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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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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的血汗钱堆积起来的台湾人的辛福生活值得称道吗?

(2015-06-23 07:59:17) 下一个


   核心提示:一份资料说:当年蒋介石携700万两黄金跑到台湾。根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350万两的黄金,其 他是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黄金储量也从未到达700万两;抗战胜利后,据公开的数字,黄金储量已不到600万两——当然这 个数字是否准确也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挖掘。

 
  1948年底,预感到将要失去大陆的蒋介石,开始有计划地将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由于种种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黄金运台之事一直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它流于各种野史中,却极少见于正式史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教授吴兴镛开始了这段复杂而艰涩的调查。吴兴镛的父亲吴嵩庆曾担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15年之 久,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并不高,但是这期间所管理的军费在国民党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2/3以上。此外,在国民党政府最艰难时期 (1948~1949),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吴兴镛的调查,让我们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颇为特殊的历史事件。
 
  口述◎吴兴镛 主笔◎李菁
 
  浮出水面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美国留学,每年放假回台湾,我都去书摊上看看。我在台大读书时,有一位同班又同寝室的好友叫王尚义,他的妹妹王尚 勤与李敖相恋并生下一女。王尚义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时我会翻看被称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书,也想看看有没有关于王尚义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书摊上随手翻看李敖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一书,竟然在书中发现了一张我父亲的肖像,文章称我的父亲吴嵩庆为“蒋介石的总账 房”,让大家“别忽略这个人”,还说吴嵩庆是除俞鸿钧(注: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之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 物。
 
  李敖的文章让我意外之余,也有一些好奇。不过,那时候我的精力在自己的医学上面,对父亲的事情没什么兴趣。另外,黄金运台之事,在台湾一直是个禁忌话题,父亲在家里也从来不谈公事,所以我压根儿没有想过向他核实李敖书中所说之事。
 
  1990年,我在洛杉矶的朋友陆铿恰巧也在台北,有一天我请他到家里吃早餐,介绍他跟我父亲认识。陆铿以前曾任职国民党《中央日报》采访部 主任,对国民党的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别前他突然问我父亲:“可否请教一下吴老先生有关上海‘沦陷’前中央银行黄金运出的过程?”父亲迟疑了一下,但马 上断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90岁的父亲在台北去世。父亲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父亲保留下来的日记,从1946年一直写到去世的那个星期。91岁的母 亲将父亲留下的日记都交给我,让我带回美国。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公务员,他在日记中很少点评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个人情感,只是忠实地记下每天的工作。
 
  父亲的这些日记带回来后,我也一直无暇顾及。只是留意看了一眼,我当年离台赴美国的那一天,父亲是否记了什么,结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记录一天的公事外,一点也没提送我上飞机的事情。
 
  1996年,是父亲去世5周年,台湾《传记文学》邀我写一篇关于父亲的纪念文章。这时,我才开始仔细翻阅那些日记,我也渐渐意识到,父亲曾 经经历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写的《家父吴嵩庆将军逝世五周年纪念》一文发表后,还引起一些轰动,大陆的《参考消息》也转载了有关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 遍认为,这是这么多年来,两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黄金运台事,这些反馈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后,除了继续搜集资料,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寻访父亲的老朋友、老下 属。
 
  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蒋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记。得知这个消息,我几次从洛杉矶驱车赶到旧金山去看这 批日记,没想到在里面发现了非常关键的资料,之前很多的推测也得到了核实。蒋介石的这批日记里多次提到了“吴嵩庆”,也就是我的父亲,每次日期都与我父亲 的日记里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无论是父亲的日记,还是我走访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都是零散的、枝节的,蒋介石的日记让我看清了黄金运台的整个大脉络, 就像一幕剧一样,剧情一下子就清楚了。
 
  “预支军费”
 
  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父亲,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预算财务署”的署长,这一职位级别是中将。财务署以前的名字叫“军需 署”,抗战胜利后,在美国顾问团建议下,“军需署”改成“财务署”,其目的是希望将军费纳入到国家财政的预算体系,军队的开支由国家拨款给财务署,再由财 务署去中央银行支取这笔费用,由财务官发放到军队里。1949年9月,又改组为“预算财务署”,兼管军事预算。
 
  我后来看蒋介石日记发现,蒋介石对旧的军需系统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制的财务署,能与国防部与财政部协调,核算确实军队人数,清除国民党队伍中“吃空饷”的积弊。
 
  那时候,国共内战已经开始,父亲也很难按照原来的设想工作。战争机器一开转,国民党政府便要不断增加军费预算,父亲在日记里也记下,他一次 次开会追加财政预算之事,“中央银行已感觉吃力”。作为财务署署长,父亲那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给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饷与战费。父亲 1949年1月9日的日记记着:“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万。”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虏,而邱清泉已于前一日自杀。
 
  从1949年1月初开始,父亲的日记里开始频繁出现“中央银行”的字眼,也屡次提到财政部长徐堪、央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等人,似乎 是在商议什么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记里,父亲又提到他专程赶到上海,“与俞(鸿钧)、刘(攻芸)二总裁等洽办”,并“拟草约”之事。
 
  父亲的举动,在蒋经国写的《危急存亡之秋》一书里,得到解读。蒋经国在书里,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这一天的日记:“今日父亲(注:指蒋介 石)派我赴上海访问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这里的“现金”,就指国库里存的黄金和银元。父亲日记中所提到“草约”之事,也 与此相关。
 
  1948年底,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中内外交困,他更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而国库黄金是他“东山再起”的重要砝码。此 外,当时还有正在与中共交手的200万国民党军,包括胡宗南的30万精锐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挥不动。蒋介石不想放弃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觉得要对忠 于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们最终像邱清泉和黄百韬那样走上自杀之路。这个目标的实现也需要真金白银支持。
 
  蒋介石的计划是,让我父亲以“财务署署长”的身份,用“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黄金提出来“保管”。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 财政部长徐堪对此都犹豫不决,副总裁刘攻芸等人甚至公开反对。所以蒋石想出的办法是签“草约”,我推测,蒋介石是希望通过此举告诉央行领导人:“这是我蒋 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的,有什么事情你们不必负责。”为了在财政部、中央银行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妥协,父亲在日记里提到,他提议“先 支半数”——也就是国库黄金银元外汇的一半作为预支军费。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的身份仍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这笔军费的支出,应该说也算是合法的。虽然等到真正开始运输黄金时,他已不在台上。
 
  关于这一批黄金的运输时间,大概可以从美国合众社1949年1月21日这一天发表的一条新闻中推理出:“国民党政府昨晚深夜在外滩戒严…… 当时中央银行运出许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贵重的物资。据推测,这批箱子装的是金条等固体担保物。该行正将这批担保品运往华南某城市或台湾安全地方,据信国 民政府正将财宝南运,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
 
  现在看来,这一批黄金的运出,显然是在蒋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这一批90多万两黄金及大量纯银,一共151箱, 由父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交给海军,用海军的“昆仑号”、“峨嵋号”运输舰运的,先从上海运到厦门,存放在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里,也就是在现在鼓浪屿 岛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军攻破福州以后,这笔黄金才被转移到台湾财务署在台北信义路边上的保管库里。
 
  蒋介石显然为黄金转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出任厦门警备司令,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调任台北财支处主任,是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这样,黄金运输的整个链条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2007年,我特意从美国到厦门,想实地考察一下当年这条上海—厦门—鼓浪屿—台湾的运金路线。我跑到鼓浪屿的中国银行,找来了经理冒冒失 失地问:“你们的地下仓库在哪里?”经理回答: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没有地下金库,他也不知道原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哪。正在我沮丧之际,我后面出现了 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叶力,是一位建筑师。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负责把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打掉的。他带着我看了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原来仓库的位置, 现在建了个钱币博物馆。
 
  实际上,被父亲以“预支军费”名义转走的金银以及7000万美元,当时已引起国民党政府一些人的警觉。1949年6月1日,立法院还专门质 询此事。蒋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记写道“……幸有前财长徐堪与央行总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种现款,只有(值)二亿七千万美金,并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 报有四亿之多,更无七千万美金之逃避……”其实,有无“7000万美元之逃避”,蒋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会在日记里心有余悸地称“幸”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7000万美元的外汇,据李宗仁回忆,在蒋介石下台前,曾让国民政府拨1000万美元给毛邦初供空军在美采购,后来毛邦初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发生矛盾,卷款而逃,成为国民党政府在美国轰动一时的丑闻,当时我父亲还奉蒋介石的亲笔手令调查此案。
 
  启动黄金转移
 
  其实父亲与俞鸿钧、蒋经国以“预支经费”而转走的90多万两黄金,从时间上算,已是第二批。早在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就开始了第一批黄金转移。
 
  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滩全面戒严。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两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从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侧门走向海边,此时,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正停靠在黄浦江边上。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在巡航监视。
 
  这个情景当时被住在华懋饭店(注:今和平饭店北楼)的《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Vine)看到了。凭借新闻记者的敏 感,他断定挑夫所挑的那个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他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 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华商报》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转载了这条消息。
 
  黄金归中央银行所有,为什么当时却是从中国银行运出来的呢?我后来几次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实地勘探外滩,才终于明白: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和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
 
  因为运送黄金的行动极为秘密,国民党官方档案也绝少提及,那么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所报道的是否属实?如果属实,这一次究竟运走多少黄金?各种正史和野史,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历来众说纷纭。
 
  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了由费正清等主编的《总税务司在北京》一书,中国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LesterLittle) 在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 转移到台湾。”
 
  李度的文章后来被广为引用,他所说的80吨,相当于260万两黄金。而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回忆,央行的黄金实际上是分两次运的:第 一船次是12月1日深夜从上海运走了200.4万两黄金,由海军“美盛号”护航,直接由上海运到基隆。第二船次,57万两黄金和1000箱、也就是400 万块银元,是1949年1月2日凌晨由“美朋号”护送,在厦门登陆,后来转运台湾。
 
  运送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是美国“二战”后退役的猎潜艇。为什么要选择海关的船只而非军舰运 送,我推想,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高层已经认为海军不可靠了。因为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党 的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政府的海军共有90多条军舰起义,连这次护航的“美盛号”也在4月“投共”。因此,在当时避免用军 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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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millennium 回复 悄悄话 XYZ3 发表评论于 2015-06-23 23:37:42
300多万两黄金。台湾现在2000多万人口。 差不多6个人平摊一两。也就是每个人200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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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2015年的人?1950年台湾有2300万人?写得完全没有逻辑嘛。
chichimao 回复 悄悄话 老蔣不划算 搬金去台 大陸人骂 台灣人不提外來黃金 只提外來政杈 真不如喂狗
小人动口 回复 悄悄话 这点钱现在的大陆的大家族看不上眼。
XYZ3 回复 悄悄话 300多万两黄金。台湾现在2000多万人口。 差不多6个人平摊一两。也就是每个人200来美元。

chichimao 回复 悄悄话 欢迎去台灣各TV 報纸 微博大登 给大陸同胞看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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