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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亦忍亦纵忍多纵少的人生--曾国藩之累

(2005-06-22 02:21:37) 下一个
作者:刘汉俊   拂却纷繁缭绕的历史烟云,我看到一具爬行在封建文化悬梯上、疲惫不堪的骷髅。   本文开宗明义,绝无为曾国藩翻案之意。   作为竭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臣,他脸上的烙印是铣削不掉的。作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杀人如麻尸山血海,满手腥秽是洗刷不掉的。但是,这位生于清嘉庆年间(1810年),显赫风光于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的中国晚清社会“第一名臣”,却以“立功”、“立德”、“立言”昭著于世,被传统文人仕子尊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作为著名的岳麓书院的学人弟子,他继承了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师崇程朱理学,倡导湖湘文化,又身体力行“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先躯。他的身上,附着了厚重的封建礼教色彩和传统道德观念,是一位集传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之大成的代表人物。看曾国藩,不能忌言他的文化色彩和文化价值。说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忽略其代表人物。即使是有定论者。   曾国藩出身于寻常的耕读之家。从圣人曾参排下来,他是第70代,残香余火,不甚旺盛。这意味着曾国藩的起点并不高,但也有遗风可袭。二十四岁那年,曾国藩到京师会试,一试不中,再试又爽。二十八岁及第,在翰林院谋一抄抄写写的小职。位卑言轻,谨小慎微,官运未曾腾达。生活有些窘迫和局促,常常不得不央人到扬州去买廉价书。进京七年之后想回家看看,但囊中羞涩,且心忧人走茶凉,饭碗没了。拮据与艰难,落寞与飘零,从他的一首诗中可管窥:“好栽修竹一千亩,更抵人间万户侯”。虽有诗意和情调,却不难读出他的失落与凄凉。栽竹不成的曾国藩并不寂寞,他遍览史书,学识精进,还结交了不少皇亲国戚、重臣显贵、名学硕儒、文人士子,尤其是拜理学大家倭仁、唐鉴为师,令他终身受益,为日后的建功立业和逢凶化吉建立了广泛的支持系统和人际网络。   1852年,曾国藩官拜兵部左侍郎,算是事业告成了。不久,他外放江西任乡试正考官。不料在赴任途中接到丧母的噩耗,赶紧掉转马头回家守制。这也让好不容易爬到一个高处的他滑了下来,并就地转了一个圈。走长江、入洞庭,千里奔丧之路颠沛流离,出惊入险,让他威风丧尽,斯文扫地。威风也好,斯文也罢,都是需要背景衬托的,一旦少了权杖的支撑和风雅的附庸,谁都不过是一介江湖浪子或凡尘俗人。但从庙堂到江湖的位置转换,让他既忧其君,且忧其民。   求学求官,从文从武,注定曾国藩一辈子都要趴在悬梯上,上上下下疲惫不堪。只有在荷叶塘为母亲守制的日子,是他一生中片刻的宁静。虽然哀肠百转,但这位曾氏家族的光彩人在给全家带来荣耀的同时,在天地万物亲情之间找到了身心的憩园。远离官场竞斗和繁文缛节,摈弃市声嘈杂和往来应酬,亦无案牍之劳形。儿时玩耍的场景,读书时的记忆,亲伦的缠绕,辣呵呵的湘菜,乡野村舍里的腐儒学究,倾慕已久的圣贤遗作,都让他经脉松弛,神游八极。但是,一朝为臣者不可能有一颗真正意义上的平静心,曾国藩笃定成不了闲云野鹤。回乡不久,揭竿于中国西南部阡陌之间的农民起义,如狂飙烈焰席卷到湖南,清廷地方政权败势如摧枯拉朽。曾国藩尽管孝义在身,但在朝廷的敦促和众人的苦谏下,不得不移忠作孝,墨出山,与太平军作起战来。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曾国藩办起了团练。这本是一群只会薅草插秧拖竹排的乌合之众,还不如当今的民兵组织,顶多不过是预备役部队。但是在曾国藩的调教训练下,迅速形成原发的、有组织的战斗力。其锐力逼人,不逊于正规部队的精锐之师,让绿营旗兵等官军相形见绌。从团练初办之日起,曾国藩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就与湘军命运相连,荣损与共。当团练壮大成湘军,从犬牙交错的急流险滩中拼杀出来,控制了长江沿线,立即被朝廷视为救命的刀把子,挥杀冲刺,不惜锋卷刃折。曾国藩本应轻装上阵策马挥戈,但是官场上的昏溃、贪婪、腐败、无能、虚伪、嫉妒、掣肘、陷害,使他不得不疲于应付内耗,练兵习武和统兵打仗的精力十不及一!正是在这种砥励中,他坚韧不拔,意志如磐,有一股咬定青松不放松的精神。每遇困厄屈辱、劣势惨境,每遇损失折将甚至牺牲了亲人、爱将,曾国藩总是咬牙立志:“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声声见泣见恨,字字斩钉截铁。   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初战即败,再战又败,狼狈不堪,两次跳江亡命。即使是在战绩辉煌之时,粮草、军饷、辎重、奖赏,仍事事时时牵制他,随时都会因触及地方官僚的利益和败露一些人的劣迹而举步维艰、前功尽弃。朝廷的狐疑和责难,满蒙皇亲的排汉势力和恐惧心理,使他身边线人密布,暗哨林立。危楼既倒,一木难支,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时常感到自己是戴着镣铐跳舞。封建体制的弊端丛生,帝国王朝的行将坍塌,外忧内患,民不聊生,祸害四伏,举步维艰,国势走向衰微的末端,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正酿起于青萍之末。 曾国藩具有极其复杂的多面、多层性格,具有多重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但无论位居两江总督,还是官至直隶总督,曾国藩总是性情不改,矢志不移。对朝廷,他肝胆涂地忠昭日月;对朋友,他诚实守信义薄云天;对家人,他老老幼幼孝感阴阳。论文,他才高八斗满腹经纶;论武,他挥兵点将纵横捭阖。做人,他力奉圣贤;做事,他克勤克俭。论谋略,他能掐善断,胸藏万千丘壑;论相人识才,他驭人有术,不拘一格广纳群贤,善听谏言忠告,身边谋士密友如云。用人善从其优,顺我者以长补短、以功掩过,逆我者用其所长、以过 克功。对忠勇壮士,他烈马佩金鞍,宝刀赠英雄。对儒道贤达,他以奇文共赏,珍品相送;对爱财之徒,他散尽千金,慷慨大方。他治军练兵,力奉封建礼教思想,以“忠义血性”育人,训练出一支能吃苦不怕死的湘军。他整饬吏治,奖掖忠勇,团结了一批德才之人。正是曾国藩身上的这些闪光点,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形成了一套道德规范,局部地、暂时地、浅层次地制止了晚清颓废风气的急剧恶化,晚清中兴之业,曾国藩功不可没。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正缺少了一位像曾国藩这样自省自律的儒将,缺少了坐天下守江山的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他在道德修养方面提炼的理念,如闻过则改、戒骄戒躁、勤俭刻苦等,融入并形成了湖湘文化,对包括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内的三湘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驾驭权术,曾国藩以文对文,以武压武,以文降武,以武制文,文武之道机关算尽。他一方面尊圣内省廉洁自律,一方面又厚饷养兵,默认甚至纵容部下打家劫舍滥取豪夺,一场恶战下来,湘勇们沿长江送回湖南老家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如山如海。为巴结讨好朝廷要员,他不惜以珍品重金行贿。他奸诈多疑,诡计多端,阴气逼人,杀人如麻,枉戮无辜,有“曾剃头”之绰号。他力图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至,把自己的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淋漓尽致,但又深知水满则溢,月盈乃亏的天常,心存“求阙”、“惜福”意识。这种欲舒却卷,且展还藏的心态,焉能不累?   他大概厌倦了官场险恶宦海诡谲,骨子里想做一个“道德完人”。考究了历代宦官之家兴衰史之后,曾国藩精心营造一种滋润子嗣、泽被后世的家庭家族文化。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子侄门,勤俭持家,不可骄奢淫逸,当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猎”八字为本;“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意思是说,即使一人独处,也要严格要求小心谨慎,不妄取妄为;要有一种敬重严肃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要有一副仁爱慈善之心;要靠勤勉劳作、不懒惰获得社会地位;“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字”、“八本”,是曾国藩自己遵从也要求子女们遵从的一根根墨绳,如今仍闪烁着理性和人性的光芒。他既是四方学人的楷模,也是家庭家族的楷模。自曾氏兄弟以下,先后出过外交家、数学家、翰林、诗人、画家、教育家、考古学家、化学家、女革命家、中科院院士、新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家族盛及五代,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与曾氏的家训严明不无关联。   曾国藩终生手不释卷,枕书而眠,为后世留下1500万字的文字,尤以散文创作成就著称。他的文人学者情结甚重,终身追求炉火纯青的千古美文和流芳百世的道德文章。他给家人写了1400多封家书,坚持记日记达200多万字,著多篇经典范文,可谓字字珠玑,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他还编纂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籍。他对书法、绘画、诗文、收藏等多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和见地,其书论、画论、文论、书评等精当深刻,为后世效摹。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的这些咬文嚼字多在风声鹤唳的军营中、颠沛流离的车轿里、危机四伏的城墙边、军旗猎猎的战船上进行,多在夜深人静时、灯火阑珊处进行。疆土的扩展与精神的爬高,都耗人心智、苦人筋骨,一点点地熬干他心灯的油。   曾国藩是一位心思很重的人,一生都处在谨小慎微、惊恐万状之中。他为自己在刀丛火海之上支了一条钢丝绳,“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地踩在上面,“不敢片刻疏懈”,感言“余忧患之余,每闻危险之事,寸心如沸汤浇灼”。他白昼为鬼,入夜做人,时而君子,时而屠夫。角角的频繁冲突与转换,令曾国藩痛苦地挣扎在官民之间,文武之间,生死之间,君子与小人之间,佛道与鬼魅之间,坦荡与诡道之间,痛快与痛苦之间,谨言慎行,惧蹈危机。   但是,这一切都被曾国藩用一个字化解——忍。曾国藩外藏内敛的百忍之道,至今为后人叹服。1857年,四十七岁的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但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对“忍经”琢磨最多的时候,为他的再次复出,一崛而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但是,他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参人一本,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但没有抟扶摇直上九霄,也没有一失足掉进深渊。虽然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总能启动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在这亦忍亦纵、忍多纵少的人生波涛中,曾国藩颠簸了一辈子。 曾国藩节俭自律,不事奢靡,生活简朴,克己甚严,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身为声名显赫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始终保持一介寒士之风。床上铺草席、盖土布,衣服上常有补钉,一只竹藤箱伴他转战多年。三十岁时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是每逢喜庆之时穿一次,三十年后依然如新。他身体长期虚弱,年轻时得肺病,常咯血,晚年得心血管病,头晕目眩耳鸣,视力极差,辨字识人都困难。牛皮癣伴随终身,心情一不好就奇痒难耐,夜不成寐。肝、肾不好,还患有疝气,可谓百病缠身苦不堪言。曾国藩一辈子争斗在三条战线:官场、战场 和病魔,惟有第三条战线他从来没有赢过。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不曾充分享受,倒是凡人百姓的贫寒痛楚他都没能逃脱。   1870年的曾国藩已病态残状,日薄西山。但是这轮正黯然西坠的残阳仍无可逃避地被一团乌云裹胁和掩噬。这团乌云,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当时,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天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像一座一触即发的火药库。一桩必然发生的偶然事件,导致了天津人民对洋人洋教和帝国主义的愤怒,烈焰浓烟顷刻间焚烧了洋人和他们的教堂。朝野震惊,异邦盛怒,中外兵争之势如箭在弦。已是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明知处置这桩涉外事件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但不得不奉旨行事。他写好遗嘱,拖着残弱之躯上路了。从保定到天津,近在咫尺,花甲之年的曾国藩却走了他一生中最难走,也几乎是最后的一段路。畏难与感伤情绪淤积在肠排解不开,他迷惘地对孩子们说,如果一死,请孩子们将他的遗体从运河沿长江送回湘乡老家,“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他甚至对历年奏折、所作古文家书都做了交代,不必刻印送人,只留儿孙观览。而且还放心不下子孙们的教育成长,留下眷眷拳拳的家训感言。天津,是曾国藩人生的滑铁卢。走完这一段路的结果,是广大民众把一顶帽子扣在他的头顶:“卖国贼。”海内声讨一片,他为京师湖南长郡会馆题写的匾额被愤怒的国子监学子们砸烂。一代名臣,落得如此落寞、如此凄凉的晚景,虽属个人宦海沉浮、声望起落,却也是一个朝代的投影、历史的必然。   处理“天津教案”不久,曾国藩又奉旨回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不知是圣意还是天意使然,曾国藩人生的坐标,又一次回落长江。不过,这轮黯淡失色的长河落日,仍然发出了最后一缕回光——1872年2月,他领衔上奏朝廷获准,与李鸿章、丁日昌等人一道,把包括詹天佑等在内的第一批四十名中国幼童,派往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海外派遣公费留学生,这项前所未有、功在后世的创举把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推进了一大步。几天之后,曾国藩便一病不起。   1872年3月12日,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病逝南京寓中,终年六十二岁。他沉重而劳累的一生,终于谢幕了。大江浩荡,巨浪淘沙,淹没了在长江上厮杀驰骋了半辈子的一代骁雄。   展开历史的画卷,定格曾国藩的一生,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酿造的精英,也是封建腐朽文化孵出的恶果。他成帝王之业,修自己之德,既有忠君爱民之心,也有成全一己之德的私心;有诚实守信的一面,也有虚伪奸诈的一面;既有扼断长江占山为王的纠纠霸气、匪气和豪气,也有文人腐儒特有的怯懦、自卑和心虚;他既可以把道德文章做得冠冕堂皇让人心悦诚服地奉为圭臬,又可以翻覆云雨杀人不眨眼。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社会的局限,成为曾国藩人性的枷锁。   拂却纷繁缭绕的历史烟云,我看到一具爬行在封建文化悬梯上,疲惫不堪的骷髅。   本文节摘自《午夜的阳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版。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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