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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不离婚(1-5)

(2007-09-14 22:32:28) 下一个
虽然H大青年教工食堂暑假里也还开着门,但如同任何一个大学食堂一样,办堂宗旨
都是为学生说俏皮话提供素材的,色香味不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之上。杨红和周宁在
H大食堂吃了四年,早已吃得不耐烦了,杨红就照着<<家庭生活大全>>,做起菜来。
她虽然也象所有的书呆子一样,对书中所说的“盐少许”之类的含糊不清很不满意,
但她是做实验出身的,知道实践可以出真知的,只要循序渐进地加大投放量,慢慢
会摸出道道来。所以杨红就常常是先放一点盐,炒两勺子,就尝一尝。不够咸,再
放一点盐,再炒再尝。如果不慎放了太多盐,她也悟出该如何补救,无非是加些糖,
加些醋,把椒盐搞成糖醋就是了。

后来连周宁也摸出了她的规律,见她放糖就问:“盐又放多了?”

杨红只笑而不答。吃饭的时候,杨红常常是笑眯眯地坐在那里,看周宁津津有味地
吃。周宁起初还问她,你怎么不吃,后来知道她做饭时一路尝味,已基本上尝饱了,
也不再询问,只管风卷残云般把饭菜打扫干净,知道这是对杨红最大的奖赏和鼓励。

周宁是个好客的人,又爱喝酒,但杨红不会喝。酒桌上没有人陪着喝,就象谈恋爱
没有对象一样,虽然可以暗恋,可以自恋,但都不过瘾。所以周宁很快就开始物色
酒友。

那时他们住的是一幢有内走廊的青年教师宿舍,走廊两边是一些十平米的房间,走
廊有两米多宽,算是厨房,两边沿墙跟都摆着煤气灶。一到做饭的时候,家家都在
门前炒菜,一时锅盆齐鸣,蔚为壮观。

杨红从小就听父母说“吃得亏,拢得堆”,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怕吃亏,就能交
到朋友,所以杨红一向是不怕吃亏的。以前住学生寝室,都是别人不要的床位她要,
别人不扫的地她扫,别人不到的垃圾她到,所以跟人处得很好,自己也未见有多大
损失。

现在住在青年教师宿舍里,做了菜,少不了请隔壁左右的品尝。同楼还住着几个未
婚教师,也懒得自己开火,杨红就经常叫他们过来吃饭,一来陪周宁喝酒,二来也
让他们打打牙祭。慢慢的,杨红做的菜在那栋楼就很有名气了。有时哪家请客,竟
会提几斤排骨来,撂在杨红家,说一句:“做红烧排骨,今天下午请客要的”,就
行了。杨红就洗净了,烧好了,放在那里,贴个条子,免得待会有人来拿时搞错了
哪盘是哪家的。

杨红对周宁,起初也是执行着“吃得亏,拢得堆”的政策。不仅做饭,连洗碗也包
了。周宁有个坏习惯,每次吃完饭,就要上厕所,小时总是被他妈骂是“直肠子”,
所以杨红想都没多想,吃完饭就把用过的锅盆碗盏什么的拿到走廊尽头的公用水房
洗了。等周宁从厕所归来,杨红早已把一切收拾停当了。

杨红没想到政策都有个执行范围,超出了范围就会适得其反,就象汉族地区的计划
生育政策如果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就会引起强烈抵抗一样。

很快就有人打趣周宁:“嗨,你夫人出得厅堂,进得厨房,怎么会看上你的呀?”

周宁听了很得意:“肯定是我有什么闪光之处,她看得见,你们看不见罗。”

还有人见杨红在那里忙活,而周宁在外与人下棋打牌,就笑杨红:“嗨,田螺姑娘
啊,你家那个耕田的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对面的毛姐就说得直一些:“杨红啊,怎么总是你在做饭洗碗呢?我跟老丁都是一
个做饭,一个洗碗。做饭的不洗碗,洗碗的不做饭,公平合理,天公地道。”

杨红突然被人问到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就说:“周宁他不会做饭。”

毛姐就一针见血地说:“说不会是假的,他要想学,还会学不会?你不也是刚学的
吗?”

毛姐的丈夫老丁就在旁边添油加醋:“就是,就是,做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做不
做是态度问题。”

毛姐纠正说:“水平是可以提高的嘛,如果他真的爱你,心疼你,他什么样的事都
学得会。

杨红听了这些话,就愣在那里,突然想起好像别人的丈夫都做饭的,最少也洗碗洗
衣服什么的,只有她家,总是她一个人在那里忙活。她觉得毛姐的话有振聋发聩的
作用:这不单单是一个做饭洗碗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这能
看出周宁疼不疼她,爱不爱她。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周宁为她去食堂打饭、打水,
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外面玩。现在刚结婚,怎么就变得什么也不干了呢?难道爱情这
么快就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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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第一次别扭就这么含含糊糊地过去了,周宁没道歉,杨红也不追问。

但做饭洗碗的事仍然令杨红头疼,倒不是她一个人又做饭又洗碗有多么累,她也愿
意相信周宁的懒只是从小形成的习惯,与爱不爱她无关。但别人见周宁不做饭不洗
碗就会以为他不够爱老婆。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你再自信,也难免怀疑你丈夫
是不是真的爱你。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难道这些格言都是人瞎编出来的?

杨红也知道还有一句格言,叫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但她不要说
做到这一点,她连读都读不好这句话。

上高中时,杨红的语文老师自恃普通话讲得好,能分清“z,c,s”和“zh, ch, sh”,
对朗读特别重视。杨红有一次被叫起来朗读课文,内中就有这句格言。杨红看到有
“自己”和“别人”这对反义词,就想当然地把重音放在这两个词上。但老师说她
读得不对,像她那样读,让人感觉你还可以“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老师
说,这句话的重音应该是在“路”和“议论”上,才能显出你一心走路,不怕闲话
的决心。杨红读了好多遍,都没读出老师要的效果。最后还一连三遍地读成: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吧!”

按弗罗伊德的说法,口误、笔误都是下意识的逼真反映。你误读成“走别人的路”,
实际上是因为你潜意识里就想走别人的路。其实何止是潜意识,杨红的明意识里也
是宁愿“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的。别人留长发,她就留长发;别人有刘海
了,她也剪一把放在那里;别人不穿裙子的时候,她绝不率先穿裙子。总之,是宁
停三分,不抢一秒,傻子过年看隔壁。虽然有时也觉得别人的做法不对,但也只在
心里嘀咕几句,算是 “议论”过了。

结婚买家俱时,杨红本来不喜欢粉红、粉蓝的,但不知为什么,那段时间H市流行这
两种颜色,杨红为别人着想,只好买了一套粉红的。后来同楼的人个个说好看,杨
红也暗自庆幸,还是“走别人的路”好。她买的电视也是照当时的潮流,要买大的,
虽然她的房间只有十平米,但她还是买了一个29寸的,在当时已经是大而无当了。
看电视时因为离得太近,老觉得人物象打了格子一样。

对面毛姐家也是一个大电视,她丈夫老丁就对周宁说,不如你坐在我门前看你家的
电视,我坐在你门前看我家的电视,隔着走廊和一间房,距离正好。杨红想,老丁
也跟我一样,也只敢“让自己去议论”,买电视时,还是要“走别人的路”,买大
的。

杨红从小就很敬畏这个“别人”。小时候外婆说到“别人”时,脸上满是惧怕之色。
杨红想既然外婆都知道这个“别人”,一定是本镇的,而本镇能让外婆这个自称
“一把老骨头,谁也不怕”的人害怕的,应该只有隔壁的王红眼。

“杨红,坐要有坐相,别叉开两腿,别人看见要笑话的。”外婆说,扬手就往外面
一指。

杨红就想起隔壁的王红眼,听说这人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军队做过伙头军,后来又被
解放军收编,成了解放军的炊事员,后来又被国民党抓回去,后来又被解放军收
编......解放后王红眼在杨红妈妈那个学校工作,做炊事员。王红眼额顶长着一个
肉瘤,脸上一个酒糟鼻子,眼永远是红的。有人说他是被抓壮丁抓去的,但他说是
自己跑去的,“没饭吃么”,还说他打仗时用挖行军灶的铁锹砍死过人。这件事一
直让人当作历史问题调查,到底砍死的是国民党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不过那时杨
红想,不管他砍死的是什么人,肯定是个叉开腿坐的人。

杨红一听外婆提“别人”,就觉得是在说王红眼,赶快把两腿并拢,怕王红眼走过
来,拿铁锹砍死她。

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别人”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无形无状、无处不在、无
孔不入、防不胜防的群体。考得不好?别人要笑话的;穿得太怪?别人会怎么说?

杨红的一个表姐还告诉她,说找不到男朋友,别人会说你“高不成,低不就”。别
人这样说你,你的两个肩就会变得一边高,一边低,因为女人爱面子呀,“低不就”
还扛得住,但扛着“高不成”的那边吃力太多,就会压得歪下去。表姐是北大毕业
的,在北京工作,只有春节才回来,三十多了还没结婚,回来没人玩,就跟比她小
很多的杨红玩。表姐总是说:“高不成?好像我癞蛤蟆吃天鹅肉没吃到一样,其实
是我那片天空根本就没有鹅!”

杨红知道自己是个“为别人活着”的人,过得再幸福,如果别人都认为她不幸福,
她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不幸福的。更何况是“爱不爱”这种很难找到客观衡量标准
的东西呢?什么叫爱?什么叫不爱?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你还在那里以为他爱
你,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就算你丈夫口口声声说爱你,他都可能并不爱你,更何
况象周宁这样说都不说爱你的人呢?

所以杨红虽然宁愿自己做饭洗碗而不想为这些琐事与周宁发生争执,但因为住的是
集体宿舍,不能不为群众着想,於是仍然天天逼着周宁洗碗。好在周宁有更远大的
计划在心中酝酿,也不计较,每次都丢三拉四地把碗洗了。杨红只要在别人眼里过
得去就行,自己去收拾残局也无怨言。每当周宁洗碗时,杨红恨不得在走廊上吆喝
一声:“嗨,都来看哪,我丈夫在洗碗哪,别又说我丈夫不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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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虽然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宁可“走别人的路”,但在一件事情上却有很坚定的要走
自己的路的决心,那就是“爱情”。其实如果把“别人”这个词的定义放宽一些,
她还是在走别人的路,只不过这个“别人”不是生活中的张三李四,而是理想爱情
中的王五赵六。

杨红不知道她的爱情观是从哪里来的,她没看过多少琼瑶式的小说,也没看过多少
西方的浪漫电影或者中国古典式的爱情故事,肯定都看过一些,但并没有在脑海中
树立起一个鲜明的印象,不象现代的追星族,明确知道自己究竟是爱木村拓哉还是
爱金城武。有人说每个少女都或多或少追过星,如果真是这样,杨红追的,肯定是
星光,而不是具体的星,是那些星们在电影电视中塑造出来的人物,而不是星们在
现实生活中也会吃喝拉撒的肉身。

所以杨红不知道爱情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但她往往直觉地知道爱情不应该是什么
样的。有人为她介绍对象时,她马上就能想到: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有人追求她
的时候,她一看那个人,就能立即做出结论,我爱的人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人
问她:那你究竟要什么样的人呢?她就糊涂了,答不上来,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样的人。

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要这样的人,知道
自己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或者一个重大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她们经常会说“就
是他那一句话使我爱上了他”,或者更厉害的:“那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从那时起...”。杨红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有时还强词夺理地想,说那些话的
人,也不过是象那个笑话里面吃包子的傻子一样,花所有的钱买了一盘包子都没吃
饱,后来问同桌的人讨了一个,才吃一半就吃饱了,遂后悔莫及:早知道半个包子
就能吃饱,就不该买那一盘包子了,还可以把钱省下来。

杨红就不知道自己那一盘包子是从哪里买来的,而那半个包子也一直没吃到,所以
就只在脑筋里面有些模模糊糊的爱情观,无法用言语来作个界定。她记得很小的时
候,跟几个小女孩在一起玩,不知为什么说到长大了要跟谁结婚上头去了。如果外
婆听见肯定又要拿“别人”来唬她,不过小女孩说结婚,并不知道结婚这个词跟性
还有联系,只说结婚就是穿漂亮衣服,发喜糖,然后就有一个真人而不是一个洋娃
娃陪着你了。

有一个小女孩大概怕被人抢了头牌,就率先说要跟毛主席结婚,其它的见毛主席已
被人捷足先登了,就抢着说要跟雷锋、黄继光、董存瑞们结婚。杨红虽然年幼,也
觉得她们天真得可爱,幼稚得无知。毛主席都已经逝世了,就是死了,懂不懂?跟
死了的人是不能结婚的。

杨红对毛主席逝世记得很清楚,因为刚发生不久。那天是星期四,下午不上课,老师
政治学习,杨红在学校的操场上玩,等妈妈下班。突然就听见学校广播里放起哀乐
来,杨红知道肯定有什么重要人物逝世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周总理逝世,也是放这
种音乐的。杨红就见学校的老师都从办公室跑出来,一边念念叨叨地说:毛主席去
世了!一边就嚎啕大哭。杨红还不太清楚毛主席逝世的严重后果,有点哭不出来,
但也捂住脸,怕别人看见她没哭会责备她,心里纳闷,妈妈不是说有一个高人测算
过,说毛主席可以活一百四十五岁吗?怎么提前就逝世了呢?

杨红就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个小女孩的错误,说你不能跟毛主席结婚的,毛主席已经
死了。那个女孩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尴尬,脸也红了,很羡慕那几个抢到英雄人物
的同伴。杨红倒不觉得那几个要跟英雄人物结婚的人有什么不对,充其量也就是眼
界太高了。她不知道那几个英雄人物如今也跟毛主席一样去了另一个世界。她只知
道雷锋是殉职的,董存瑞是牺牲了的,黄继光是舍己为人的,都是英雄人物,永远
都象照片上、画面上那么年轻,可能都住在什么大地方,也许就是北京,世界上还
有比北京更大的地方么?如果有,毛主席也不会住在北京了。

可能杨红的血液里天生就没有“追星”的因子,她从没想到过跟英雄人物结婚。她
只觉得那些英雄人物住在北京,都大老远的,认都不认识自己,自己怎么会同他们
结婚呢?如果他们就住在镇上,又走过来说喜欢自己,自己可能还会考虑考虑。

杨红想来想去,不知道自己要跟谁结婚,就突然想起以前看妈妈学校老师联欢时,
有一个马老师,是个“摘帽右派”,曾经在台上拉过二胡,那音乐给她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不知为什么 就把她听哭了。当时还就因为她哭了,就有老师起来说今天是
个喜庆日子,拉这个做什么呢?那个马老师就尴尬地下去了,搞得杨红很不好意思,
觉得是自己害了他。后来问妈妈,才知道马老师拉的是“江河水”,好像是说一个
女的受了什么委曲,在一条江边哭泣的故事。杨红就想,难怪那么伤心。

杨红就对女伴们说:我长大了要跟一个会拉琴的人结婚。她觉得这个理想还比较现
实,当然不是马老师,他那么大年纪了,肯定等不到我长大就死了。她也不明白为
什么妈妈老说马老师是“摘帽右派”,杨红看见他的时候,他都戴着一顶黄军帽,
从来没摘过。女伴就问她,什么拉琴的?杨红就比划了一下,结果大家都说,还说
什么拉琴的,原来是锯木头的。杨红觉得她们没听过那个音乐,不知道它的妙处,
也懒得跟她们多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红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爱情理想的,不是全面实现,至少也
是部分实现,因为周宁也可以拉拉二胡的,只不过拉得没有那个“摘帽右派”好,
不会拉“江河水”,只会拉“唱支山歌给党听”,而且只会拉前面慢的部分,拉到
后面快的部分就拉不下去了,声音也是直杠杠的,不优美。问他,他只说我这个人
学什么都是这样,进门比谁都快,但学到深处,就没耐心了,我拉二胡就是因为学
不会揉弦,就放弃了。

23
有人把女性按她们的择偶标准分成三大类型:攀龙附凤型,门当户对型,救世济贫型。
对最后一种类型,很多人都以为是指那些有钱的女人,下嫁了一个穷光蛋。其实这
个救世济贫并不是就金钱而言,而是就感情而言。

女人都愿意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一个要靠她的爱情才能活下去的男人,她们喜欢听男
人说“如果得不到你的爱,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或是“如果你不爱我了,我
就一死了之”。如果你想用“天涯何处无芳草”去打动一个女人,基本上是会以失
败告终的。女人的救世济贫,就是要用自己的爱情拯救一个爱她爱得病入膏肓的男
人,爱得越深越苦的,越需要她拯救的,越能打动她的心。如果她的爱能使一个杀
人魔王立地成佛,或者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重获新生,或者使一个寻花问柳的浪荡
子忠贞不二,她多半是要把爱情拿出来救那个男人的。

有人刻薄地说这是因为女人有“救世主情结”,实际上是因为女人普遍具有同情心
或者母性。如果一个男人听一个女人对他说“等你等到我心痛”,男人会开心地想,
心痛就好,可以再晚几分钟去,既然想着我就不会立即跟人跑掉。如果换了一个女
人呢?她多半就想立即跑过去,对他说,我来了,让我来治好你的心痛。

杨红的择偶观就是典型的救世济贫型,不过她执行得更极端,已不限於爱情了,算
得上极端救世济贫型。在她看来,爱情是跟金钱地位不沾边的,一沾边就不是真正
的爱情了。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时,如果是当官的公子,暴发户的儿子,她见都不
见,就推掉了,心想,我在他们生活中算个什么?至多就是锦上添花。

不能说是周宁的穷打动了杨红,但他的穷,绝没有影响杨红对他的感情。杨红从不
计较周宁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工作好不好,她觉得正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才说
明她对他的感情是真挚的,是不夹杂任何金钱的成分的,所以很为自己的高尚情操
自豪。

但她没想到是,她不计较周宁的穷,周宁自己却很计较自己的穷。

刚毕业就结婚,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钱。杨红好一点,H大从七月下旬就开始发工资给
她,还分了房子。而周宁那边呢,要到九月他去报到了才开始发工资,所以整个暑
假里,周宁是颗粒无收。

杨红的父母虽然觉得女儿的婚事来得太匆忙,但他们尊重女儿的决定。这是女儿的
终生大事,应该好好办一办,他们也还有一点积蓄,请几桌客不成问题。但周宁一
听说婚礼就面有难色,因为他没钱,他父母也没钱。虽然杨红告诉他不用他掏钱的,
周宁仍然不开心。他说:“我是个男人,拿不出钱来办婚礼,觉得活得很窝囊。如
果你父母拿钱出来办婚礼,我在婚礼上只是个牵线木偶。结婚证领了就是结婚了,
为什么一定要办宴席呢?”

最后两人都折衷了一下,没有在杨红老家办婚礼,只在H市请了两边的父母和一些同
班同学。杨红本来还想趁蜜月出去旅游的,后来也知趣地不提了。

周宁从学生宿舍搬过来的东西,只有一个樟木箱子,里面装着周宁所有的家当。杨
红这才知道为什么周宁身上总有一股“伤湿止痛膏”的味道,原来是樟木箱子在那
里作怪,就跟周宁商量,说我们现在有了穿衣柜、挂衣柜什么的,把这个箱子扔了
吧。

周宁不同意,说这个家里唯一属於他的东西就是这个箱子了,他要留着,如果以后
杨红不要他了,他还可以收拾收拾,提着这个箱子回老家去。杨红见他把两个人的
东西分得这么清楚,有点生气,但听他口口声声都是说杨红不要他,而不是离婚啊,
分手啊什么的,心想可能他因为家穷有点自卑感,也就不去计较。

周宁有一双黑色的破长筒胶鞋,早就没人穿的那种,杨红趁周宁不在时,丢在水房
门外,等回收废物的人来捡去。结果周宁比回收废物的人先到,一眼就看见了自己
那双破胶鞋,又把它当传家宝一样提了回来。 他弯腰拿胶鞋的时候注意到旁边还有
不知是谁丢掉的一个破闹钟和一个旧收音机,也见财起心,顺手牵羊地拿了回来。
杨红看了哭笑不得,说:“要那个破钟干什么呢?家里又不是没有钟?”

周宁自己也觉不好意思:“丢了怪可惜的,我会修钟,修好了送给我老家的人用。”

周宁说的老家,还不是他家现在住的银马镇,虽然那个镇在杨红看来已经是贫穷落
后得可以了。周宁的老家在一个比银马镇还贫穷一百倍的周家冲。光这一个“冲”
字,就足以使你对那里的偏僻和贫穷产生无穷联想了。杨 红婚前跟周宁去过一回,
因为周宁说要让她看看他出生的地方。坐手扶拖拉机再加上步行,搞了差不多一整
天,杨红才看到那个周宁魂牵梦萦的周家冲,杨红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个地方,只
觉得恍如隔世,真个是不知今夕是何年,在解放后几十年的今天,居然有这么闭塞
而贫穷的地方。如果她一定要自不量力,用文字来形容,只能说谁看了谁想哭。

杨红就不明白,中国怎么还会有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自己的老家也只是个小镇,
但也许是离省城不远,父母又是教师,所以从来没受过这份穷。杨红站在暮色中的
周家冲,看几个形容枯槁的女人从田里回来,突然想到,如果自己出生在这里,恐
怕也不会有上学的机会,大概也同这几个女人一样,生于斯,死于斯,藏于斯,世
界上知道自己的人不会超过100 人。

去过一趟周家冲,杨红很能理解为什么周宁做的梦大多是有关那个地方的,那种贫
穷落后真的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叫你过目不忘,尤其是你到过另外的世界,或是
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心中有一番对比的话。

杨红那时冲动地对周宁说:“我们两个人都到这里来教书吧,我们可以让这里的孩
子出去上大学,离开这里。”

周宁无精打彩地说:“我没有这个雄心壮志了,你也呆不到三天就想离开的。我只
感谢我的父母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把家搬到银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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