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想起一个惊世预言

    修建水利设施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良好的效益，这里的效益不仅仅应该包括经济效益，更应该包括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等等。而贪大求阔，经济利益压倒一下，恰恰是水利建设的大忌。在建水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经过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评估，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一些河上的水坝已经显得无序。《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4月9日一篇报道的开头就是：“西南大旱不能简单诿过于气候……一条大渡河，可以建356座大坝，这会对生态、对沿江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大型水利工程在汶川地震、气候异常等方面，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相关争议一直不断，近来越发密集。认真反思是一件好事，展开争论也是好事，因为，它至少使人们看到了纠错的希望，看到了避免更大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多时候，宽容就是在给自己机会啊！
    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三峡大坝建成后，洞庭湖、鄱阳湖水面一直在下降——而今天这种情景，早在10年前就有人断言过！2008年1月，鄱阳湖都昌水文站创下8.15米的历史最低水位纪录，鄱阳湖湖面仅相当于1998年时的1/73，蓄水量只相当于1998年的1/215；2009年10月17日14时，洞庭湖城陵矶水位跌至21.72米，渔民歇业、航运受阻。2006年，旱情肆虐重庆40个区县……
    我突然想起我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炎培之子、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黄万里老先生去世前的惊世大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经济导报》2006年8月23日，除此，还有多家媒体多次类似报道）
    为安全起见，下面的话大都摘引自媒体的公开报道。
    这篇报道指出，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但有关部门听不进他的建言。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黄万里有关三峡大坝的预言全部被事实验证。
    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通读了黄万里老先生有关三峡问题的全部论述性文章，不仅震撼而且感动，为一个老者对良知的坚守！
    黄万里老先生撰文指出：“（长江三峡）造坝截断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泛滥频繁；下游停止造地，滩涂侵蚀。所以世界上有些国家已停止修建拦河大坝。例如巴西把原计划在亚马逊河上修建而未动工的25座水坝全部搁置起来。在马来西亚，全国人民反对修建40亿美元的沙涝越巴昆大坝。在印度，停建了已动工八年的赛伦特大坝。在澳大利亚，取消了富兰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坝的计划。为了发电，拦河筑坝虽能利用水力，但会影响地貌，危害民生。所以人们一般在源头利用水力发电，不致产生显著的害处，或者改用火力或原子能发电。第二，从经济观点来看，三峡大坝每千瓦的成本既高，工期长达17年；不如考虑改修许多个大中型50至100万千瓦站，陆续修建，5年建成一个，年有所成而回收资金，经济效益更为合算。第三，从国防观点说，大坝之成无异制造一弱点资敌。若使电厂被毁，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大坝被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
    在三峡大坝决定修建后，黄万里老先生写下了《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的七言绝句，他预言：“……更多的水中漂游着的悬沙也部分沉积下来，堵塞住重庆港，断绝航道。洪水时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带，淹没较两县更低洼之地，那里人口数十万，可能发生十倍于1983年7月底安康汉水之灾，惨绝人伦。这就是长江干流永不可修高坝的理由。若重来一个81年7月当地的洪水，则只要一次大峰便可成灾。”
    《经济导报》写道：“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编者按：指2005年，下同）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大坝建成后，气候异常现象接二连三，作为一个外行，我无法弄清楚这中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但当我重读黄万里老先生的著作，和当时许多研究者的论述时，突然感觉到不寒而栗，因为，那些预言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作为事实清晰展现在眼前。同样感觉的还有很多研究者、博友及其他人……
    1985年3月他（黄万里）致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出：“建议勿修三峡坝，代之以云贵川湘鄂赣豫省大中型电站。” 1985年35周年国庆刚过，他（黄万里）上书邓小平再次谈及三峡一事。“黄先生临终前，沈英、赖敏儿夫妇前去探望。他自知沉疴不起，与他们再次谈起治江之事，说着说着，竟流出眼泪，哭了出来。即使在逆境中，学生们也没见老师这样伤心地哭过。”（详见《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27日《巍巍黄万里（下篇）》）
    伴随着气候的异常，伴随着干旱的肆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黄万里，这位可敬的老人。
    我赞同黄万里老先生的观点，在综合评估后，尤其对生态细致评估后，更应多建中小型水利工程，慎建大工程！
    当黄万里老先生生前的观点及其他相关学者的研究被现实一点点验证，是到了重新反思超大型水利工程的时候了。除了三峡大坝，被称为世界最大工程之一的南水北调工程，在耗资无数后，发现能够调的水已经极其有限。就连《人民日报》也在2009年12月30日，做了《南水北调后汉江“喊渴” “调水后遗症”引关注》的报道。当我们在通过超大型水利设施对自然生态进行改造的同时，我们也在被引向未知之路……
    多些反省吧！
    愿上天垂怜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这次的西南大旱，如果没有五、六十年代的水利工程还积蓄了一些水，现在面对的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
    这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假设！
    不要把西南旱灾当成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中国农业全面危机的最醒目警示！它宣告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靠天吃饭的小农生产模式的终结！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将来面对的是什么，我也不敢去想了。
    目前，国家只投入大的水利工程，而中小工程由地方负责建设。媒体报道说：“除了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直接建设以外，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缺乏固定的投入机制，农业大县、产粮大县一般都是经济弱县、财政穷县，很难拿出相应的配套资金。”这正是赤裸裸的现实。一方面，国家投入的大型水利工程，云南这些地质结构复杂的地方享受不了——找不到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云南副省长孔垂柱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当地贫困，没有钱建造。
    我实在弄不明白，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农业问题，为什么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农业总是被边缘化。1998年到2006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对房地产的投资高达91537亿元，而对农林牧渔业的投资总共才5168亿元！刚刚公布的3月份统计数据，今年1-3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6,5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这三个月房地产的投资额就已经超过1998年到2006年9年间国家对农林牧渔业的投资总额！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房地产业在声嘶力竭的调控声中、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喊打声中，投资额一飞冲天，而农业投资在关怀声中，在体贴入微、感人肺腑的关怀声中，一次次与真金白银擦肩而过，成为当下最离奇的一景。
    那么，为什么不能由中央直接给这些贫困的地方拨款来建造中小水利工程呢？我建议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尤其是对农业水利工程的投入。从河南、山东的干旱，到这次的西南干旱，一次次地敲响水利建设滞后的警钟，如果不对这种僵化的做法进行调整，后果不堪设想！——其实，现在就已经面临空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