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林彪事件的黑匣子──专访中国女作家舒云 (图)

细读中国女作家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阴谋气息──并不是林彪对毛泽东搞阴谋，恰恰相反，是毛泽东对林彪搞阴谋。当局强加在林彪头上的罪名，看来都是子虚乌有；林彪是中了“套”，成为政治陷害的牺牲品。
35年前的“九一三”在走过那段岁月的人的脑海中，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而当多维记者对中国女作家舒云进行笔访，读到她的答覆时，不免吃了一惊：1971年“中共中央关于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我一个字也没听过”；“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我就是想关心政治，也不知道怎么关心”，“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林彪的‘罪行’我还是一无所知”。
用她自己的话说，“也许这是我的幸运？使我在打开中共党史大门的20年时间里，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来评判林彪和林彪事件”。她锲而不舍地努力，调查百余亲历者和知情者，采访笔记厚达数尺，获得很多惊人的发现。在发表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40万多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九一三事件作颠覆性的总结”。
记得作家孔捷生写过一篇关于周恩来“道德神话”的文章，标题是《本世纪最后的“黑匣”》。“最后的”？我想，他实在太低估中共制造黑匣的产量了，二十世纪的黑匣子还多着呢！而林彪事件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多维记者细读《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阴谋气息──并不是林彪对毛泽东搞阴谋，恰恰相反，是毛泽东对林彪搞阴谋。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冠冕堂皇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毛泽东是否搞“马克思主义”姑且不论，他却是不择手段地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看来当局强加在林彪头上的罪名，都是子虚乌有；林彪是中了“套”，成为政治陷害的牺牲品。
　　舒云对于多维记者的有些问题，不便回答，请多维记者和读者理解。我们当然理解，不仅理解，而且对她所作的工作表示敬意。
◆对林彪“罪行”一无所知是我的幸运
　　多维：舒云女士，你好！祝贺你上下两大厚册《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出版。你本人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如何？那时对林彪有什么样的印象──见过他吗？
舒云：我从来没有见过林彪。“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上小学。我没有参加过红卫兵、武斗、大串连之类，基本上算是“文革”的旁观者。但是这种儿童视角，可能使我对“文革”的认识与众不同。

　　“文革”开始后的三年，我一直在北京，却无缘见到林彪，也没有见过叶群和林立果。“文革”前我似乎对林彪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个时候不宣传个人，加上我那时年龄小。那时也不是到处挂毛泽东像，但因为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幅巨像，所以对毛泽东印象还有一些。“文革”初期，到处挂起毛、林的彩色巨照，突然把林彪和毛泽东平起平坐，使我对穿着军装的林彪印象极深。不过我那时搞不明白，为什么祝毛泽东是“万寿无疆”，而祝林彪是“永远健康”？几十年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彪身体不健康。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最后一次，是他乘车环城一周，我也在家门口看，等了很久车队才来。车开得非常快，我又是近视眼，根本没看清飞驰而过的毛泽东和林彪（车上有没有林彪我也不知道）。1968年国庆节，我们学生作为群众队伍通过天安门，我还有机会见到领袖。凌晨一两点我们从北郊步行到王府井，坐在地上等到十点多，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林早就不见了，只远远看见城楼上有个穿灰衣服的，也看不清楚，我认为是周恩来……
　　多维：“九一三”事件时你在哪儿？听到文件传达林彪的那些“罪名”、“罪行”时你感觉如何？后来对林彪的看法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
 
　　舒云：我15岁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8岁到兰州空军当兵。“九一三”事件前，我已经办好了调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手续，不然的话，就走不了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包括林彪叛逃的通知，我一个字也没听过，我又不看报纸，所以林彪有些什么“罪行”我一无所知。
　　关于林彪事件，我有三件事印象极深。
　　一件是我离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前，听说连里干部（都是现役军人）到团部开会，门口是荷枪实弹的卫兵。那个年代保密观念非常强，可也不至于团部开个会门口还站岗吧？据说是传达中央文件，传达中央文件怕什么呢？我搞不清楚。
第二件事是我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住在一位叔叔家。显然他们是知道内情的。有一天我在桌上看见一张字条，像他们家孩子写的，字体很幼稚，意思一看就明白：林彪倒了。我大吃一惊：红得发紫的林彪，倒了？
　　第三件事是这年国庆没有像以往一样在天安门庆祝，而是游园。虽然那时我还未成年，不会把事情联系到一起想，但也模糊感到不对头。可是，林彪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为什么如临大敌呢？当然，我更想不到林彪想跑到苏联去。
　　对林彪的罪行我确实没有印象，倒不是不相信，也许是因为我不关心政治。我真正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文革”中上了一年中学，没读一本书，就下乡了。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我就是想关心政治，也不知道怎么关心。
　　之后我到偏远的西北当兵，营房的后面就是大山。部队每天三班倒，一星期上四五个夜班，白天睡觉，每三天中有一个半天训练，或者种菜地。班里没有报纸，更没有电视，又不让听广播，甚至没有手表，一天到晚搞不清时间。因为经常值夜班，轮到政治学习极少，或者说政治学习我没往心里去。“批林批孔”我倒是参加了，但我是“后门兵”，怕把我送回去，怎么有情绪关心与我没有更多关系的政治？总之，我虽然有一大堆问号，但并没有想搞清打倒谁，为什么打倒？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身在大西北山中的我还是既看不到电视，也听不到广播。报纸那时倒是有一两张，只是
　　也许这是我的幸运？使我在跨进中共党史大门的20年时间里，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来评判林彪和林彪事件。
◆有人至今不说林彪事件情况
　　多维：你是从什么时候对写林彪事件感兴趣的呢？
　　舒云：我一直坚持业余写作，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写林彪是在进入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组后，才慢慢做起来的，刚开始不敢想。
　　多维：你当时读到或听到什么，触动了你，使你产生进一步了解林彪其人其事的冲动？你在这些过程中，得知各方面人士，例如老帅、将军们，对林彪其人其事看法如何？
　　舒云：1987年，聂帅传记组成立，老作家魏巍担任组长，我被调去当秘书，同时负责撰写作建国初期和“文革”这两章。从此我开始接触中共党史。采访聂帅，必然要听老同志讲到林彪，听到一些老同志对《聂帅回忆录》有些意见，认为不应该那样写林彪，这使我对林彪产生兴趣。这也是缘于少年时代对林彪由“神”变“鬼”的深刻记忆。我的第一本书《开国纪事》，专门写到开国大典时，林彪没有来北京参加庆祝，而是在前线指挥衡宝战役，这是唯一跨越开国大典的大战。这使我对林彪顿升敬意。
　　我的第二本书《天安门下的握手》，采访到林彪的部下苏静、谭云鹤和阎仲川（注1），战争年代他们都在林彪身边。尤其是苏静，平津战役期间，被林彪最先派进北平，代表他与傅作义那一方的代表谈判。我在书中写到：以林彪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信，说了傅很多罪行。这封信署名“林彪”，交给傅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让他回去后立即交给傅。但是这封信并不是林彪写的，是总部写来的。因为信没有封口，邓看后不敢交，由苏静请示林彪。林彪说这封信是严厉了些，暂时不交也可以。但很快中央军委来电催，要尽快交。傅的女儿和秘书谁也不敢把这封信当面给傅，最后悄悄放在傅的办公桌上。所以傅是在协议签字之后才看到的，傅非常生气。傅的女儿说，如果在签字前看到，他不一定会签字。傅本人认为，是不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他夺取张家口，给毛写过一封电报，说让毛为他执鞭（当马夫）引起的？
　　此书被台湾盗版，以《危城之鉴》的书名出版，说今日之台湾就是昨日的北平，看中共怎样劝降傅作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
　　后来我在写有关罗瑞卿、杨勇等人的书时，也都有意采访一些林彪的事情。我在这些书中提到林彪不多，提到的也多是战争年代，基本上正面肯定。这样慢慢地，林彪的材料就积累多了。
　　（未完待续）
注1：苏静，曾在林彪手下担任作战处长兼情报处长，1949年后，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谭云鹤，辽沈、平津战役期间担任林彪的政务秘书。1949年后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阎仲川，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参谋，“文革”时期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