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正文
ytsheu 2006-06-22 08:44
第一一五章 惠宪钧对我说起迟群的问题
恢复负责江青的警卫工作，也就过了一年零三四个月，我就差点被江青送进秦
城监狱。
说起秦城监狱我并不陌生，它兴建时我就为之添过砖加过瓦。上世纪50年代公
安部决定在昌平建筑这么一座条件较优的监狱，主要是为了关押国民党的高级战犯
和高级政治犯。那个年代兴义务劳动，在公安部8 局二处工作的我曾多次到那里参
加义务劳动。监狱建好后，属公安部的13局管辖。
在秦城监狱的东面，有一处公安部的农场，农场里的葡萄园，常年就靠北山下
的一股冷泉灌溉。耕种靠近监狱的那部分土地，一直是秦城犯人劳动改造的内容。
当年义务劳动时，一向喜欢开玩笑的我曾戏言：“建这么好的监狱，说不定哪天我
们也会进来住住。”
秦城监狱在社会上大大出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从1966年到1975年，又有两
批国民党的高级战犯被特赦出了秦城监狱；而与此同时，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
“革命对象”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被监禁在这里。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在文化
大革命初期，起劲革别人命的显赫人物，后来也和他们的革命对象在这里做了邻居。
1975年10月2 日，正在清华大学“支左”的原卫戍区警卫师干部惠宪钧和另一
位我在警卫师时的老同事牛怀林，到在钓鱼台担任警卫工作的孙凤山家串门。孙凤
山不在家，他们就转到了我家。他们来时，见我家有好几个客人，就匆忙告辞。
我把他们送下楼，惠宪钧对我说他的家就在距此不远的楼房里，邀我到他家小
坐。因为好多年没见面了，又不过几步之遥，我不想扫人家的兴，就随他而去。
在惠宪钧家叙了一会儿旧，惠宪钧突然有几分犹豫地对我说：“我有件事想跟
你谈谈。”我问什么事，惠宪钧说我们还是到隔壁的房间谈，有点神神秘秘的。
惠宪钧跟我谈的是清华大学里的情况，说是大学里的几位老干部对迟群和谢静
宜有意见。他简述了几条：一是说迟群不民主，在大学里一个人说了算，校党委其
他书记不敢说话；二是作风飞扬跋扈，经常大发脾气，有时还打碎东西，烧掉窗帘
被服等公物，还得学校给换新的；三是迟群经常不上班，也不知在干什么事情；四
是迟群对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很不满，常说吴德算个什么，为什么你们对他那么重视？
还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曾通过有关渠道做过反映，但一直没有回音。我们想给张耀祠
副主任写信，今天见到你顺便跟你谈谈。”惠宪钧说完，取出厚厚一沓材料让我看，
还说：“我们已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了迟群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希望能让毛主席
看到，请你代我们把这份材料转给主席。”我没有接那沓材料，而是说：“材料我
就不看了，而且也不能转，干咱们这工作的有纪律规定，不可以给首长转东西，这
你们也清楚。我觉得你们还是按系统呈递的好。”
说到迟群的问题，我说：“对他我不了解情况，你们对他有意见，应该在党委
会议上，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从安定团结出发，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
通过这种方式，走小道是不对的。”
我还告诉惠宪钧：“迟群、谢静宜的组织关系，现在北京市、在清华大学，已
不在我们部队过组织生活，我们党委也根本管不了他们。你们说要给张耀祠写信事，
一则他没有时间过问；二则他也不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我的意见还是不写为好。
只要按组织原则办，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我当时说的这些话，现在听来有点官样文章的味道。但处在我当时的位置，我
的工作性质，作为一个多年恪守规矩的人来说，我也只能这么讲。
然而在这不久以后，清华大学的一份简报上发表了刘冰、惠宪钧等的意见书，
并且附有按语说8341部队的两个副团长，一个是张荣温，一个就是邬吉成，支持他
们的观点。
ytsheu 2006-06-22 08:44
第一一六章 汪东兴收起这份“检讨”，便再没了下文
这份简报理所当然地被送到江青那里。过了大约半月左右，我听江青处的工作
人员对我说：“江青这几天老阴阳怪气，说你们那个头子，不是好人，是坏蛋。而
且说了好多次。”
我根本没意识到江青会是讲我，因为我除了江青外出管管安全外，她那里别的
事通通不管。
又过了几天，汪东兴突然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邬吉成，惠宪钧是不是到过
你那里？”“有这事呵。”“你都跟他谈了些什么？”汪东兴问。
“谈什么，没谈什么，他想让我帮他转交一份材料，我没同意给他转，而是让
他按组织系统递交。另外就只能讲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些大道理呗。因为材料
我也没看过，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还能讲什么吗？”“你现在就回办公室，写份
检讨把事情经过讲清楚，然后马上给我送来。”
重新把和惠宪钧见面交谈的场面细细回想了一遍，我觉得自己实在没什么可检
讨的，就把见面的全过程，自己讲了什么话，都写了出来。全文如下：东兴同志：
关于惠宪钧找我及其所谈问题 今年10月2 日，惠宪钧和牛怀林同志到孙凤山家
串门，孙未在家，他俩就到我家。我家正好来了几个别的同志，他们没有坐就要走。
我把他们送到楼下时，惠说他就住在前面的楼上，你去看看，我说离得不远去看看
也行。我和牛怀林在惠家坐了15分钟左右后，惠说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我有件事
想跟你谈谈。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我们到隔壁屋里好谈。他谈的问题主要是对迟群
和谢敬宜的意见。
他还说他写了一份意见书，请能转给主席。其意见一是：说迟群不民主，他一
个人说了算，校党委其他书记不敢说话；二、作风飞扬跋扈，经常大发脾气，有时
还打碎东西，烧掉窗帘、被服等公物，还得我们给他换新的；三、迟群经常不上班，
不知在干什么事情；四、迟群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很不满意，他经常说吴德算个什么，
为什么你们对他那么重视？惠说这些问题他们曾做过反映，但一直没有答复他们，
说我们想给张耀祠副主任写信，今天见到你顺便给你谈谈，请你把我们写的材料转
给主席。他拿出材料让我看，我没有看他的材料，并直接告诉惠材料我不能给转，
因有规定，还是你们按组织系统呈递的好。至于对迟群的问题，我不了解你们那里
的情况，对他有意见，应该在党委会上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以安定团结和用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还可以按组织原则，组织系统向上反映，走小道是不对的。
再说迟、谢的组织关系是在北京市，在清华大学，已不在我们部队过组织生活，我
们党委根本就管不了他们。至于给张耀祠写信的事，一则张没有时间过问，二则他
也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意还是不写为好。只要按组织原则办，是可以解决的。以
上这些话就是惠宪钧见我时的经过及所谈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并未在意，只
认为他们对迟群有些意见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这些问题是否属实也与我无关，我
的态度是你说我听。而我还是从正面对他做了说服，你们的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党
组织解决的好。以上检讨请示。
邬吉成
我写好“检讨”，当天下午就送给了汪东兴。汪东兴收起这份“检讨”，便再
没了下文。而到了11月底，我在一次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党委会上，听汪东兴说根据
毛主席的建议，中央最近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个“打招呼会”，邓小平在会上宣
读了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汪东兴随之做了详细传达：一、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都是蒋南翔时期的负责人是走资派之一）于1975年
8 月、10月两次写信给我（指毛主席），他们用造谣污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1968
年带领军队进入清华、现任党委书记的迟群和副书记谢敬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
际上对着我（指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 日起，召
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人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现在逐步扩大，现已在全
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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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七章 周总理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还有：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
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
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
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
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
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
完全必要的。
三、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
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
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我此刻这才知道惠宪钧那次想要我转的，大概就是他和刘冰、柳一安所写的材
料，他们不知通过哪个渠道，据说是通过邓小平，最终还是转到了毛主席那里，如
今被定了右倾的性。我觉得自己既没有看那些材料的内容，同时遵守组织纪律没有
转交材料，这中间没什么可指摘的。
毛主席做了批示后，迟群等在清华大学连续召开大会，揭发刘冰等人的问题，
把刘冰打成“右倾翻案风急先锋”，撤消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于是，从教育口
开始，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人给我通风报信说：“江青说你邬吉成参与了右倾翻案，
想搞政变，还坐着汽车到处看地形等等，要把你抓起来。”不久，我又听说是汪东
兴保了我。汪东兴对江青说：“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绝对不会
有那些问题的。”
就这样，中办警卫处没有就刘冰、惠宪钧、柳一安的信的事，对我进行追查。
我因此对汪东兴很感激，不然我很可能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但此后江青对我一直
不放心，临到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前一两天，我还听到江青对汪东兴说起对我
的猜忌。唐山大地震后，我随江青到天津、到小靳庄时，江青恶言恶语说我是个兵
痞，大概也是由此而衍生的记恨。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
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1 月8 日早晨，我们在首都机场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我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
我们立即回城。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我则更
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
站岗，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
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
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做周总理最后
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
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 月2 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
他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
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
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
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一八章 我在病房门口默默地向总理敬了一个军礼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
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
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
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 ”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
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的邬吉成？”
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
305 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叫上司机小王，乘车赶到了305 医院。进了医院的楼，我径直进了周恩
来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在两点左右。
“赶紧去见总理吧”。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
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直
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
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
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我
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
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
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
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
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口随心思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
“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
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
已经非常的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
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
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
与世长辞。
接到周总理逝世的电话，我叫上东方，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车行至南长
街南口时，正碰到移送周总理遗体去北京医院的车队。我们随之调转车头，跟着车
队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我们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安放好周总理的遗体后，
才进中南海。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
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我们警卫
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最早
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的仪式的。
因为负责警卫工作，我们看见在北京医院告别仪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
活动期间，人流络绎不绝，许许多多的人都希望能瞻仰到周总理的遗容，向他表达
由衷的哀思。
当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
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我亲眼目睹了从北京医院到八宝
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景。人们虽然悲痛万分，
可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一九章 我总觉得周总理要交代的事，与江、张、王、姚有关
1 月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
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大姐
敬献的花圈，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
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亲属，队伍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 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后，中央办公厅副主
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
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形要多做劝
说。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
老人。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示，并嘱咐会场布置好后一定要有专人检查。
我还要说一件事，这是一个从未被披露，人们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主席最
终没有出现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主席没有到场的缘由，
却没往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方面做推想！
但是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在追悼会开始前，却切切实实接到了毛主席
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是汪东兴亲自给我下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
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歇息。
也正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
但毛主席最后为何没有到场，起因我无法猜测，这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
追悼会后，将依照周总理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
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
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冬季昼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
不愿散去。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人民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
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我：“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我说：“只有
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就按这个商议进行了部
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部队。最后，周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进行
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
每当回顾说起这段往事，我就抑制不住长长的叹息：周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
际提出要见我？他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只能是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我是多
么希望能完成周总理的最后嘱托啊！只要周总理那个黄昏的最后一次苏醒时间再延
长一点，历史的机缘就是那么无法由人来把握，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稍纵即逝。
此事一晃过去20多年了，可我有时还会苦苦穷究：周总理要对我做怎样的嘱咐
呢？我负责着钓鱼台的警卫，而当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住在那里面，那是他
们的活动中心。而周总理在最后一次住院前，一直与他们进行着暗中的较量。我总
觉得周总理要交代的事，应与被毛主席称为“上海帮”的江、张、王、姚有关。
周总理在临终前召我到他榻前，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
思周总理的日子里，我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
7 月6 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病逝起因偶然。6 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
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
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1 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
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
肾等部位并发炎症。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二○章 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7 月5 日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北京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
望他。看到朱老总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我的心头，
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自己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
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
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家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没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
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
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警卫着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
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那
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
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
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
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德处的医护、
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
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
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这份汇报的底稿，我现在还保存
着，全文如下：“东兴同志：关于廖盖隆同志反映朱德同志处医护、保健及生活照
顾几个问题的了解处理情况。
遵照您3 月13日的指示，我于3 月16日和19日两次去朱德同志处。第一次主要
是和康克清同志、陈水泉（朱总秘书）同志谈了谈情况。从他们谈的情况看，主要
反映了工作人员中互相通气不够，上下关系团结不好，还有些人对康克清同志尊重
不够等问题。自从杨德中同志去检查处理，将原警卫员调走以后有所好转。至于廖
盖隆同志3 月10日反映医护、保健生活照顾中存在的问题早已解决。廖盖隆说：
“朱德同志住万寿路离医院这么远，又没有医生‘，实际新六所离三Ｏ一医院较近，
乘汽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关于医生问题，中南海门诊部去年10月底就派医生胡伟
勤同志常住到朱德同志处。护士是从1971年到现在一直有的。从康谈的情况看，对
护士的工作是满意的。护士不仅管朱总打针吃药，还管首长睡前按摩和外出、散步
时都跟随照顾。廖反映护士只管打针吃药，别的什么也不管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于朱德同志睡觉时的值班问题，也已解决。在一般情况下由服务员陈景喜和
警卫员范东江同志轮流值班，他们都睡在朱老总卧室，朱总夜间起来即可搀扶照顾
不致出意外。对新调去的警卫员范东江反映还不错，只是初去缺乏工作经验，过一
段就好了。
我第二次去是开了全体人员参加的会，除谈了工作、学习外，着重是解决工作
人员中的团结问题。陈水泉同志做了点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发表了意见或表了态。
他们都说有决心搞好团结，搞好对朱德同志的安全、健康和护理工作，说这是毛主
席、党中央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决不辜负对他们的信任。
另外两个问题是：（一）廖反映增加工作人员的问题，朱德同志处没有提到。
经和康大姐计算商量后，他们认为现有人员秘书陈水泉、警卫员范东江、服务员陈
景喜、厨师廖炳富、司机郭义田（常在交通科，有事才去），还有医生、护士共7
人，不必再增加，主要是合理组织安排问题。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二一章 中央几次向各地发电，通报毛主席的病情
我的报告还写道：
“（二）护士是由中南海门诊部派出，定3 个月轮换一次，现在是盛菊华。据
康克清同志讲，下次可能又换成王XX. 她意见换王可暂缓，因王和服务员关系不正
常怕发生问题。如换王就把陈调离。康的意见还是缓换为好。我认为可以同意康克
清同志的理由。以上仅是个粗略的了解和处理的情况，上报请阅示。
邬吉成
1973年3 月22日”
3 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总家开完会，到院子里欲乘车返回时，正碰上朱老总
在院子里散步后往自家走来。我立刻上前与朱老总打招呼，问候老总近况。朱老总
对我说他自己的身体还不错。我当时感觉他气色精神确实挺好。
作为周总理追悼期间长时间守候在现场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我还记得，1976年
1 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临近九十的朱老总到北京医院作最后的告别，他站在周
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显得心情异常沉重。
1976年2 月，养成抄录领袖诗词习惯的我，还将报纸发表的朱老总《喜读主席
词二首》，抄在小本子上：“昔上井冈山，革命得摇篮。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
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而今势更旺，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
颠。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可笑蓬间雀，称霸欲吞天。倏尔控于地，仙阁化为
烟。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
前。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掌握辩证法，统一宇宙观。真心搞马列，地覆又天
翻。” 在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病重期间，朱老总还说过，他可以分担一部分中
央的工作。从此，他更多地出面会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致染恙不治，走在了
毛主席的前面。
我把自己对朱老总的全部景仰，投入到朱老总治丧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之中，
我至今还保存着治丧期间的有关材料，其中一份由治丧委员会拟订的《追悼会会场
注意事项》，如今看看，也蛮有意思的：一、各单位参加追悼会的人员，要严格审
查，登记名单，指定专人带队，集体乘车前往会场。
二、参加追悼会的人员要整队入场，自觉遵守纪律，遵守会场秩序，听从工作
人员指挥。
三、进入会场前，要清点人数，防止外人混入队伍，并在指定地点休息。不要
随便走动，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吸烟，不要随地吐痰，不准带提包，不准携带枪支、
匕首、易燃易爆物、录音机、照相机。
四、服装要整齐，女同志不要穿花衣服。
五、爱护公物、严防失火。“
送走了朱老总，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恶化，不久就进入异常紧张的地步。中
央陆续向各地发过几次电，通报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说全国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
对毛主席不久于人世，是有一定精神准备的。
就在朱老总逝世前后的那些日子，江青曾多次到天津，多数是打着给毛主席看
游泳的地方的旗号。她在天津，要么大谈儒法斗争，要么到小靳庄看一下她树起的
那面旗帜，但更多的是游泳消遣。
天津市的负责人为伺候好江青，为她专门组织了几次京剧演出。她在天津时，
还曾把她提携的“三员大将”于会咏、钱浩良（浩亮）、刘庆棠召来，为她表演娱
乐。一次，她在刘震的陪同下，去了驻扎在天津一带的66军196 师，还亲点随行的
刘庆棠表演了一段《红色娘子军》中的劈刀舞。
7 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 级地震，严重灾害波及北京、天津等
地。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二二章 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毛主席治丧工作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两位革命前辈相继离开人世。唐山发生
大地震。毛主席有重病在床。
地震期间，毛主席搬了一次家。自文化大革命前夕始，毛主席就常住在中南海
游泳池院内的寓所里，他老人家在这里接见过许多来访的客人。唐山大地震时，毛
主席仍住在那里。考虑到这里的建筑历经多年已趋老化，安全堪虞，经中央几位同
志再三向老人家解释动员，他才搬到为他新建的比较安全的202 住所。老人家病重
期间的治疗和抢救，也都是在202 住所里进行的。
1976年9 月9 日，虽经多方全力救治无效，一代伟人毛主席“停止思想了”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共中央随即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为
首的治丧委员会，料理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治丧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由党、政、军、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
加。这个办公室共有七个组——秘书组：负责文件、证件及电函的处理，安排活动
日程；群众组织组：负责来宾签到，群众队伍的组织指挥；警卫组：负责各个集会、
瞻仰活动的警卫保卫工作，要求高度警惕，防止敌人造谣惑众破坏捣乱，预防敌人
的突然袭击和偷渡，还负责守灵礼兵的组织；总务组：负责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会
场的布置，治丧期间的物资供应和生活安排等；宣传报道组：负责活动的摄像、电
视、照相、扩音及新闻报道等；外事组：负责各国驻京使节，各国外宾向毛主席遗
体告别的组织联系，处理唁电等工作；卫生保健组：负责参加治丧活动的首长和群
众的医疗救护工作。
警卫组的负责人有北京卫戍区的吴忠，有公安部的于桑等。参加了几次重大治
丧活动警卫的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次治丧工作。警卫
组的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常坐守在那里值班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
处的马盼秋。
9 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
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从9 月11日到17日，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30余万群众以
及各驻华使节，来华外宾，在人民大会堂吊唁和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在为期7 天的吊唁过程中，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一直守在人民
大会堂福建厅内，警卫处的其他干部们更是全力以赴，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
以上。
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
制定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
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贯彻实施，几位副处长，
像李钊、毕景荣、我等人，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
在我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长中，只有武健华和我两个人，被指定参
加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一两个小时。
每次守灵人员的名单，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我在读报时发
现，除了武健华和我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
委的负责同志，我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好几位副主任，各个处还有那么多处长，警卫处里也还有
十来位副处长，怎么就选中我参加守灵呢？我做了种种推测：也许在警卫组里，我
是长期处在警卫第一线的，大概是让我代表了第一线的警卫人员。再有一个可能，
就是因为我曾是毛主席警卫班的一员。当时毛主席警卫班的成员，要么不在北京，
要么脱离了警卫工作，我则既在北京，又在警卫工作岗位上，特别是仍守卫在毛主
席的身边，所以荣幸地成了他们的代表。
ytsheu 2006-06-22 08:46
第一二三章 追悼大会的安全保卫共动用警力23500余人
吊唁仪式到9 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主席的遗体要从大会堂移至某地暂放，
并将在那里进行防腐处理，我参与因而目睹了整个过程。在起运前，毛主席的遗体
先从水晶棺取出，移到密封的氮气帐篷里。新华社长期担任为领袖拍照的摄影师杜
修贤，从各个角度拍照了毛主席的遗容后，遗体被抬上了专用的汽车。
警卫组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为行动做了周密的考虑，遗体的运送按预先的布置，
组织了两个车队，其中一队承担迷惑任务。张耀祠带领的一队，护送着毛主席的遗
体，出人民大会堂西北门，直接开至某地。汪东兴也在这一队坐镇。
第二队由我组织带队，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对我说：“你再调两个人，乘一辆车
作前卫。”我随即召来了庞廷经和高振普。我们这一队也是出人民大会堂的西北门，
然后向东经南、北池子，过了北海大桥，从北门进入中南海。
大概不会有人想到，这兜了一大圈，担任迷惑任务的车队的主车上，乘坐的是
在毛主席逝世后，排在党内第一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华国锋在中南海
换车时，把我叫进了他的轿车，我们再从西门出来，驰往暂放毛主席遗体的某地。
到达目的地后，华国锋下了轿车，在临下地下室时，他还问我是否跟他一起下
去。我想我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地护送到这里，下去并没有我要做的工作，就说：
“我不下去了。”
9 月18日下午3 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的主席台搭在
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的里边，前面的观礼台上布满了花圈。在主席台上的人员，
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工农兵代表二百余人，共约五百人。
参加广场追悼会的群众，号称一百万。
在进行布置时，警卫组要求整个安全保卫工作，要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要人人做安全工作。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反革命的破坏活
动，还要防火、防爆炸等一切危险情况发生。
追悼大会从开始到结束，长达十余小时，场内外始终庄严肃穆，秩序井然。会
场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卫戍部队、公安干警等，共动用警力23500 余人，保证了
大会的顺利进行。
治丧活动结束后，治丧委员会办公室警卫组对整个治丧期间的警卫工作进行了
认真的总结。这份总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治丧期间真实情况，特摘录部分
作为回顾：“毛泽东主席治丧事宜，从九月十一日到十七日，三十余万群众在人民
大会堂吊唁和瞻仰遗容，十八日，一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这次
治丧事宜，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治丧活动比较集中，安全警
卫工作任务繁重。遵照毛主席警卫工作‘要搞得过敌人，不要脱离群众’和‘要实
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政机关相结合的方针’，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
下，采取全面部署，重点加强，严密各项措施，加强各方面的配合协作，确保了党
和国家领导人、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极其悲痛，广大群众怀着无限崇敬、无限爱戴
和沉痛心情，参加吊唁、瞻仰遗容和追悼大会，对做好安全工作表现了高度的自觉
性。在瞻仰遗容时，许多群众久久不忍离去，但都能遵守秩序，听从指挥。在控制
线外的群众，眼含泪水渴望瞻仰毛主席遗容，也能顾全大局，听从劝阻。一百万人
的追悼大会，从入场到大会结束退场，长达十余个小时，群众队伍都是列队进出，
场内外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在天安门广场十天的戒严时间内，不少职工
为了保证毛主席治丧活动的顺利进行，自觉遵守规定，绕道行走，毫无怨言。”
ytsheu 2006-06-22 08:46
第一二四章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警卫组的总结还写道： “首都广大工人民兵、公安干警、警卫战士，都有
一个共同的心愿，要为毛主席站一班岗，放一班哨，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
席的遗志，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他们说：”我们
是代表八亿人民站岗，这是党的信任，阶级的委托。‘并向毛主席庄严宣誓，’要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体值勤人员，不分白天黑
夜，晴天雨天，不辞辛苦、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坚持值勤巡逻，充分
体现了广大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的心情和高度的无产阶级
政治觉悟。
“为了保卫吊唁、瞻仰遗容和追悼大会的安全，对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实
行戒严控制，在吊唁和瞻仰遗容期间，每天布置工人民兵、公安干警、警卫战士三
千五百人，追悼大会布置警卫力量二万三千五百余人。对中央负责同志住地、中南
海、钓鱼台等重点地区以及主要行车路线，加强了军民联防。从9 月9 日到追悼大
会结束每天出动工人民兵一万五千余人，警卫战士一千四百余人，日夜巡逻。同时
严密掌握敌情动态，加强了现场、路线和社会面的安全措施。对帝、修、反、间谍、
特务采取了侦察控制；对五类分子，依靠群众加强了监管；对车站、旅馆、公园等
复杂场所多次分区进行了清查；对外地来京的人员，要求有关省市事先做好说服劝
阻工作；对已来京要求参加吊唁活动的，依靠有关部门进行了妥善的工作…… ”
警卫部门，实行统一指挥，分工负责。警卫组，下设办公室、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由中办警卫处、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组成
联合班子；各分支机构也由民兵、公安、警卫部队组成。领导同志亲临现场组织指
挥，密切配合，掌握情况，及时处理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就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书》，宣告毛主席逝世消息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在中南
海怀仁堂另设办公室。随即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毛主席
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
请示；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
王洪文如此动作，是企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系，以便于
“四人帮”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后，认为这里
面有问题，立即与华国锋联系。华国锋得知此讯，找叶剑英元帅进行了商议，继而
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向华国锋报告请示，挫败了王洪文
的企图。
9 月12日，迟群等人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名义，给
江青写“效忠信”：“恳切地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
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
第一副主席……”开了写“效忠信”的风气，为“四人帮”谋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
力造势。
自9 月20日以后，张春桥、王洪文一再与其在上海的党羽联系，陆续发出“切
实准备好对策”，“要提高警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上海有大考验，
要打仗”等信息，并暗中进行“抓军队”、“抓第二武装”的活动。
9 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王洪文提出“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
作问题”，把对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觊觎，摊到了桌面上；江青则提出让毛远新留京，
“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针对“四人帮”步步进逼，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党、政、军
部分老同志，几经互通声气，也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上了日程。
ytsheu 2006-06-22 08:46
第一二五章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汪东兴非常地敏感
关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四人帮”的谋略细节，高层下决心的过程，我并
不知晓，但是许多年后在我看望汪东兴的时候，他对我说起过“最先把解决四人帮”
问题说出口的，是曾经担任过康生秘书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
吊唁期间，汪东兴一直住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天，李鑫到人民大会堂，
找汪东兴单独晤谈。李鑫悄悄地说：“康生已死，现在应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了吧。”
我们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有时能风闻一些外面无法得知的消息，我就是最先从
得知毛主席遗体保护问题上的一些消息，感觉到“四人帮”与华国锋、叶剑英元帅、
李先念同志等之间对峙逐渐表面化的。
当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开会，商议毛主席遗体保存的相关事项之际，“四人帮”
却忙于四出活动。9 月24日，江青去了南苑团河农场清华、北大的劳动点。我看见
江青在团河，又是骑马，又是召集清华、北大的人谈话。
然而，到了9 月28日，江青由迟群等陪同到昌平某地，就不再和我打招呼了。
本来，住在钓鱼台或其他地方的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都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
责。这些人外出，都应该预先通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再由警卫值班室安排布置活
动现场和路线的警卫。
参与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活动现场和路线警卫的，通常是中央办公厅警卫
处、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单位协同的警卫调度部署，必须由中央办
公厅警卫处警卫值班室下达。
可是此次江青却避开我们，让她的亲信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的
路线和现场的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因此这次没得到消息的中央办公厅警
卫处和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参与江青出行的警卫。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却找不
到了政治局委员江青。
汪东兴在查明江青动向后，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到昌平去你知道不知道？
谁布置的警戒线？”我说：“她去昌平我是事后知道的，谁布置的路线警戒我不知
道，听说是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布置的。”
“你马上派人去昌平，把她找回来，中央要开会。”汪东兴下命令了。我立即
调了一部警卫车，派了两位警卫干部去昌平找江青。他们在赴昌平的途中，得知江
青已经返回北京城区。对这件事，当时我只是觉得江青的作法，不符合历来的程序
和规定，但并没把这事看得多严重。
可了解高层内部斗争的汪东兴，则对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非常的敏感。他立
刻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四人帮”在撇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
团正常警卫体系！第二天晚上，我到汪东兴那里谈事情，又说起前一天江青去昌平
的事，汪东兴随即吩咐说：“你马上给刘传新打电话，问清是怎么回事。”
我当即拨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对接电话的刘传新说：“刘局长，江青等
同志去昌平，是不是你那里布置的路线？”刘传新说：“是的，是她通过北京市委
的人通知我们的。”我感觉出他的紧张，又问：“你们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呀？按常
规路线布置是要通过我们值班室，由我们下通知的嘛。”从刘传新支支吾吾的回答，
我这才品出几丝异常的意味。
后来听说，江青此次去昌平某部，是去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就在这前后，
王洪文去了驻河北保定的某部；张春桥去了驻北京通县的某部。然而，军队不是那
么好拉的，他们的活动都徒劳无功。
9 月30日晚7 时，常例的国庆招待宴会取消了，改为由北京市召集在天安门城
楼开座谈会。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都到场了。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有41人参加了这个
座谈会。
ytsheu 2006-06-22 08:46
第一二六章 汪东兴过问王洪文的枪，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座谈会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江青在会上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
只讲形式，而要重在表现。”她要大家去掉臂上的黑纱，一齐学习毛选。“四人帮”
还企图借这个座谈会，再次推销他们捏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但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前的简短讲话中，却对“按既定方针办”只字未提，把他与
“四人帮”的分野昭然于世。
在这个座谈会的会上、会下，我发现有些人鉴于近期“四人帮”的频繁活动、
张扬的气焰，心情抑郁甚至有些消沉，有的人私下感叹：“哎，主席的事情办完了，
我们也就完了。”
然而，决心与“四人帮”斗争到底的人们，也在做着针锋相对的努力。我也是
在一点一点的警觉中，被逐渐拉进了斗争的中心。
10月3 日，王洪文跑到北京郊区平谷县，没有什么创意的他，学着毛主席当年
对地方干部的询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接着，他露了底：“打
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得
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就在这天的晚间，除了交代任务或因公务事宜，从不对部下深谈高层政治的汪
东兴，突然把我叫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
见我一下还不能和他的思路接轨，汪东兴开始了细细的解说：最近一段的报纸
连篇累牍地刊登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那是捏造的。我听到这儿，不禁
暗暗吃惊，捏造毛主席的话，这在当时是多大的罪过。
汪东兴告诉我：昨天，华国锋在外交部9 月30日送审的、将由乔冠华做的《中
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引用毛主席的嘱咐，
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
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然而，张春桥却在这同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此，人们在报刊上看到的毛主席嘱咐，并没有按照华
国锋的更正改过来，依然是“按既定方针办”。
正像汪东兴对江青说的那样，“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把
这些内幕透露给我，说明他已经在考虑要我在即将采取的“特殊”行动中，扮演其
中的一个角色。必须现在就向我吹吹风，其余没有讲得太直白的，就要靠我个人的
悟性了。
10月4 日，《光明日报》发表“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梁效”署名的文章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特别针对华国锋10月2 日的批示写道：“任
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知情的广大群众，固然不知其矛头所指。但做出和了解10月2 日批示的人，
一读就能感觉到字里行间发出的公然挑战。“四人帮”的追随者们，也已经在散布
“10月7 、8 、9 日将有特大喜讯”的舆论。
这天晚上，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同被召去的，还有负责王洪文随
卫工作的孙凤山。汪东兴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
着就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王洪文有枪，手枪他平时并不带在身上。但有时他出去带着猎枪。”“唔。”
汪东兴没再问。“枪”是警卫人员最敏感的，汪东兴过问王洪文的枪，这意味着什
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也是在这天晚上，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
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委会的十余人一起乘上国产的内燃机
牵引的火车，挂上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
ytsheu 2006-06-22 08:46
第一二七章 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日子：10月6日
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个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
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
车厢不时漾起她的侃侃语流。
我以警卫安全不能疏忽为由，没有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大致七八点钟的时
候，火车返回到了北京车站，可江青的学习座谈还没有完，她不仅自己不下车，还
不许别人下车。
江青这是要干什么呢？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我叫警卫
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地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不下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吧。你们耐心
等着。”一直等到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站，回到她在中南海201 的住所。
201 就在菊香书屋西北不远的春耦斋，新落成后，江青就更多地住在了这边，但钓
鱼台的10号楼依旧为她所用。
在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10月6 日来临了，但是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
她仅存的自由时日。据主管中央领导层摄影的摄影师杜修贤记忆：这天下午，江青
召集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晚期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
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她又带这些人去景山公
园摘苹果，因此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江青摘苹果的照片。是啊，十月是采摘的季
节，“四人帮”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了。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
跚而返。
我在这一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
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
；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吗老用我们钓鱼台这边的车？汪东兴那里没车可
调了吗？偏偏这一天我还不在班上。因为7 月底唐山的大地震，北京受到了波及，
我家住房的墙皮也被震得有些脱落。这两天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我
就叫了几个同志到家里帮忙，为粉刷补修做准备。
大约到了下午5 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
呢？”“我正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我回答。“你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
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
也是办公室。
我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脑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连忙放下
手里的活计，洗涮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我
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
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
的吹风、询问，我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也看出来
了，所以就没再费什么口舌，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
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
“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意义的解说，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我们之间已经
形成了默契，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就布置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汪东兴调度我的车，下午拉的人，都与这个非凡的任务相关。
而且就在我到之前，汪东兴向张耀祠、武健华等布置了任务。张耀祠的任务是向江
青宣布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并将她送到新的拘禁地点。
因为还没有吃饭，我到警卫处在东八所的食堂，抓了四个馒头，给了司机小王
两个。我一边吃着，一边沿着中海西岸走向怀仁堂门前，仔细看了一下警卫布置的
情况。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二八章 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
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
主任丁志友。
大约七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我印象中是看着他从锡福堂、
永福堂等堂院西边的路过来的，就以为他一直从南船坞，过了蜈蚣桥，经静谷，字
廊，这么走着来的。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
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
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
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
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
负责车辆的调度。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
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
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
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一个劲儿
地摇啊摇，好像把所有的信任嘱咐，都通过这一握手传递给我。松手的时候，叶帅
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习惯，紧要的关头，就是
那么简捷的片言只语，没那么多啰哩啰嗦的。
我对马锡金和牟乃川说：“你们先到五间房那边歇会吧，我把叶帅送进去。”
我扶着叶帅上了台阶，迈过高高的木门槛，然后站在那里，看着叶帅走进怀仁堂。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负责他随卫的，是中央办
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
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 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
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
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
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
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
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
严格遵守这几条。
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指定这些人在哪里待命，宣布纪律，
他们向来都服从我的指令。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
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
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
然后依次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但后来看了在里面
负责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比一
直守在外面的我是更具权威的。
当时在怀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
辆红旗车，共开出了三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二九章 逮捕“四人帮”之后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
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
局紧急会议。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
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
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
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
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房间。
五间房里，聚集着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警卫、秘书、医生、
护士十余人。武建华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
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武健华宣布完，我补充了几句。
这时，我发现跟着叶剑英来的牟乃川和马锡金，一下站起身，瞪圆了眼睛。我
猜想他们可能误会叶帅也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对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没事，赶
快去怀仁堂那边照顾首长去吧。”
武器收齐后，我就带着这一干人，上了由孙凤山调来的两个面包车，乘车到了
海淀区的花园村，原来总工会的工会学院。已经入夜了，因为事先也没有通知人家，
所以我们到达时，面对的是紧闭的大门。
不得已，只好派人爬进去，把门打开，才把车开进去。这个学院早已停办，我
找到驻扎在这里的中央警卫团训练大队的大队长梁子臣，和他一起把带过来的人安
排进一座空楼。后来，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也集中到这里，在这里办了一段时间的
学习班。
把这些人安顿好，我又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布置这边的善后事宜。我通知韩志
生说：“你把王洪文、张春桥处的服务人员都集中起来，但不能对他们讲任何相关
的问题，绝对不许把任何消息传露出去。”
接着，我们又吩咐先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关闭。由傅家瑞
等带领的清理小组，已经来到这里，他们对清理工作做了安排。姚文元是已经搬出
钓鱼台多时了，江青虽不久前搬进了中南海201 ，但这里的住处还替她保留着。我
把这些事都安排妥当后，已经是早晨七点多钟了。
为了防止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走漏，也为了清理和善后工作的进行，“四人
帮”的家属必须重新安排住处。这中间发生了一点波折。
姚文元从钓鱼台搬出后，住进了赵登禹路原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住的院子，
那里的警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在派人去给姚文元家人搬家时，我奉命先和卫
戍区司令吴忠打了招呼。可是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和他的两个女儿，无论如何也不离
开家，我派去的人费了很长的时间，仍没能完成任务。
怀仁堂的事情完毕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去了西郊玉泉
山9 号楼。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决议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
这9 号楼里召开的。汪东兴一直惦记着姚文元家属搬家之事，要他的秘书高成堂给
我打电话，一次次地催问结果，直到得悉金英和女儿已搬离的确信。
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命运的特殊战役，在波澜不兴中告捷。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保持全国形势的稳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随即于
采取特殊措施的两天后，召见了三个大军区和四个省的领导人，向他们讲述了“四
人帮”种种恶行，解决“四人帮”问题是毛主席提出的，为什么必须在此刻对他们
采取特殊措施等等，像是个打招呼的会议。参加召见的中央领导有华国锋、叶剑英、
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汪东兴、苏振华、吴德、倪志福。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三○章 毛主席在“副主席”前加上“第一”，就是为了打烂“四人帮”
不知是由于我身在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处这个特殊部门，还是因为我参与了解决
“四人帮”的行动，我很快就听到了这个打招呼会议的详细传达。这使我对此前根
本不知道的“四人帮”的问题，和１９７５年以来中央内部的斗争，有了比较清楚
的了解。
华国锋在这个会议的开篇讲话中，就解释了为何要采取现在这种方式解决“四
人帮”的问题。他说打破“四人帮”的问题，早就提出来了，可反复打也打不破。
毛主席早就想打烂他们。原来任命他为中央副主席，很快毛主席就加上了“第一”。
过去党内没有设过第一副主席，不习惯。加上第一就是为了打烂“四人帮”，这是
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不仅不愿意将党的权力交给“四人帮”，也不愿意把军权交给他们。在
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军委工作由谁来主持？毛主席在张春桥的名字后打了个问号，
在王洪文的名字后打了个问号，说他们说话没人听。毛主席亲自提出要陈锡联同志
主持军委工作，说他打过仗，有经验，当兵出身。
在这个会上讲话最多的是叶剑英元帅，他把毛主席是怎样提出“四人帮”问题
的，以及１９７５年以来中央内部的斗争，做了相当详细的回顾。
他说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
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
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
当时江青表示：“钢铁公司送给邓小平同志，帽子公司有错误，我改正。”毛主席
抓住江青这句话说：“大家都听到了，你要说话算话，言必信，行必果。”毛主席
当场问大家：“你们大家都听到没有？她只代表她自己，并不代表我。总而言之，
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你们注意。”
“四人帮”是毛主席在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４日讲三要三不要时提出来的，想从
组织上把他们打散。所以总理病重，按次序是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但毛主席交给
了邓小平主持。邓又被打倒了，按次序可以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张春桥当总理，
结果毛主席仍没有把权交给他们，而交给了华国锋同志。江青、王洪文写信要见毛
主席，毛主席没有见他们。本来，毛主席对王洪文是看重的，后来他到长沙告周总
理的状，从此毛主席对他的态度就变了。毛主席说：“国锋这个人，是山西交城县
人，是武则天的老乡，他没有私心。”“老实不蠢。”
但是“四人帮”趁毛主席有病，挟天子以令诸侯。毛远新也是一个，当时毛主
席有病不能出来，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再把毛主席讲的到政治局传达。毛远新的
倾向性很大，他的传达有问题，有些走了样，加了些东西。姚文元掌握宣传大权。
张春桥要安插他的弟弟张秋桥到总政治部。王洪文从上海回来到处调材料，他一打
一拉，说张玉凤同志有问题，又给她送手表。江青是前台人物，他们的总军师、摇
鹅毛扇子的就是张春桥。张春桥也搞拉拢，给部队拍电影，拉不动就搞民兵。宣传
工具、民兵他们掌握，党政军他们都伸手，都有他们的人，控制中央，政治局开会，
光是这四个人哇啦哇啦。原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研究过要团结他们，结果还是团
结不拢，他们是党内癌症。
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文章是动员令，表明“四人帮”要下手了，要夺权。
他们有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他们利用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把下面搞乱了。１０月
６日，华国锋同志亲自领导政治局除“四害”。１０月７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
华国锋是党的领袖，这实际上是毛主席生前就安排好的。这一破一立，解决了毛主
席生前长期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他们这次会议之后，组织上还委托我在钓鱼台和训练大队，分三次向指战员
和工作人员们传达了华国锋有关中央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讲话内容。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三一章 华国锋和叶剑英说：“‘四人帮’又要夺汪东兴管理文件的权。”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的讲话中，也透露了一些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情况。他
说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的时候，邓小平问还有什么事，毛主席说送走福特以后，
你们再来谈谈。参加那次谈话的有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王海容。毛主席在那
次说过：老中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翁生鸿啊。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八个月，李先念说他自己处于休息的状态，但脑子并
没有休息，一直在思考“四人帮”问题。他说在那一期间，政治局的同志除了开会
见面，平时是不见面的，他和叶剑英元帅是老关系了，互相也不敢见面，但是心心
相印。“四人帮”联系则是密切的，他们整政治局的材料，把政治局同志的材料都
收集起来，这是非法的。他们指责别人就没有问题；而一说他们“四人帮”，他们
就给人扣攻击中央，分裂党，矛头对准毛主席的大帽子。
汪东兴在讲话中，透露了一些“四人帮”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他说江青比资
产阶级还厉害，看毛主席有病，就向毛主席要钱。1972年毛主席给了她一些，但对
她这种恶劣行为很生气。毛主席当时气得不吃药。毛主席在武汉时，她又向毛主席
要钱，毛主席没理她。毛主席到湖南，给了江青一些钱，她嫌少不要。毛主席说：
一点都不给，连过去的也收回。结果她又哭又闹，向毛主席检讨。毛主席病重时候，
江青又在毛主席那边敲竹杠，是典型的资产阶级。 他揭露说：江青说她反林彪，
实际上她和林彪关系好得很。她要求提级别，提到了中央办公厅，说此事不报主席
了，副主席批一批就可以。后来中央办公厅找周总理，周总理说还是林副主席批一
批好。中央办公厅报告送林彪，林彪把报告压下来，对江青说：“你的级别已提了，
拟定五级。”“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党把这个材料装上直升机，被缴了回来，交到
了中央办公厅，江青说中央办公厅有她的黑材料。
在汪东兴的这次讲话中，又提到江青跑到海南岛，指挥炮兵阵地打炮的事。说
一方面把阵地暴露了；一方面把炮弹打到了公海里，引起国际争端怎么办？又批评
了我一通没有及时汇报。
当汪东兴说到这儿，华国锋和叶剑英又提起“四人帮”想控制中央办公厅的事，
说毛主席治丧期间，王洪文指使人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与各省联系，一个人成了办
公厅。后来，他们又要夺汪东兴管理文件的权，办法很卑鄙。他们这样做，主要是
因为中央办公厅管理的文件里边有他们的材料，致命的材料，有他们的历史问题。
华国锋还讲了他对江青的认识过程，以及他和“四人帮”之间的摩擦。他说他
刚到北京时，对江青确实很尊敬，因为她是毛主席夫人嘛！后来因为毛主席在好几
次会上批评江青，也看到一些问题，就开始变化。五号文件毛主席两次批了不管用。
毛主席讲错了中央负责，毛远新加了邓小平负责，但报纸上就稳不住了。北京传达
五号文件打招呼，“四人帮”说是和他们唱对台戏。打招呼时，江青又单独接见讲
话，局势怎么稳得住呢？毛主席说：“江青干涉过多。”她还是照样干涉。
在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点张平化的名说：你为什么气鼓鼓的？还说：张平化你
发动人在毛主席面前告状，就是为《园丁之歌》这个事。此事最初是华国锋向汪东
兴提的建议，说毛主席爱看湖南小戏。就在湖南拍了三个小戏的电影，其中一个是
《园丁之歌》。江青追查起这个事，发动报纸批《园丁之歌》，湖南也只好跟着批。
毛主席看《园丁之歌》时鼓了掌，服务员问：这是批判片子，主席为什么还鼓掌？
毛主席说：“我看不出什么问题。”这使湖南很为难了。华国锋路过湖南，湖南领
导同志提出此事，他回答说一不批，二不映，可后来江青还是点名批判了《园丁之
歌》。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三二章 汪东兴说：“四人帮”过低地估计了华国锋，过低地估计了党中央
在谈到此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
问题时，几位领导人都认为要注意政策，要切实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
“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等方针政策。对犯错误的人，
要区别对待。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只是极少数。要允许犯错误的
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
华国锋还提出：解决组织问题要慎重点，要走群众路线，这样就稳一些。如果
解决不好，就会使矛盾激化。过去因上下级关系，一起照了个相，这不应算什么问
题。王洪文如果一贯表现很坏，他也到不了中央。他也不可能每天都讲坏话，他也
说毛主席的话，要历史地看问题 .林彪开始也不都做坏事，而是他后来搞了“五七
一工程纪要”，要搞政变。林彪出了问题，“四人帮”就层层抓“陈励耘”。我们
不能学他们，不能层层揪，你揪过来，他揪过去，人都揪完了。
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发［1976］16号文件。我仔细阅读了这份将近5000
字的文件，感觉这份文件所叙述的内容，就是把10月8 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纪登奎、陈永贵、汪东兴、苏振华、吴德、倪志福等中央领导同志召见三个大军区
和四个省的领导人的谈话浓缩和条理化了。
1976年11月4 日，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汪东兴在会上做
了长篇的讲话。
汪东兴说：接班人的选择是很难的，毛主席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
选定了华国锋同志。“四人帮”过低地估计了华国锋，过低地估计了党中央。华国
锋同志在这次粉碎“四人帮”行动中非常果断。“四人帮”阴谋多端，是他们逼着
华国锋同志下这个决心的。
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这段时间，“四人帮”一直在搞阴谋诡计，想夺取党和
国家的最高权力。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可以下命令，说让谁走，让谁留，真是到
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毛主席病重时，我们是忍耐的。毛主席逝世后，全党、全国
人民都很悲痛，他们却很高兴，我们还是忍耐。研究毛主席遗体转移、保护的问题，
几次请他们，他们都不来。
现在看来他们内部是有安排的，就是江青当党的主席，王洪文当第一副主席兼
军委主席，姚文元当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
张春桥是个很坏、很右、很阴险的家伙。他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搞批判
经验主义，就是反对毛主席。王洪文生活糜烂得很，他在上海住了两个月，花了两
三万元钱。他有很多丑事。他集合了一批小兄弟，都是流氓。各省市有些问题不能
解决，都是这些家伙在做后台老板。他们公开讲不要怕，中央有我们的后台，这个
后台就是“四人帮”。
要剥掉“四人帮”的画皮，他们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大搞实用主义，他们从来
就是说空话的，把革命与生产脱节。他们不会种地，不会做工，不会打仗，只会说
空话。他们把持宣传舆论工具，把群众搞得糊里糊涂的，不敢提生产。王洪文说：
“不为错误路线搞生产。”可是他们却要吃好的，住好的，不知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江青还提出要搞什么“国服”，硬要人家做。毛远新，毛主席多次给他讲不要跟江
青跑，他不听。他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辽宁省委之上。在批邓问题上，他另搞一
套，积极配合“四人帮”。
中央办公厅揭批“四人帮”，不能光揭生活问题，政治上的言论也要揭。他们
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几个陷得很深，要放到学习班揭发批判，主要矛头是对准“四人
帮”，不要对准工作人员。批一批也是挽救一批人，“四人帮”要在三中全会上作
报告，他们身边的人员都不知道，要让他们交代。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三三章 汪东兴提到准备对“四人帮”做面对面批斗的设想
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揭批会要先准备一下，要有纪律，就是
不要罚站，不要骂人、打人，不要坐“喷气式”。但要严肃。可以先问几个问题让
他们答复，大家发言也让他们讲话。将来经过批准，可以斗斗“四人帮”。
批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是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是“四人帮”加的码。邓
的问题基调按中央的，对抗性矛盾，从打倒“四人帮”后就没有这样提。当前主要
矛头是对准“四人帮”。
天安门事件“四人帮”是插了手的。毛主席讲“天下已定，何必画蛇添足”。
北京公安局的刘传新到处作报告，今后这些话不能乱听，要听中央的。还是不听谣，
不信谣，不传谣，不听小道消息，很明显的政治谣言要追查。
汪东兴还说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是好的，他个人是满意的。他说这次粉碎“四
人帮”，八三四一部队是很听中央指挥的，执行得很坚决。整个中央办公厅也是这
样。
因为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到了准备对“四人帮”做面
对面的批斗的设想，于是“四人帮”专案组部分成员，随后就草拟了一个书面的初
步意见，呈递给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汪东兴、李鑫。
在初步意见中说： “根据中央公布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应集
中揭批‘四人帮’在党的十大以后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
行和他们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面目。对每个人
的批斗会，都要有这三个方面内容的发言，但使用材料应因人而异，各有侧重。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还有根据每个批斗对象的罪行，选择一些突出问
题进行批斗。例如，对江青，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和
反军乱军等罪行。对张春桥、姚文元，要批判张春桥的”2 月3 日有感“，张春桥、
姚文元控制舆论工具鼓吹反经验主义、伪造和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等罪行。
对王洪文，要批判他建立‘第二武装’等罪行 .”
关于对“四人帮”进行批斗的时间和方法，意见提出：“批斗会预计十一月下
旬召开，十二月上旬结束。对四个对象分别批斗，每人批斗两个半天。
“批斗会要开得有战斗气氛。发言要简短有力，要有发言稿，但不照稿宣读。
发言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二十分钟左右。发言过程中穿插质问、呼口号。
“批斗中要讲政策，让批斗对象坐着，回答问题时站起来，不低头、弯腰，不
打、不骂，不搞体罚。”
意见还将参加批斗人员进行了编组和分工：“第一组二十余人（政治部、秘书
局、机要局、机要交通局、信访局、管理局、档案馆、联合接待室、中专一办），
由宇光、宴贵良、张济霖同志负责。主要分工负责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和反
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两个问题的批判。
“第二组四十余人（警卫局、钓鱼台管理局、大会堂管理局），由邬吉成、韩
志生、陆学贵同志负责。主要分工负责对王张江姚的专门性问题的揭发批判，如江
青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等罪行，王洪文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
面目等。
“第三组二十人左右（专案组），由姚伦、刘文同志负责。主要分工负责张春
桥、江青、姚文元反动历史问题的揭发批判。”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部署，并在汪东兴、李鑫的批示后，经研究做出了同意的
决定，所以后来确实组织了对江青的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但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并
不理想，有些人控制不住情绪，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中央随即决定不再搞这种面
对面的揭发批判会。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三四章 江青污蔑护士周淑英给她吃了五年毒药
因为人员比较多，就分了好几个组，如原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是学习班第一
组。在这些人员中，绝大部分是王、张、江、姚地位升高后，或到中央来工作后，
由中央办公厅安排到他们身边工作的。他们与“四人帮”接触，是完成组织交与的
任务，没有什么工作以外的瓜葛。
但是，也有极少数是“四人帮”成员自己选择的，或从地方带到中央来的，当
然也可能有个别主动靠过去的。他们与“四人帮”的关系，超出纯粹工作关系，有
的还陷得比较深，例如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这些人虽然不在学习班，而是
由公安部负责关押，但却有好几次被带到学习班，揭发“四人帮”的问题，并交代
自己的问题。
不知是不是因为最初进入学习班的人员，是由我带过去的，我就在我原来的工
作之外，又被委派为学习班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每当把那几个与“四人帮”靠得比
较紧的人员，带到学习班来之前，我就会接到来自中央“四人帮”专案组的指示，
清楚地列出一条条问题，要我们在揭批会上向他们询问。
中央的“四人帮”专案组，就是在粉碎“四人帮”那天夜里，在玉泉山9 号楼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定下来，并随即组成的。汪东兴是领导人之一，我记得的组员有
中央办公厅的李鑫、武健华、周启才，有公安部的任子超、王志民，还有几个人记
不住名字了。
专案组就在玉泉山办公，他们有什么要求，要我们追查什么问题，要我们组织
怎样的揭发批判会，通常是由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孙守明两人打电话告诉我。我
们根据玉泉山来的指示布置组织，并将揭发、交代的记录整理出来，派司机王宪平
直接送往玉泉山。
学习班一组在揭发批判江青过程中，曾整理出一份十分详细文字材料，是当时
向上面汇报的，我至今还保存一份打印稿。我在此原封不动地摘录几段： “伟大
领袖毛主席说江青开了两个工厂，一是钢铁厂，一是帽子厂，真是千真万确。反党
分子江青经常骂我们是特务、密探，党内每出现一次大的路线斗争，她都要在我们
当中抓反党集团的人。
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跳出来反党，江青就说：我不相信你们就没有上过陈伯达的
当！你们的顶头上司沾边儿啦，难道你们就没有跟着跑？你们在我身边工作，反革
命分子就不拉你们？她经常给我们规定不能给汪东兴同志打电话，不能和汪东兴同
志联系。
林彪反党集团暴露后，江青又把我们打成林彪反党集团的人。
周淑英同志原在总后工作，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经过中央办公厅审查，于一九
六八年调到江青身边当护士。小周同志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到晚，一
年到头，就是她一个人转，从不叫苦。一九六九年初，江青生了一场大病，周淑英
同志连续几天几夜为她服务，一天当中江青要响数百次电铃叫小周，累得小周筋疲
力尽，疲惫不堪，两腿淋巴肿起，两脚挪动半步也有困难，人已经到了昏迷不醒的
状态。可当小周稍微有一点知觉后，仍然挣扎着要去为江青服务，走不动就爬，爬
呀爬呀，快到江青房间门口时又昏睡过去了。对于这样勤勤恳恳、舍生忘死为她服
务的好同志，她非但一点也不领情，相反竟对小周下了毒手。林彪反党集团暴露后，
上海王秀珍曾向江青诬告说小周在庐山上到林彪那儿去了（实际上小周是去小卖部
买东西），反党分子江青就起了歹心，硬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会作派来的特
务，是林彪在她身边安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给她吃了五年毒药（所谓毒药就是
她每天都离不开了的安眠药），使她神经衰弱，头发像稻草一样。同时对小周的未
婚夫小高也进行迫害，明明是江青主动向邱会作提出让小周的未婚夫去上学的，后
来她倒打一耙，说是林彪为了拉拢小周而让小周的未婚夫上大学的。
ytsheu 2006-06-22 08:48
第一三五章 江青为一个电影片子要把周金铭、杨银禄同志打成反革命
“反党分子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在广州师以上干部会上，到工厂、下农
村，总之在她所到之处，都要‘控诉’所谓林彪的特务周淑英迫害她的罪行。江青
还用强迫命令，一次又一次地威逼我们为她陷害小周同志写假证明，遭到我们的坚
决反对。1972年，反党分子江青命令把周淑英同志关进了监狱。小周起初不知道把
她带到哪里，一看林贼周围的人也在这儿，她明白了，原来这是监狱呀！在监狱里
的日日夜夜，小周日思夜想，我到底身犯何罪？后来汪东兴同志向毛主席报告了小
周被关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小周被关的消息后，马上指示周总理和东兴同
志赶快把小周放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如春风化雨，挽救了小周的生命。当
小周从监狱中被接出来，宣布释放，让她回家时，小周泪如雨下，她想：几年不和
家里通信了，哪里是我的家呀？我现在到哪里去呀？后来组织上用车把她送到了家。
周淑英同志被赶走以后，赵柳恩同志当护士，有一天晚上，小赵明明给江青吃
了安眠药，江青硬说没有给她吃，还要再吃一次。两份安眠药吃下去不睡觉，当然
感到很难受。江青大发雷霆，诬蔑小赵给她吃了毒药，说是林彪派来的特务周淑英
教给小赵这样干的。马上把周总理和政治局所有的同志叫到钓鱼台十七楼，当场审
问小赵。江青歇斯底里地号叫着，问小赵是什么地方来的，小赵说是广州军区来的，
江青又把小赵和黄永胜连在一起，并当即把小赵的帽徽、领章扒掉摔在地上，说小
赵不配戴帽徽、领章。
1973年6 月，反党分子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为一个电影片子要把周金铭、
杨银禄同志打成反革命。事情本来很简单的，江青让杨银禄同志打电话约张春桥、
姚文元到十七楼看南斯拉夫电影《保卫塞拉勒窝内（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张、
姚的秘书说他俩都已看过了。江青一人看完了电影后就去找张、姚，问张、姚看过
此片没有，张、姚当即撒谎说没有看过，实际上张、姚都已看过此片，张春桥并且
看过两遍。江青暴跳如雷，立即和张、姚一道把周金铭同志押送到周总理、汪东兴
同志那里，诬告周金铭、杨银禄同志挑拨他们三人的关系，逼着周总理和汪东兴同
志把周、杨二同志当成反革命抓起来，遭到周总理和汪东兴同志的坚决反对。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江青诬蔑刘真同志偷看她的文件，把刘真同志赶到农场
去劳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开始，江青又诬蔑刘玉庭同志把她的文件偷出去让人家
拍照了，开会妄图整刘玉庭同志，遭到全体工作人员的抵制。她还威胁说，她许多
文件找不到了，其中还有毛主席给她的亲笔信，还说此事王振荣同志也有责任（因
为王振荣同志代替干了几天收发工作），如果找不到这些文件，要一起算账（后来
这些文件都在她自己保存的保密柜里找到了）。她还逼着刘玉庭同志为他写整杜修
贤同志的假证明，遭到拒绝后，她大骂刘玉庭同志出卖了她，为此停了刘玉庭同志
二十天工作。
1975年10月1 日，反党分子江青根本不想去参加游园活动，下午两点钟才起床，
起了床就挑三拣四，说这也没有准备好，那也没有准备好，车跑到木樨地又回去了。
她诬赖说，阶级敌人造了我许多谣，我本想去露露面，可就因为你们的工作没有做
好使我出了汗，因而没有去成。你们起到了阶级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林贼曾把江青的工资级别由九级提到五级，江青心中有鬼，于1975年初自动退
掉了。为此她在大会堂、新华印刷厂到处吹牛说：林彪用提高工资级别的办法拉拢
毛主席的老婆，今年坚决辞掉了等等。后来外面传开了，她反咬一口说是我们泄了
密说出去的，为阶级敌人攻击她提供了材料。
ytsheu 2006-06-22 08:48
第一三六章 “反党分子江青就像个活阎王、奴隶主，把我们视作牛马”
“她还多次私自给我们规定纪律不准回家，不准外出，连吃饭也得二人以上同
行，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她只要一看见我们和外单位的同志谈话、握手，就要疑
神疑鬼地进行追问。即使华总理来了，我们前往迎接和送一送，她都要进行阻挠。”
“反党分子江青就像个活阎王、奴隶主。她把我们工作人员视作牛马，随便进
行人格上的侮辱。她经常污蔑我们打扫卫生的同志是茶房、杂役；警卫秘书是资产
阶级小职员；司机是过去喂马的，没有资格和她同住一幢楼；厨师是社会油子，有
行会工人的习气。污蔑护士是资产阶级职业妇女，是娘姨（即佣人），甚至十分卑
鄙下流地说护士、服务员是花瓶、交际花。在她脑子里，我们这些人都是听她使唤
的，不得有半点违抗。她曾大言不惭地说：‘党派你们来是用你们的体力劳动换我
的脑力劳动的。’我们这些同志从来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她还污蔑我们有雇
佣观点，是混饭吃的，如在旧社会早被解雇了。她曾亲手打过保姆一个耳光，她还
凶狠地用剪子向护士扎去，幸亏躲得快，不然就被扎伤了。1960年她曾把身边的七
个工作人员都停职反省了，没人上班了，她就把她五十多岁的亲姐姐叫来为她穿鞋
穿袜穿裤子，最后连她亲姐姐也不行了。”
“一次在杭州，江青恶狠狠地骂了服务员张素兰同志，气得小张跑到西湖边上
直哭，我们怕小张想不开会有三长两短，便把小张叫回来了。伟大领袖知道江青骂
了小张，便亲自安慰小张说：‘小张，你受委屈了，江青批评你你就看在我的面上。’
小张看主席这么亲切和蔼，又是激动又是伤心，止不住泪水直往下流。”
“反党分子江青对屋里的温度要求特别严格，上下相差半度也不行。一次到了
广州，室外温度35℃，室内按她的要求降到27℃，可她还是大发脾气，当告诉她室
内是27℃时，她蛮横地说：温度不能说明问题，我拉肚子才是真的。
江青八九月份到广州住，室内温度距离她要求的只差0.30℃，非让烧暖气不可，
同志们向她解释，她发怒地说：我让烧就烧嘛！冻着我怎么办？暖气刚一点着，光
是管道热，暖气片还没有热，屋里温度一下超过了她所需要的温度，她又大动肝火
地说：‘你们一会儿冻我，一会儿烤我，这不是合伙整我吗？’”
“我们在反党分子江青身边工作，时间长的有一二十年，时间短的也有几年了。
每个人都挨过责骂，受过训斥。停止工作，逼着写检查是常有的事。明明没有什么
错误，她也逼着写检查。她批评时不让人讲话，用她的话说即使我错了，你们有理
也不能解释。简直霸道到极点。我们受尽了凌辱，吃尽了苦头，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被她骂哭了多少次，一转眼还得擦干眼泪再去为她服务。在我
们受压受欺的日日夜夜，我们深切地想念伟大领袖毛主席。1968年，伟大领袖毛主
席来到我们楼，此时此刻我们有多少苦情账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讲啊！我们有多少
辛酸泪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诉啊！然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主席慈祥地和我们每
个同志握手，亲切地对我们说：‘谢谢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辛苦了。’
毛主席的声音像一股暖流传遍我们全身，我们热泪盈眶。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3年，当我们有的同志被江青打成反革命时，又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
毛主席说：‘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毛主席还说：
‘不要紧，江青给你们戴帽子，我给你们摘帽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整天操劳国家
大事和世界大事，还这么关心我们，毛主席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当我们受迫害、
受凌辱，不愿再为江青服务下去时，我们想起了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
们，最关怀我们，我们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努力做好工作，使毛主席他老人家
放心。毛主席的关怀使我们增添了勇气，增加了力量，增强了信心。”
ytsheu 2006-06-22 08:48
第一三七章 我参与拟订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安全计划
毛主席逝世后，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当时的中共中央主
席华国锋为纪念堂题写了匾额。中共中央决定，在1977年9 月9 日毛主席逝世一周
年之际，举行“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
礼大会”。
为了确保这一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和以往一样，中央责成有关部门组成了专
门的警卫班子。
作为这个班子的负责人之一，我与其他负责人一同拟订了严密的安全计划，即
《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安全保
卫工作计划》。
计划共分为组织领导、任务分工、具体措施、几点要求四个部分。
关于组织领导，工作计划提出要组成纪念活动的安全保卫领导小组。
任务分工部分共分为十一项，大致为：1 、大会主席台和会场区的安全保卫工
作，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责。
2 、会场周围按警卫区划，由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北京市公安局负责
控制…… 3 、戒严区的警卫部署，由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负责。
4 、社会面的控制，交通指挥，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
5 、会场区内车场的警卫，由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会场区外车场的警卫，由北
京卫戍区负责。
6 、毛主席纪念堂的内部保卫，安全检查，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时的引导工作，
由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负责。
7 、大会工作人员的审查工作，由各派出单位党委负责。
与会群众的审查工作，由党、政、军、北京市分口布置。
8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工作，由中南海门诊部负责。
9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和金水桥、观礼台上的花圈的安全工作，
由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负责。
10、大会工作证和车证的分发，由安全保卫组负责。
11、大会期间的防空部署，请军委总参和空军负责。
具体措施部分有六项，其中包括： 一、大会主席台和会场区的警卫工作：
要求“在毛主席纪念堂原有警卫部署的基础上，大会当天，增设五十五个哨，负责
验证、维持秩序等项安全工作，并在毛主席纪念堂北门和西侧地下室设两个指挥所
……重要部位的警卫工作，均配备熟悉情况的干部担负。”
第二、三项为警卫范围的划分和重点警卫部位及警卫力量的具体部署。
第四项要求“从九月九日上午八时起，在大会堂西侧路（含）以东，革命历史
博物馆以西，天安门广场旗杆以南，前门箭楼以北地区实行戒严。禁止一切无大会
证件的人员、车辆通行戒严区。
戒严所需力量，拟组织卫戍区部队1000人，民兵700 人，公安干警、积极分子
600 人。执勤人员佩带工作证。
由北京卫戍区和市公安局在红观礼台下设指挥所，负责组织实施。
建议革命历史博物馆九月九日暂停开放一天。
九月九日前，由北京卫戍区、市公安局根据情况，在天安门地区增派适当的警
卫力量，维持秩序。“
第五项是对参加纪念活动的群众的要求，要“召集各有关单位负责保卫工作的
领导同志开会，布置大会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审查工作。要求与会人员政治上一定要
可靠，一律不准携带武器弹药、匕首、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以及提兜、包包、照
相机、录音机等物品。各单位党委要认真审查，保卫部门要协助党委做好具体的组
织工作。”
ytsheu 2006-06-22 08:48
第一三八章 我自以为这是给毛主席站的最后一班岗
第六项是对与会人员进出会场和车辆指挥问题的安排：“党中央主席、副主席、
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政
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以及年老体弱需予照顾的人员，车辆进出毛主席纪
念堂西门，从西侧石阶上主席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需照顾的人员可乘电梯。在
主席台上就坐的其他人员，一律进毛主席纪念堂东门，从东侧石阶上主席台，车辆
停放在毛主席纪念堂南门外车场。群众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北头上下车，进毛主席纪
念堂北门。”
对整个活动过程中的安全保卫要求共有四项：
１、对参加执勤的全体工作人员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充分认识保卫这次大会安
全的重要意义，明确任务，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工作责任心，切实做好各项工作，
保证完成任务。
２、各项安全措施，要从紧从严。工作抓紧抓细。各级领导干部要亲临现场，
亲自指挥，认真检查，狠抓落实，真正做到高标准，严要求，保证不发生问题。
３、要认真执行政策，注意警卫形式，谦虚谨慎，态度和蔼，讲究礼节礼貌。
４、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团结，搞好协作，互相配合，堵塞漏洞，共同完成任
务。
回忆至此，我想说几句：自１９４５年我从八路军１２０师调延安中央警备团，
由保卫党的“七大”，开始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生涯。后来又转战陕北，赴河
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直到１９４９年进北平，一路护卫着中央的最高首脑。在五
六十年代，虽然一度身在外宾警卫岗位，但仍与保卫毛主席，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前后３０多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大会，我又置身保卫
第一线，我自以为这是给毛主席站的最后一班岗，我的警卫生涯有这样一个结尾，
我感到很光荣。
也是在１９７７年，中央办公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局改成处的各个单位，又
都由处改成了局，警卫局自然也不例外。
由处改回成局以后，局长、党委书记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兼。副局长有张
耀祠、古远兴、毛维忠、张宏、张随枝、李钊、邬吉成、武健华、姚湘娥、毕景荣、
狄福才。
局办公室主任武健华。办公室下设的秘书处处长宋志远；门诊部主任卜志强；
供应处处长张树迎；通讯处（３９局）处长高连伦。
局司令部参谋长张宏兼；党委书记姚湘娥兼；副参谋长有邬吉成、孙凤山、丁
志有、东方、纪和富、乔金旺、段继华、刘兰荪、任魁。警卫一处处长丁志有；警
卫二处处长孙凤山；军训处处长赵延和；军务处处长张世安。
局政治部主任毕景荣。组织处处长王宇清；保卫处处长王宜贤；干部处处长姓
李仲信；宣传处处长黄国瑞。
局后勤部部长毛维中；副部长程会仔、李志绥、李富生。
原中央警卫团改成为中央警卫师。师长张随枝；政治委员武健华；副师长有李
钊、林忠亭、李广银、马启富。
经过这番新的机构调整和改变后，负责外宾和钓鱼台国宾馆警卫工作的二处，
不再常驻在钓鱼台国宾馆内办公。我离开常驻了１０年的钓鱼台国宾馆，回到了中
南海，但重要国宾来华访问时的现场、路线及随卫工作，主要还是由二处负责。
从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到１９７８年春季我去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
锻炼前，我担负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等重要
贵宾来华访问期间的安全负责工作。
（全文完）
第一一五章 惠宪钧对我说起迟群的问题
恢复负责江青的警卫工作，也就过了一年零三四个月，我就差点被江青送进秦
城监狱。
说起秦城监狱我并不陌生，它兴建时我就为之添过砖加过瓦。上世纪50年代公
安部决定在昌平建筑这么一座条件较优的监狱，主要是为了关押国民党的高级战犯
和高级政治犯。那个年代兴义务劳动，在公安部8 局二处工作的我曾多次到那里参
加义务劳动。监狱建好后，属公安部的13局管辖。
在秦城监狱的东面，有一处公安部的农场，农场里的葡萄园，常年就靠北山下
的一股冷泉灌溉。耕种靠近监狱的那部分土地，一直是秦城犯人劳动改造的内容。
当年义务劳动时，一向喜欢开玩笑的我曾戏言：“建这么好的监狱，说不定哪天我
们也会进来住住。”
秦城监狱在社会上大大出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从1966年到1975年，又有两
批国民党的高级战犯被特赦出了秦城监狱；而与此同时，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
“革命对象”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被监禁在这里。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在文化
大革命初期，起劲革别人命的显赫人物，后来也和他们的革命对象在这里做了邻居。
1975年10月2 日，正在清华大学“支左”的原卫戍区警卫师干部惠宪钧和另一
位我在警卫师时的老同事牛怀林，到在钓鱼台担任警卫工作的孙凤山家串门。孙凤
山不在家，他们就转到了我家。他们来时，见我家有好几个客人，就匆忙告辞。
我把他们送下楼，惠宪钧对我说他的家就在距此不远的楼房里，邀我到他家小
坐。因为好多年没见面了，又不过几步之遥，我不想扫人家的兴，就随他而去。
在惠宪钧家叙了一会儿旧，惠宪钧突然有几分犹豫地对我说：“我有件事想跟
你谈谈。”我问什么事，惠宪钧说我们还是到隔壁的房间谈，有点神神秘秘的。
惠宪钧跟我谈的是清华大学里的情况，说是大学里的几位老干部对迟群和谢静
宜有意见。他简述了几条：一是说迟群不民主，在大学里一个人说了算，校党委其
他书记不敢说话；二是作风飞扬跋扈，经常大发脾气，有时还打碎东西，烧掉窗帘
被服等公物，还得学校给换新的；三是迟群经常不上班，也不知在干什么事情；四
是迟群对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很不满，常说吴德算个什么，为什么你们对他那么重视？
还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曾通过有关渠道做过反映，但一直没有回音。我们想给张耀祠
副主任写信，今天见到你顺便跟你谈谈。”惠宪钧说完，取出厚厚一沓材料让我看，
还说：“我们已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了迟群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希望能让毛主席
看到，请你代我们把这份材料转给主席。”我没有接那沓材料，而是说：“材料我
就不看了，而且也不能转，干咱们这工作的有纪律规定，不可以给首长转东西，这
你们也清楚。我觉得你们还是按系统呈递的好。”
说到迟群的问题，我说：“对他我不了解情况，你们对他有意见，应该在党委
会议上，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从安定团结出发，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
通过这种方式，走小道是不对的。”
我还告诉惠宪钧：“迟群、谢静宜的组织关系，现在北京市、在清华大学，已
不在我们部队过组织生活，我们党委也根本管不了他们。你们说要给张耀祠写信事，
一则他没有时间过问；二则他也不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我的意见还是不写为好。
只要按组织原则办，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我当时说的这些话，现在听来有点官样文章的味道。但处在我当时的位置，我
的工作性质，作为一个多年恪守规矩的人来说，我也只能这么讲。
然而在这不久以后，清华大学的一份简报上发表了刘冰、惠宪钧等的意见书，
并且附有按语说8341部队的两个副团长，一个是张荣温，一个就是邬吉成，支持他
们的观点。
ytsheu 2006-06-22 08:44
第一一六章 汪东兴收起这份“检讨”，便再没了下文
这份简报理所当然地被送到江青那里。过了大约半月左右，我听江青处的工作
人员对我说：“江青这几天老阴阳怪气，说你们那个头子，不是好人，是坏蛋。而
且说了好多次。”
我根本没意识到江青会是讲我，因为我除了江青外出管管安全外，她那里别的
事通通不管。
又过了几天，汪东兴突然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邬吉成，惠宪钧是不是到过
你那里？”“有这事呵。”“你都跟他谈了些什么？”汪东兴问。
“谈什么，没谈什么，他想让我帮他转交一份材料，我没同意给他转，而是让
他按组织系统递交。另外就只能讲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些大道理呗。因为材料
我也没看过，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还能讲什么吗？”“你现在就回办公室，写份
检讨把事情经过讲清楚，然后马上给我送来。”
重新把和惠宪钧见面交谈的场面细细回想了一遍，我觉得自己实在没什么可检
讨的，就把见面的全过程，自己讲了什么话，都写了出来。全文如下：东兴同志：
关于惠宪钧找我及其所谈问题 今年10月2 日，惠宪钧和牛怀林同志到孙凤山家
串门，孙未在家，他俩就到我家。我家正好来了几个别的同志，他们没有坐就要走。
我把他们送到楼下时，惠说他就住在前面的楼上，你去看看，我说离得不远去看看
也行。我和牛怀林在惠家坐了15分钟左右后，惠说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我有件事
想跟你谈谈。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我们到隔壁屋里好谈。他谈的问题主要是对迟群
和谢敬宜的意见。
他还说他写了一份意见书，请能转给主席。其意见一是：说迟群不民主，他一
个人说了算，校党委其他书记不敢说话；二、作风飞扬跋扈，经常大发脾气，有时
还打碎东西，烧掉窗帘、被服等公物，还得我们给他换新的；三、迟群经常不上班，
不知在干什么事情；四、迟群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很不满意，他经常说吴德算个什么，
为什么你们对他那么重视？惠说这些问题他们曾做过反映，但一直没有答复他们，
说我们想给张耀祠副主任写信，今天见到你顺便给你谈谈，请你把我们写的材料转
给主席。他拿出材料让我看，我没有看他的材料，并直接告诉惠材料我不能给转，
因有规定，还是你们按组织系统呈递的好。至于对迟群的问题，我不了解你们那里
的情况，对他有意见，应该在党委会上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以安定团结和用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还可以按组织原则，组织系统向上反映，走小道是不对的。
再说迟、谢的组织关系是在北京市，在清华大学，已不在我们部队过组织生活，我
们党委根本就管不了他们。至于给张耀祠写信的事，一则张没有时间过问，二则他
也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意还是不写为好。只要按组织原则办，是可以解决的。以
上这些话就是惠宪钧见我时的经过及所谈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并未在意，只
认为他们对迟群有些意见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这些问题是否属实也与我无关，我
的态度是你说我听。而我还是从正面对他做了说服，你们的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党
组织解决的好。以上检讨请示。
邬吉成
我写好“检讨”，当天下午就送给了汪东兴。汪东兴收起这份“检讨”，便再
没了下文。而到了11月底，我在一次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党委会上，听汪东兴说根据
毛主席的建议，中央最近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个“打招呼会”，邓小平在会上宣
读了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汪东兴随之做了详细传达：一、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都是蒋南翔时期的负责人是走资派之一）于1975年
8 月、10月两次写信给我（指毛主席），他们用造谣污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1968
年带领军队进入清华、现任党委书记的迟群和副书记谢敬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
际上对着我（指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 日起，召
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人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现在逐步扩大，现已在全
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一七章 周总理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还有：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
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
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
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
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
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
完全必要的。
三、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
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
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我此刻这才知道惠宪钧那次想要我转的，大概就是他和刘冰、柳一安所写的材
料，他们不知通过哪个渠道，据说是通过邓小平，最终还是转到了毛主席那里，如
今被定了右倾的性。我觉得自己既没有看那些材料的内容，同时遵守组织纪律没有
转交材料，这中间没什么可指摘的。
毛主席做了批示后，迟群等在清华大学连续召开大会，揭发刘冰等人的问题，
把刘冰打成“右倾翻案风急先锋”，撤消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于是，从教育口
开始，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人给我通风报信说：“江青说你邬吉成参与了右倾翻案，
想搞政变，还坐着汽车到处看地形等等，要把你抓起来。”不久，我又听说是汪东
兴保了我。汪东兴对江青说：“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绝对不会
有那些问题的。”
就这样，中办警卫处没有就刘冰、惠宪钧、柳一安的信的事，对我进行追查。
我因此对汪东兴很感激，不然我很可能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但此后江青对我一直
不放心，临到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前一两天，我还听到江青对汪东兴说起对我
的猜忌。唐山大地震后，我随江青到天津、到小靳庄时，江青恶言恶语说我是个兵
痞，大概也是由此而衍生的记恨。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
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1 月8 日早晨，我们在首都机场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我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
我们立即回城。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我则更
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
站岗，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
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
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做周总理最后
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
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 月2 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
他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
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
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
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一八章 我在病房门口默默地向总理敬了一个军礼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
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
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
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 ”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
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的邬吉成？”
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
305 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叫上司机小王，乘车赶到了305 医院。进了医院的楼，我径直进了周恩
来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在两点左右。
“赶紧去见总理吧”。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
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直
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
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
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我
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
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
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
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
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口随心思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
“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
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
已经非常的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
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
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
与世长辞。
接到周总理逝世的电话，我叫上东方，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车行至南长
街南口时，正碰到移送周总理遗体去北京医院的车队。我们随之调转车头，跟着车
队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我们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安放好周总理的遗体后，
才进中南海。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
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我们警卫
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最早
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的仪式的。
因为负责警卫工作，我们看见在北京医院告别仪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
活动期间，人流络绎不绝，许许多多的人都希望能瞻仰到周总理的遗容，向他表达
由衷的哀思。
当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
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我亲眼目睹了从北京医院到八宝
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景。人们虽然悲痛万分，
可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一九章 我总觉得周总理要交代的事，与江、张、王、姚有关
1 月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
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大姐
敬献的花圈，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
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亲属，队伍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 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后，中央办公厅副主
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
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形要多做劝
说。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
老人。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示，并嘱咐会场布置好后一定要有专人检查。
我还要说一件事，这是一个从未被披露，人们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主席最
终没有出现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主席没有到场的缘由，
却没往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方面做推想！
但是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在追悼会开始前，却切切实实接到了毛主席
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是汪东兴亲自给我下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
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歇息。
也正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
但毛主席最后为何没有到场，起因我无法猜测，这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
追悼会后，将依照周总理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
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
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冬季昼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
不愿散去。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人民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
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我：“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我说：“只有
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就按这个商议进行了部
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部队。最后，周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进行
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
每当回顾说起这段往事，我就抑制不住长长的叹息：周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
际提出要见我？他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只能是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我是多
么希望能完成周总理的最后嘱托啊！只要周总理那个黄昏的最后一次苏醒时间再延
长一点，历史的机缘就是那么无法由人来把握，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稍纵即逝。
此事一晃过去20多年了，可我有时还会苦苦穷究：周总理要对我做怎样的嘱咐
呢？我负责着钓鱼台的警卫，而当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住在那里面，那是他
们的活动中心。而周总理在最后一次住院前，一直与他们进行着暗中的较量。我总
觉得周总理要交代的事，应与被毛主席称为“上海帮”的江、张、王、姚有关。
周总理在临终前召我到他榻前，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
思周总理的日子里，我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
7 月6 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病逝起因偶然。6 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
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
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1 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
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
肾等部位并发炎症。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二○章 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7 月5 日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北京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
望他。看到朱老总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我的心头，
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自己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
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
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家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没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
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
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警卫着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
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那
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
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
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
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德处的医护、
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
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
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这份汇报的底稿，我现在还保存
着，全文如下：“东兴同志：关于廖盖隆同志反映朱德同志处医护、保健及生活照
顾几个问题的了解处理情况。
遵照您3 月13日的指示，我于3 月16日和19日两次去朱德同志处。第一次主要
是和康克清同志、陈水泉（朱总秘书）同志谈了谈情况。从他们谈的情况看，主要
反映了工作人员中互相通气不够，上下关系团结不好，还有些人对康克清同志尊重
不够等问题。自从杨德中同志去检查处理，将原警卫员调走以后有所好转。至于廖
盖隆同志3 月10日反映医护、保健生活照顾中存在的问题早已解决。廖盖隆说：
“朱德同志住万寿路离医院这么远，又没有医生‘，实际新六所离三Ｏ一医院较近，
乘汽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关于医生问题，中南海门诊部去年10月底就派医生胡伟
勤同志常住到朱德同志处。护士是从1971年到现在一直有的。从康谈的情况看，对
护士的工作是满意的。护士不仅管朱总打针吃药，还管首长睡前按摩和外出、散步
时都跟随照顾。廖反映护士只管打针吃药，别的什么也不管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于朱德同志睡觉时的值班问题，也已解决。在一般情况下由服务员陈景喜和
警卫员范东江同志轮流值班，他们都睡在朱老总卧室，朱总夜间起来即可搀扶照顾
不致出意外。对新调去的警卫员范东江反映还不错，只是初去缺乏工作经验，过一
段就好了。
我第二次去是开了全体人员参加的会，除谈了工作、学习外，着重是解决工作
人员中的团结问题。陈水泉同志做了点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发表了意见或表了态。
他们都说有决心搞好团结，搞好对朱德同志的安全、健康和护理工作，说这是毛主
席、党中央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决不辜负对他们的信任。
另外两个问题是：（一）廖反映增加工作人员的问题，朱德同志处没有提到。
经和康大姐计算商量后，他们认为现有人员秘书陈水泉、警卫员范东江、服务员陈
景喜、厨师廖炳富、司机郭义田（常在交通科，有事才去），还有医生、护士共7
人，不必再增加，主要是合理组织安排问题。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二一章 中央几次向各地发电，通报毛主席的病情
我的报告还写道：
“（二）护士是由中南海门诊部派出，定3 个月轮换一次，现在是盛菊华。据
康克清同志讲，下次可能又换成王XX. 她意见换王可暂缓，因王和服务员关系不正
常怕发生问题。如换王就把陈调离。康的意见还是缓换为好。我认为可以同意康克
清同志的理由。以上仅是个粗略的了解和处理的情况，上报请阅示。
邬吉成
1973年3 月22日”
3 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总家开完会，到院子里欲乘车返回时，正碰上朱老总
在院子里散步后往自家走来。我立刻上前与朱老总打招呼，问候老总近况。朱老总
对我说他自己的身体还不错。我当时感觉他气色精神确实挺好。
作为周总理追悼期间长时间守候在现场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我还记得，1976年
1 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临近九十的朱老总到北京医院作最后的告别，他站在周
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显得心情异常沉重。
1976年2 月，养成抄录领袖诗词习惯的我，还将报纸发表的朱老总《喜读主席
词二首》，抄在小本子上：“昔上井冈山，革命得摇篮。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
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而今势更旺，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
颠。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可笑蓬间雀，称霸欲吞天。倏尔控于地，仙阁化为
烟。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
前。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掌握辩证法，统一宇宙观。真心搞马列，地覆又天
翻。” 在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病重期间，朱老总还说过，他可以分担一部分中
央的工作。从此，他更多地出面会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致染恙不治，走在了
毛主席的前面。
我把自己对朱老总的全部景仰，投入到朱老总治丧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之中，
我至今还保存着治丧期间的有关材料，其中一份由治丧委员会拟订的《追悼会会场
注意事项》，如今看看，也蛮有意思的：一、各单位参加追悼会的人员，要严格审
查，登记名单，指定专人带队，集体乘车前往会场。
二、参加追悼会的人员要整队入场，自觉遵守纪律，遵守会场秩序，听从工作
人员指挥。
三、进入会场前，要清点人数，防止外人混入队伍，并在指定地点休息。不要
随便走动，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吸烟，不要随地吐痰，不准带提包，不准携带枪支、
匕首、易燃易爆物、录音机、照相机。
四、服装要整齐，女同志不要穿花衣服。
五、爱护公物、严防失火。“
送走了朱老总，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恶化，不久就进入异常紧张的地步。中
央陆续向各地发过几次电，通报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说全国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
对毛主席不久于人世，是有一定精神准备的。
就在朱老总逝世前后的那些日子，江青曾多次到天津，多数是打着给毛主席看
游泳的地方的旗号。她在天津，要么大谈儒法斗争，要么到小靳庄看一下她树起的
那面旗帜，但更多的是游泳消遣。
天津市的负责人为伺候好江青，为她专门组织了几次京剧演出。她在天津时，
还曾把她提携的“三员大将”于会咏、钱浩良（浩亮）、刘庆棠召来，为她表演娱
乐。一次，她在刘震的陪同下，去了驻扎在天津一带的66军196 师，还亲点随行的
刘庆棠表演了一段《红色娘子军》中的劈刀舞。
7 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 级地震，严重灾害波及北京、天津等
地。
ytsheu 2006-06-22 08:45
第一二二章 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毛主席治丧工作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两位革命前辈相继离开人世。唐山发生
大地震。毛主席有重病在床。
地震期间，毛主席搬了一次家。自文化大革命前夕始，毛主席就常住在中南海
游泳池院内的寓所里，他老人家在这里接见过许多来访的客人。唐山大地震时，毛
主席仍住在那里。考虑到这里的建筑历经多年已趋老化，安全堪虞，经中央几位同
志再三向老人家解释动员，他才搬到为他新建的比较安全的202 住所。老人家病重
期间的治疗和抢救，也都是在202 住所里进行的。
1976年9 月9 日，虽经多方全力救治无效，一代伟人毛主席“停止思想了”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共中央随即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为
首的治丧委员会，料理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治丧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由党、政、军、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
加。这个办公室共有七个组——秘书组：负责文件、证件及电函的处理，安排活动
日程；群众组织组：负责来宾签到，群众队伍的组织指挥；警卫组：负责各个集会、
瞻仰活动的警卫保卫工作，要求高度警惕，防止敌人造谣惑众破坏捣乱，预防敌人
的突然袭击和偷渡，还负责守灵礼兵的组织；总务组：负责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会
场的布置，治丧期间的物资供应和生活安排等；宣传报道组：负责活动的摄像、电
视、照相、扩音及新闻报道等；外事组：负责各国驻京使节，各国外宾向毛主席遗
体告别的组织联系，处理唁电等工作；卫生保健组：负责参加治丧活动的首长和群
众的医疗救护工作。
警卫组的负责人有北京卫戍区的吴忠，有公安部的于桑等。参加了几次重大治
丧活动警卫的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次治丧工作。警卫
组的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常坐守在那里值班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
处的马盼秋。
9 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
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从9 月11日到17日，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30余万群众以
及各驻华使节，来华外宾，在人民大会堂吊唁和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在为期7 天的吊唁过程中，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一直守在人民
大会堂福建厅内，警卫处的其他干部们更是全力以赴，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
以上。
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
制定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
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贯彻实施，几位副处长，
像李钊、毕景荣、我等人，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
在我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长中，只有武健华和我两个人，被指定参
加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一两个小时。
每次守灵人员的名单，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我在读报时发
现，除了武健华和我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
委的负责同志，我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好几位副主任，各个处还有那么多处长，警卫处里也还有
十来位副处长，怎么就选中我参加守灵呢？我做了种种推测：也许在警卫组里，我
是长期处在警卫第一线的，大概是让我代表了第一线的警卫人员。再有一个可能，
就是因为我曾是毛主席警卫班的一员。当时毛主席警卫班的成员，要么不在北京，
要么脱离了警卫工作，我则既在北京，又在警卫工作岗位上，特别是仍守卫在毛主
席的身边，所以荣幸地成了他们的代表。
ytsheu 2006-06-22 08:46
第一二三章 追悼大会的安全保卫共动用警力23500余人
吊唁仪式到9 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主席的遗体要从大会堂移至某地暂放，
并将在那里进行防腐处理，我参与因而目睹了整个过程。在起运前，毛主席的遗体
先从水晶棺取出，移到密封的氮气帐篷里。新华社长期担任为领袖拍照的摄影师杜
修贤，从各个角度拍照了毛主席的遗容后，遗体被抬上了专用的汽车。
警卫组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为行动做了周密的考虑，遗体的运送按预先的布置，
组织了两个车队，其中一队承担迷惑任务。张耀祠带领的一队，护送着毛主席的遗
体，出人民大会堂西北门，直接开至某地。汪东兴也在这一队坐镇。
第二队由我组织带队，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对我说：“你再调两个人，乘一辆车
作前卫。”我随即召来了庞廷经和高振普。我们这一队也是出人民大会堂的西北门，
然后向东经南、北池子，过了北海大桥，从北门进入中南海。
大概不会有人想到，这兜了一大圈，担任迷惑任务的车队的主车上，乘坐的是
在毛主席逝世后，排在党内第一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华国锋在中南海
换车时，把我叫进了他的轿车，我们再从西门出来，驰往暂放毛主席遗体的某地。
到达目的地后，华国锋下了轿车，在临下地下室时，他还问我是否跟他一起下
去。我想我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地护送到这里，下去并没有我要做的工作，就说：
“我不下去了。”
9 月18日下午3 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的主席台搭在
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的里边，前面的观礼台上布满了花圈。在主席台上的人员，
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工农兵代表二百余人，共约五百人。
参加广场追悼会的群众，号称一百万。
在进行布置时，警卫组要求整个安全保卫工作，要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要人人做安全工作。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反革命的破坏活
动，还要防火、防爆炸等一切危险情况发生。
追悼大会从开始到结束，长达十余小时，场内外始终庄严肃穆，秩序井然。会
场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卫戍部队、公安干警等，共动用警力23500 余人，保证了
大会的顺利进行。
治丧活动结束后，治丧委员会办公室警卫组对整个治丧期间的警卫工作进行了
认真的总结。这份总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治丧期间真实情况，特摘录部分
作为回顾：“毛泽东主席治丧事宜，从九月十一日到十七日，三十余万群众在人民
大会堂吊唁和瞻仰遗容，十八日，一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这次
治丧事宜，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治丧活动比较集中，安全警
卫工作任务繁重。遵照毛主席警卫工作‘要搞得过敌人，不要脱离群众’和‘要实
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政机关相结合的方针’，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
下，采取全面部署，重点加强，严密各项措施，加强各方面的配合协作，确保了党
和国家领导人、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极其悲痛，广大群众怀着无限崇敬、无限爱戴
和沉痛心情，参加吊唁、瞻仰遗容和追悼大会，对做好安全工作表现了高度的自觉
性。在瞻仰遗容时，许多群众久久不忍离去，但都能遵守秩序，听从指挥。在控制
线外的群众，眼含泪水渴望瞻仰毛主席遗容，也能顾全大局，听从劝阻。一百万人
的追悼大会，从入场到大会结束退场，长达十余个小时，群众队伍都是列队进出，
场内外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在天安门广场十天的戒严时间内，不少职工
为了保证毛主席治丧活动的顺利进行，自觉遵守规定，绕道行走，毫无怨言。”
ytsheu 2006-06-22 08:46
第一二四章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警卫组的总结还写道： “首都广大工人民兵、公安干警、警卫战士，都有
一个共同的心愿，要为毛主席站一班岗，放一班哨，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
席的遗志，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他们说：”我们
是代表八亿人民站岗，这是党的信任，阶级的委托。‘并向毛主席庄严宣誓，’要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体值勤人员，不分白天黑
夜，晴天雨天，不辞辛苦、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坚持值勤巡逻，充分
体现了广大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的心情和高度的无产阶级
政治觉悟。
“为了保卫吊唁、瞻仰遗容和追悼大会的安全，对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实
行戒严控制，在吊唁和瞻仰遗容期间，每天布置工人民兵、公安干警、警卫战士三
千五百人，追悼大会布置警卫力量二万三千五百余人。对中央负责同志住地、中南
海、钓鱼台等重点地区以及主要行车路线，加强了军民联防。从9 月9 日到追悼大
会结束每天出动工人民兵一万五千余人，警卫战士一千四百余人，日夜巡逻。同时
严密掌握敌情动态，加强了现场、路线和社会面的安全措施。对帝、修、反、间谍、
特务采取了侦察控制；对五类分子，依靠群众加强了监管；对车站、旅馆、公园等
复杂场所多次分区进行了清查；对外地来京的人员，要求有关省市事先做好说服劝
阻工作；对已来京要求参加吊唁活动的，依靠有关部门进行了妥善的工作…… ”
警卫部门，实行统一指挥，分工负责。警卫组，下设办公室、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由中办警卫处、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组成
联合班子；各分支机构也由民兵、公安、警卫部队组成。领导同志亲临现场组织指
挥，密切配合，掌握情况，及时处理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就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书》，宣告毛主席逝世消息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在中南
海怀仁堂另设办公室。随即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毛主席
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
请示；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
王洪文如此动作，是企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系，以便于
“四人帮”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后，认为这里
面有问题，立即与华国锋联系。华国锋得知此讯，找叶剑英元帅进行了商议，继而
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向华国锋报告请示，挫败了王洪文
的企图。
9 月12日，迟群等人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名义，给
江青写“效忠信”：“恳切地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
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
第一副主席……”开了写“效忠信”的风气，为“四人帮”谋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
力造势。
自9 月20日以后，张春桥、王洪文一再与其在上海的党羽联系，陆续发出“切
实准备好对策”，“要提高警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上海有大考验，
要打仗”等信息，并暗中进行“抓军队”、“抓第二武装”的活动。
9 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王洪文提出“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
作问题”，把对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觊觎，摊到了桌面上；江青则提出让毛远新留京，
“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针对“四人帮”步步进逼，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党、政、军
部分老同志，几经互通声气，也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上了日程。
ytsheu 2006-06-22 08:46
第一二五章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汪东兴非常地敏感
关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四人帮”的谋略细节，高层下决心的过程，我并
不知晓，但是许多年后在我看望汪东兴的时候，他对我说起过“最先把解决四人帮”
问题说出口的，是曾经担任过康生秘书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
吊唁期间，汪东兴一直住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天，李鑫到人民大会堂，
找汪东兴单独晤谈。李鑫悄悄地说：“康生已死，现在应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了吧。”
我们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有时能风闻一些外面无法得知的消息，我就是最先从
得知毛主席遗体保护问题上的一些消息，感觉到“四人帮”与华国锋、叶剑英元帅、
李先念同志等之间对峙逐渐表面化的。
当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开会，商议毛主席遗体保存的相关事项之际，“四人帮”
却忙于四出活动。9 月24日，江青去了南苑团河农场清华、北大的劳动点。我看见
江青在团河，又是骑马，又是召集清华、北大的人谈话。
然而，到了9 月28日，江青由迟群等陪同到昌平某地，就不再和我打招呼了。
本来，住在钓鱼台或其他地方的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都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
责。这些人外出，都应该预先通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再由警卫值班室安排布置活
动现场和路线的警卫。
参与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活动现场和路线警卫的，通常是中央办公厅警卫
处、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单位协同的警卫调度部署，必须由中央办
公厅警卫处警卫值班室下达。
可是此次江青却避开我们，让她的亲信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的
路线和现场的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因此这次没得到消息的中央办公厅警
卫处和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参与江青出行的警卫。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却找不
到了政治局委员江青。
汪东兴在查明江青动向后，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到昌平去你知道不知道？
谁布置的警戒线？”我说：“她去昌平我是事后知道的，谁布置的路线警戒我不知
道，听说是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布置的。”
“你马上派人去昌平，把她找回来，中央要开会。”汪东兴下命令了。我立即
调了一部警卫车，派了两位警卫干部去昌平找江青。他们在赴昌平的途中，得知江
青已经返回北京城区。对这件事，当时我只是觉得江青的作法，不符合历来的程序
和规定，但并没把这事看得多严重。
可了解高层内部斗争的汪东兴，则对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非常的敏感。他立
刻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四人帮”在撇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
团正常警卫体系！第二天晚上，我到汪东兴那里谈事情，又说起前一天江青去昌平
的事，汪东兴随即吩咐说：“你马上给刘传新打电话，问清是怎么回事。”
我当即拨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对接电话的刘传新说：“刘局长，江青等
同志去昌平，是不是你那里布置的路线？”刘传新说：“是的，是她通过北京市委
的人通知我们的。”我感觉出他的紧张，又问：“你们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呀？按常
规路线布置是要通过我们值班室，由我们下通知的嘛。”从刘传新支支吾吾的回答，
我这才品出几丝异常的意味。
后来听说，江青此次去昌平某部，是去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就在这前后，
王洪文去了驻河北保定的某部；张春桥去了驻北京通县的某部。然而，军队不是那
么好拉的，他们的活动都徒劳无功。
9 月30日晚7 时，常例的国庆招待宴会取消了，改为由北京市召集在天安门城
楼开座谈会。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都到场了。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有41人参加了这个
座谈会。
ytsheu 2006-06-22 08:46
第一二六章 汪东兴过问王洪文的枪，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座谈会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江青在会上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
只讲形式，而要重在表现。”她要大家去掉臂上的黑纱，一齐学习毛选。“四人帮”
还企图借这个座谈会，再次推销他们捏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但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前的简短讲话中，却对“按既定方针办”只字未提，把他与
“四人帮”的分野昭然于世。
在这个座谈会的会上、会下，我发现有些人鉴于近期“四人帮”的频繁活动、
张扬的气焰，心情抑郁甚至有些消沉，有的人私下感叹：“哎，主席的事情办完了，
我们也就完了。”
然而，决心与“四人帮”斗争到底的人们，也在做着针锋相对的努力。我也是
在一点一点的警觉中，被逐渐拉进了斗争的中心。
10月3 日，王洪文跑到北京郊区平谷县，没有什么创意的他，学着毛主席当年
对地方干部的询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接着，他露了底：“打
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得
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就在这天的晚间，除了交代任务或因公务事宜，从不对部下深谈高层政治的汪
东兴，突然把我叫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
见我一下还不能和他的思路接轨，汪东兴开始了细细的解说：最近一段的报纸
连篇累牍地刊登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那是捏造的。我听到这儿，不禁
暗暗吃惊，捏造毛主席的话，这在当时是多大的罪过。
汪东兴告诉我：昨天，华国锋在外交部9 月30日送审的、将由乔冠华做的《中
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引用毛主席的嘱咐，
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
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然而，张春桥却在这同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此，人们在报刊上看到的毛主席嘱咐，并没有按照华
国锋的更正改过来，依然是“按既定方针办”。
正像汪东兴对江青说的那样，“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把
这些内幕透露给我，说明他已经在考虑要我在即将采取的“特殊”行动中，扮演其
中的一个角色。必须现在就向我吹吹风，其余没有讲得太直白的，就要靠我个人的
悟性了。
10月4 日，《光明日报》发表“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梁效”署名的文章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特别针对华国锋10月2 日的批示写道：“任
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知情的广大群众，固然不知其矛头所指。但做出和了解10月2 日批示的人，
一读就能感觉到字里行间发出的公然挑战。“四人帮”的追随者们，也已经在散布
“10月7 、8 、9 日将有特大喜讯”的舆论。
这天晚上，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同被召去的，还有负责王洪文随
卫工作的孙凤山。汪东兴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
着就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王洪文有枪，手枪他平时并不带在身上。但有时他出去带着猎枪。”“唔。”
汪东兴没再问。“枪”是警卫人员最敏感的，汪东兴过问王洪文的枪，这意味着什
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也是在这天晚上，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
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委会的十余人一起乘上国产的内燃机
牵引的火车，挂上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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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七章 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日子：10月6日
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个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
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
车厢不时漾起她的侃侃语流。
我以警卫安全不能疏忽为由，没有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大致七八点钟的时
候，火车返回到了北京车站，可江青的学习座谈还没有完，她不仅自己不下车，还
不许别人下车。
江青这是要干什么呢？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我叫警卫
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地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不下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吧。你们耐心
等着。”一直等到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站，回到她在中南海201 的住所。
201 就在菊香书屋西北不远的春耦斋，新落成后，江青就更多地住在了这边，但钓
鱼台的10号楼依旧为她所用。
在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10月6 日来临了，但是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
她仅存的自由时日。据主管中央领导层摄影的摄影师杜修贤记忆：这天下午，江青
召集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晚期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
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她又带这些人去景山公
园摘苹果，因此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江青摘苹果的照片。是啊，十月是采摘的季
节，“四人帮”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了。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
跚而返。
我在这一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
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
；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吗老用我们钓鱼台这边的车？汪东兴那里没车可
调了吗？偏偏这一天我还不在班上。因为7 月底唐山的大地震，北京受到了波及，
我家住房的墙皮也被震得有些脱落。这两天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我
就叫了几个同志到家里帮忙，为粉刷补修做准备。
大约到了下午5 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
呢？”“我正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我回答。“你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
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
也是办公室。
我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脑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连忙放下
手里的活计，洗涮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我
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
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
的吹风、询问，我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也看出来
了，所以就没再费什么口舌，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
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
“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意义的解说，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我们之间已经
形成了默契，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就布置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汪东兴调度我的车，下午拉的人，都与这个非凡的任务相关。
而且就在我到之前，汪东兴向张耀祠、武健华等布置了任务。张耀祠的任务是向江
青宣布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并将她送到新的拘禁地点。
因为还没有吃饭，我到警卫处在东八所的食堂，抓了四个馒头，给了司机小王
两个。我一边吃着，一边沿着中海西岸走向怀仁堂门前，仔细看了一下警卫布置的
情况。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二八章 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
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
主任丁志友。
大约七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我印象中是看着他从锡福堂、
永福堂等堂院西边的路过来的，就以为他一直从南船坞，过了蜈蚣桥，经静谷，字
廊，这么走着来的。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
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
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
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
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
负责车辆的调度。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
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
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
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一个劲儿
地摇啊摇，好像把所有的信任嘱咐，都通过这一握手传递给我。松手的时候，叶帅
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习惯，紧要的关头，就是
那么简捷的片言只语，没那么多啰哩啰嗦的。
我对马锡金和牟乃川说：“你们先到五间房那边歇会吧，我把叶帅送进去。”
我扶着叶帅上了台阶，迈过高高的木门槛，然后站在那里，看着叶帅走进怀仁堂。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负责他随卫的，是中央办
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
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 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
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
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
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
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
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
严格遵守这几条。
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指定这些人在哪里待命，宣布纪律，
他们向来都服从我的指令。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
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
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
然后依次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但后来看了在里面
负责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比一
直守在外面的我是更具权威的。
当时在怀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
辆红旗车，共开出了三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二九章 逮捕“四人帮”之后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
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
局紧急会议。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
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
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
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
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房间。
五间房里，聚集着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警卫、秘书、医生、
护士十余人。武建华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
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武健华宣布完，我补充了几句。
这时，我发现跟着叶剑英来的牟乃川和马锡金，一下站起身，瞪圆了眼睛。我
猜想他们可能误会叶帅也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对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没事，赶
快去怀仁堂那边照顾首长去吧。”
武器收齐后，我就带着这一干人，上了由孙凤山调来的两个面包车，乘车到了
海淀区的花园村，原来总工会的工会学院。已经入夜了，因为事先也没有通知人家，
所以我们到达时，面对的是紧闭的大门。
不得已，只好派人爬进去，把门打开，才把车开进去。这个学院早已停办，我
找到驻扎在这里的中央警卫团训练大队的大队长梁子臣，和他一起把带过来的人安
排进一座空楼。后来，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也集中到这里，在这里办了一段时间的
学习班。
把这些人安顿好，我又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布置这边的善后事宜。我通知韩志
生说：“你把王洪文、张春桥处的服务人员都集中起来，但不能对他们讲任何相关
的问题，绝对不许把任何消息传露出去。”
接着，我们又吩咐先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关闭。由傅家瑞
等带领的清理小组，已经来到这里，他们对清理工作做了安排。姚文元是已经搬出
钓鱼台多时了，江青虽不久前搬进了中南海201 ，但这里的住处还替她保留着。我
把这些事都安排妥当后，已经是早晨七点多钟了。
为了防止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走漏，也为了清理和善后工作的进行，“四人
帮”的家属必须重新安排住处。这中间发生了一点波折。
姚文元从钓鱼台搬出后，住进了赵登禹路原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住的院子，
那里的警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在派人去给姚文元家人搬家时，我奉命先和卫
戍区司令吴忠打了招呼。可是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和他的两个女儿，无论如何也不离
开家，我派去的人费了很长的时间，仍没能完成任务。
怀仁堂的事情完毕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去了西郊玉泉
山9 号楼。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决议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
这9 号楼里召开的。汪东兴一直惦记着姚文元家属搬家之事，要他的秘书高成堂给
我打电话，一次次地催问结果，直到得悉金英和女儿已搬离的确信。
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命运的特殊战役，在波澜不兴中告捷。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保持全国形势的稳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随即于
采取特殊措施的两天后，召见了三个大军区和四个省的领导人，向他们讲述了“四
人帮”种种恶行，解决“四人帮”问题是毛主席提出的，为什么必须在此刻对他们
采取特殊措施等等，像是个打招呼的会议。参加召见的中央领导有华国锋、叶剑英、
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汪东兴、苏振华、吴德、倪志福。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三○章 毛主席在“副主席”前加上“第一”，就是为了打烂“四人帮”
不知是由于我身在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处这个特殊部门，还是因为我参与了解决
“四人帮”的行动，我很快就听到了这个打招呼会议的详细传达。这使我对此前根
本不知道的“四人帮”的问题，和１９７５年以来中央内部的斗争，有了比较清楚
的了解。
华国锋在这个会议的开篇讲话中，就解释了为何要采取现在这种方式解决“四
人帮”的问题。他说打破“四人帮”的问题，早就提出来了，可反复打也打不破。
毛主席早就想打烂他们。原来任命他为中央副主席，很快毛主席就加上了“第一”。
过去党内没有设过第一副主席，不习惯。加上第一就是为了打烂“四人帮”，这是
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不仅不愿意将党的权力交给“四人帮”，也不愿意把军权交给他们。在
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军委工作由谁来主持？毛主席在张春桥的名字后打了个问号，
在王洪文的名字后打了个问号，说他们说话没人听。毛主席亲自提出要陈锡联同志
主持军委工作，说他打过仗，有经验，当兵出身。
在这个会上讲话最多的是叶剑英元帅，他把毛主席是怎样提出“四人帮”问题
的，以及１９７５年以来中央内部的斗争，做了相当详细的回顾。
他说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
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
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
当时江青表示：“钢铁公司送给邓小平同志，帽子公司有错误，我改正。”毛主席
抓住江青这句话说：“大家都听到了，你要说话算话，言必信，行必果。”毛主席
当场问大家：“你们大家都听到没有？她只代表她自己，并不代表我。总而言之，
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你们注意。”
“四人帮”是毛主席在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４日讲三要三不要时提出来的，想从
组织上把他们打散。所以总理病重，按次序是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但毛主席交给
了邓小平主持。邓又被打倒了，按次序可以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张春桥当总理，
结果毛主席仍没有把权交给他们，而交给了华国锋同志。江青、王洪文写信要见毛
主席，毛主席没有见他们。本来，毛主席对王洪文是看重的，后来他到长沙告周总
理的状，从此毛主席对他的态度就变了。毛主席说：“国锋这个人，是山西交城县
人，是武则天的老乡，他没有私心。”“老实不蠢。”
但是“四人帮”趁毛主席有病，挟天子以令诸侯。毛远新也是一个，当时毛主
席有病不能出来，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再把毛主席讲的到政治局传达。毛远新的
倾向性很大，他的传达有问题，有些走了样，加了些东西。姚文元掌握宣传大权。
张春桥要安插他的弟弟张秋桥到总政治部。王洪文从上海回来到处调材料，他一打
一拉，说张玉凤同志有问题，又给她送手表。江青是前台人物，他们的总军师、摇
鹅毛扇子的就是张春桥。张春桥也搞拉拢，给部队拍电影，拉不动就搞民兵。宣传
工具、民兵他们掌握，党政军他们都伸手，都有他们的人，控制中央，政治局开会，
光是这四个人哇啦哇啦。原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研究过要团结他们，结果还是团
结不拢，他们是党内癌症。
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文章是动员令，表明“四人帮”要下手了，要夺权。
他们有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他们利用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把下面搞乱了。１０月
６日，华国锋同志亲自领导政治局除“四害”。１０月７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
华国锋是党的领袖，这实际上是毛主席生前就安排好的。这一破一立，解决了毛主
席生前长期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他们这次会议之后，组织上还委托我在钓鱼台和训练大队，分三次向指战员
和工作人员们传达了华国锋有关中央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讲话内容。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三一章 华国锋和叶剑英说：“‘四人帮’又要夺汪东兴管理文件的权。”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的讲话中，也透露了一些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情况。他
说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的时候，邓小平问还有什么事，毛主席说送走福特以后，
你们再来谈谈。参加那次谈话的有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王海容。毛主席在那
次说过：老中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翁生鸿啊。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八个月，李先念说他自己处于休息的状态，但脑子并
没有休息，一直在思考“四人帮”问题。他说在那一期间，政治局的同志除了开会
见面，平时是不见面的，他和叶剑英元帅是老关系了，互相也不敢见面，但是心心
相印。“四人帮”联系则是密切的，他们整政治局的材料，把政治局同志的材料都
收集起来，这是非法的。他们指责别人就没有问题；而一说他们“四人帮”，他们
就给人扣攻击中央，分裂党，矛头对准毛主席的大帽子。
汪东兴在讲话中，透露了一些“四人帮”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他说江青比资
产阶级还厉害，看毛主席有病，就向毛主席要钱。1972年毛主席给了她一些，但对
她这种恶劣行为很生气。毛主席当时气得不吃药。毛主席在武汉时，她又向毛主席
要钱，毛主席没理她。毛主席到湖南，给了江青一些钱，她嫌少不要。毛主席说：
一点都不给，连过去的也收回。结果她又哭又闹，向毛主席检讨。毛主席病重时候，
江青又在毛主席那边敲竹杠，是典型的资产阶级。 他揭露说：江青说她反林彪，
实际上她和林彪关系好得很。她要求提级别，提到了中央办公厅，说此事不报主席
了，副主席批一批就可以。后来中央办公厅找周总理，周总理说还是林副主席批一
批好。中央办公厅报告送林彪，林彪把报告压下来，对江青说：“你的级别已提了，
拟定五级。”“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党把这个材料装上直升机，被缴了回来，交到
了中央办公厅，江青说中央办公厅有她的黑材料。
在汪东兴的这次讲话中，又提到江青跑到海南岛，指挥炮兵阵地打炮的事。说
一方面把阵地暴露了；一方面把炮弹打到了公海里，引起国际争端怎么办？又批评
了我一通没有及时汇报。
当汪东兴说到这儿，华国锋和叶剑英又提起“四人帮”想控制中央办公厅的事，
说毛主席治丧期间，王洪文指使人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与各省联系，一个人成了办
公厅。后来，他们又要夺汪东兴管理文件的权，办法很卑鄙。他们这样做，主要是
因为中央办公厅管理的文件里边有他们的材料，致命的材料，有他们的历史问题。
华国锋还讲了他对江青的认识过程，以及他和“四人帮”之间的摩擦。他说他
刚到北京时，对江青确实很尊敬，因为她是毛主席夫人嘛！后来因为毛主席在好几
次会上批评江青，也看到一些问题，就开始变化。五号文件毛主席两次批了不管用。
毛主席讲错了中央负责，毛远新加了邓小平负责，但报纸上就稳不住了。北京传达
五号文件打招呼，“四人帮”说是和他们唱对台戏。打招呼时，江青又单独接见讲
话，局势怎么稳得住呢？毛主席说：“江青干涉过多。”她还是照样干涉。
在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点张平化的名说：你为什么气鼓鼓的？还说：张平化你
发动人在毛主席面前告状，就是为《园丁之歌》这个事。此事最初是华国锋向汪东
兴提的建议，说毛主席爱看湖南小戏。就在湖南拍了三个小戏的电影，其中一个是
《园丁之歌》。江青追查起这个事，发动报纸批《园丁之歌》，湖南也只好跟着批。
毛主席看《园丁之歌》时鼓了掌，服务员问：这是批判片子，主席为什么还鼓掌？
毛主席说：“我看不出什么问题。”这使湖南很为难了。华国锋路过湖南，湖南领
导同志提出此事，他回答说一不批，二不映，可后来江青还是点名批判了《园丁之
歌》。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三二章 汪东兴说：“四人帮”过低地估计了华国锋，过低地估计了党中央
在谈到此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
问题时，几位领导人都认为要注意政策，要切实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
“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等方针政策。对犯错误的人，
要区别对待。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只是极少数。要允许犯错误的
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
华国锋还提出：解决组织问题要慎重点，要走群众路线，这样就稳一些。如果
解决不好，就会使矛盾激化。过去因上下级关系，一起照了个相，这不应算什么问
题。王洪文如果一贯表现很坏，他也到不了中央。他也不可能每天都讲坏话，他也
说毛主席的话，要历史地看问题 .林彪开始也不都做坏事，而是他后来搞了“五七
一工程纪要”，要搞政变。林彪出了问题，“四人帮”就层层抓“陈励耘”。我们
不能学他们，不能层层揪，你揪过来，他揪过去，人都揪完了。
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发［1976］16号文件。我仔细阅读了这份将近5000
字的文件，感觉这份文件所叙述的内容，就是把10月8 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纪登奎、陈永贵、汪东兴、苏振华、吴德、倪志福等中央领导同志召见三个大军区
和四个省的领导人的谈话浓缩和条理化了。
1976年11月4 日，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汪东兴在会上做
了长篇的讲话。
汪东兴说：接班人的选择是很难的，毛主席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
选定了华国锋同志。“四人帮”过低地估计了华国锋，过低地估计了党中央。华国
锋同志在这次粉碎“四人帮”行动中非常果断。“四人帮”阴谋多端，是他们逼着
华国锋同志下这个决心的。
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这段时间，“四人帮”一直在搞阴谋诡计，想夺取党和
国家的最高权力。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可以下命令，说让谁走，让谁留，真是到
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毛主席病重时，我们是忍耐的。毛主席逝世后，全党、全国
人民都很悲痛，他们却很高兴，我们还是忍耐。研究毛主席遗体转移、保护的问题，
几次请他们，他们都不来。
现在看来他们内部是有安排的，就是江青当党的主席，王洪文当第一副主席兼
军委主席，姚文元当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
张春桥是个很坏、很右、很阴险的家伙。他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搞批判
经验主义，就是反对毛主席。王洪文生活糜烂得很，他在上海住了两个月，花了两
三万元钱。他有很多丑事。他集合了一批小兄弟，都是流氓。各省市有些问题不能
解决，都是这些家伙在做后台老板。他们公开讲不要怕，中央有我们的后台，这个
后台就是“四人帮”。
要剥掉“四人帮”的画皮，他们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大搞实用主义，他们从来
就是说空话的，把革命与生产脱节。他们不会种地，不会做工，不会打仗，只会说
空话。他们把持宣传舆论工具，把群众搞得糊里糊涂的，不敢提生产。王洪文说：
“不为错误路线搞生产。”可是他们却要吃好的，住好的，不知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江青还提出要搞什么“国服”，硬要人家做。毛远新，毛主席多次给他讲不要跟江
青跑，他不听。他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辽宁省委之上。在批邓问题上，他另搞一
套，积极配合“四人帮”。
中央办公厅揭批“四人帮”，不能光揭生活问题，政治上的言论也要揭。他们
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几个陷得很深，要放到学习班揭发批判，主要矛头是对准“四人
帮”，不要对准工作人员。批一批也是挽救一批人，“四人帮”要在三中全会上作
报告，他们身边的人员都不知道，要让他们交代。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三三章 汪东兴提到准备对“四人帮”做面对面批斗的设想
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揭批会要先准备一下，要有纪律，就是
不要罚站，不要骂人、打人，不要坐“喷气式”。但要严肃。可以先问几个问题让
他们答复，大家发言也让他们讲话。将来经过批准，可以斗斗“四人帮”。
批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是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是“四人帮”加的码。邓
的问题基调按中央的，对抗性矛盾，从打倒“四人帮”后就没有这样提。当前主要
矛头是对准“四人帮”。
天安门事件“四人帮”是插了手的。毛主席讲“天下已定，何必画蛇添足”。
北京公安局的刘传新到处作报告，今后这些话不能乱听，要听中央的。还是不听谣，
不信谣，不传谣，不听小道消息，很明显的政治谣言要追查。
汪东兴还说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是好的，他个人是满意的。他说这次粉碎“四
人帮”，八三四一部队是很听中央指挥的，执行得很坚决。整个中央办公厅也是这
样。
因为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到了准备对“四人帮”做面
对面的批斗的设想，于是“四人帮”专案组部分成员，随后就草拟了一个书面的初
步意见，呈递给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汪东兴、李鑫。
在初步意见中说： “根据中央公布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应集
中揭批‘四人帮’在党的十大以后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
行和他们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面目。对每个人
的批斗会，都要有这三个方面内容的发言，但使用材料应因人而异，各有侧重。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还有根据每个批斗对象的罪行，选择一些突出问
题进行批斗。例如，对江青，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和
反军乱军等罪行。对张春桥、姚文元，要批判张春桥的”2 月3 日有感“，张春桥、
姚文元控制舆论工具鼓吹反经验主义、伪造和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等罪行。
对王洪文，要批判他建立‘第二武装’等罪行 .”
关于对“四人帮”进行批斗的时间和方法，意见提出：“批斗会预计十一月下
旬召开，十二月上旬结束。对四个对象分别批斗，每人批斗两个半天。
“批斗会要开得有战斗气氛。发言要简短有力，要有发言稿，但不照稿宣读。
发言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二十分钟左右。发言过程中穿插质问、呼口号。
“批斗中要讲政策，让批斗对象坐着，回答问题时站起来，不低头、弯腰，不
打、不骂，不搞体罚。”
意见还将参加批斗人员进行了编组和分工：“第一组二十余人（政治部、秘书
局、机要局、机要交通局、信访局、管理局、档案馆、联合接待室、中专一办），
由宇光、宴贵良、张济霖同志负责。主要分工负责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和反
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两个问题的批判。
“第二组四十余人（警卫局、钓鱼台管理局、大会堂管理局），由邬吉成、韩
志生、陆学贵同志负责。主要分工负责对王张江姚的专门性问题的揭发批判，如江
青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等罪行，王洪文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
面目等。
“第三组二十人左右（专案组），由姚伦、刘文同志负责。主要分工负责张春
桥、江青、姚文元反动历史问题的揭发批判。”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部署，并在汪东兴、李鑫的批示后，经研究做出了同意的
决定，所以后来确实组织了对江青的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但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并
不理想，有些人控制不住情绪，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中央随即决定不再搞这种面
对面的揭发批判会。
ytsheu 2006-06-22 08:47
第一三四章 江青污蔑护士周淑英给她吃了五年毒药
因为人员比较多，就分了好几个组，如原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是学习班第一
组。在这些人员中，绝大部分是王、张、江、姚地位升高后，或到中央来工作后，
由中央办公厅安排到他们身边工作的。他们与“四人帮”接触，是完成组织交与的
任务，没有什么工作以外的瓜葛。
但是，也有极少数是“四人帮”成员自己选择的，或从地方带到中央来的，当
然也可能有个别主动靠过去的。他们与“四人帮”的关系，超出纯粹工作关系，有
的还陷得比较深，例如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这些人虽然不在学习班，而是
由公安部负责关押，但却有好几次被带到学习班，揭发“四人帮”的问题，并交代
自己的问题。
不知是不是因为最初进入学习班的人员，是由我带过去的，我就在我原来的工
作之外，又被委派为学习班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每当把那几个与“四人帮”靠得比
较紧的人员，带到学习班来之前，我就会接到来自中央“四人帮”专案组的指示，
清楚地列出一条条问题，要我们在揭批会上向他们询问。
中央的“四人帮”专案组，就是在粉碎“四人帮”那天夜里，在玉泉山9 号楼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定下来，并随即组成的。汪东兴是领导人之一，我记得的组员有
中央办公厅的李鑫、武健华、周启才，有公安部的任子超、王志民，还有几个人记
不住名字了。
专案组就在玉泉山办公，他们有什么要求，要我们追查什么问题，要我们组织
怎样的揭发批判会，通常是由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孙守明两人打电话告诉我。我
们根据玉泉山来的指示布置组织，并将揭发、交代的记录整理出来，派司机王宪平
直接送往玉泉山。
学习班一组在揭发批判江青过程中，曾整理出一份十分详细文字材料，是当时
向上面汇报的，我至今还保存一份打印稿。我在此原封不动地摘录几段： “伟大
领袖毛主席说江青开了两个工厂，一是钢铁厂，一是帽子厂，真是千真万确。反党
分子江青经常骂我们是特务、密探，党内每出现一次大的路线斗争，她都要在我们
当中抓反党集团的人。
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跳出来反党，江青就说：我不相信你们就没有上过陈伯达的
当！你们的顶头上司沾边儿啦，难道你们就没有跟着跑？你们在我身边工作，反革
命分子就不拉你们？她经常给我们规定不能给汪东兴同志打电话，不能和汪东兴同
志联系。
林彪反党集团暴露后，江青又把我们打成林彪反党集团的人。
周淑英同志原在总后工作，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经过中央办公厅审查，于一九
六八年调到江青身边当护士。小周同志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到晚，一
年到头，就是她一个人转，从不叫苦。一九六九年初，江青生了一场大病，周淑英
同志连续几天几夜为她服务，一天当中江青要响数百次电铃叫小周，累得小周筋疲
力尽，疲惫不堪，两腿淋巴肿起，两脚挪动半步也有困难，人已经到了昏迷不醒的
状态。可当小周稍微有一点知觉后，仍然挣扎着要去为江青服务，走不动就爬，爬
呀爬呀，快到江青房间门口时又昏睡过去了。对于这样勤勤恳恳、舍生忘死为她服
务的好同志，她非但一点也不领情，相反竟对小周下了毒手。林彪反党集团暴露后，
上海王秀珍曾向江青诬告说小周在庐山上到林彪那儿去了（实际上小周是去小卖部
买东西），反党分子江青就起了歹心，硬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会作派来的特
务，是林彪在她身边安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给她吃了五年毒药（所谓毒药就是
她每天都离不开了的安眠药），使她神经衰弱，头发像稻草一样。同时对小周的未
婚夫小高也进行迫害，明明是江青主动向邱会作提出让小周的未婚夫去上学的，后
来她倒打一耙，说是林彪为了拉拢小周而让小周的未婚夫上大学的。
ytsheu 2006-06-22 08:48
第一三五章 江青为一个电影片子要把周金铭、杨银禄同志打成反革命
“反党分子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在广州师以上干部会上，到工厂、下农
村，总之在她所到之处，都要‘控诉’所谓林彪的特务周淑英迫害她的罪行。江青
还用强迫命令，一次又一次地威逼我们为她陷害小周同志写假证明，遭到我们的坚
决反对。1972年，反党分子江青命令把周淑英同志关进了监狱。小周起初不知道把
她带到哪里，一看林贼周围的人也在这儿，她明白了，原来这是监狱呀！在监狱里
的日日夜夜，小周日思夜想，我到底身犯何罪？后来汪东兴同志向毛主席报告了小
周被关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小周被关的消息后，马上指示周总理和东兴同
志赶快把小周放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如春风化雨，挽救了小周的生命。当
小周从监狱中被接出来，宣布释放，让她回家时，小周泪如雨下，她想：几年不和
家里通信了，哪里是我的家呀？我现在到哪里去呀？后来组织上用车把她送到了家。
周淑英同志被赶走以后，赵柳恩同志当护士，有一天晚上，小赵明明给江青吃
了安眠药，江青硬说没有给她吃，还要再吃一次。两份安眠药吃下去不睡觉，当然
感到很难受。江青大发雷霆，诬蔑小赵给她吃了毒药，说是林彪派来的特务周淑英
教给小赵这样干的。马上把周总理和政治局所有的同志叫到钓鱼台十七楼，当场审
问小赵。江青歇斯底里地号叫着，问小赵是什么地方来的，小赵说是广州军区来的，
江青又把小赵和黄永胜连在一起，并当即把小赵的帽徽、领章扒掉摔在地上，说小
赵不配戴帽徽、领章。
1973年6 月，反党分子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为一个电影片子要把周金铭、
杨银禄同志打成反革命。事情本来很简单的，江青让杨银禄同志打电话约张春桥、
姚文元到十七楼看南斯拉夫电影《保卫塞拉勒窝内（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张、
姚的秘书说他俩都已看过了。江青一人看完了电影后就去找张、姚，问张、姚看过
此片没有，张、姚当即撒谎说没有看过，实际上张、姚都已看过此片，张春桥并且
看过两遍。江青暴跳如雷，立即和张、姚一道把周金铭同志押送到周总理、汪东兴
同志那里，诬告周金铭、杨银禄同志挑拨他们三人的关系，逼着周总理和汪东兴同
志把周、杨二同志当成反革命抓起来，遭到周总理和汪东兴同志的坚决反对。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江青诬蔑刘真同志偷看她的文件，把刘真同志赶到农场
去劳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开始，江青又诬蔑刘玉庭同志把她的文件偷出去让人家
拍照了，开会妄图整刘玉庭同志，遭到全体工作人员的抵制。她还威胁说，她许多
文件找不到了，其中还有毛主席给她的亲笔信，还说此事王振荣同志也有责任（因
为王振荣同志代替干了几天收发工作），如果找不到这些文件，要一起算账（后来
这些文件都在她自己保存的保密柜里找到了）。她还逼着刘玉庭同志为他写整杜修
贤同志的假证明，遭到拒绝后，她大骂刘玉庭同志出卖了她，为此停了刘玉庭同志
二十天工作。
1975年10月1 日，反党分子江青根本不想去参加游园活动，下午两点钟才起床，
起了床就挑三拣四，说这也没有准备好，那也没有准备好，车跑到木樨地又回去了。
她诬赖说，阶级敌人造了我许多谣，我本想去露露面，可就因为你们的工作没有做
好使我出了汗，因而没有去成。你们起到了阶级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林贼曾把江青的工资级别由九级提到五级，江青心中有鬼，于1975年初自动退
掉了。为此她在大会堂、新华印刷厂到处吹牛说：林彪用提高工资级别的办法拉拢
毛主席的老婆，今年坚决辞掉了等等。后来外面传开了，她反咬一口说是我们泄了
密说出去的，为阶级敌人攻击她提供了材料。
ytsheu 2006-06-22 08:48
第一三六章 “反党分子江青就像个活阎王、奴隶主，把我们视作牛马”
“她还多次私自给我们规定纪律不准回家，不准外出，连吃饭也得二人以上同
行，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她只要一看见我们和外单位的同志谈话、握手，就要疑
神疑鬼地进行追问。即使华总理来了，我们前往迎接和送一送，她都要进行阻挠。”
“反党分子江青就像个活阎王、奴隶主。她把我们工作人员视作牛马，随便进
行人格上的侮辱。她经常污蔑我们打扫卫生的同志是茶房、杂役；警卫秘书是资产
阶级小职员；司机是过去喂马的，没有资格和她同住一幢楼；厨师是社会油子，有
行会工人的习气。污蔑护士是资产阶级职业妇女，是娘姨（即佣人），甚至十分卑
鄙下流地说护士、服务员是花瓶、交际花。在她脑子里，我们这些人都是听她使唤
的，不得有半点违抗。她曾大言不惭地说：‘党派你们来是用你们的体力劳动换我
的脑力劳动的。’我们这些同志从来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她还污蔑我们有雇
佣观点，是混饭吃的，如在旧社会早被解雇了。她曾亲手打过保姆一个耳光，她还
凶狠地用剪子向护士扎去，幸亏躲得快，不然就被扎伤了。1960年她曾把身边的七
个工作人员都停职反省了，没人上班了，她就把她五十多岁的亲姐姐叫来为她穿鞋
穿袜穿裤子，最后连她亲姐姐也不行了。”
“一次在杭州，江青恶狠狠地骂了服务员张素兰同志，气得小张跑到西湖边上
直哭，我们怕小张想不开会有三长两短，便把小张叫回来了。伟大领袖知道江青骂
了小张，便亲自安慰小张说：‘小张，你受委屈了，江青批评你你就看在我的面上。’
小张看主席这么亲切和蔼，又是激动又是伤心，止不住泪水直往下流。”
“反党分子江青对屋里的温度要求特别严格，上下相差半度也不行。一次到了
广州，室外温度35℃，室内按她的要求降到27℃，可她还是大发脾气，当告诉她室
内是27℃时，她蛮横地说：温度不能说明问题，我拉肚子才是真的。
江青八九月份到广州住，室内温度距离她要求的只差0.30℃，非让烧暖气不可，
同志们向她解释，她发怒地说：我让烧就烧嘛！冻着我怎么办？暖气刚一点着，光
是管道热，暖气片还没有热，屋里温度一下超过了她所需要的温度，她又大动肝火
地说：‘你们一会儿冻我，一会儿烤我，这不是合伙整我吗？’”
“我们在反党分子江青身边工作，时间长的有一二十年，时间短的也有几年了。
每个人都挨过责骂，受过训斥。停止工作，逼着写检查是常有的事。明明没有什么
错误，她也逼着写检查。她批评时不让人讲话，用她的话说即使我错了，你们有理
也不能解释。简直霸道到极点。我们受尽了凌辱，吃尽了苦头，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被她骂哭了多少次，一转眼还得擦干眼泪再去为她服务。在我
们受压受欺的日日夜夜，我们深切地想念伟大领袖毛主席。1968年，伟大领袖毛主
席来到我们楼，此时此刻我们有多少苦情账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讲啊！我们有多少
辛酸泪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诉啊！然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主席慈祥地和我们每
个同志握手，亲切地对我们说：‘谢谢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辛苦了。’
毛主席的声音像一股暖流传遍我们全身，我们热泪盈眶。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3年，当我们有的同志被江青打成反革命时，又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
毛主席说：‘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毛主席还说：
‘不要紧，江青给你们戴帽子，我给你们摘帽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整天操劳国家
大事和世界大事，还这么关心我们，毛主席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当我们受迫害、
受凌辱，不愿再为江青服务下去时，我们想起了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
们，最关怀我们，我们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努力做好工作，使毛主席他老人家
放心。毛主席的关怀使我们增添了勇气，增加了力量，增强了信心。”
ytsheu 2006-06-22 08:48
第一三七章 我参与拟订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安全计划
毛主席逝世后，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当时的中共中央主
席华国锋为纪念堂题写了匾额。中共中央决定，在1977年9 月9 日毛主席逝世一周
年之际，举行“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
礼大会”。
为了确保这一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和以往一样，中央责成有关部门组成了专
门的警卫班子。
作为这个班子的负责人之一，我与其他负责人一同拟订了严密的安全计划，即
《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安全保
卫工作计划》。
计划共分为组织领导、任务分工、具体措施、几点要求四个部分。
关于组织领导，工作计划提出要组成纪念活动的安全保卫领导小组。
任务分工部分共分为十一项，大致为：1 、大会主席台和会场区的安全保卫工
作，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责。
2 、会场周围按警卫区划，由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北京市公安局负责
控制…… 3 、戒严区的警卫部署，由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负责。
4 、社会面的控制，交通指挥，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
5 、会场区内车场的警卫，由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会场区外车场的警卫，由北
京卫戍区负责。
6 、毛主席纪念堂的内部保卫，安全检查，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时的引导工作，
由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负责。
7 、大会工作人员的审查工作，由各派出单位党委负责。
与会群众的审查工作，由党、政、军、北京市分口布置。
8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工作，由中南海门诊部负责。
9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和金水桥、观礼台上的花圈的安全工作，
由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负责。
10、大会工作证和车证的分发，由安全保卫组负责。
11、大会期间的防空部署，请军委总参和空军负责。
具体措施部分有六项，其中包括： 一、大会主席台和会场区的警卫工作：
要求“在毛主席纪念堂原有警卫部署的基础上，大会当天，增设五十五个哨，负责
验证、维持秩序等项安全工作，并在毛主席纪念堂北门和西侧地下室设两个指挥所
……重要部位的警卫工作，均配备熟悉情况的干部担负。”
第二、三项为警卫范围的划分和重点警卫部位及警卫力量的具体部署。
第四项要求“从九月九日上午八时起，在大会堂西侧路（含）以东，革命历史
博物馆以西，天安门广场旗杆以南，前门箭楼以北地区实行戒严。禁止一切无大会
证件的人员、车辆通行戒严区。
戒严所需力量，拟组织卫戍区部队1000人，民兵700 人，公安干警、积极分子
600 人。执勤人员佩带工作证。
由北京卫戍区和市公安局在红观礼台下设指挥所，负责组织实施。
建议革命历史博物馆九月九日暂停开放一天。
九月九日前，由北京卫戍区、市公安局根据情况，在天安门地区增派适当的警
卫力量，维持秩序。“
第五项是对参加纪念活动的群众的要求，要“召集各有关单位负责保卫工作的
领导同志开会，布置大会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审查工作。要求与会人员政治上一定要
可靠，一律不准携带武器弹药、匕首、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以及提兜、包包、照
相机、录音机等物品。各单位党委要认真审查，保卫部门要协助党委做好具体的组
织工作。”
ytsheu 2006-06-22 08:48
第一三八章 我自以为这是给毛主席站的最后一班岗
第六项是对与会人员进出会场和车辆指挥问题的安排：“党中央主席、副主席、
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政
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以及年老体弱需予照顾的人员，车辆进出毛主席纪
念堂西门，从西侧石阶上主席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需照顾的人员可乘电梯。在
主席台上就坐的其他人员，一律进毛主席纪念堂东门，从东侧石阶上主席台，车辆
停放在毛主席纪念堂南门外车场。群众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北头上下车，进毛主席纪
念堂北门。”
对整个活动过程中的安全保卫要求共有四项：
１、对参加执勤的全体工作人员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充分认识保卫这次大会安
全的重要意义，明确任务，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工作责任心，切实做好各项工作，
保证完成任务。
２、各项安全措施，要从紧从严。工作抓紧抓细。各级领导干部要亲临现场，
亲自指挥，认真检查，狠抓落实，真正做到高标准，严要求，保证不发生问题。
３、要认真执行政策，注意警卫形式，谦虚谨慎，态度和蔼，讲究礼节礼貌。
４、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团结，搞好协作，互相配合，堵塞漏洞，共同完成任
务。
回忆至此，我想说几句：自１９４５年我从八路军１２０师调延安中央警备团，
由保卫党的“七大”，开始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生涯。后来又转战陕北，赴河
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直到１９４９年进北平，一路护卫着中央的最高首脑。在五
六十年代，虽然一度身在外宾警卫岗位，但仍与保卫毛主席，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前后３０多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大会，我又置身保卫
第一线，我自以为这是给毛主席站的最后一班岗，我的警卫生涯有这样一个结尾，
我感到很光荣。
也是在１９７７年，中央办公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局改成处的各个单位，又
都由处改成了局，警卫局自然也不例外。
由处改回成局以后，局长、党委书记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兼。副局长有张
耀祠、古远兴、毛维忠、张宏、张随枝、李钊、邬吉成、武健华、姚湘娥、毕景荣、
狄福才。
局办公室主任武健华。办公室下设的秘书处处长宋志远；门诊部主任卜志强；
供应处处长张树迎；通讯处（３９局）处长高连伦。
局司令部参谋长张宏兼；党委书记姚湘娥兼；副参谋长有邬吉成、孙凤山、丁
志有、东方、纪和富、乔金旺、段继华、刘兰荪、任魁。警卫一处处长丁志有；警
卫二处处长孙凤山；军训处处长赵延和；军务处处长张世安。
局政治部主任毕景荣。组织处处长王宇清；保卫处处长王宜贤；干部处处长姓
李仲信；宣传处处长黄国瑞。
局后勤部部长毛维中；副部长程会仔、李志绥、李富生。
原中央警卫团改成为中央警卫师。师长张随枝；政治委员武健华；副师长有李
钊、林忠亭、李广银、马启富。
经过这番新的机构调整和改变后，负责外宾和钓鱼台国宾馆警卫工作的二处，
不再常驻在钓鱼台国宾馆内办公。我离开常驻了１０年的钓鱼台国宾馆，回到了中
南海，但重要国宾来华访问时的现场、路线及随卫工作，主要还是由二处负责。
从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到１９７８年春季我去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
锻炼前，我担负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等重要
贵宾来华访问期间的安全负责工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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