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的愛國運動事件，其詳況已經由身經其事者屢次加以詳述，我其實已經去了法國留學，並未參預期中。本回憶錄既以我所親歷之事為主，故不再為之說明，而只在本節中略說其前因後果，「五四」之所以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者，因為這是當時北京少數學生，僅憑赤手空拳，遊行示威，並毆打了一個親日賣國的政府要員章宗祥，而竟掀起了整個中國各大都市的學生罷課與商人罷市，使北京政權為之低首，這卻是中國破天荒的政治現象！在遠因上說來，這是東西列強對我國多年來不斷侵略結果，我在前一章中已略微述及：全民因對外人侵略，含忿已久，然後才會在「五四」的愛國運動上，辦到全民一致的，公開的，有聲有色的，憤慨的示威來！在近因上說來，則在頭一年（一九一八）五月，留日學生數千人為反對日本寺內內閣與北洋政府密議中日軍事密約而引起了衝突，罷學歸國，實為次年「五四」反日愛國運動的導火線。是年七月，有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其發起人曾琦、李大釗等都是留日學生，故我在下節中當先述「留日學生救國團」的舉動。
「五四」時代的另一可紀的意義，是其前後所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前一個愛國運動與後一個文化運動之所以有關連者，還是同光以來的老看法：反抗外力必須適應西化。不過同光時代曾、左、李、張諸人所主張的適應西化，只是去學習西藝，不成功，乃有光宣之際的政治改良；又不成功，於是始有辛亥革命的實現。但在民國成立之後，軍閥主政而賣國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養己與醉生夢死也更有甚於昔日，故從「五四」之前一年又從政治改革轉向到了思想改造。
本來思想改造，也是社會現象之一，中國早已有之，並不自「五四」始。這裡所稱的思想改造，即是 在一社會制度久已成為定型時，其精神必趨衰落，而只餘形式的束浚?妒潜阌幸话嗳顺鰜硐蚱鋫鹘y挑戰，加以價值的否定，另樹新的作風與新的人生觀。在中國遠溯之，則魏晉的清談風尚，曾對漢以來的儒家禮法及其思想挑戰，而拋棄世務，專尚玄理。唐代的佛教盛行中土，也曾對中國倫理價值加以否定，另立教宗，改易世法，大為扶倫翼教的儒者韓愈所不滿；但其後佛家哲學，在宋明兩代，直滲入儒旨，而造成盛極一時的理學，其影響早使中國文化不是單純的而是綜合的了。再近溯之，則康有為與梁啟超之主張變法維新，乃是受了他們居近香港傳來的漢譯英國政經書報的影響；孫中山先生之主張創立民國，更很明白的是受了他久居異國，特別是法國與美國的思想。當戊戌百日維新，康梁主張確是改造了部份士大夫的思想，否則不會風動一時，而有為之效死的譚嗣同、唐才常之流；中山的革命主張，如果不發生思想改造的力量，也不會有那樣多的青年志士，前仆後繼，效死無悔，卒將滿清推倒，而且廢棄君主，建立民國。不過「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改造，其挑戰對象，乃是直指於中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家庭制度及其傳統的家族主義，要打倒人人家裡的那個神龕子，問題就比較前兩者為更來得大而且深入，其驚世駭俗，也比較要來得更為普遍！此胡適之所以至今尚為保守派在加以攻擊。
「五四」前後所流行的新文化運動，其首倡者自推陳獨秀與胡適兩人。陳獨秀所主辦之新青年雜誌，尤為先導。但在思想改造方面，如上述的脫出家族制度及其倫理思想，則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所發表的文字，比較陳獨秀更為有力。譬如民七（一九一八）的八月新青年四卷六號，胡適所主編的易卜生專號上，其易卜生主義一文，及其譯載的「娜拉」與「國民公敵」等篇，都給予當時及後來的青年人拋棄家庭以及婦女解放的影響至大！又有胡適在民八（一九一九）即;提出的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八個字的科學方法來，無疑的是使青年知識界不但不再去隨便信從傳統的人物及其學說，而且可使有志於學者去求所以自立之道。這些都非陳獨秀只是文筆勃茂，固多所主張，而大半衝動與籠統的篇章之所能及。總之，在陳、胡兩人所主張的自由主義與科學主義，具體言之，民主與科學（他們當時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在理論闡發方面，新青年雜誌中，胡適要算是主帥，而陳獨秀與其他作者只能算是偏將（後來陳單獨去主張共產主義乃使成為主帥）。今日我們去重翻新青年雜誌，即更能了然，「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亦為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都是取法西方，同是一種西化；而胡適究竟留美多年，能夠直接讀西書，並曾體驗西方社會生活，所以比之陳獨秀只去日本游歷過幾個月，要較為內行一些。（有人說，陳獨秀曾於一九○七至一九一○在法國留學三年，這個話是不確實的。我問過留法前輩李石曾先生，他最留心法國留學生事，他答我不確。陳獨秀並不會說一句法語，這是胡適之告訴我的；因為新青年出版之初，本名「青年雜誌」，其實在封面上印有一個法文字La Jeunesse，所以我才問詢陳獨秀是否懂法文，問了之後，才知道這是偶然用上。亦如張季鸞辦天津大公報，而在張季鸞之並非留法學生，而且不懂法文，更屬顯然。）
胡適對新文化特別有貢獻處，是其白話文運動。胡適在民七的四月，新青年雜誌的四卷四號上所發表的「建設的文字革命論」一文，其所稱的「國語的文學與文學的國語」，無疑的也是仿自西方，為西化之一種。他是有感於十四世紀以至文藝復興後期西歐所突起的「民間文學」（Popular Literatures）這一情勢而生反應的，當其意大利的但丁（Dante 1265-1321）放棄了拉丁文，而以他家鄉佛羅倫斯（Florence意文為Firenze故徐志摩譯稱翡冷翠）的口語來寫詩劇，創了先例；所謂國語文字（Vernacular Literatures）便隨卽潛滋暗長。文藝復興初期，拉丁文在學術著作上雖能佔優勢，但到十六世紀，國語文學大為抬頭，意、西、葡、法、英等國先後產生其各自的國語文字的名家及其傑作，成為不朽，而西歐的文言一致的國語文學終於代替了拉丁文。
當我於民七的八月到了北京時，白話文已成為當時青年知識界寫作的風尚，特別是去翻譯西洋文史名著篇章，給予甚大的方便，而在報上發表了出來。我在北京住了四個月，也受了白話文的影響，而從此寫作十之八九都用白話文；一直五十年來，無論作文譯書來發表，或教書編講義，都只用白話文了。我常設想著，假使沒有這白話文的運動及其流行得快而且普遍， 就以我民十三（一九二四）自法留學歸國，在國內各大學任教，教授西洋歷史與社會科學來說，要我去像嚴復或林紓那樣，咬文嚼字的，把西洋文哲的術語，用古典中國文字來傳譯講授，不但講者大費勁，而聽者也大費準備工夫，直成為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以上所分析紀述的新文化運動發端及其影響，在「五四」當時，固不能不推陳獨秀、胡適兩人實為先導；然而後來以自由主義及科學思想為標榜的新文化，竟成為國中主流（聽說孫中山先生在民八時候已認識到新文化的主流影響，而特令胡漢民、廖仲凱等在上海辦建設雜誌，以與胡適等人上下其議論，藉以引起青年知識界對國民黨的注意）；而其影響所及，在政治上乃直接有功於國民革命之順利進展；在文化上又間接的有功於中國今日這一點子能與世界交換知識的科學成績，則不只是陳胡二人之力，而是多數的在「五四」之後的二十幾歲的青年知識分子繼續扛著這桿新文化的大旗子，在社會、政治、科哲、文藝各方面不斷努力的結果。在這多數的青年知識分子裡，其中有較重要的一部份特別集中於民七所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中為會友，故我本章要以此會與五四為題，乃是有意指明其重要性之所在的。
留日學生救國團
談到「五四」的愛國運動，不能不先略述一下留日學生救國團；記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也不能不先及於留日學生於民七的五月在日本罷學歸國一事；因在事變因果關係上，後者對於前者都甚為直接與密接。原來民初，中國留日學生特多，數逾萬人。民七的四月，留日學生起而反對日本寺內內閣與北洋政府段祺瑞密訂中日軍事密約，有學生赴中國駐日使館質問公使章宗祥，與館員發生衝突，被日警拘去下獄者有七八人，一時引起學生的公憤，因有罷學歸國的醞釀。至五月三日晨，中日交涉條款公佈於日本報紙；四日晚，學生開大會於東京留日學生總會，多數主張罷學回國；於是五月至七月先後自日本罷學回到上海與北京者，竟有三千餘人。——這三千餘人中大半都是次年（民八）「五四」愛國運動中的激烈分子。
我在成都閒居無聊時，偶與在日本留學的曾慕韓（琦）通信，談到四川軍人據亂，民不聊生，使我無法安居，我打算出川赴法留學。民七的五月忽得慕韓自東京來信，約我早日赴北京。信中談到，日本處心積慮，要亡中國；中國此時，外患尚重於內憂，我輩必須喚醒國人注意日本的侵華情形，促大家起來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勾結。信中並表示彼即將回國，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七八月中可到北京，約我在北京相見。
但我八月到北京，慕韓適於前半月離開北京，去上海了。慕韓自日本歸國，即與同時歸國之四川學生王宏實，湖南學生羅季則等發起留日學生救國團，設總部於上海，並創辦救國日報。他將留日學生救國團總部設立之後，於六月中前赴京津，一則因自日罷學回國之學生有三千之 眾，恐其失學，他曾赴天津游說梁任公、湯濟武、蔣百里諸名流出而創辦大學，予以收容；但其目的未達，而回國留日同學先後分別插入北京各大學，成為民八「五 四」愛國運動的發動分子；這些人在日本東京時，就特別忿恨壓迫學生之章宗祥，故在「五四」時終於在趙家樓曹汝霖宅，捉住了章宗祥，飽打了他一頓。
慕韓赴京津的第二個目的，則打算設立留日學生救國團分部。因之歷訪其友人王光祈、周太玄、陳愚生、李守常等，商議此事。但京津在段祺瑞政府權力控制之下，環境不能容許留日學生救國團之活動。不過，在慕韓京津之一月訪友機會中（自六月中至七月底），便發起了大有影響於後來新文化運動之一個學會——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
這個「少中」學會的組織，發動在民國七年的六月下旬，而籌備會的成立，則在七月中；發起之後，立即開始接納會員；由發起人公推王光祈為籌備會主任，主其事；因光祈任事甚勤，會務發展甚速，網羅會員後來至一百餘人，其中大都不是平庸之輩，影響次年之「五四」運動固大，同時影響於中國此後的社會及政治也不小。這一百餘會員的的名單，留著在本章的最末一節再為列出。因為王光祈會友對此會的發起、籌備、釐定宗旨與徵求會員，皆有其比較特殊的貢獻，故述「少中」的發起，必須先談王光祈之見解及其為人。
少中的發起與王光祈
光祈字潤璵，四川溫江縣人。其祖父王澤山，在四川有文名，曾任四川總督趙爾巽家中教席，為趙所契重。光祈生而孤苦，寡母以手工所得，供其在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肄業，時在光宣之際，即與其同學曾慕韓、周太玄、魏時珍諸人相友善。分中校長當時為理學家劉士志；其學本於顏習齋一派，重刻苦力行，常勉諸生以即知即行，獻身國家社會之義。光祈畢業中學後，即出川北游，以趙爾巽與其祖父有舊之故，得於民國四年，在趙所主持的北京清史館任書記之職，同時也在北京民國大學上課，一直至民九赴德國留學為止。光祈既有家學淵源，又好書史，能詩歌；赴德留學，治音樂學理，得博士學位。但他家既窮，而又不願受人資助，在德國十餘年中，以擔任上海新聞報及申報駐德通信員所得，以及譯著稿費，來維持生活。譯著多至四十餘種，大半皆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其中有關音樂學理方面者，如 「西洋音樂進化論」，「西洋樂器提要」，「西洋音樂與詩歌」，「西洋音樂與戲劇」，「東西樂制之研究」等；在史學方面，則譯有「庚子聯軍統帥瓦德西拳亂筆記」，「李鴻章游俄紀事」，「庫倫條約之始末」等，多成為一時暢銷於國內之書。光祈悉心撰述，且生活過於刻苦自勵，於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病死於柏林，年才四十五歲。
我於民七的八月自成都到了北京，其時慕韓已返上海，幸其來信中有北京後王公廠回回營二號陳愚生同鄉的住址，我因得識愚生後，更得與光祈相識。時光祈開創「少中」會務甚忙，與上海及各地通信討論甚勤。我於九月加入「少中」後，因我甚閒，有時便助其抄寫函件等事。我初對光祈印象，即奇其與四川一般青年朋友不同，其身高而瘦，兩眼大而有神。他對朋友議論，撐眼直視而細聽，但他則不喜隨便發議論；不過每有所論，則必成片段，提得出結論與辦法來；「少中」的發起，即其深思熟慮之後，所提出的建議的結果。
據慕韓後來告我，當他到北京去活動留日學生救國團事的第一日，即晤見光祈，與之談及他的來意，光祈即向慕韓言道：「我有一議，思之已久，等著為你提出。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張，明明在反對段祺瑞，要在京津發動，障必大。且即使發起成功，也不過是一鬨之局，勢難持久。因二三千人一旦罷學回國，聲勢雖大，而其中大多是感情用事，以之而言救國，則辦法當不如是之簡單，我們皆在青年求學時期，救國最要在早做好基礎準備工夫，而準備功夫不外兩事：一為人才，二為辦法。但人才既不能求之於已成的勢力之中，則應早日集結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磨練，成為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建國種種實際問題的解決。至於辦法，也非淺識玄想，東寫西抄，便可以適合國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須每個同志都去增進自己學識，從事各種研究；而今日之研究學術，又必須本科學的精神，方不致流於空。
慕韓認為光祈這一席話，句句打中他的心眼。他數年以來，就注意在結交青年有為之士，以為根本救國之圖，得聞其言，方針大定，乃留之在陳愚生家共作長夜之談，將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宗旨與辦法大致決定。據慕韓日記，時為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夜。隨後數日，慕韓即與王光祈、陳愚生及張夢九、周太玄、雷眉生共六人，擬定學會名稱為「少年中國學會」，而其宗旨則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因陳愚生與李守常（大釗）其時相友善，而慕韓也在東京時認識李守常，故發起人又特約守常參加，於六月底，即由以上七人共同署名發起，並訂定公約為（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一併連會章印刷成冊， 分寄各地友好。
根據學會的宗旨「為社會的運動」這一義，於慕韓七月二十七日離開北京去上海時，七個發起人復聚於中央公園，商定：凡 加入「少中」會友一律不得參加彼時污濁的政治社會中，不請謁當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勢力，不寄望過去人物；學有所長時，大家相期努力於社會事業，一步一步來創造「少年中國」。如此則會章所規定之四項公約始有著落，即本會的實踐所在，方得明確。此一不得參加政治活動的主張，光祈且持之甚堅，故經大家推他為此會的籌備主任後，他立以此主張發表於徵求會員的發起書中。
在此發起書中，光祈寫道：「同人等願集合全國有為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以轉移末世風俗。……同人等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託空言也，故始之以奮鬥而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學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社會改革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勿為無意識之犧牲，宜為有秩序之奮鬥。……」光祈所寫這一段，說明所訂公約四項的意義，並不十分透澈；然而即此一段說法，可以窺見當時一部份知識青年在注重「自我規範」的人生觀，而且不贊成囫圇吞棗的便去信從何種主義以為革命的犧牲。（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澤東與蔡和森在長沙發起的新民學會，至一九一九年，毛也仿王光祈的「公約」辦法，為新民學會訂了「純潔」、「誠懇」、「向上」等字樣的公約，事見「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中。）光祈對「少中」努力的理想所在，一直是在培植國民的修養增進國家民族的修養這一方面。
雖其所見並不合時宜，而為當時由於破產而崩潰的社會環境所不能容許；然而其所見到的以西洋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發揚國粹，用以復興民族，我覺得比只是高唱「文化復興」的人們所見，還要來得深到一些，具體一些。因之我在這節述「少中的發起與王光祈」末尾，願意將他在民十三（一九二四）所著的「少年中國運動」書中的幾小段話寫在下面：『少年中國運動不是別的，只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我們的方法，計有兩種：甲、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乙、民族生活改造運動。 我嘗深思苦索中國人的性格，詳考細察西洋人的習俗，最後恍然大悟，中國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國古代的「禮樂」。由這種禮樂，以養成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 禮也者，小而言之，則為起居進退之儀；大而言之，則為處事待人之道。樂也者，小而言之，則為涵養性靈之具；大而言之，則為協和萬邦之用。我們中國人生活於孔子學說之下者數千年，而孔子學說又實以禮樂二事為其基礎。所以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與我國古代禮樂有至深之關係。中國的古禮古樂，誠然有許多不適宜今日的地方，而且簡單得很；但古人制禮作樂的本意，則千古不磨。我們現在宜用西洋科學方法，把它整理培植起來，用以喚起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們文化復興運動。……現在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真是簡陋枯寂得很！持與西人豐富而愉快的生活比較，為免相形見絀。我們推究其原因，不外兩種：一為無識，二為無業。要醫治此兩種病症則又只有普及教育與發展實業兩法，以完成我們的民族生活改造運動。』（王光祈的「少年中國運動」一書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存有）
少中的學術研究與社會活動
話要得說回來。「少中」發起後，由於光祈的努力，會務發展甚快；不到半年，便已在北京、上海、南京及長江流域各省都已有了會友。光祈乃於民八（一九一九）三月一日印行「少中」的會務報告第一期，每月一期，以便會友對於學術研究及社會問題等交換意見。到了是年五月，這一會務報告已成為會外人士都在索閱的刊物，於是一九一九年的六月又擴大之，改為「少年中國」月刊，公開發行。計自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第一卷第一期，每以十二期為一卷，一直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出到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每期內容可分兩部份：第一部份佔篇幅較多，為多數會友及一二會外人士所寫的關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哲學的論文或譯品。並且每每由會友集中討論某一個問題，便特出一期以至兩三期的專號，如婦女問題專號（一卷八九兩期），詩學專號（一卷十一期），法蘭西專號（二卷四期），宗教問題專號（二卷八期、十一期及三卷一期），相對論專號（三卷七期），以及討論本學會宗旨的專號（三卷二期、八期）。第二部份則為會務報告與會員通訊，通訊中也有長篇大論去述說個人人生觀見解與分析當時青年知識界所處的社會環境情形。——凡此皆足以見「五四」前、後中國各地及留學國外的知識青年做人為學治事及其對各種不同現狀的反應情況，並可以透視「少中」同人在思想上的開始分野，以至後來傾共及反共的兩類會友由爭持辯論，而各立壁壘，以至彼此敵視的經過。（可惜我年來在美並未將「少年中國」月刊搜閱得齊：在斯丹福胡佛圖書館得閱了幾期，後來在美京國會圖書館得閱一部份；但以紐約哥大中文圖書館所保存者較多，且皆製有縮影膠捲。）
此外，南京與上海會友合編出版印有「少年世界」月刊，於一九二○年一月一日創刊，但只辦了一年，是年十二月出滿十二期即停刊；不過次年六月又特出了一期的日本專號。「少年世界」與「少年中國」的性質不同，專門注重於應用科學與社會調查。其中所闢專欄甚多，如婦女世界、兒童世界、社會批評、地方調查、學術世界與世界之世界等專欄，且附有讀書錄、出版界、游記、雜錄等項。（此刊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存較多，國會圖書館亦有存。）為明瞭此刊的性質起見，特舉出其一卷 三期的若干題目為例：「工廠調查」、如鄒尚廉之「中國之瓷業」；「地方調查」，如楊鍾健之「陝西社會現況之一斑」；「華僑消息」，如左舜生之「今日馬來半島」；「學術世界」，如方珣之「美國群學會的年會」等篇。「少中」成都會友較多，因此也於一九一九年創辦有「星期日」週刊一種，出了五十二期。惜我這次在美各圖書館中尚未覓得該週刊存件。「少中」並於一九二一年開始出叢書，其初印行了我所編譯的「法蘭西學術史略」一本，隨於一九二二又出版了我編著的「法蘭西文學史」。其他會友們尚寫有書，出版於「少中」叢書中，現在我連書名都記不起來了。
至於「少中」同人的社會活動，可記者為王光祈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北京所發起的工讀互助運動，一時蔡元培、胡適都為文或助之鼓吹，或加以設計，竟促動當時北京、天津、上海的少數窮學生向工廠、商店去覓工作，而若干工商界的開明分子也曾特別為這類窮學生設備半日工作的位置；且開啟了窮學生留法、留美去半工半讀作法的先河，而王光祈也於一九二○年秋，便去德國半工半讀了。
「少中」同人在社會活動上比較發生意想不到的收效成績，是推動中國教會教育的改革。原來，在民十（一九二一）的六月，我在巴黎與周太玄會友合編了「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一期宗教問題號（下）之後，余家菊會友自倫敦來巴黎渡暑假，余會友是研究教育哲學的。我們兩人偶然談到國內教會教育甚為發達；天主教、基督教，以至新教的各派，都在中國各地辦有大學、中學以至小學。這類外國宗教家來辦教育，其目的都不免有一部份是為的傳教，而宗教信仰自由觀點上多少是各有其成見，這已與我們學會一向所主張的自由思想的教育有點宗旨不符。何況宗教信仰未有不排它的，如此一國之內的教育見解便要紛歧發展下去，則將來所教出的學生，就不說一定有教義宗派之分，而也難免忽略了中國文化與科學思想。因是我們兩人各寫了幾篇文章，合著一冊「國家主義的教育」，也列為「少中」叢書，在民十二（一九二三）秋，由上海中華書局印行出來。初不料這一冊書卻引起了「少中」內外的朋友甚大注意，特別是在南京東南大學讀教育系的會友，他們便因之發起了「國家教育協會」，大肆鼓吹，從事向國內教會學校收回教育權的運動。後於民十三（一九二四）的十月，全國各省教育會聯合會議在開封開年會，竟通過了「教育與宗教實行分離案」及「取締外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案」，因是收回教育權的主張，便成為全國教育界的共同趨向了。
當時曾有人議論到，李璜等人本是受過教會教育的；因對於其所受的教會教育未能滿意，故爾有此主張。這一種說法，其實是似是而非的。我們之所以主張收回教育權，完全是本於正面的意義，要求國家教育自有它的因時制宜的宗旨，而不能任由外國人或其教會，因其國別不同或教派不同，而各異其在中國辦學的方針。因為「少中」的收回教育權的運動，是主張教會在中國所辦的這多間大學以至中小學，要與我們國家教育宗旨相應相融，不能一時放任之。我 們並不是要將所有外國教會在中國所辦的學校予以沒收，而是要所有教會學校：第一、不能專以教育為其傳教的工具；第二、不能違背我國家教育立國之宗旨；第三、不能在本校以內排斥異端，而妨害自由思想與自由講學；而最後結論到，國內的任何教會學校都必須向我國政府立案，由教育部或教育廳加以監督；最好能聘請中國學人來當校長，且教授不要限定只是外國傳教士而應多聘中國學者。——這些主張在後來幾乎全部實現，而國內的教會學校因之也大有進步。
我對李大釗會友的印象
因為李守常在「少中」裡，對少數會友宣傳國際共產主義，初而引起北京及上海部份會友之不滿，繼而巴黎會友通信與之爭辯，特別是會友曾慕韓既反對共產主張，認為不適中國國情，又反對莫斯科的第三國際，認為是蘇俄的侵略陰謀，與李守常往復通信，形成筆戰；李始終堅持「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認為慕韓動稱蘇俄詭計陰謀，乃係「肝火太旺」之故。此類反脣相稽的話，俱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二三卷兩卷會員通訊錄中。因此「少中」由學術研究性質而變為政治活動主張之爭，更由政治主張之爭而終致此會之分裂停頓，實由李守常開其端。而李也在「少中」會友裡拉去不少的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如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劉仁靜、張聞天、沈澤民、黃日葵、楊賢江等，皆中共成立初期的最活躍分子，李守常也因此而坐了中共暗中結合的第二把交椅，僅在陳獨秀之下，有「南陳北李」之稱。
其實，李守常在我個人的印象中，不過是一個官僚型人物而已。在民七（一九一八）的九月開始，「少中」在北京的會友每週必聚於陳愚生會友家中一次。愚生為標準的四川人，好吃，好客，好高談闊論，故每會必備菜留餐，討論會務後，會友聚餐，隨便談論，彼此因之甚為熟悉。守常生得儀表不錯，身長面白，留有兩撇鬍子，河北話說得乾淨而響亮，對人接物，皆有一定分寸，並不使人討厭。我初在愚生家於九月中晤見他時，揣其年歲必要大我十歲以上， 三十三四歲的樣子，慕韓於民七由日本歸國的雜感詩中，有「詩伯數青蓮」一句，下註李大釗；但我未能讀到他的詩作，不過字卻寫得不錯，八行很漂亮，一筆行書，頗有閣帖味道，用松煙墨寫在宣紙信箋上，甚為奪目。
其時在愚生家聚談之會友不過七八人，在十月中，纔由李守常介紹毛澤東加入，成為座上之客。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們聯餐席上，開始稱道俄國的共產革命，認為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要有意義得多，因為在俄共主張上，還有精神照顧到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上，而中國革命的前途，要採取西方的策略時，則最好去學俄國共產黨。守常向我們發表這類議論時，王光祈曾當面駁過他兩次，光祈認為，各國有各國的國情不同，中國的革命前途，固不能照著法國大革命去做，同時也不必要去學俄國共產黨的作法。
光祈這一反駁的話，並未能折服守常，其時守常已在新青年雜誌的五卷五號上，發表了「布爾失維克主義的勝利」一文，恭維俄共這一勝利，乃是「人道主義精神與被武力及專制壓迫下的所有各地人民的勝利」。無疑的，守常這一說法，乃是從陳獨秀那裡轉販出來的，我們只要去一翻新青年雜誌，陳獨秀的前後議論文字，便知道，李守常發表這一議論之前，陳已從鼓吹法國革命，而轉向稱讚俄國革命了。守常究竟只是一個老北洋法政學校畢業生，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時，又已參加了同盟會，性好活動，並非留意理論的學人；且其對西方的知識基礎，也不及陳獨秀遠甚。因之在守常這篇「布爾失維克主義的勝利」文字裡，對馬克斯主義及其唯經濟史觀等等皆無了解，而以「人道精神」及「反抗專制」的說法，來向當時我們在愚生家中聚餐的「少中」少數同人說法，及今憶之，乃是守常當時並未了解俄共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的內容的。
因之美國學人對中共的起源好作詳細研究者，對於李守常這篇「布爾失維克主義的勝利」及其繼續發表於新青年雜誌六卷五號的「我的馬克斯主義觀」，都曾加以分析其中的思想。如在史華爾滋的「中共與毛的興起」（Benjamin I. Schwartz -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1951）書中十三頁至十七頁，就認李守常以至陳獨秀，彼時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但其想法可以附和於列寧的聯合世界被壓迫民族，以及反抗殖民帝國主張而已。尤其是麥斯侖爾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斯主義的起源」（Maurice Meisner -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2）的論文中，認為李的「布爾失維克主義的勝利」一文，其熱烈的對俄革命表同情，作者並無其中有任何無產階級的意識存在，而是專注在中國政治的革命目標上面。（卽中共出版的「五四時期刊物介紹」第一集），其批評李大釗當時思想也如上見解。（見本集P. 250-251）
我之所以要在這裡把李大釗初期贊成俄共革命的觀點略為分析一下，因為毛澤東曾親自對史諾（Edgar Snow）說，「他於民七至民八，在李大釗指導之下，曾很快的向馬克斯主義轉變」。（見史諾的「紅星照遍中國」原文中一四○頁）但在那個時候，老師李大釗的馬克斯思想尚未入門，而學生毛澤東所受的指導，其為得要領，可以知之。
我又何以證明李守常是官僚型人物，除我於民七親身接觸所得的印象外，有兩事足以證實之。一為李守常曾將對俄國共產黨的代表介紹會見吳佩孚，後來演出了一幕鬧劇。俄國由來利用中國的內憂外患，而在中國來渾水摸魚，已成慣技。史太林最先派人來勾結實力派，是看上了吳佩孚的。民九之後，吳佩孚曾虎踞洛陽，一時聲勢甚大，史太林的代表胡定斯基（G. Voitinsky）就由李守常於民九之秋介紹去了洛陽；因其時吳的政務處長白堅武與李同鄉同學，故胡定斯基策動李，透過白，而竟接近了吳佩孚；並說動吳組織鐵路工人工會，以便利其用兵。吳竟然上了俄共之當，而聽任共產黨人去組織鐵路工人。但不久，工人即以罷工要挾吳，而被吳派兵解散長辛店等處的鐵路工會並殺了一二為首暴動的工人。李守常拉共產黨人去與軍閥合作，明明是投機主義的行為。這那點像信奉主義的書生（論者多稱陳李皆係書生，陳獨秀庶乎近之，而李則不類）！故我說他是一官僚型人物。
其次李守常之名其初並不大著，而是在民十三（一九二四）的一月，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討論聯俄容共問題時，他公開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言，方為世人所注意。李在大會說：『第三國際共產黨之加入本黨（案指國民黨），係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綱，參加國民革命；絕非企圖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此一聲明為國民黨老幹部鄧澤如張繼謝持所認為是「欺人之談」，而李守常當時發言的內心中，也何嘗不自己明白是欺人之談。——這種當騙子的代表職務，又豈書生之所願為！
我與毛澤東在民七往還所得印象
我於民七的十月至十二月，在北京會見毛澤東不下十次，但我對他的印象不及對李守常的明朗。因為毛在那時的友朋聚會中，甚少發言，但偶一發言，則衝勁甚大，且相當的堅持其見。
記得是年十月中某日午後，我從北京東安市場出來，向金魚胡同轉彎時，迎面遇見光祈同一個黑而瘦，身子比光祈低的青年人，光祈為我介紹，這是毛澤東君。在幾日之後，我即在愚生家與毛同席，因他已由李守常介紹，加入了「少中」；從此在愚生家的每週聚會，毛必在座。
毛澤東那時似乎有意去法國留學。因為他第二次會見我時，即曾問我，法文好學不好學？我答他，如果有英文根底，學起來就比較容易些。那時我正被李石曾先生拉我去北京留法預備學校教初級法文；我因約毛來旁聽一下，便知道難易。毛在談話第三天，果然來學校旁聽過一次，但後就未再來聽了。
據我數次與毛接觸的印象，其性格可能成為一個革命的實行家，而不可能成為一個理論的思想家。因為光祈隨時與新加入的會友單獨長談，我曾問光祈，毛澤東不大發議論，彼以為何如人。他答道：『此人頗重實踐，自稱慕顏習齋之為學主實行；毛曾告我，顏習齋研究防胡兵事，常周遊長城至千里之遠；而他本人為證明洞庭湖是否周延八百里，也曾步繞湖邊，走過一遭』（這個步繞洞庭的故事，毛後來到上海又曾與左舜生兄談過，可見這是他自己認為得意之作。）
且我曾親見毛之舉措，有兩事，足以證明毛性衝動而重實行。「五四」之前，北京上海學生界已開始提倡「工讀互助」這一件事。在民七之冬，我們也在聚談「少中」會務後，便討論起來：窮學生要如何的去半工半讀法，要半天作工，半天讀書，究竟應該選擇那類工作去做？而且讀書是自修或是還要去進入學校？進入學校，又要作工，是否來得及趕修許多必修科的課程？諸如此類的研究，大家在愚生家用餐時談論過兩次。在第二次討論時，毛澤東忽然發言說道：「不要只是說，讓我來試行一下！你們諸位把換洗衣服都交給我來洗，無論大件小件，一個銅子一件；三天後交貨拿錢如何？」座中無人回答毛的話，而陳愚生太太在旁笑道：「我纔不交與你去洗哩。你們這些斯文男子，是把衣服洗不乾淨的啊！」光祈見毛很難為情的樣子，接著說道：「你明天來拿我的衣服去洗罷！看你洗得乾淨麼？」後來光祈告我，果然毛澤東曾拿他的衣服去洗過一次。
至於第二事，則因李守常請我們幾位會友去米市胡同吃烤鴨，毛澤東吃得過多，回家肚子痛，睡不成，便一時衝動，半夜寫篇短文，主張暗殺軍閥；投稿於一個留日學生們所辦的小刊物；編者也胡塗的便照登出來。這一來，引起大麻煩！北京軍警便將編輯人捉去，而追究主持人陳愚生與寫稿人毛澤東；陳毛兩人逼得立刻逃往天津租界。後由李守常託人向軍警當局緩頰，說這是年青人一時衝動亂寫出來的，並無蓄意，不足重視。那時北洋政府對於言論本來還比後來放任得多；在「五四」之前，對於青年學生的言行，也不大重視；此事纔馬虎過去，而毛澤東同著陳愚生又回到了北京。 ——此事事後還曾引起上海會友來信責難，認為本會會友目前不應輕言政治的行動主張。
據上面我親見的兩事，就足見毛澤東的性格與其為人。那時他已是二十五歲了；因被環境所限，故他讀書不多，而中西學識的根底那時都很差；但其頭腦之欠冷靜，而偏向於實行一面，這是給我印象甚深的。所以他一聞李守常之說，對於俄共的理論及其實際，李都還沒弄清楚，而毛便自稱「受李領導，而迅速的向馬克斯主義轉變」。其實，毛既不懂外國文，而那時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都還未譯成中文（這本小冊子是次年一九一九才由陳望道初譯出來，在上海印行的），他又何能了解馬克斯主義，而向之轉變呢！毛也自承，他在一九一九年冬，方才在上海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同時並向陳獨秀請教過。據史諾所述，毛對史諾說：「在這次會見陳獨秀，無疑的是他這一生最重要的時候。」（見史諾的「紅星照遍中國」書中一三九—一四○頁）但毛在會見陳之前，毛已曾回長沙辦週刊，宣傳共產主義，其刊物名叫「湘江評論」，於一九一九的七月創刊，只出五期，八月中即被封禁。
我於民七（一九一八）十二月十五日離開北京，去到上海，在上海沒有住到幾天，便搭法國郵船赴法國留學去了。但我在北京見著李守常與毛澤東，他們並未了解俄國及俄共革命的情形，就這樣或想利用或憑衝動的宣傳起來，我認為甚為危險。因此我在上海臨行前夕，寫了一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書，寄與北京王光祈。在信中，我曾批評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的學說以及馬克斯所提倡「工人無祖國」的世界革命曾行之無效；並且認為俄共十月革命，甚為殘酷，盼「少中」同人善為擇別，不宜盲從云云。此信被光祈發表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一期上，我早已忘卻。不料中共在大陸出版的「歷史研究」一九六五年五月號上，有李義彬作的「國家主義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反動活動」一文裡，清算國家主義派，而首先及於我，把我這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的書信提了出來，他說：「早在一九一九年初，馬克斯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時，李璜便惡毒的攻擊馬克斯主義，反對中國人民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並誣蔑社會主義是一種『假道德』。胡說馬克斯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十九世紀歐洲無產階級的同盟罷工，不知連累了多少平民。」（案李所指的『胡說』係我所說的一八四八的巴黎工人革命與一八七一的人民工社事件，李並未了解到。）李並接著說：「李璜惡毒地誹謗偉大的十月革命，說它是彼此相殺，鬧得無有人道了。他希望中國不在蹈一八四八年和今日俄國社會革命的現象。」作者李義彬在這大段話後，「註」明見李璜「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載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一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印行。
總之，我反對馬克斯主義與俄共革命甚早，完全係根據民七在北京所閱之法文書報，憑理性判斷的結果，而不像當時毛澤東並未有研究，而只憑衝動，對馬克斯主義一知半解都還說不上，便敢於回長沙辦刊物宣傳了起來！
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名單
我在前面曾言，「少中」發起之後，網羅會員後來至百餘人，其中大都不是平庸之輩，影響次年「五四」運動固大，而影響中國此後的社會與政治也不小。茲將會員名單，據自己記憶與函詢在香港台灣現尚健在之會友，共得一百零七人之數。為醒目起見，特分成四個行列，將之編排起來：一為「少中」的發起人七位，二為有中國青年黨籍者十四位，三為有中國共產黨籍者十三位，四為在學術事業界者七十三位。（在第四行列對學術事業有貢獻者，其中有人或多或少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係， 因我未能一一考得明確，故只好從略。）且對於所列會友的別號與籍貫，也就所能記憶者，則一併註出之。
（一）少中發起人七人
王光祈（潤璵、四川），周太玄（名「無」，四川），雷竇菁（眉生，陝西），陳淯（愚生，四川），曾琦（慕韓，四川，有中青黨籍），李大釗（守常，河北，有中共黨籍）。此外：
（二）有中青黨籍者十四人
李璜（幼樁、四川），左舜生（學訓、湖南），何魯之（四川），余家菊（景陶、湖 北），陳啟天（修平，湖北），魏嗣鑾（時珍、四川），彭舉（雲生、四川），劉正（泗英、四川），楊永浚（叔明、四川），楊效春（浙江），曹芻（漱逸、江蘇），黃玄（仲蘇、安徽），陳登恪（江西），金海觀（曉晚、浙江）。
（三）有中共黨籍者十三人
毛澤東（潤之、湖南），鄧中夏（名「康」、又字仲澥、湖南），張聞天（江蘇），黃日葵（廣西），劉仁靜（湖北），張申府（崧年、河北），楊賢江（英甫、江蘇），惲代英（湖北），趙世炎（四川），鄭伯奇（陝西），高君宇（陝西），沈澤民（江蘇），侯紹裘（江蘇）。
（四）學術事業界七十三人
田漢（壽昌、湖南），李家祥（劼人、四川），許德珩（楚僧、江西），周炳琳（枚蓀、浙江），周佛海（湖南），康白情（洪章、四川），易家鉞（君左、湖南），李思純（哲生、四川），宗白華（之櫆、江蘇），方珣（東美、安徽），陳寶鍔（劍翛、江西），芮學曾（陝西），雷國能（人百、四川），謝循初（安徽），袁同禮（守和、河北），吳俊升（士選、江蘇），涂開輿（湖北），梁紹文（廣東），徐彥之（江西），蘇甲榮（演存、廣西），孟壽樁（四川），王克仁 （貴州），邰爽秋（江蘇），王崇植（受培、江蘇），惲震（蔭棠、江蘇），沈怡（君怡、浙江），沈昌（立孫、浙江），吳保豐（江蘇），穆濟波（四川），易克嶷（湖南），盧作孚（四川），雷寶華（孝實、陝西），舒新城（湖南），段調元（子爕、四川），羅世嶷（沅叔、四川），楊鍾健（克強、陝西），朱鏡宙（鐸民、浙江），沈懋德（山東），鄢祥禔（公復、四川），陳平甫（南京），楊仲榆（浙江），王德熙（四川），李儒勉（江西），張明綱（四川），阮真（樂真、浙江），劉國鈞（衡如、江蘇），倪文宙（哲生、浙江），古楳（廣東），趙叔愚（四川），李珩（曉舫、四川），胡助（少襄、四川），朱自清（佩弦、江蘇），湯元吉（江蘇），周曉和（四川），常道直（導之、江蘇），劉拓（泛弛、湖北），汪奠基（安徽），唐啟宇（江蘇），陳政（仲瑜），蔣錫昌，湯騰漢，章一民，劉養初，惲代賢（湖北），羅元愷（舉白），黃竹華，趙曾儔（壽人、安徽），唐愨，李祚利，張滌非，陳道衡，章志，趙世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