种忘忧的工具。

    后一首《独酌》诗，写于上元二年，也就是杜甫安居草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杜甫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平和的一段日子。此时的杜甫，过着一种近似于陶渊明式的隐居自适的生活，虽然仍是清苦，但世俗功业的羁绊、救世责任的重负少了许多，因此使得杜甫能够返归自然的真和本性的真。酒，在此时，再也不是一种对苦闷的消解，而成了一种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引发物，通过这种引发，使诗人注意到生命中种种细节的美好，从而浸沐到生的无限乐趣中去。

    张法先生在谈到酒醉之境界时，指出醉境有两种：一是忘境，一是道境。忘境作为一种对现实苦闷的直接消解，是任何一个酒醉者首先要也首先会达到的境界，只是这种“忘”并不能持续太长的时间，酒醒之后，苦闷依然会铺天盖地的袭来；道境则比忘境要高一层，它以酒为媒介，同时融合文化中诸种苦闷消解物（如山水、田园）为一体，最终使诗人从苦闷的泥潭里超越出来，达到一个自然安详的境界，转悲苦为生趣，化矛盾为圆通。杜甫的这两首《独酌》正是这两种不同酒醉境界的体现。

    酒如何使人达到忘境在前文已经说过，那么，酒又是如何使人臻至道境的呢？

    《庄子·达生》中曾说：“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心中，是故   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可见，酒除了可以使人“忘忧”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功用即“全神”，也就是使人的精神意志得到充分的伸展，进而体悟到自然和生命的真谛。达到“死生惊惧，不入乎心中”。这种“神全”的功用，正是诗人“醉”入“道境”的关键。

    陈定山先生指出杜甫入蜀之后，饮酒大醉的情形明显减少，这一方面固然如陈先生所说，是因为经济的窘迫，无钱买酒，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杜甫这时已经醉入道境，以生命的祥和乐趣来平息现实的苦闷束缚，所以并不太再需要用狂饮烂醉来遗忘、来逃避了。

 

醉死·戒酒·抉择的两难

 

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甫也诸侯老宾客，罢酒酣歌拓金戟。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洛瞿塘石。

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电转紫游缰，东得平冈出天壁。

江村野堂争入眼，垂鞭    凌紫陌。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

安知决臆追风足，朱汁骖  犹喷玉。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

职当忧戚伏衾枕，况乃迟暮加烦促。朋知来问腆我颜，杖藜强起依僮仆。

语尽还成开口笑，提携别扫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时，初筵哀丝动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贷，喧呼且覆杯中渌。何必走马来为问，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衮衮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离开了草堂的杜甫，又进入了人生的漂泊与困顿时期，而且生命也迫近了末年。这一时期杜甫的酒诗里，出现了非常矛盾的两个现象：一是象前一首诗所描述的，直欲在酒中沉醉而死，不理身前身后俗事；另一是象后一首诗所写的，是要停住住酒杯，不再饮酒。这种“醉死”与“停杯”的矛盾几乎一直萦绕在杜甫后期的诗歌创作中，如“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汉中王三首》），“樽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可奈看。”（《人日》），“甘从千日醉，未许七哀诗”（《垂白》），“白发须多酒，明星惜此宴”（《津亭留宴》），“自怜诗送老，相对酒开颜，江湖堕日月，酩酊任扶还”（《宴王使君宅》），出现这种矛盾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杜甫的意志不够坚定？是后期的生活太过窘迫？还是有什么更深层面上的理由？

我们先来看杜甫的“醉死”。前一首诗乍一看来基调是快乐的，然而深味下去，这快乐的表象中其实却蕴涵这人生的大悲哀。首先，杜甫为何会骑快马，是因为“骑马忽忆少年时”，想要从快马如飞的感觉里重新寻回少年时意气风发的状态，然而即使寻回了少年梦又能怎样？人已经不可避免的老去了！其次，即便是少年梦便能永久的快乐下去吗？杜甫骑快马的结果是马失前蹄，终受损伤，这使他忽然醒悟到，人生的快意状态是无法持久的，命运的羁绊足以使任何一种少年的梦想意气消磨殆尽，“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职当忧戚伏衾枕，况乃迟暮加烦促”，正是所谓“快意多辱，既悔其前，迟暮烦促，又忧其后矣”（仇注），人生之流逝与命运的多艰一并袭来，沉重的压在诗人的身上和心上。再次，既已身心受伤，那便安心养生可以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一个战乱与衰落的时代，即使是只求一己之保全也是没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以求短暂但畅快的肉体沉醉了。杜甫的“醉死”，实际是一种生命迟暮时刻，人生多种选择都重重受挫之后的放任与无奈。

再来看杜甫的“停杯”。杜甫戒酒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经济窘迫而时常买不起酒，即所谓“潦倒新停浊酒杯”，但是否也是因为此时杜甫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他的愁绪根本就不是一两杯酒便可消解的呢？如果说杜甫壮年时期的愁还带有一点感伤的矫作，如果说其中年时的愁还只是一种隐约弥漫的忧患，那么在暮年，在他登高回顾反省一生时所体味到的愁，便已经是一种迫在眉睫的真实，这种愁绪是一种存在或虚无层面上的焦灼感，根本不是通过一杯酒便能忘却或摆脱的。由此我们再进一步思考，既然杜甫已经体味到这种存在意义上的焦灼，那么他的“停杯”是否也可能根本不是一种被迫的无奈，而是一个主动的抉择呢？它是否意味着在暮年时分的杜甫，虽然不堪命运多艰与生命流逝的重负，但却要毅然放弃此生的沉醉，重新以一种儒家殉道式的执著来直面虚无的广大、来承担存在的艰辛呢？

我想，杜甫晚年的“醉死”与“停杯”都不能作单纯生活层面上的理解，他们还具有更深的内涵——是执著追求存在的意义来抗衡无限的虚无？还是在虚无的重压前倒卧于此生的沉醉？这也许是杜甫，也是每一位儒者，甚至是每一个人一生都必然要面临的一种两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