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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政府每月会发给军统特务钮益惠和妻子各人民币1000元的生活补贴

(2015-08-30 14:18:12) 下一个

 

今天看了钮益惠的采访录像,很感动。

75岁的人了,真正称得上饱受沧桑。而今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谈吐得体,很难得。

这正是一个英雄,虽然走到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但是那种为自己的理想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情怀,让人不得不翘大拇指。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开发区羊北村,一个典型的城乡接合部。以北京的发展速度,这些高低错落的平房,将会在数年内成为历史。
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村庄,“九爷”的事几乎尽人皆知:老反革命,蹲了33年的监狱,两次偷渡台湾,与人打了近10年的争地官司。这给这位78岁的老人蒙上了神秘色彩。他叫钮益惠,人称“九爷”。
钮益惠这个名字,曾出现在1950年12月1日《天津日报》的报端。在关于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被破获的新闻里,被捕人员名单中,钮益惠在后面,他也是如今唯一活着的人。

15岁的“小特务”
1935年农历正月二十二,钮益惠出生在北京通州垛子村。他的父亲钮永绪早年曾在国民党广州的军队里做事,母亲钮张氏是位传统的家庭妇女。这是一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旧式家庭。在钮家大家族同辈男孩里,钮益惠排行老九,人们都叫他“小九儿”。
到了钮益惠这一代,钮益惠的哥哥钮益培成为钮家的主事人。上世纪40年代,他任国民党第五补给区副官处二处上尉副官,并身兼其他多项职务。钮益惠全家也从郊区搬到了市区的东单牌楼新开路戊字41号。
1949 年,北平解放,钮益培逃亡台湾,东单牌楼的房子也被新政府没收,一家人又回到通州垛子。1950年4月初一天,钮益培突然来信,说自己从台湾回来了,要钮 益惠按照信上交代的时间,去双桥火车站接人,他有一些行李要放在家里。那天,钮益惠赶着一辆毛驴车,去了双桥火车站。和行李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孙毓清的 人。等到了家里,钮益惠才知道接回来的“行李”是电台。
据公安大学离休干部、时任“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侦察分队分队长的孙有光回 忆,1950年2月,“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被破获后,毛人凤又派了熟悉平津情况的保密局特务秦应麟潜回天津,组建“天津特别组”,并称此行为 “党国敌后工作能否开展成败之关键”。4月初,钮益惠的哥哥、大姐夫梁锡增、三姐夫刘景惠就是作为“天津特别组”成员,与秦应麟等在江阴登陆,最后到达天 津的。综合考虑之后,他们将电台建在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北京郊区钮益培家里,用胡振远(秦应麟化名)、齐北光(钮益培化名)、彭振北等名义与台湾方面联系。
当时,公安部早已经截获了他们发出的情报,却一直无法找出电台架设的地址。就在此时,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给“特别组”成员的汇票,让公安找到了电台所在地。
在 钮益培家搜查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CMS美制特工收报机、发报机各一部,收发报登记簿各一份,密码本四本,波长呼号表,电台零部件,特务身份证明书 以及履历表等。“加上在另一个‘天津特别组’成员家里搜出的情报,可以分析出,保密局当时十分关注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和抗美援朝的动向,也希望了解中苏 关系、高级民主人士与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物价、金融、币制等方面的情况。他们更希望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及参加重 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动组织技术总队特务行刺之需。”孙有光说。
关于“天津特别组”及相关人员被抓获的情形,钮益惠和孙有光的回忆有些出 入。在钮益惠的记忆里,哥哥、大姐夫和三姐夫是在自己被抓之前几天已经落网,之前他们收到了秦应麟的信,整封信就10来个字:“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 吧。”家里人知道要出事,于是把该烧的都烧了,把电台藏在了装泡菜的坛子里。一天,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先后来过之后,他的父亲预感事情不妙,就叫他带孙毓清 到市里,以后再回家。
那晚,15岁的少年“小九儿”匆匆离家,一走就是33年。
钮益惠回忆:“在路上,孙毓清让我跟他一起去台湾,我那时候满脑子‘为国尽忠’的思想,也觉得自己智勇双全,当然就满口答应了。”为避免引起人注意,他们决定分别乘车到济南会合,再到孙毓清老家烟台,“他说到了老家,他就有办法去台湾”。
钮 益惠登上了一辆开往济南的汽车,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手铐。忆及当时的情形,钮益惠直感叹命运弄人。“我那时也就一个15岁的小孩儿,也不是他们小组的成 员。公安问我把孙毓清带到哪儿去了,我死活不说。我当时受的教育一直都是‘忠臣不保二主’,在我心里,那是很光荣的事情。”他的“死扛”最终没能保住任何 人。整个“天津特别组”全军覆灭,钮益惠的父亲在垛子藏电台的现场被就地正法,哥哥和三姐夫后来也都被枪毙,他自己面临的,则是长达33年的牢狱生活。
这个结局是钮益惠早就料到了的,“电台一旦被发现,谁都活不了。这是电台到家里后,一家人饭桌上经常说的话”。

监狱“保险箱”
钮益惠的监狱生涯是从北京市宣武区自新路21号的北京第一监狱开始的。他至今津津乐道于监狱里的种种好处,“我们监狱长说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监狱就是我们那监狱。有外国人参观,待遇很好”。
监狱里面有个积极分子委员会,下面分生产组、生活组、文体组。钮益惠是文体组的成员。他自觉有天生的领导能力,好说会写能编,所以十分受欢迎。监狱里的人都说他过得很快活,但这种快活的条件是:“什么都不细想。”
他 其实也“细想”过。1959年,原定的10年刑期就快结束,但他自知“外面正是困难时期,出去肯定活不了”。于是,钮益惠在监狱内组织了一个“反革命暴动 集团”,要替父兄报仇,口号是“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行动暴露后,钮益惠自忖必死无疑,最终是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年之后又被改无期。钮益 惠说,从那时起他就麻木了,“反正怎么高兴怎么活着”。
母亲的探望是最令他难受的事。“1961年,我刚刚加刑。我妈妈从村里背着20多斤东西去 看我。20多斤东西,全是吃的,那时正是最困难的时期啊。从家里到监狱有一趟长途公共汽车,但母亲舍不得花钱,靠两只小脚走着来看我。见面后,她问我判了 几年,我说无期。我妈问,什么叫无期呀?我就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了,我就回去。妈就说,你快点改造吧,我在家等着你。我妈一切希望都在我的身上。你说这种 见面我能见吗?那天见完之后,我就跟我姐姐说,你千万别让妈来,不是我不想妈,也不是妈不想我。”
后来,他连三姐也不见了,也不再写信。“那时候,给谁写信谁倒霉。”
如今的钮益惠依然把监狱称作“保险箱”。“文革”开始后,北京的监狱全部外迁,钮益惠被转到山西一个矿厂服刑。作为年资最老的犯人,他开始带那些新来的犯人,因表现不错,他又获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
“保 险箱”外,是他后来才得知的惨剧:“文革”中,红卫兵们把家里糊窗户的纸全撕了,把煤球都踩碎了,他母亲最终在一个冬夜被冻死在屋里;大姐夫梁锡增被红卫 兵打成重伤,死在医院,其子也被整死;三姐钮汝铭作为特务老婆,头发被红卫兵剃光,每天挂着牌子被批斗,最终上吊自杀……

“我想死北京了”
1983年正月二十二,钮益惠48岁生日。就在那天的大会上,他被宣布减刑8年,提前释放。“太突然了,之前也没听说,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大会结束后,监狱领导把钮益惠带到食堂吃饭,建议他还是留在矿厂,继续带犯人。他没有答应,心里惦记着北京的亲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去天安门。“这么多年,我想死北京了。我在北京没有家了,只好上天安门去,照张相,告诉北京,我可算回来了。”照片里,钮益惠注视着的前方,是他离开之后才修建的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早已不是当初的样子。
照完相,刑满出狱的钮益惠穿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拎着个网兜,来到了北京大兴区亦庄镇羊北村,住在这里的四哥成了他唯一可投奔的人。
第二天,四哥钮益海带钮益惠去了老家通州垛子。物是人非,他在村里人的帮助下,找到了父母的坟地。
钮益惠觉得自己出狱后的运气相当不错。他最初住在钮益海家,做过汽车装卸工,也做过家具生意、牛羊肉生意,反正是“干什么都赚钱”。1987年,他还在村里买下了三间房的宅基地,不久后娶了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打工的肖方为妻。

到台湾讨个说法
钮益惠始终有块心病,觉得国民党欠他一笔债。他决定去台湾,找国民党讨个说法。
1999年12月,钮益惠向亲友借了几万块钱,从福建平潭出发,在海上漂荡了14个小时,终于在12月28日登上了台湾岛。
第二天,他按照朋友说的地址,辗转到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以下简称“军情局”)。“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叫我过两天再去,到时会有专门的人接待我。”
两 天后,一个叫胥继侥的人专门接待了钮益惠。“他一见面就跟我说:‘您来也白来,一分钱也拿不着。因为国防部有通知,他们要的证明,您永远也要不来。’他同 意让我领7个人的抚恤金,共2万1千美元,他还开了个条,让我找个有台湾身份证的人代领。我心里想,胥继侥已经承认我说的是事实,也就是说,我的身份合法 了,就想先去警察局呆着,他们肯定得安排我吃住啊。”
在警察局关押了两三天之后,他被送到新竹静庐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那里被钮益惠视作“天底下关押人的最残忍的地方”。
挨 打也是让人心惊的。“把你一人叫进屋,眼睛蒙上,四个警察一人一根电棍,分头打。打完之后,出去,有人问:‘有人打你吗?’要说实话,就又会被拖进去继续 打。”还有每星期一次的突击检查则严格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任何一个小物件,哪怕是吃饭时为方便剔牙留下的一小根骨头,被他们发现了,都要被一顿拳打脚 踢”。
在监牢里,钮益惠申请给军情局长写信,“我就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写了好几天,上万言,结果石沉大海”。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10个月。2000年9月27日,钮益惠最终和一批大陆客回到了大陆。
回到北京后,尽管当时打台湾的电话高达5块钱一分钟,他还是不断地给“立法院”打电话发传真。终于,“立法院”承认了他“烈士家属”的身份。
2001 年2月24日,轻车熟路的钮益惠再次到达台湾。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他首先去了中国时报社。一位叫林照真的记者接待了他,并且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发表 在《中国时报》上。后经林照真介绍,钮益惠见到了“立法委员”陈学圣及其助理陈以信。“他们对我很同情,说会想办法帮我要到那笔生活补助。”陈学圣受钮益 惠委托,将钮益惠带来的证明材料交给了“军情局”,包括1950年12月1日刊登有“国民党军统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被破获消息的《天津日报》复印 件、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原件、释放证明书原件。
在台湾等待消息的日子,钮益惠不想再去麻烦朋友,他在台北火车站的高架桥下找到了一个存身之所。为防止警察盘问时露出破绽,他装起了哑巴。
一天,钮益惠在高架桥下看到一个年轻乞丐,面前摆着一张医院开的残疾人诊断书,他把诊断书借来,拿到一个店里,将出生年月处用一小块白纸蒙上,复印出来,再在空白处填上适合自己的出生年月,再复印一次。就这样,他拥有了在台湾的“合法身份”。
两 个多月后,“军情局”方面终于有了回复,“本局为考量其兄遭中共枪决,为国受难属实,以殉难人员家属发给钮员一次济助金三千美元”,钮益惠也收到陈以信转 交的这笔钱。可他觉得,这与胥继侥当初答应的2万1千美元相差甚远,“一个在新竹生活困难的人,花了180块钱路费到台北申请救助,你说他符合救助条件, 却只给人家50元钱,这怎么能叫救助呢?”
陈学圣和陈以信劝钮益惠先回北京。由于他没有合法的身份,还是得通过大陆人民处理中心。这一次,是在宜兰。里面的待遇,和第一次在新竹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年九十月间,在台湾待了半年后,钮益惠再次被遣返。

“精神国民党员”
如 今,钮益惠和老伴儿住在租来的平房小院儿里。院门口,是他刚贴上不久的对联“国强民富心中乐,人和家顺财源旺”,横批“今年更好”。他总是那句话,自己 “什么也不缺”,家里两台电视,两台空调,“夏天倍儿凉快,冬天倍儿暖和”。那台“全村唯一的进口室内用水清洁器”,他更是一次又一次提及。
记者 走近小院,右边搭着一个简陋的棚子,堆放着各类杂物,左边的两间房,门窗都已破损,几根交错凌乱的电线,在房檐下晃动。靠南的房间里,除一张床、一张麻将 桌、一张吃饭的桌子和几把椅子外,再无其他家具。屋里光线不好,大白天也得开着灯。“书记照顾,我们用电都不花钱。”
钮益惠每月初都会收到来自北京市委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一成不变,告诉他关于起诉要回宅基地的问题,正在调查中。上世纪80年代买的三间宅基地,因为与人产生纠纷,为此,他从镇里开始告,一直告到北京市政府,至今已持续了8年。
钮益惠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凤凰卫视,关注台湾时事,他说,自己这是在“履行一个精神国民党员的责任”。
2005 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钮益惠到北京饭店,请工作人员转交要求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连战到西安后,钮益惠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您这一问题我回台 北后再解决”。几个月后,他接到国民党政策委员会的一份入党通知书,通知书上说“党章规定”不接受大陆人员入党,“这是为了大陆朋友的安全而定,但您这种 精神可嘉,所以今天通知您为‘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党员’”。
马英九竞选台湾地区“总统”成功时,钮益惠特意发去传真表示祝贺,并且收到邀请他去参加就职典礼的邀请函。
钮 益惠忙碌的另一项内容,则是不断地向“军情局”和“监察院”打电话、发传真,申请生活补助。2009年6月,他终于收到“军情局”发来的函件。钮益惠文化 程度不高,加上函件用字为繁体,其中又夹杂一些半古语的用词,他更“不屑于请教别人”,整整花了三个月,才明白上面的意思。他多次对函中所述自己曾“请求 返台定居及刑劳补偿”表示不满,他说:“我从没有说要去台湾定居,也没说要刑劳补偿。我就是生活困难,你给我点生活补助。”
钮益惠戏谑地称自己是“忠实的军统特务”,但在“军情局”来函上拒绝发放补助的理由写得很清楚:“钮员系前保密局民国卅九年敌后单位失事殉职同志之弟,非前保密局正式运用人员”,“且无法证实为我工作牵连之难”。
现在,大陆政府每个月会发给钮益惠和妻子各1030元的生活补贴,在租来的屋里,每天下午一点开始,他都会组织牌局,收取一定牌桌费。
摆在他面前最紧要的问题是,租住的房屋一拆迁,他就又陷入无房可住的境地。“虽然书记已经答应安置住处,但也说不准。”可他转而又说,他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对 钮益惠找“军情局”要生活补助,丁占营当着钮益惠的面,毫不客气地说那是“痴人说梦”:“历史上,对共产党而言,他是罪人;而国民党一方,也不觉得他是功 臣。如今,他脚踏国共两只船,到台湾说‘回家拿刀来了’,在北京又找共产党要房子。他对哪一方都寄予厚望,哪一方都没有给他回报。”
钮益惠把自己关心台湾时事上升到“为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做贡献”的高度,但丁占营觉得,钮益惠其实缺乏政治头脑,更谈不上有政治信仰。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打发晚年寂寞的一种手段。“我猜测,不管是台湾方面,还是这边的派出所、法院、市政府,肯定都腻死他了。”
钮益惠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向市政府要“属于自己的宅基地”,同时,在台湾找个律师,向“监察院”状告“军情局”,他说,“我会一直告,告到我死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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