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年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杀死30万中国人；但20多年后中国自己（当然是当权者）饿死中国人3000万。难道我们自己没有理由记住这悲惨的历史吗？如果我们都回避，歪曲，否认历史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日本人牢记历史，面对历史，以史为鉴呢？
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前面的一些细节有所删除，原文地址http://news.163.com/08/0829/14/4KH6SMNQ00011247.html）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嵖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任务昨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嵖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奠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嵖蚜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嵖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嵖岈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嵖岈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嵖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选自任彦芳著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
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前面的一些细节有所删除，原文地址http://news.163.com/08/0829/14/4KH6SMNQ00011247.html）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嵖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任务昨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嵖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奠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嵖蚜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嵖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嵖岈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嵖岈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嵖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选自任彦芳著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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