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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和世界视野中审视毛泽东和文革

(2006-05-18 13:12:04) 下一个

        毛远新是毛泽东文革大计划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他相当于蒋经国,金正日,是毛氏晚年政治的中心。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说“文革目的群”,说明这些目的互相关联,因为毛要在衰老之际保持绝对权力,必培植亲属。而这亲属,也必然是绝对权力的继承人。事实也证明就是这样:毛在75年之后,由毛远新作联络人,代替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发指示。实际上主持政治局会议。据流传资料,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邓小平的“复辟翻案”,毛泽东指派他负责整肃邓小平。毛死后,汪东兴吓唬华国锋:毛远新调了两个师进关。说明毛远新在文革后期已经占据权力核心。
  很多老干部在聚会感叹:如果毛岸英活着,还可不得了。怎么不得了?大约现在的中国,和朝鲜能有一比。可是美国人把岸英兄炸死了──没炸死金日成的儿子,炸死毛泽东的儿子,结果是朝鲜传位成功,中国失败。毛对培养岸英兄下了大功夫,在苏联学习装甲兵指挥,准备在朝鲜实习之后,就当军队的领导人。但是美国人把这些事情全破坏了。
  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把毛远新接到家里,按中国的传统,这就是过继。和江工程师的情况一样。毛远新受毛泽东的精心培养。文革之前的1964年,有这么一篇“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可以说是点燃文化革命的第一把火。毛远新的名字也就和学生革命,发生了最直接的联系。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毛远新已经从哈军工毕业。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派他回到哈军工,指挥当时的学生造反。哈军工的教学水平,比不上清华北大复旦等学校。一来是因为63年以前的入学标准,注重出身和政治表现。对于学习成绩并不是很重视。二来是好的老师,到军工教学的不多。毛远新这样的学生,如果想学科学技术,应该到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但是哈军工有他的特点:该校原来的宗旨,是培养下一代军队的领导人,(但是在文革中此宗旨被废除,其原因复杂,可以后论述)。毛远新如果在军工成为学生领袖,对他以后在军队建立领导地位,有特别大的好处。
  毛泽东的观点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对毛远新的生涯设计,是让他成为新一代军队干部的领袖,从而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并以军队为依托,掌握政权。
  毛远新在65年从军工毕业,66年却回到哈军工,领导学校文革。这时他还没有明确的地位。只是作为老校友。当时人们对后来流行的“关系学”还不了解。学生们还错误的相信“大公无私”,所以很多学生不把毛远新放在眼里。实际上他的代表着毛泽东本人或当时的文革小组。当时军工的保守派“八八派”曾出言不逊,说“毛远新算是什么”。毛远新说他什么也不算,只是个红卫兵。这只能说明八八派的工农子弟对中国的政治不了解。他们不知道毛远新的背后是什么。过不了几天,八八派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保守组织。该派领导宣布组织解散。这是六六年底发生的事情。
  毛远新从军工获得文革经验之后,在68年被派到辽宁,这次是作为“总理联络员”。在当时的辽宁,他就代表着中央文革和总理,有最高决定权。
  当时辽宁分成三派。这三派分别是:1,中央文革支持的“8。31"派;2,地方干部支持的辽联;3,军队支持的辽革站。互相之间冲突激烈。因为后面都有上层支持,所以哪一派都不能获胜。毛远新去后,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选中沈阳军区作为依靠力量,支持辽革站,压制了其他两派。让沈阳军区成为辽宁的领导力量。其他两派当然很不高兴。8。31派一个领导说:毛远新算是什么。毛远新回答: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个总理联络员。就在不久之后,那造反派领袖被逮捕。
  在解决辽宁三派斗争方面,毛远新是主持者,实际上是由他作裁判。其他人不可能反对。当然这完全是依靠他背后的力量,这力量就是毛泽东。他是毛泽东指定的领导人。
  在这之后,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主管东北地区的军政。因为当时整个东北的地方行政也都由军队接管。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任当时辽宁省革委会(省政府)主任。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主任是黑龙江省军区司令汪再道。(原为潘复生,后潘失势)。都在毛远新的领导之下。
  毛泽东让毛远新主管东北,是为毛远新以后的发展作准备。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和能源基地。也是粮食、棉花和木材的生产基地。从经济上说,东北可以独立。而且东北有港口,有对外航运和铁路交通。东北和关内的联系。在陆地上主要靠三海关一个主要通道(其余通道,如承德,只通单轨铁路,不很有用)。如果一旦发生不利情况,可以把三海关一封,东北就变成独立王国,或反攻基地。也就是说,东北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内地政权征服东北的事情,从未出现。而东北地方力量征服关内的情况,比比皆是。清朝是一例子。后来的张作霖的东北军占领北平,打过江南,也是例子。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派他的心腹爱将林彪到东北,也是为了加强林彪的实力。在以后成为他毛泽东的军事支住。林彪靠着日本遗留下来的装备和苏联的支持(日本装备由苏联移交给林彪),不到一年的时间,建立起中共最强大的军队──四野。这都证明掌握了东北,就有力量图谋关内。但是掌握了关内,却不容易图谋东北。而且,关内地方太大,统一关内非常困难。如果中国发生内乱,最可能的情况是关内发生混战,而东北则保持稳定。这样更有助于建立东北对全国的优势。  

和四方面军的契约

  再看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也是毛泽东安排在那里的一个合适的人。陈锡联善战,在政治上极善于见风使舵。陈锡联原属四方面军系统(徐向前,张国涛)。后随徐向前加入129师,任团长。后来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他和林彪并无任何历史关系。自从五十年代末调任沈阳军区司令。该军区的部队,多由四野林彪系统的部队组成。当年毛泽东让他到沈阳军区,就是让他监视四野部队。


  毛泽东对四方面军的干部,相当注重。因为该军善战,但是在西进失败,张国焘走后,四方面军在军事上失败。政治上失去山头,成为共产党内无家可归的孩子。后来又经王明的镇压,这些干部全体义无反顾地投靠了毛泽东。毛对他们也相当优待。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出身四方面军的几个干部,控制着几大军区: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韩先楚是福州军区司令,陈再道为武汉军区司令,秦基伟为昆明军区司令。他们都出身于四方面军。到了67年1月,北京军区司令杨勇被捕,由副司令郑维山任司令。郑维山也出身于四方面军(曾任独立团团长)。另外毛泽东重用的谢富治,和后来提拔成共产党副主席的李德生,都属于四方面军的将领。他们相当于毛泽东的禁军。帝王对禁军领导有特殊要求,就是绝对忠于自己。保证其忠诚的最好或惟一的办法,就是除了自己,他们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物。在四方面军解体之后,四方面军干部只能依靠毛泽东。而且,他们是“吃过亏的人”。这“吃过亏”很重要,没有吃过亏,不知道政治有多险恶,也不知道自己的脑袋,有多么不结实。吃过亏就不一样了。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同志,成千上万地被张国涛在肃反中杀掉。后来的领导张国涛,虽是中共创始人,也被政治磨盘碾的粉碎。另外有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张国涛的军委秘书长黄超,他们率西路军残部,经九死一生的艰险战斗,到达新疆之后,被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受王明指使)在新疆枪毙了──当时新疆还不是中共的地盘。罪名是“托派分子”。这两个人可能连托洛斯基是谁都不知道。如果不是毛泽东的保护,(王明自己急于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从苏联回延安,呆了一个月就去了武汉,来不及搞延安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有人认为王明也曾想拉拢他们),这些四方面军的将领,着实前景不妙。但是他们一旦归顺了毛泽东之后,就过上了比较太平的日子。他们大多被毛泽东重用,而且不用担心在肃反中被屠杀。他们都出身农民,是毛泽东最喜欢的那一类干部。
反过来说,四方面军将领对毛泽东的意义,也十分重大。比如在文革期间,有了上述四方面军的将领,出任各大军区司令,毛泽东就有足够的力量制衡林彪。虽然林彪主持军委,掌握着空军海军。但是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直接掌控着若干重要的大军区,和军级单位。如果没这些安排,让林彪掌握了沈阳北京和南京三大军区,在毛林之争中,毛可能就不能取胜。
  据高层老人(都已经去世)传出的消息,在文革之初毛泽东向四方面军的干部打了招呼:第一,说明此次运动不干他们的事情,整肃对象是刘少奇等北方局干部,和贺龙、彭黄(克诚)余党。对他们四方面军的将领,不但不整肃,毛泽东还要依靠他们。第二:一切行动听周恩来的。周负责毛和四方面军的联系。这个招呼非常重要,是文革中的最重要的内幕规则之一。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毛泽东依靠林彪,实际上却依靠周恩来和四方面军的干部,稳定局面制衡林彪。当然这个关照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他们不得没事找事。
  四方面军的干部人数很多,在55年授予将军军衔的人中,红一二三四个方面军,四方面军的人占第二位。当年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五、九兵团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进甘肃的时候,被国民党的军队拦击,只渡过去一半军队。没过去的人,加上西进失败后回来的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数量相当多。在军队中也是一直不可小视的力量。除了一部分被毛泽东收编为禁卫军之外,其他军官如果服从命令,在文革大乱之中,也大都能保持地位。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林彪这个人在使用干部上十分狭隘。林彪从来只相信自己的11系(一方面军一军团),和四野的老部下。如果是11系,但是抗战后没有到东北投奔他林彪的,也不足以信任。或者,既是11系,又去东北参加了四野,但是一直是跟着罗荣桓的,比如肖华,也是不可信任。因为罗荣桓一直和林彪唱对台戏。另外在115师五台分兵,以后跟着聂荣臻,一直在华北的干部,也不被林彪信任。林彪的这种用人态度,使他的亲信干部数量很少。这也迫使非林彪系干部只能紧跟着毛泽东。
  在文革一开始,陈锡联是被冲击目标。笔者估计,在林彪的计划中,陈锡联属于应该被清除或调离的人物。因为当时驻东北的部队的前身,大多是四野的部队。高中级干部主要是四野的。林彪用东北作基地,最为方便合适。但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这么干。毛一定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他着力支持陈锡联。而且派了自己的侄子毛远新来支持陈。这是对陈的大恩。当然陈锡联也不敢得罪林彪,他作了一些样子。他整肃了沈阳军区非四野出身的干部。这类干部在沈阳军区本来就不不多,而且也不在重要岗位上。主要有刘转连和黄立清。当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黄立清是贺龙老部下。在文革初期和陈锡联说悄悄话:如果他们(指四野干部)要整我,我就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他们。这事只有陈和黄知道,陈也揭发了。黄在文革中被关押近十年之久,到了文革结束才放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刘转连,在沈阳军区本无大权,平时也小心,但也被整肃。陈锡联还靠拢军区中的四野干部。对他们广泛越级提拔。当时的军队的一个部门,常有二十几个副部长。而整个部的编制也是二十几个人。虽然有了这样的表现,但是陈锡联仍然难以得到林彪的信任。  扶不起来的阿斗
  毛泽东派毛远新到东北,有几个目的,其一是支持陈锡联,管住四野的干部和军队。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在东北培养毛远新自己的势力,准备以后接班。

  应该说毛远新完全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如果毛远新只是个中等才能的人物,也有可能作到这件事。因为他的条件实在太好。毛泽东让他在军工上学,为的是结识同学。军工学生的政治经验丰富,全体参加过四清,受过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性较强(军工在文革前半年才取消军队编制)。如果当时毛远新能召集同学,许以前程,拉起一方势力,绝非难事。但是这位太子实在是太不中用。从1968年起,他把在东北的6、7年宝贵光阴,用来玩女人和洗照片。他一个军工同学也没有搜罗。也没建立自己的新干部基地。只把谢富治的女儿和女婿安插在鞍山。谢富治(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69年以后任北京军区政委)是江青的最重要依靠。谢富治把女儿女婿放在毛远新的手下,也是希望和毛远新共进退。后来也确实是这样。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军工学生,但是毛远新在军工的时候(60级),谢还没有入学(65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老一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毛远新自己收罗的干部。另外,毛远新对当时沈阳军区的干部,也几乎没有来往。军官们都拿他开玩笑。一是说他搞女人,一是说他看外国电影。三是说他的太太的古怪而可笑的行为。所有这些,也惹得老军官十分不满。比如,他喜欢看球赛。有一次在大连举行兰球赛。老军官门也有不少出席。在座位上等了很久,毛和他的上海太太才到,到了之后前排老军官全体起立,这二人对他们视而不见,走到中间预留席位,把江青式斗蓬一裹,坐下,球赛开始。老军官们还站着。
  陈锡联当然把毛远新坐镇沈阳,当作毛泽东对他的大恩宠。军区干部们在大礼堂开会,可以看到这样一幕:毛远新和陈锡联都坐在主席台中央,毛开始掏口袋,陈也开始掏,毛拿出香烟,陈拿出打火机。毛把烟往嘴上一放,陈把火送过去。
  毛远新到东北时没有结婚。他的择妻标准很特殊。有三不要:不要干部子女。不要学医的,不要军人。这对军官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当时老军官们的女儿,几乎全部都是军医。毛远新的太太是上海工人。毛虽然年轻而且身强力壮,但却喜欢住医院。原因是有女护士医生围绕于周围。当时辽宁军区司令杨某(或政委)的太太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主任,和其他若干能接触毛远新的领导太太一起,非常热心地为他介绍女孩子。当时高干病房有一上海籍护士,她的妹妹来探亲的时候,被司令太太看中,介绍给毛玩了之后,回到上海,即报告怀上龙种。实际上这事也不算什么。但是在上海的那些文革干将,早就把这事当作大事来办。因为这些人(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是“江青班底”。和毛远新的关系不深。如果毛远新真的要拉起自己的班底,江青班底有可能失去权势。所以拉紧毛远新和上海帮之间的关系,对于上海帮是极端重要的是事情。所以在上海帮的极力鼓动之下,江青说服毛远新娶这位年轻女工。当时,从上海发出送亲专列。全体大员欢送。在沈阳全体大员到站迎接。堪称当时的太子大婚。
但是毛太太很快就流产了。而且一流再流。这就使龙脉危悬,当然,毛远新完全可以和其他女性生养。但是名正言顺的后代,还是至关重要。所以后来毛太太一旦怀孕,立即作全天卧床休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姑娘,全天卧床,大小便都在床上进行,心里如何能高兴?也是因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伺候她的医生护士──几乎全是军区干部的女儿,少不了恶语喝叱。而这些干部的女儿成伙成帮,一来他们要轮流伺候这位公主,二来他们也互相转告,并告诉他们的兄弟和男朋友---这就是军区的干部子弟集团。当然也向父母诉苦。使他们对毛远新及其太太的看法,更加恶化。(chinesenewsnet.com)

  总而言之,毛远新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差不多就是政治自杀。非但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反而得罪了部下。至于毛远新为什么会浪费这宝贵的几年时间,只能说他本人素质太差。据军工同学说,他在上学时就不努力学习。因觉得学校(在哈尔滨)生活艰苦,经常回北京或其他地方修养。校方从来不敢过问。毛从小只需付出很小努力,就可获得拥挤过来的夸奖和提拔,所以认为自己根本不用努力,活该青云直上。据说毛远新还喜欢耍小聪明,让别人写了东西,自己抄了读给毛泽东听,以显示自己喜爱读书和有理论水平。而毛也居然轻信。
太子和太后
  毛远新之所以浪费了在东北的时候,也可能有更深的原因。那就是毛远新知道,在毛泽东死后,太子和太后之间,一定会有一场权力争夺战。而毛远新认为自己不是江青的对手。他知道自己能力很差。在太子太后之争中必然失败。所以,还不如投靠太后。或者,毛泽东对此事已经有了安排。那就是江青是接班的第一梯队,毛远新到底年轻,经过十年左右的锻炼,可作为第二梯队接班。
  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就是江青的上海邦有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如果毛远新自己建立一股势力。比如军工帮,则对上海邦大为不利。首先,他们不想让毛远新和江青争夺权力,另外,他们也不想让江青老了或死了的时候,毛远新把他们一脚踢开。所以,对他们来说,最佳策略是使毛远新“无能化”。而使上海邦自己最大限度强大化。使不但江青离不开他们,连以后毛远新也离不开它们。对于这一点,江青和他们有共识。所以,他们尽量地阻止毛远新在东北建立军工邦。
  所以毛的在东北浪费光阴,受到上海帮的支持鼓励。毛当时用的摄影和冲洗器材,据说都是江青从国外买了送给他的。三国演义上有这么一段:诸葛亮有一次看见刘备编织牛毛,就斥责他,说干大事业的人,怎么能做这种无聊的小事。刘备未出道的时候,靠编制柳条制品为业。洗照片和编牛毛差不多是一回事。上述毛远新娶妻事件,也可以看作上海邦的计谋。以毛远新这样的情况,最好是和一元帅的女儿结婚。如此就能大大充实自己的政治资本。但是毛远新轻易地放弃了这一机会。应该说这个女工,是江青和上海邦强加给毛远新的。毛远新的择妻三原则,也可能由江青制定的。当然,不排除毛远新自己觉得,作腐化的太子,遭受暗算的机会更小。不如找个女工,自己可以随意找其他女性。这也正是他以后作的。过了不久,毛远新太太被授予连级干部的军衔,放在军区通讯总站,和一个“学毛选积极分子”同住一室,该女军人有监视和汇报的光荣任务。毛太太一星期只许回家一次。
  但是,这实际上对上海邦和毛远新双方都有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毛远新的势力,就是上海邦的盟军。如果毛远新找了叶剑英的女儿,文革的结局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了。笔者也不明白,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怎么会不注意古代帝王传位的最基本策略──与重臣联姻。或者说,毛泽东对自己的估计实在过高,认为自己力量强大,无需这类办法──蒋经国找了个俄国女工,不也照样接班?
毛家传位和林家接班
  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在中国文化圈中的其他国家,不是新鲜事,而是常例。我们知道,蒋介石、金日成都传位成功。李光耀也成功。但是毛泽东还是失败了。这一失败算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当然很多人会说,这算是什么进步?但是我们要看看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政治进步就是这么慢。袁世凯当了总统,还是要当皇帝,还是要传位给儿子。实际上孙中山也有传位倾向。只是因为太子孙科没有进入军界,只好让蒋介石代为传位。蒋可以算是孙的外戚。以外戚扶持太子,历史上屡见不鲜。后来蒋果真扶持孙科。孙科当了行政院长,自己有了一派势力(政学系),也曾企图作民国总统,但是因为不能领导军队,不可能成功。实际上孙中山传位蒋介石,也是在家庭中传位。所以说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领导人的继承,一直就是家传。只有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监督控制之下,内部实行了能人领导。这也是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的原因。蒋经国让李登辉接班,算是从家庭传位,变成能人领导,但这背后也有美国督导之功,和当年共产国际督导共产党一样。政治进步非常缓慢。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比较大的进步都起源于外界的强大刺激和干涉。
  中国没有民主传统,选择领导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家族传位,二是能人领导。中共在解放前,和文革后,都算是能人领导。能人领导已经算是共和政治的一种。如果共产党能够保持能人领导,也还算是保持了共和。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破坏能人接班,而欲谋家人传位。他失败得很彻底。从那之后就没有传位和家天下的问题了。邓江胡都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太太搞出来当大官,也都没有企图传位。而是利用改革开放,让孩子们进入商界,赚足几代的财富。同时让能人接班。这就是进步。
  我们再看看“传位动机”在文革中的作用。
  一般如果帝王的儿子年纪比较大,就可在老皇帝健在之时,就让小皇帝接班,然后让小皇帝培养自己的势力。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都是这么一种接班形式。毛泽东也这么作了。他用文革的十年时间,帮助毛远新扩大势力。除此之外,毛泽东采取了双保险办法,就是使用太后和顾命大臣。我们知道,小皇帝年龄太小,就必须让皇后垂帘听政。等小皇帝长大了,皇后就可以移交政权。但是皇后作传位中间人有危险,因为皇后很可能自己的把住政权不放。比如吕后、武后和慈禧太后。所以又需要顾命大臣。顾命大臣掌握部分军权政权,在小皇帝弱小的时候,顾命大臣可以帮助他,直到小皇帝长大,自己建立自己的大臣队伍。毛泽东在找顾命大臣方面,遭到一连串的失败。这也是他文革或传位失败的重要原因。说到底,毛岸英死了,毛远新无能,就没办法了。
毛泽东对江青信心不足。不足的原因一是他知道在中国没有军队不能当权,二是认为江青和毛远新到底没有血缘关系。
  如果毛泽东真是要让林彪接班,那么在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应该说接班已经基本成功。但是毛泽东实际是想让林彪当个顾命大臣,没想让他接班。但是从68年起,林彪突然花大力气培养林立果,到了70年企图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就是国家元首。如果元首再掌握着军队,权力就太大,对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形成威胁。当年刘少奇没有掌握军队,已经威胁毛的地位。毛林之间的冲突因此激化。

林彪的想法
  自以为聪明绝顶的林彪,怎么就会犯这样的大错误:明明看着毛泽东在东北培养毛远新,他不去“大树特树”毛政委(毛远新),却在空军“大树特树”林副部长(立果)。笔者以为有几种因素在林彪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就林彪对整个形势的看法。就是:江青和毛远新能力不足,不能接班。所以,如果毛泽东聪明一点,就会让他林彪接班。因为这样林彪保持毛生前的名声,和江青毛远新的地位──不是最高的地位,是很高的地位。比如让江青当政协主席,毛远新当个部长,或者副总理。等等。如果不是他林彪接班,而是让江青毛远新接班,那更糟糕,而且是糟糕透了──他们一定被“一举粉碎”。
  所以林彪认为,他接班对毛泽东有好处,对江青毛远新都有好处。他相当于蒋介石:孙中山没有传位给孙科,而是传位给蒋介石,是真正的聪明。因为孙科没有能力接班。在蒋介石的支持之下,孙科可以当行政院长,可以有自己的“政学系”,当一个政治领袖。如果毛泽东够聪明,就应该学孙中山,传位给他林彪。
  应该说林彪的这个想法不错。其他人,包括周恩来陈伯达等,对形式的估计和林彪一样:江青毛远新没有能力接班。但是他们根据这一相同的判断,作出不同的计划。
  另外,还有一些次要因素,对林彪有影响。林彪自持对毛有大功:整肃刘少奇依仗他林彪之力。你毛泽东也在全世界面前,许诺咱林彪当接班人。难道这还能改变吗?

  林彪还可能认为,他的家族对毛也有大恩。没有他的家族的帮助,就没有毛的今天。这就牵扯到毛泽东和张国涛之争:
  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主持红军总司令部(任红军总政委),毛眼看大权不保,即看准机会,带领林彪彭德怀的一、三军军团突然过岷山北上,逃离四川张国焘的控制。这一三军团只是红一方面军的一半,另有五、九两军团没走。当时在红军总部任职的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等也都留在了四川。这一、三军团是毛的井冈山嫡系。有到了陕北之后,毛的力量仍然很小。但是,这时苏联突然派回一个人,假名张浩,实为林彪堂兄林育英。我们看看下面这段文章(作者:汪幸福,原载《文汇报》),就知道林育英对毛的大恩:
  1935年7月,林育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中断,为了向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七大精神,并恢复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装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踏上回国之路。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走,11月初,他们到达陕西定边县,并与定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邓发代表党中央把林育英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林育英说:目前,中央有两件大事需要你来做。一是党的白区工作没有负责人,你能否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担当起来;二是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团结问题也急需你来帮助解决。你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林育英这才知道,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毛泽东说:“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要尽快设法将他们拉回来。”林育英怕这工作做不好。“也许能起作用。”毛泽东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文中说他奉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解决一、四方面军发生的分歧,并带有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的意见和密码,可与国际直接通电。张国焘很快收到了林育英的电报,但他仍然不愿意带领部队北上。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并去电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中央”。林育英出席了会议。为配合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朱德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心里颇不是滋味。林育英的电报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自己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再一意孤行,就要背“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与此同时,在朱德等人的劝阻下,张国焘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南下计划。
过了几天,张国焘连续给林育英发了三封电报,气焰没有先前那么嚣张了。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们取消第二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经过毛泽东、林育英以及朱德、刘伯承等人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中央”,同意北上。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部队前来与一方面军会合,决不再改变。林育英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毛泽东高兴地说:“你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白当,你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大功。”10月19日,林育英从保安启程,代表中共中央赶往宁夏同心县城迎接二、四方面军。林育英得知朱德、张国焘还在关桥堡镇,又前行30公里,见到了朱德、张国焘等领导人。在关桥堡,林育英与张国焘单独作了长谈,消除了他的一些疑虑。1936年12月16日,朱德、张国焘回到了保安。
这也是林彪认为自己接班合格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如果毛林合作下去,确实能让林彪接班。所以当时很多挨整的老干部,很担心林彪和毛泽东会如此合作下去。可喜的是,毛林合作出问题了:林彪认为毛泽东在67年故意骗他,因为一月风暴,军内揪一小撮,矛头直指他林彪手中之权力。经过他(林彪)和周恩来等老帅和副总理的联合反对(二月逆流),军内造反才得以遏制。但是在67年之后,毛泽东过河拆桥,打倒了贺龙,并不把空出的地盘交给他,而是让周恩来用四方面军干部控制。说明让他接班是假的。毛泽东认为林彪要求过度:本来让你当顾命大臣,你非想接班。当然事情还有其他因素。一是林彪的太太,或许还有林彪自己,认为身体太差,活不过毛泽东。所以有点着急。说实在的,如果没有“9.13"摔机事件,林彪也不一定活过毛泽东。所以叶群的着急也有道理。我们在上面说过,毛泽东选择林彪当接班人,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就是:你身体不好,所以抬起你来,你也不是威胁。第二,你可能比我早死,那么,你替我整肃了刘少奇贺龙,立了大功,但是“接班人”这个位置,你等不着。这当然让林彪很不甘心。

  林彪一家对毛远新的态度,也反映出他们的心中的顾虑和不满。叶群和林立国对毛远新不理不睬,就像没这个人。如果林立果去和毛远新攀小兄弟,同吃共嫖,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林立国从来没去拜见毛远新,却派人到沈阳军区选妃子。要只在空军中选,也还罢了──那是他林家的地盘,他们偏到陆军医院中选──好像到人家的地盘上去抢女人。也就是说,林彪的着急接班,和毛泽东的传位计划,互相冲突。但是有冲突不是一定要火并,他们可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合作,甚至真的形成类似“孙中山蒋介石和孙科”的格局。如何使他们从冲突发展到火并,这其中有周恩来的谋略。毛在晚年说,周实际上反文革,但是反得很精明。这老周实在比林彪高明。
    周恩来的谋略
  文革的成败,在众人眼中,另有两个标准:1,绝对权力(不管姓毛还是姓林)是否继续。因为文革的目的就是保持和延续这种权力。2,政治派还是务实派当权。如果绝对权力持续,政治派当权,则文革成功,否则文革失败。老周知道如果毛林联合,则文革成功。如果毛林破裂,则文革失败。有如此看法的,并非老周一人,当时很多被整肃的干部,特别是将军级别的老干部,都有如此看法。因为林彪,也只有林彪,有能力支持毛泽东,并继承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如果林彪成功接班,中国或变成军阀混战,或变成和朝鲜类似是绝对独裁;虽然从毛家天下变成林家天下,但独裁不变。其结果都是把中国的历史往回拖半个世纪。
  现在不少人给林彪作翻案文章,多是不明白林彪人品低下,心胸狭隘,有将才无帅才,排斥异己任人惟亲,年老有病之后,更让老婆孩子牵着鼻子走,比蒋介石差得远。蒋介石能拉起一个大派系,林彪只能拉起一个小派系。虽有功于中共,但不属这个其小派系者,尽受残酷整肃。如果他来接班,必然导致其他山头的拼死一搏,形成军阀混战。因为他根本不给人家留活路。另一方面,林彪和其部下虽然有作战能力,但非常缺少经济和政治经验,文化水平也相当低下──这一特点在各省军管后,表现得十分充分。如果毛死后林彪接班,他的班底根本没有能力治理中国,他还会继续“突出政治”(因为那是他的品牌),导致经济破产──和现在的朝鲜一样。
  所以老周自从文革一开始,其总战略就是离间毛林,只要毛林分裂,再借毛之手除掉林彪,则无人能保持绝对权力和“突出政治”的路线。文革就彻底失败。没有林彪挡路,中共内部还贮存着不少优秀人才──也就是在六十年代形成的务实派,在他们手里,政治就能进步。但是他们不是林彪的对手,林彪有军队,所以必须借毛泽东之手,搬倒林彪。这就需要离间毛林,最主要的办法,是让林彪权势扩张过度,威胁到毛泽东,挤压毛留给江青和毛远新的政治地盘。这样毛自己就会奋起反击:这是毛的行为模式。
  把这一谋略和毛泽东的计划作一对比:毛泽东文革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让林彪整肃刘少奇贺龙。同时让江青等人用上海模式,通过造反派,在全国夺取地方政权。并通过军内造反,以总政作为切入点,让李纳控制军队的政工(如果李纳不行,可以让中央文革代替总政)。毛的第二阶段计划,是让江青毛远新逐步扩大权力,并借周恩来之力,夺走林彪手中的权力。此后还有第三阶段计划,那就是整肃周恩来,由江青毛远新全面掌权。周恩来对此洞若观火,制定了自己的应对计划:在第一阶段阻击江青地方夺权。并让林彪跨界到地方上夺权。这样一来,本计划属于江青的权力,大多落入林彪之手。毛泽东江青两口子搞了半天,所获有限,而林彪却收获丰富。毛江集团就不干了,毛林之间就要出大问题。
  周的计谋和毛的计划有相同之处:毛利用周制衡林彪,周利用毛消灭林彪。他们俩有共同目标:林彪。这是他们在文革中合作的基础。但是一旦林彪完了或死了。那这个合作基础就没有了。老周和毛泽东的计划有不同之处:周利用林彪阻击江青的全国夺权,并让林彪从江青手里夺出来一大块权力。使江青夺权(和接班)计划破产。才能做到这一步?老周有他的想法。就是在中央和地方,都进行对江青的夺权阻击战。
  我们先看地方上的阻击战。大家都知道在文革之初,各政府部门都在群众中建立保皇派,比如辽宁就有辽联,保原省委和东北局(保宋任穷),武汉有百万雄师,保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其他地方也有保地方政府的群众组织。现在对造反派有很多报道。实际上保皇派的势力更大,闹得更凶。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各级政府和工人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中共政府官员在文革之前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腐败,而且在50和60年代整肃知识分子和阶级异己不遗余力,但一直对工人不错。老工人都知道,文革前工人待遇不错,有工资和劳保。产业工人大多是进城农民,和复转军人。对于他们来说,进城当工人,是一个很理想的上升之路。所以工人对政府有好感。周恩来知道,这就是资源。利用这个资源,可以打一场对江青的“夺权阻击战”。就是利用老工人,建立保皇组织(或保守组织),作为一派群众力量,和江青支持的造反派对抗。
  老周不是不知道如此保皇,很难阻止毛江打倒现任的官员。毛想打到谁就能打到谁,但是,毛江的计划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让造反派夺权,并从造反派中选拔干部。但是,这造反派夺权,可比打倒在职干部难多了,因为工人不止一派,凭什么你这伙人能夺权做官,我们这些工人就不行?于是,打倒干部易,造反掌权难。好几派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发生武斗,你毛泽东江青支持的造反派,就掌不成权。事实证明,从文革一开始,群众之间马上出现派别冲突,而且在全国蔓延,这样就使全国大乱。按毛的说法,是乱了敌人,但是实际上是乱了江青,因为江青原来计划的是全国都用上海方式夺权。就是让她选中一伙人,组织工人造反,再由她支持夺权,新干部可以从工人和造反干部之中选拔,比如王洪文等人。但是全国保皇工人一旦奋起,和江青支持的工人造反派互相对峙,造反派夺权就很困难:大家都是工人,我们干活还比你们好,凭什么你们当领导,我们还是工人,这不公平。如此想法必然产生。而且保皇派工人大多是出身比较好的,平时老老实实干活,听领导话。造反派多是年轻和出身不是很好的,平时工作表现不好,经常被领导批评的,大工厂工人是保守派,集体所有制和商业系统的工人是造反派。相比而言,保守派的人数比较多。江青完全没有料到保皇力量如此之大。她以为和上海一样,她一下令,工人学生的造反派,加上市委内部的造反干部,就可以夺权,以后再软硬兼施,使大部分保皇工人(当时保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欧)倒戈,对小部分死硬分子强力镇压,就行了。虽然上海到了68年还有保市委的保皇工人组织,但是被江青支持的造反派镇压(上柴事件,王洪文领导工总司武力解决对立的工人组织)。之所以能这样,一是由于上海由江青集团直接控制。他们能够为造反派开路,并及时指导造反派实行一些政策。包括强令原上海市委交权,然后对以前保皇(保原上海市委)的工人实行怀柔政策。并且在夺权成功之后,立即把这些老工人,保皇工人吸收到造反派的队伍里来。但是这些行为属于高难动作,需要强大的背后支持,和灵活的政策实施。背后没有强大支持的,对方(保皇派和干部)不倒,如果有政策不能实施,保皇派的工人不能被怀柔。所以这事在上海可以实现,在其他地方有难度。加上周恩来和其老部下,都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之人,对付这些小造反派,还是很有办法。另外,江青集团对这些地方的造反派,并无直接绝对的控制。造反派的行为粗暴,喜欢打人,打架,很残暴地批斗干部,必然引起广大群众不满。夺权更为困难。
在夺权以后,1968年搞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各地持续的时间不一样,有些地方直到71还在搞。这个运动有多个目的,其中一个就是把造反派中的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清理出去。也就是对青年工人造反派“用完就扔”“过河拆桥”。但是在刚刚造反夺权的时候,由于周恩来手下的干部的阻击战,老工人都成为保皇派,江青一伙只能依靠这些成分出身有点问题的年轻工人。
  也就是说,周恩来看出来:他自己和干部集团,并非完全没有抵抗的力量。共产党这十几年,到底对产业工人有恩,这就是资源,可以依靠这一资源,在和江青作一场大规模的反夺权阻击战,即使现任干部下了台,造反派也掌不了权,而成为派别对立的无政府状态,群众打派仗和打冤家相似,越打仇越深,没仇的可以打出仇,最后打得不共戴天。事实证明,各地,特别是工人集中的大城市,很快,甚至在两个星期之中,就发展到了这一步。毛泽东和江青计划的“造反派夺权”模式,就不能实现。
  周的“地方保皇阻击战”打乱了毛的计划。在74--75年毛泽东对文革有一些评价,说应该三七开,三分错误和问题,包括把全国搞的一团糟。这个一团糟不是他想搞的。他以为连刘少奇都这么乖乖地打倒了。下面省市干部还有什么难搞的?他没想到还有一个工人保守派。他们比干部厉害的多。干部乖乖地低头认罪,工人保守派却比铁杆还硬,他们阻断了造反派夺权掌权的路:保守派也要夺权掌权。这样一来,造反派必须全身心地和工人保守派打派仗,不能夺权掌权。造反派中有能力的干部也就无法培养出来了。
  一是由于江青忙于北京上海的事务,在中央各部夺权,没有时间到各省坐镇,二来是她本来身体不好,能力低下,中央各部的夺权都没有搞好,各地的群众派仗当然更难以解决。三来来是各省政府和部分军区领导,都是沙场老手,都对老周的策略心领神会。老周把江青拖在北京,而他们在外地分别发动自己的群众,进行保皇自卫。江青和中央文革能派出去的干部,都是关锋戚本禹之类的中下级干部,一些解放战争甚至之后参加工作的文人。而各省各部大员大约都是六级到八级的干部(中共干部级别分为23级),绝大部分是红军干部,少数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干部。在中共系统中,资历非常重要。这些中央文革的小干部到了地方各省,地方大员根本不听他们的,也根本看不起他们。地方大员有的明着对抗,有的暗中捣乱。另外一些人,比如云南的阎红彦,抵抗不成就自杀了。自杀前说是陈伯达(中央文革)把他逼死的。阎红彦是红军老干部,上将,在云南恢复大跃进之后的经济,有显着成绩,很有威信。这一定会刺激保守工人群起抵抗造反派。中共干部当中,有不少冒死抵抗中央文革夺权的人物。比如武汉的陈再道调用军队,把造反派抓了五百多。又调动保守工人的武装(大部分是复员军人)杀了几十人(一说几百人)。使“利用造反派夺权”这种在上海可能实现的事情,在其他城市都难以实现。笔者当年在全国各地“流走”,在闹市之中,只听见各派的大喇叭震耳欲聋,高楼之上传单如雪片搬飞下,各派队伍持棍棒枪械怒目而视。完全是一幅战乱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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