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的实质:突破了社会心理承受底线

随着官方态度的明朗，鹦鹉学舌却自称尊重法律和理性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标榜冷静、客观、理性，好像理性就是他们家养的一条狗，只会跟着他们跑。说什么“不要干涉独立办案”、“不要被激情掩盖事实”、“回归司法才能求得邓玉娇案的公正”——什么叫做“回归司法”？邓玉娇难道不是一直被“司法”着吗？难道不正是因为司法不公，才激起舆情激愤、积极介入吗？这些伪理性主义者不管自称是什么专家，懂多少法律，他们都回答不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除了拔刀反抗，邓玉娇还能怎样？难道只有顺从强暴，才符合所谓法治对公民的期望吗？要么顺从，要么反抗而获罪，如果一个社会只让弱者拥有这两种选择，那么这不仅是邓玉娇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悲哀，是法律本身在犯罪，在颠覆先于且高于一切法律的人类普遍正义法则。舆论所谓“非理性”的积极介入，就是要挽救这种悲哀，制止这种犯罪。当然，巴东公安局并不认为邓玉娇还需要什么其他选择，所以他们毫不迟疑地将案件定性为“故意杀人”，甚至就连“防卫过当”也不予考虑。或许在他们看来，玩了就玩了，奸了就奸了，官人们看得起你，你应该高兴还来不及，怎么还需要“防卫”，还需要“反抗”？不由得想起了林冲、吴琼花与白毛女，如果他们现在还在，看到这样的事，不知道心里会怎么想？或许，只有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有一个词叫做“逼上梁山”——那是一种完全没有了指望的绝望，因为它突破了“总要给老百姓留最后一线活路”的最终底线。对此，巴东县公安局及一些鹦鹉学舌文人却轻描淡写说“只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或许他们的意思是，因为他们经常干这种指鹿为马的勾当，所以才觉得“普通”。实际上，近年来这种“突破底线”的事情确实也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公然诬良为罪，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坚持要突破底线的，却是闻所未闻——这才是民意激荡的理由。在巴东案发生后，巴东县公安局的表现似乎不合情理，颇耐人寻味。案件一发生，公安人员似乎就认定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马上把邓玉娇控制起来，关到精神病医院；而对于另一种可能“强奸未遂”，不但不查不问，而且听任有关证物失效或消失，既不保护，也不取证。这种迅速而坚决地倾向于某一方的立场表现，令旁观者不能不感到奇怪。套用巴东县公安局长的话说：从常理看，公安人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急着出演这种反派角色？难道他们与邓玉娇有仇，与邓贵大有亲？笔者相信，这些公安人员与邓玉娇“无仇”，因为后者还不够格——如果有仇，邓玉娇早就在巴东呆不下去了。此案过后，纵然邓玉娇能获无罪释放，一下子惹恼了这么多“大人物”，相信她也不敢再在巴东呆下去了——却不妨假设他们与邓贵大“有亲”。按照许多地方的类似情况，不妨如此来推测案情：像洗浴中心这种色情场所，必定是由当地公安人员“罩”着的。而邓贵大等人，则是洗浴中心的常客和贵宾。案件发生后，首先赶到现场的，当然是“罩”着洗浴中心的当地派出所。无论是从同镇官员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出发，还是从保护洗浴中心的贵宾、以维护保护者的“职业声誉”这一需要出发，派出所都必然倾向于邓贵大们。派出所进行了最原始的处理后，案件交到县公安局。一方面，县公安局会受到派出所上交的第一手材料或汇报的第一印象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安局领导或者也在洗浴中心入了股，至少接受了进贡，于是他们也顺理成章地站在了洗浴中心及其贵宾一边。关键在于，事先谁也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不就是一个弱女子，家里几个老农民吗？挥挥手就摆平的事。再硬的刺头，也经不起铁手铐。咱爷们办事，什么时候要讲究这么多呵？他们大概没料到，这个时代有一种东西叫做网络，它可以把无数弱者与草民的声音汇聚起来，形成惊涛骇浪。事情闹大后，初一已经做了，只好接着做十五。不然，利益纠缠下更加不好交代。这应该就是巴东县公安局一开始就采取反派立场，并且死硬到底的原因。当然，以上情形还只是一种推测。但这种推测依据的是普遍人性与中国国情，至少比巴东县公安局“故意杀人”的定性要靠谱得多。也因此，要合符正义与民心地处理好巴东一案，除必须以“强奸未遂”作为调查主线外，还可以顺便查查当地警察包庇、入股色情场所的案件。这样一来，或许案情能够较快水落石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此案会不会这么查？由谁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