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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8 )

(2019-08-24 18:27:26) 下一个

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8 )

 

照片为西师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华蓥山脉的一条支脉缙云山向东伸向北碚,从中隔开重庆主城区与北碚的地理上的联系。我纵目向这座雄伟的缙云山极其附近的山峰望去,曙光越来越来明亮,照亮了山谷里升起来的薄雾,使那些山谷都一一显露出来。

 

《山茶花》墙报自七月初以后便由我接手主办了。因为我们迫于系领导要求,须得每周要出一期《山茶花》墙报,所以我每天不得不在繁忙的学习之中抽出一点有限时间来作若干字的文章以应付约稿,但是我自担任办墙报的主编以来,我的创作环境通常是以写政论文章为主了,我所计划着的翻译小说和写散文终竟无法实现了。

 

我为甚麽定要写散文和翻译小说呢?我从事这编辑工作一周以来,不也写了好几篇短文章吗?我就这样无奈的用一句幽默的话自问,以求得自己内心的一丝慰籍。

 

就这样,我顶着一个新的职务名称—墙报《山茶花》的主编,在一个一切皆新的环境中,开始我的新的报刊编辑生活了。多日来忙碌于墙报的排版,设计专栏,写编辑按语,撰写政论文云云。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像一艘扬起风帆的小船从海面上匆忙地飞速驶过去了。生活过得既平淡而又很充实。我似乎不曾想过,自从我有过李老师,郑同学,周同学和林同学这样一些良师和益友后。我永远不曾清清楚楚,仔细地想过我周围发生着的一切与先前的相比究竟会有哪些不同之处。

 

至今在我头脑中仍记得最清楚的两件事是,昔日的我曾在成昆铁路线上奔驰的列车上跑车时度过一名普通列车员的生活,对生活修建在荒凉旷野山区的成昆铁路线上的生活情状-------仿佛仍留在梦中----但渐渐变疏远了;

 

其二是:---我曾在广汉农村当知青时度过的难忘生活永远被一层淡忘的幕布遮起来了。但我时不时地要把那层幕布揭开回顾一下,然后很不情愿地再放下来。那知青的生活的回忆使我感到那麼多的艰辛,那麼多的烦恼和失望,那么多的温馨和依恋。

 

我刚下放农村甚至连考虑一下我命中注定该在那儿要度过多麼漫长时光的勇气都不曾有过。(那生活)如常人所想象的我们至少要在那农村度过七八年的知青生活,或度过更长,或稍为短一些的时间,谁也预料到几时才能招工返回城里来。

 

当时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或许要在那里度过一段很漫长的知青生活,但实际上我留在农村的时间根本没有原来想象的那麼长,其实在那里我只度过两年的时光就返回城市了。我已经写到这里,就权且把那段生活留存在这里作纪念吧。

 

周同学和我不久就成为最好的朋友,我们一天的学习完毕以后,我们常常一同去校园的运动场打篮球,我们每天用很长的时间坐在教室里复习功课,虽然学习得很辛苦,却永远不曾有一点点遗憾的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要想学习上取得成功,只有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的。

 

在这时,周同学从系上带回来一条消息,便是系领导要我们班上的《山茶花》墙报编辑小组紧跟国内发展的形势,要大力宣传教育革命的思想,宣传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七·三0指示。其中以五·七指示为思想指导。五·七指示提出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教育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方式是由工农兵对之“改造”“再教育”。

 

这样,我们就把已经编好的下周出的《山茶花》墙报撤稿,另外再重新编辑稿件。我与编辑小组的另外四位成员—周同学,郑同学,林同学和陈同学商量后,决定下期出的《山茶花》墙报的稿件,一半宣传教育革命的思想,另一半宣传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七·三0指示的精神。

 

前一半的稿件由我,周同学和林同学负责组稿,后一半的稿件由郑同学,陈同学负责组稿件,然后再合并在一起张贴出去。这个编辑方案本是极投时好的,而且也特别注重了我们团队的合作精神,我们如学会稍稍宽容一点,一定是无条件地接受了的。

 

但又是郑同学的组稿延迟误了事。郑同学和陈同学,这两位同学走到班上的同学们中间去,向他们组稿。恐怕是他们对同学们的态度稍有不慎,同学们总觉得他们是太绅士了,说实际些便是官僚气息太浓厚,一时好像双方合作不起来。

 

又加以宣传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七·三0指示为纲来做政论性文章,写作难度很大,这是他们最忌讳之处。虽然郑,陈两同学约稿的方式和态度都有所改善,但立见成效的可能性不大。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再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这期《山茶花》墙报刊出的宣传教育革命的思想稿件占2/3,宣传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七·三0指示的稿件占1/3.但这个提议却失去了出这期墙报时的初衷,------想借后半部分的稿件增强前半部分稿件的说服力,既然实际情况已经如此了,事情也就只好如此办理了。

提深《山茶花》墙报稿件的理论水平不现实,转换方向原则上又不允许,《山茶花》墙报的刊出只是在一种惰性的习惯之下维持着。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已经是兴趣缺乏的我,因为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取代我。我只好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地把目前的编辑工作做好。

 

此时,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之中。我自己是早就有些左倾幼稚病的人,在刊出《山茶花》墙报时遵循过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办报方向,说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要“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办报道路”然而喧嚣了一阵还是呆在外语系教学大楼上。叫喊了些口号出来,并没有实际走出教学大楼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办报,这在自己心理上感受着自责。

 

从阅读同学们的大量来稿后发现从前的遭到批判和清算的一些唯心主义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个人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又复活了。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莎士比亚,斯宾诺莎,斯宾塞,歌德,拜伦,济慈并没有被马克思,列宁挤掉,反而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对此我着实地感受着悲哀,就好像航行在大洋上的一艘船失掉了舵手,会面临随时有沉没的危险一样。但马列主义我是并没有充分地掌握,要想把握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理想着的一种愿望。

 

另外,阅读了同学们的大量稿件后感觉到他们的写作中存在着一种趋势:------同学们总是对描述自己的故事津津乐道,讲故事和写回忆录这并不只是名人的特权,普通百姓也可以写回忆录,讲自己的故事。同学们渴望着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并把它视作为是日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很想讲出自己的经历,也痴迷于别人的故事。无论是通过写回忆录,闲聊自己的往事和琐碎之事,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时他们往往更注重外在事实而不太看重个人细节。

 

那麼这种喜欢回忆自己往事的习惯是怎麽回事呢?是怎麽形成的呢?为什麽自己有一种经历还不够还非要讲出来才行?心理学家发现,讲出自己的经历有助于“自我”塑造,自我安慰,还有助于自我满足并陶醉于自己往事的难忘经历之中。而令自己备感喜悦和自豪。

 

我过去一直纠结于要不要撰写自传,这是因为推出一本满篇自我介绍的书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价值观。一个人的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社会经历来决定的。

 

撰写自传就是要告诉别人,同时也告诉自己,那些独特的经历是怎样造就我们的。由于从这些经历能够了解到亲密入微的细节,亲切的人际关系以及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将我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而这些我宛如一面镜子,呈现出述诉者独一无二的自我。

 

同学们喜欢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历是对幸福追求的一种表现,讲故事还抱着治愈心理创伤的目的。他们跟别人谈论他们的成功,尤其是喜欢跟鼓励他们的人谈论。这样,他们能更好的利用积极的心态。

 

他们向朋友,同学,熟人,同事,老乡诉说自己的失败,挫折,痛苦。寻求同情,建议,甚至社会支持,希望能够感觉好些。 我阅读了同学们大量的来搞之后,我耳边萦绕着许多声音,在讲述着各自的故事。

 

经历过,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还得说出道理来。他们想津津乐道自己故事来强调某段经历也罢,建立某种身份也罢,抑或抚慰心理创痛也罢,分享故事的兴致恐怕是越来越浓,不会衰退的。

 

 

译爱尔兰诗人叶芝《我的诗集去哪儿了》一诗
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7 )

译爱尔兰诗人叶芝《青春的记忆》一诗

 

译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一朵红红的玫瑰花》一诗

 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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