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所描述的“大西线工程”，投资达2000多亿元，由民间水利学研究者郭开提出，并多次引起激烈争论和质疑。
“尽管我们知道中央一直在关注这件事，但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速度还是超出我的意料。”朔天运河筹委会成员于招英向记者回忆。
曾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任职的于招英，在2005年12月找到秘书局的一位老友推荐此书。但秘书局朋友的回答让她吃惊：“早知道了，我们还专门从书店买了，给中央领导一人一本。”
原来，此书在此前一个月刚出版，首印的一万册基本被中央各部委买走，仅水利部就一次性买了一百本。
朔天运河大西线方案示意图
韩守文则向记者回顾了送书给中央领导的过程与领导的反馈。
现年七十余岁的韩守文曾在解放前做过邓小平及数位将军的机要秘书，他在十余年前也加入了朔天运河筹委会。
今年1月21日，他通过机要渠道把此书送给有关领导。1月26日，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回复他，书已送到领导手中。
“2月4日，还在春节期间，国务院领导就批示水利部、发改委与南水北调办，研究书中介绍的‘大西线’设想。” 韩守文回忆。
这本书在部队高层中的流传也极为广泛，这和朔天运河筹委会许多成员的从军背景直接相关。
10余年前就支持“大西线工程”的原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年逾八十，用一个星期将书看完。“书写得太好了，我就给一些领导同志送过”。
白发苍苍的刘振华在7月18日向记者介绍了这一送书过程。
刘振华回忆，一位部队领导告诉刘振华：“这个意见(指大西线设想)有不同看法。”刘振华问：“不同看法的利弊是不是应该比较一下？”领导回答：“还需要以后再看。”
中央政策研究室问策郭开
不过早在出版这本书前，73岁的民间水利学家郭开已亲身感受到高层对“大西线”方案的关注。出书前的三个月， 2005年8月2日，他和于招英被中央政策研究室请去讨论“大西线”问题。
郭开满头银发，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他给记者的名片上有诸多头衔：
朔天运河大西线创始发起人、总设计师；著作家、教授、经济师；中华朔天运河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朔天咨询开发公司董事长。
据他介绍?自己曾随四野打过仗?在文革期间被关入牛棚，在牛棚的垃圾堆里发现了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英文版《中国地理》，书中提出了西藏水系的“三大拐弯”理论。这让解放前在清华旁听水利专业课程的郭开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
是否可以引雅鲁藏布江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过阿坝分水岭入黄河，从而解决整个西北与华北缺水的问题？
平反后，他开始请教从中科院到水利部的各路专家，为考察水系自费走遍大半个中国，他不断地修正初始想法。“还把许多人拉了进来。”
十多年前，于招英就是这样被郭开拉过来，她从中央机关辞职后加入了朔天运河筹委会。
8月2日那天，他俩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负责人相对而坐，另有研究室的3位司局长，6个人就“大西线”谈了3个多小时。
郭开等人认为：大西线将是可以彻底解决我国水资源危机和沙漠治理的最大国土整治项目，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社会改造的一件大事。大西线也是解决我国耕地、粮食及新农村建设问题的出路之一，并且和国家战略安全问题直接相关。
他认为大西线上马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日益成熟。23万铁道兵正枕戈以待，青藏铁路完工后可马上转向延伸线，将青藏铁路修至大西线起点朔玛滩?为大西线铺平道路。
8月19日，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告诉郭开，他已向中央领导汇报了8月2日的谈话内容，中央领导认为需要慎重论证。
这次谈话后，中央政策研究室有关负责人与郭开有了经常性的联系，郭开粗略一算，从去年8月到今年6月，他们就 “大西线”问题已商讨11次。
记者向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有关工作人员求证此事。该工作人员称，郭开对这件事非常热心：“从郭开方面讲，(他) 这么执著，动机是好的。从国家方面讲，会涉及多少年后的一个大布局，而且还有许多反对意见。反对意见涉及到投资问题、对环境的影响、供水量的问题。供水量达不到怎么办？投入大，产出小，不能成正比怎么办？许多问题还需要考虑。”
这位官员提醒，要多听取反对方的意见。
一百余名老将军支持
郭开、于招英之所以在8月2日被请进中南海，和原空军副司令、少将王定烈为他们向中央领导呈送大西线报告直接相关。
王定烈少将现在是朔天运河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从1992年参加这一筹委会后，至今年 五月已向有关部门先后递送了十六份报告，要求上“大西线工程”。将军的努力促成了郭开被中央政策研究室问策。
而这位起推动作用的少将和向中央高层荐书的刘振华一样，是老将军老干部群体的代表，“大西线工程”先后得到了 118名将军的支持，其中有16名上将，17名中将，包括赫赫有名的杨成武将军、杨得志将军、肖克将军等，另外包括一些老干部。
老将军群体缘何如此热心“大西线工程”？
穿过中国空军司令部戒备森严的将军楼，记者在7月17日上午采访了中国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少将。
王定烈少将现年88岁，方脸，白发，穿着一双草鞋步入客厅。客厅外的架子上爬满瓜藤，家中空地上种着玉米、白菜、豆角。
阳光从客厅的窗台洒进来，《西藏之水救中国》就放在窗边。
王定烈从文件袋里拿出一叠稿子，戴上老花镜，按稿子上准备的提纲一板一眼地回答记者的提问。
1992年，已经从空军副司令员岗位退下来的王定烈，在春节团拜会上听总参军训部原副部长刘少卿将军介绍了朔天运河方案(后演变为“大西线方案”)，并认识了郭开。
此前，郭开已结识了水利部退休老专家贾格林，和曾给邓小平、肖克将军等做过机要秘书的韩守文。
通过一番努力，到1988年他们的方案已引起一些部队高级将领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正军职专职委员、国家原子能专业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刘柏罗(已于2004年逝世)得悉这一方案后，认为是兴国之策，遂向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写了信。
1989年4月1日，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批示：“最好在‘八五’(计划)中讨论。”尽管后来这一方案并未列入“ 八五”计划，但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张季农领导成立了朔天运河筹委会，郭开成为核心成员，此后十多年来，“大西线方案” 有了明确的组织推动机构。
刘少卿的游说打动了王定烈：“北方缺水，我们愧对老区！这个郭开设想远大，朔天运河从西藏引水，可以彻底解决缺水问题。许多老同志已经动起来了，孙毅、胥光义还有杨成武、杨得志等……你也参加吧！只要能使老区彻底脱贫，我们这些幸存者，愿意拿着讨饭棍去化缘！”
王定烈加入了朔天运河筹委会，张季农隐退后，筹委会历任主任变成了少将级以上的老将军，从胥光义将军、高存信将军一直到王定烈将军。
王定烈因何为大西线奔波十余年不止？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当年我们长征过了草地，到了河西走廊发现怪事了，干啊，没水喝啊。老百姓从水窖里给我们打上一小桶，一看就不干净，一喝是咸苦的……在新疆基地我又呆了五个月，对西部缺水有了更深的感受。后来经常去检查驻守在西北的部队，严重的缺水问题让我意识到，西部水的问题不解决，不管做其它什么，最后的效果都不好。”
这种相似的经历与判断，使这一老将军群体成为大西线构想的最直接推动者。
有军人背景的代表与委员成了两会中最积极的大西线工程提议者。从1990年初到1999年底的10年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历次大会上，就有人大代表6次208人和政协委员10次118人提交了关于建议修建大西线的议案、提案。
天方夜谭还是有科学依据
宏伟构想，还是天方夜谭？政学两界一时议论蜂起。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批示，组成专家考察队，通过实地考察来验证。
在领导的支持下，1999年5月18日至6月22日，来自水利部、国家计委、中科院、国土部、铁道部、林业部及西藏、四川、云南的一批水资源、气候、环境、地理、地质、土木工程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摄影师一行 14人组成了“大西线南水北调考察队”，对大西线调水方案进行了实地考察。队长为中国铁道建设总公司著名爆破专家何广沂，大西线的提出者郭开亦是这一考察队的专家成员之一。
这个历时36天、行程13600多公里的科学考察，从各个层面上修正了郭开的“大西线方案”。大西线的梦想出现在考察报告上。
每年，西藏地区至少有相当于12条黄河的水量白白流走，约6000亿立方米水。考察报告还提出，耗资2250 亿元，从西藏雅鲁藏布江朔玛滩筑坝，引水筑坝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拦住四条黄河的水量，从四川阿坝注入黄河，水量约2006亿立方米。
由于黄河不能承受这一庞大的水量，所以须在注入口的拉家峡修建拉家峡大水库。
方案建议，先从水库分流出一条黄河的水量，利用黄河水道输水华北，解黄河沿岸及华北之渴，永解黄河断流之困。
再从海拔相对较高的拉家峡水库向海拔略低的青海湖修筑一条大渠，让拉家峡60％的水自流入青海湖旁的淡水湖耳海。由于青海湖的海拔高于新疆的几大盆地、内蒙古草原等严重缺水地区，可在耳海边打通三条河道。
一线北上内蒙，蓄水于中蒙边境的嗄顺诺尔湖，改造和灌溉巴丹吉林沙漠，使制造北京风沙的居延海变成水草茂盛的绿洲。另一线从哈密分流向西北进入准噶尔盆地，济水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等地。第三条线向西，开一条通往塔里木的运河，改造和浇灌柴达木、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使罗布泊从沙漠变回千年前的泽国，多少年后这里将夹岸胡杨，遍地牧场……
中国的西北、华北地区，现有20亿亩土地因缺水荒漠化。这一方案认为，这些土地都将重新得到灌溉而焕发生机。经10年输水后，将有10亿亩沙漠可改造成绿洲，气候及生态环境将因此根本改善，降水将增加，北国将成江南。京津市民将可喝上干净的西藏水，利用巨大的调水落差，可发相当于数个三峡电站的电量……
这个调水方案被称为“郭开方案”，以别于先后在水利界流传的其他近十种藏水北调方案。
“郭开方案”一开始就立意从理论层面走向操作层面。考察结果更令郭开等人充满希望：
通过对这五江一河几百年的水文分析，引2000亿立方米水，不会对下游水系造成很大影响，相反可在印度等下游国家洪水期间帮其在上游截洪，关键是作好国与国之间的协作；
水从雅鲁藏布江上的朔玛滩坝水位3588米开始往东流，基本可自流；
大西线南水北调引水线路主要是筑坝、修渠和开凿隧洞三类大工程，其中“重中之重”的关键工程是开凿总长56公里的隧洞。最长隧洞20公里，就目前我国开凿隧洞的技术力量和技术水平，完全能完成。
2000年10月7日，赵南起上将在全国政协礼堂听取了西藏考察队的这一考察结论，然后向当时的中央领导当面作了汇报：“西藏大调水工程，我们这代人不去做，下一代人也要做，总有一天会有人去做。”
反对者的声音
而这个乐观的考察报告，却被中国工程院同年公布的研究报告所反对。
这一研究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和张光斗主持，钱正英为水利部前部长，张光斗为水利学界元老。他们组织了两院 43位院士和近300位院外专家，耗时一年作出了《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
2000年7月11日，钱正英等向国务院和有关部委作了汇报，认为各种“大西线”方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现实的技术可行性。就我国未来16亿人口的发展形势看，也没有大开荒、大移民以至兴建“大西线”的现实必要性。这一报告认为大西线存在两大误区：
误区一，以为必须以南水北调的“大西线”来增补西北水资源，实际上“大西线”只调水到黄河?以大柳树为调节水库?没有?调水?到内陆河的具体设想。对内陆河?只能靠当地的水资源?包括当地的调水工程。对黄土高原来说，不是没水，而是没能力用水(指不少土地在高坡上，用水靠抽水机从河边抽水，这样抽水费就会比较高，当地不少农民用不起这样的水 )，“对黄河源区，是加强保护问题，千万不要再瞎指挥破坏了”。
误区二，以为建设山川秀美的西北是要变塞北为江南。实际上，西北是干旱、半干旱区，江南是湿润区，各有其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不可违反自然规律”。
在否定“大西线”的同时，这一报告肯定了现有的东、中、西三条线路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报告警告，华北地区已面临地下水耗竭的危机，“通过南水北调增补的水源应在300亿立方米以上，其中增补黄河以北应在一半以上”。
这一报告对调水线路的意见很快反映到决策层。“大西线工程”暂不被纳入决策议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认为，国家在大西线与南水北调之间的政策选择是合理的。他认为，在战略上，大西线有极其高明的地方，即设想全面解决西北、华北、东北的缺水地区，“但这是一个停留在幻想上的方案”。按郭开的大西线方案，需筑三百米以上的高坝，国际水利界尚未解决这一技术难题，高原施工过程中的泥石流、高寒缺氧、岩爆、岩石的放射性物质也是难点，如何解决高原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回避该地频繁的地震等都是难点。
“大西线就是造航空母舰，现在的南水北调像造万吨轮。我们要先学会造万吨轮，不要急吼吼地想着造航母。”他还认为，郭开方案大大低估了造价，“按大西线的施工难度，调水至少要投资1万亿，根本不是二千多亿。不管在国力上，还是在成本收益上，都需要慎重考虑”。
现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大西线不切实际，想把青海湖作为调蓄水库的设想更是“荒唐”，因为这样会污染调来的淡水。他认为从雅鲁藏布江调水到黄河也根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西部缺水问题。
“这完全是外行话”，黄河水在河谷中，两边是山。水入黄河，许多山地仍只能望河兴叹。汪恕诚指出，西部要以粮食换森林，高价种粮不如不种，不能以人造生态损害自然生态，“大西线调水理论上有缺陷，实践中也行不通”。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水利界有名的藏水北调“陈传友方案”的提出者陈传友对“大西线”构想也有种种担忧。
除了施工可行性的种种质疑外，他更担心在雅鲁藏布江筑坝破坏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他分析，由于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使当地层次分明地存在着从热带到寒带的各种生物。在多次地质变动中，这里实际上成了一个庞大的生物避难所。生物在这种过渡环境中保存下来，外部环境就会推动它的进化，所以这个地带可能演变成生物进化中心。如果大量的生物进化，就会产生新的环境，这里就又会演化成起源中心。
“目前世界上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地方了，如果因为不当的工程，因为人类的力量，打断了生物本身的进化，这对整个自然界都是巨大损失。”陈传友心情矛盾。
但郭开认为，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他认为?筑坝蓄水，确实会淹掉一部分生物，但相对于它能给受水地区带来的改造沙漠等巨大生态效应，这种损失是值得的。并且，蓄水后，周边将会更温暖湿润，有利于生物生长。
郭开还认为还需要廓清的是，公众普遍认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很脆弱，但雅鲁藏布江一带，其实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极利于生物成长。所以，即使在施工过程中会对生物造成一些损伤，这一生态系统的自身修复功能也极强。
“况且，如果真要实施这一工程，也必然有严格的环境措施。”
郭开还透露，一直关注这一设想的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在今年6月14日晚来中央党校开会期间约见了郭开。在听了郭开去的汇报后，向巴平措认为工程不但不会损害，而且会有益于西藏生态。
面对各种治水思路，水利部部长汪恕诚6月23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认为，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调水，而是建设节水型社会。
王浩院士认为，解决缺水问题有两种思路：调水与节水。数据分析发现，中国不少地区在缺水的同时还存在大量浪费，所以节水仍有较大空间。跨流域调水则是最被迫无奈的方法，拆东墙补西墙又耗资巨大，易引发复杂的地方利益博弈，以及生态、移民等难题。
“调水只能作为解决缺水问题的次优选择，像南水北调工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一定要记住水利学上的沉重教训：要像避免战争一样避免调水！”王浩说。
香山会议吁请国家论证
扈振衣对这种质疑有些不以为然，扈是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的副总经理。这家公司刚刚成功修建了青藏铁路，7月1 日已正式通车。
他告诉记者，铁道兵在海拔五千米以上都解决了青藏铁路的各种难题，像海拔3500米左右的大西线施工，就显得更容易。“在解决高原筑坝、打隧道、保护生态、抵抗各类高原病等方面，我们都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按照他对大西线工程量的估算，技术上不像一些水利专家说得那样无法实现，6-8年即可完工。“如果中央有朝一日把建设大西线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来完成这一任务。”扈的底气很足。
三峡建设总公司建设部主任彭启友向郭开陈述了类似看法。今年6月1日，他在京西宾馆约见郭开时称：“大西线工程规模比三峡大，但技术难度比三峡小。我们已成功建成三峡，完成大西线不是更有把握吗？”郭开回忆，他们足足畅谈了三个小时。
显然，各方对大西线的讨论还各执一端。
“这样争下去永远不会有结果。”一直关注此事的中科院院士马宗晋有点急了。他是国家灾害综合研究所所长，比较超脱，也看到了争议不断的症结所在。
去年6月30日，他主持邀请了40多名各部委、各专业的院士、专家、官员，召开了香山科学会议第257次学术讨论会，郭开也上台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
“在会上，我们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干旱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最长远最关键的环境问题之一。它正在像慢性病一样，像癌症一样，在我们的土地，在我们民族的肌体上蔓延。如果不及时拿出解决方案，必将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这位研究重大灾害的院士忧虑地告诉记者。
而争论不休的大西线方案，尽管提供了解决中国干旱问题的一种战略思路，但论争两方都没有严密的调查与数据，包括郭开等人此前对大西线的调查远不够严谨，“没有严格的调查与精确的数据，我认为谁来轻易地肯定或者否定(大西线)，都不是科学的态度。”马说。
因此会议的最终共识集中到了一点上：“大西线”方案需要国家层面的力量来组织严格的考察与论证。他们在会议简报上呼吁：由国务院牵头、各部委联合，召集多方专家组建“关于深化西线调水决策前期研究”调研组，并对以下重大问题尽早立项调研：
小康社会建设和非稳态自然与社会背景下的北方水资源供需差额的统一评估；西南诸河的天然水资源量和可调用水量；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国际合作问题。
这一简报很快被递送到中央政策研究室。“几天后，中央政策研究室就向我们反馈，认为这种理性的论讨方式不错。如果时机成熟，我们会在今年再次召开香山科学会议，尽力推动大西线方案进入国家论证层面。”马宗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