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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英雄——纪念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2015-08-28 15:37:46) 下一个

2010年7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廖锦涛故居纪念室。廖锦涛遇害牺牲时,年仅27岁。


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汉子,手里拿着一条红头巾,一任泪水在脸上倾泻。在他的对面,一个刚烈的青年男人,早已哭得不能自持。待情绪略微平复,这个中年汉子说道:“他们不认这个烈士,我们要认,我们要记得这样的英雄。”。


这天的具体时间已经没有人能够记下来了,只记得是1940年9月左右的一天,地点是广东北部附近。之所以无法确认,是因为在场的两个男人,都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之后的几年内相继牺牲。


中年汉子叫张文彬,曾是毛泽东的秘书。青年男子叫廖锦涛,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富农家庭。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上尉组员,具体负责政工总队的工作。1936年,廖锦涛从广州大学毕业后,到澳门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是当时澳门爱国青年领袖之一。1937年8月12日,澳门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廖锦涛当选为理事会理事和宣传部副部长。(说明:第12集团军系1937年由粤系军队整编而成,总司令余汉谋,辖第62、63、64、65、66军,驻守广东省。)


1940年初,第一次粤北会战之后,廖锦涛带领12集团军政工总队,发动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协助作战;必要时还担任侦察员刺探敌情;火线上和连排长一起作战,仗打完了部队休息,他们还要调查伤亡情况、慰问伤兵、写战报;部队撤下来休养,他们还要向民众和士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宣传军民原是一家人。


慢慢的,老百姓从见到国军就避之不及,变成了军民开始接触,然后相互理解帮助,再变得团结起来。


不光对老百姓,在第十二集团军内部,这些政工总队的队员们出墙报、演话剧、教士兵识字、讲国际大势,受到了广大士兵和连排长们的欢迎。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没有乐器,摘树叶做哨子,几个碗装上水就可以做打击乐。名气大了,还经常去社会上公演。


虽然政工总队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他们却没有编制。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认他们,但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却不承认他们,也不给他们发经费。这些政工总队的队员们,既不是官,也不是兵;穿军官服装,却是士兵待遇;没有枪,每个人只有两三个手榴弹,个别的自己带条铁棍;最可怜的是女队员,很多都是十多岁的女孩子,才是上中学的年龄,粤军的手榴弹又特别大而且沉,男兵胸前带上手榴弹下面到胯骨,上面就快到肩膀了,女生带上都非常吃力,就别说扔了。


虽然军委会不承认他们,也不给他们发枪,但是日军是承认他们的,而且特地为他们开出了悬赏,每抓住一个政工队员,奖40元。
在战斗中,政工队员的伤亡是巨大的,本文开头红头巾的主人就是牺牲在粤北会战的一位政工队员,她的事迹奇迹般的流传下来了,但是她的名字却没能流传下来,今天的人们只知道她姓王,是广东省中山市的一位高三女学生。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伤兵,拄着枪,沿着山路败退下来,他很久没见过人影,很可能已经被自己的大部队抛弃,而日本人的追兵也许就在后面不远。他挣扎着前行,不愿意把自己的小命丢弃在这荒山野岭。突然,他听到路边树下有气若游丝的声音:“兄弟,我是(十二集团军第65军)187师的,原来是一个学生,是好人家的女儿,我已经走不了啦……我有手榴弹,没力气拉……遇上敌人……我就不得好死了……积积德……给我一枪……求求你……”。


伤兵不忍要带着她走。


女生告诉他,在上一拨中国士兵路过以后,好久才见到他,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中国人了。在他之前,最后见到的是两个中国兵。那时她销毁了随身的文件之后,已经没有力气动弹了,勉强挥动红头巾,有两名士兵发现了她。两个兵问她:“是自己人,你是哪个部队的?”。
女生用手在地上写了“187”。


两个兵说:“我们也是187师的,我们背你去医务所。”


女生摇摇头:“背着我,你们走不多远,也被日本人追上了……”她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胸口,做了个扣扳机的动作。


两个士兵不忍动手,正在这时,枪声在附近响起,他们把她抬到树下藏好,匆匆离去。一直到这个伤兵路过,这个女生才再次见到人。
伤兵大恸:“我们是同胞,如果你是我的姐姐,我下得了手吗?”。


女生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如果我是你的……姐姐,你能看着姐姐被日本人糟蹋死吗?”。


伤兵侧过脸去,闭着眼对着女生开了一枪。枪响之后,他跪在女生身边说了一句“下辈子,你就是我姐姐!”然后他用女生的血在自己眉心印了一个红印,砍下一堆树枝盖住了女生,带上那条红头巾和手榴弹,决然而去。


靠着身边不多的子弹和那颗手榴弹,这个伤兵从日军的包围中奇迹般突围出来,追上了队伍。追上队伍之后,他直奔187师师部,跪在地上一字一句讲述了他在路上遇到的这件事,并自请处决。


师部的人边记录边哭,随后上书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五军军部请封烈士,并把这条红头巾转给了负责政工总队的廖锦涛。


很快,军部给了回音,不批准为烈士,因为这个女生是政工总队的共产党员。


三个月后,廖锦涛在向上级张文彬(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汇报工作中讲到了这件事,两个钢铁汉子哭成了泪人。


张文彬,男,1910年出生,湖南平江人,1927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师从毛泽东学习,曾任毛泽东的秘书,曾任红五军政委,红七军政委,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是红军大学第一科学员,未完成学业就被调去在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1937年因广东地区地下党组织活动混乱,被派往广东整理安排工作。1940年6月担任中共粤北省委书记。同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张文彬调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与南委书记方方,一道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江西、琼崖、湘南等广大地区的抗日斗争。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警宪特大肆逮捕杀害中共干部和抗日群众。


1941年5月,廖锦涛代表第12集团军政工总队,下部队做抗日宣传工作,临行前带了一些反映东北抗联抗日活动的图书。6月12日到达187师师部,当夜被政治部副官扣押,扣押时出示了余汉谋的手令。第二天,廖锦涛被秘密押回韶关第十二军总司令部宪兵营,军法官宣布他的罪状是同情新四军为其辩护,并向政工总队散发红色书籍。一个月之后的7月12日,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宣布27岁的廖锦涛“自杀身亡”。【1941年1月爆发皖南事变,新四军9千余人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歼,新四军伤亡3千余人,被俘4千余人,突围约2千余人。】


1941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军警捣毁。新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接替已经调任南委组织部的郭潜),途经吉安一家旅馆时,被早已叛变的交通员李铁拐出卖。谢育才和妻子王勖(孕妇),被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逮捕。国民党特务进而假借谢育才的名义,写信给中共代理江西省委书记颜福华,将其诱捕。颜福华迅速叛变投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全部被捕。2000多名中共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行‘管制’。


谢育才入狱后(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谢育才的逼供诱降。中统大特务冯琦(中共叛徒,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亲自审讯,还动用了叛徒骆奇勋等劝降,得到谢育才一句“绝不放弃真理”的回话。敌人见劝降无效,又用儿女私情、骨肉亲情来胁迫谢育才。其妻子王勖入狱不久,即在监狱里生下一个男婴,取名谢继强。由于狱中伙食极差,王勖哪来奶水喂养孩子,每天只能嚼烂囚饭来喂养孩子。孩子体弱多病,骨瘦如柴,作为母亲的王勖,毫无办法,只能抱着孩子一起放声大哭。


为了胁迫谢育才,国民党特务以为孩子看病为由,将仅有半岁的小孩骗走,不再还给他们。这一切让谢育才肝肠寸断,但依然没有动摇谢育才的革命信念。他曾向狱中难友表示:“革命者为真理正义而流血亦心甚安!”。为了革命,他三次坐牢,十二位亲人被杀害,妻子、孩子跟着自己遭受牢狱之灾。而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42年2月,国民党特务计划前往广东捣毁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谢育才感到事态紧急,用假自首的办法骗取国民党特务的信任。2月9日,谢育才夫妇被押出集中营,软禁起来。4月29日深夜,夫妇俩趁一个看守外出未归,忍痛放弃未满周岁的孩子,跳窗越狱。到5月22日,谢育才夫妇行程1000多里,到达广东省,中共南委驻地,向党组织报警。南委紧急组织疏散撤离。


5月26日,南委组织部副部长郭潜,被中统特务逮捕,并迅速叛变投敌。叛变当晚,郭潜就带着国民党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5月30日,郭潜带着国民党特务赶到广东乐昌,把由香港撤退回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逮捕(香港已被日军占领)。随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批党员被捕。广东大部分县级以上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在完成了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受到徐恩曾的重用。


张文彬被叛徒郭潜认出遭逮捕后,被国民党用第一种国产飞机“复兴号”,押送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他早已身患肺病,入狱后,在国民党特务的残酷折磨下,病情日益严重。敌人以此要挟他,说只要他转变立场,不仅可以获得自由,还可以给他治病。张文彬严词拒绝,宣称:“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


与他一同关押的还有廖承志。在弥留之际,张文彬对廖承志说:“我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难过。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主席。”。

1944年8月26日,张文彬病逝于狱中,年仅34岁。当国民党军警清检他的遗物时,发现了张文彬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有四十七岁了(实际应为34岁),又犯(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了尽头,因而更是视死如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吧。”。


指认张文彬的叛徒郭潜,1948年7月,升任国民党特务机关——党通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大肆搜捕中共党员。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1952年4月,郭潜依靠打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特务,捣毁了中共台湾省委苗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郭潜也因此案而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1958年4月,郭潜升任国民党调查局副局长,是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首脑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1984年8月4日,郭潜死于台湾。


叛变投敌的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颜福华,解放前夕逃到了香港,一直活到1990年代。叛变投敌的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1949年南昌解放后,回南昌投案自首。1951年4月,在北京被处决。


谢育才夫妇在越狱时丢下的孩子谢继强,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庄祖方收养。解放前夕,庄带着孩子逃到香港。1950年,谢育才出任汕头市市长。广州市公安局进行策反工作时,与庄祖方建立了联系。经过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的同意,孩子回到了谢育才身边。不久发生“两陈事件”,广州市公安局因为策反工作,和逃亡香港的原中统特务头子庄祖方建立联系,被误认为与敌特勾结。广州市公安局正、副局长陈泊、陈坤受到逮捕监禁,开除党籍等严厉处理(两陈事件后来平反)。庄祖方也被逮捕(监禁多年后特赦释放,任江西省南昌市政协委员)。谢育才受到严重牵连。谢育才的儿子谢继强,1960年考入北京中国科技大学,但因为身体欠佳,1976年即英年早逝,年仅35岁。


张文彬有两个儿子,和前妻的孩子失踪了,和第二个妻子的孩子,被带往台湾做到教授,但直到老年也没有回到大陆认祖归宗。
这就是抗日战争中的历史片段。


当我们纪念抗日英雄时,也不应忘记那些背叛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叛徒。
那些混入党内的叛徒,假共产党员,其危害之大,足以摧毁这个国家的前途,危害所有中国人的切身利益。

 


中共叛徒郭潜,1909年生,祖籍广东梅州,中山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长征结束后,调入中央宣传部工作。1938年1月调往江西南昌,出任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项英为东南分局书记)。不久,经中共中央批准江西省委成立,郭潜先后任省委秘书长、书记。1941年调任南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张文彬)。1942年5月26日郭潜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随即叛变投敌,对中共南委机关、广西地下党组织,造成巨大破坏。

 


谢育才的妻子王勖与儿子合影,可能拍摄于建国后。


1960年前后,王勖与长子谢继强(1941-1976),在北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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