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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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
--中科院招收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纪念
凡 草
（旧作 新贴）
整整30年了，可好像就在昨天。
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节。十年疯狂浩劫，文化科技惨遭摧残，知识成了反动的代名词。一朝春晓，大学恢复了高考招生的制度。紧接着，1977 年秋，教育部和科学院开始大规模招收研究生，不拘一格寻找人材。
消息传开，如轻风吹皱春池，十数年来被压抑的人才，包括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数届大学毕业生，六届工农兵大学生，加上一批自学成才的知识青年，心情浮动，涟漪圈点。
我那时在一个地质队工作，驻扎在小山头上，每月拿着几百毛工资，衣食无忧，比起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强多了。本以为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算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莫名其妙地卷入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漩涡，差点儿进了“两犬对言”之处，想调离却脱身无术，自然心情郁闷。听到招研的消息，我忍不住怦然心动，毕竟，好学好胜是我的本性。可是，高等研究院是科学的神圣殿堂，思忖着一年中学、两年半大学的经历，我又不觉自惭形秽。就这么迟疑着，报名日期已经晃晃荡荡地漂走了。
转眼之间，冬天过去了。正是春寒料峭，母亲来了一封信，告诉我考研的报名日期推迟到78年的3月底，招生名额也扩大了。她随信寄来了登载招生消息的剪报，还用红笔圈出了我这个专业的导师。我正在饭厅排队买饭，收发员把信交给我，鼓鼓囊囊一大包。众目睽睽之下，我只敢急忙塞进口袋。那个消息闭塞小山头上，立刻多了一点儿嚼舌头的材料。哈哈，一定是情书吧，写了那么多！
唉，人言可畏。那么个弹丸之地，没有娱乐活动，说别人闲话是饭后茶余的唯一消遣。谁家少了一颗芝麻粒都是个新闻，更何况考研究生这么大的事。我不能不犹豫。地质队里大学生汇聚，对专业要求很高，也算得上藏龙卧虎之地。有些人曾有过理想抱负，却只能在青崖黑水之间销磨时光。我悄悄地打听了一下，没听说有谁想报名。是呀，那种年头，一旦有了安身活命之处，谁还想点灯熬油，再对寒窗？如果我报了名而考不上，以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吐沫星子淹死人，这可有过前车之鉴。
知女莫如母。母亲知道我一向爱好学习，也一直不安于当时的处境。几年来，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曾经用一个月的时间学完了大学一年的微积分课程，又接着学常微分方程和量子化学。我坚持每天早晨读英语，见缝插针阅读科研资料。单位里订了几本专业杂志没人看，差不多成了我的私人所有。我工作的实验室和山顶的办公楼遥遥相对，时常都是彻夜通明，灯火辉映。不同的是，那里聚着一群人聊大天打扑克，而我却总在加班、看书。母亲劝告我，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人生总要拼搏，机会一闪而逝。
思索良久，我终于听了妈妈的话。三月十三日我到照相馆照了张“标准相”，二十八日我拿了相片去报名填表。一位好友陪我，一大早骑车来到县城，好不容易找到设在中学里的报名处，却见大门紧闭，杳无人迹。报名截止了？我猛然感到一股说不出的沮丧和懊恼。朋友惦着上班，催我回去，我只好忧郁地和她往回赶。可是我不甘心，既无心工作，也吃不下饭，索性趁着午休，又骑了一个小时的车进城。没想到这时的办公室大门洞开。工作人员一听我说要报名考研，特别热情，耐心地指点我填表办手续。我喜出望外，霎那间柳暗花明。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初试是导师出卷子，封到各地、市的考场开考。从五月十五日到五月十七日考了三天，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外语以及必不可少的政治。我们这个学科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同卷，只考四场。第一天两场，上午考基础课，下午考专业课。因为驻地离考场较远，我一大早骑车进城，中午找个小饭馆吃点儿东西，躲在角落里闭一会儿眼睛再参加下午的考试。第二天和第三天都是上午考试，外语和政治各一天。因为那是文革后的第一次，考外语允许带字典。我只有一本小小的《袖珍英汉词典》，只好临时去借，还征得书主同意，连夜在字典的翻页处按顺序标上“A、B、C、D……”以方便查阅。
初试的通知一到，我考研的消息也就传开了，果然成了轰动山头的大新闻。议论和嘲笑铺天盖地，它们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我连初一都没上完就到农村插队，然后又成了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很多人的眼里，我不过只是手上有老茧，仅知道“马尾巴的功能”而已，凭什么去攀登科学高峰？对于这些议论和嘲笑我虽然如卧针毡却也处变不惊。多年的风霜雨雪，我都已经修练得快像个石头人，无论听到什么都充耳不闻，付之一笑。
默默地等待中，我收到了复试通知，那是六月二十日。说好话的人立刻占了上风，说怪话的也突然客气起来，我也摇身一变，成了无师自通的天才。
我七月一日动身，长途跋涉三天，进京参加复试。因为旅途劳累，心情紧张，又不慎着凉，我一下火车就病倒了，高烧不退。母亲让我住在她的一个老同学家里。多亏那个老太太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闲居无事，她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细心照料我。我这才勉强支持，参加了七月十二和十三日的复试。
复试的第一天是笔试，在一个阶梯教室里进行。每个导师的考生坐成一直行，迤逦而上。我坐在最边上，紧挨着楼梯。一个很和蔼的白发老头儿总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还不时停下来看我答卷，看得我心里直发毛。好不容易考完了，我悄悄地问别人，“那老头儿是谁呀？”结果引来一通大笑，“你考他的研究生，还不知道他是谁？”
第二天口试，老头儿主考，还有两个老师帮着提问。我战战兢兢地坐下来，不知是害怕还是仍在发烧，只觉得浑身发抖。我上大学时，专业课的教科书就是这个老头儿写的，工作时也以此为蓝本，再加上这几个月没日没夜的复习，差不多都能背下了。可是，这并没有帮助，因为老头儿的问题大多来自文献。幸亏那时的专业杂志很少，地质队都订了，我也基本都看了。尽管我只是囫囵吞枣，并没有全部理解，可是记性好。老头儿一问，我兴致就来了，一边回忆，一边比手划脚也都答上了。老头儿点点头，就让我出来了。
出了门，我又觉得不对头，别人口试的时间都很长，怎么轮到我半个小时就完了？别是老头儿不喜欢，连问下去的兴趣都没了吧？我看到研究生办公室的老师挺和气，就悄悄地向他打听。谁知他非常爽快，先让我看初试成绩。 我这才知道，全国报考这个导师的考生九十多人。我的专业课考了87分，名列第一；基础课也不错，79；可是政治不及格，59分；英文好像刚过及格线，记不清了。总分相加，前几名的分数非常接近。我名列第六，和第一名只差3分。
听研办的老师说，按照最初的安排，这个导师招收两名学生，只取前四名复试。老头儿很不满意，他看重专业成绩，对政治实在不感兴趣。可那时大乱初定，人人心有余悸，谁敢明明白白地说这样的话？我听了很吃惊，也迷惑不解。老师笑着接了下去，另一个所也想招研究生，但是报批晚了，没赶上初试，请这个老头儿代招两个，复试的人数这才增加到八个。
原来是侥幸过关！我不禁一阵后怕。
心安了，我才有了和大家一起游玩的心情。参加复试的考生得到特别许可参观纪念堂和历史博物馆。从博物馆出来，我们一堆人在大门口说笑，没注意有人正在上面维修，一桶红粉水“哗”地泼下来。大家躲闪不及，或多或少都沾了点儿红色，忍不住一起哈哈大笑，“中了！中了！”。
虽说是“中了”，可是没拿到通知，谁能保证没有变化？我身心交瘁，又病倒了，在老太太家里躺了十多天才被批准离京。因为耽搁的时间太长，已到七月底，我没敢回家就直接回单位工作，却不知从何处传来消息，说是研究所派人来外调，还要到我父母工作的单位搞政审。真像十冬腊月迎头一盆凉水，我吓得浑身哆嗦，心里却像火烧一样焦虑不安。因为先父的冤案那时还没有平反！
我急忙借了辆自行车进城，到邮电局往家里打电话，想了解一下外调和政审的情况。可是连打几处都不通，只好悻悻地往回走。一路上心神不定，腿脚发软，硬是从车上摔下来，手脚疼得钻心才回过神。
整整等了一个半月，我明白了什么叫度日如年。九月十三号，我正忙着做实验，外边吵吵嚷嚷地闹了起来，还有人大声喊我。我跑出来一看，工会主任摇着一封信，从山顶的办公楼一路吆喝着来找我，跟了一大群人看热闹。哈，我被老头儿录取了，果然“中了”！
柳暗花明，就这样，我的命运又发生了一大转折。
——今年九月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30周年。以此小文纪念，并与同代人共勉。
原载《侨报》副刊2008 年8月28
（今年是文革后的中国科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的40年纪念。我们这帮同学都早已成为花甲、古稀老人，还有的迈向耄耋之年，更有人已经悄然离去。一代芳华，随风飘零 ……回想当年，感慨万千，仅以旧作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