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事变与新桂系 / 邓正兵

武汉事变与新桂系

邓正兵

       1929年2月，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职务，命何键继任主席，同时命夏威、叶琪率军进人长沙，赶走鲁涤平。这个事件，就是武汉事变，也称“湘案”和“鲁案”。武汉事变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为首的新桂系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双方在情感和行动上决裂的开始。事变在国民党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国民党派系斗争和政治格局的极大变动，尤其是对桂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白崇禧称，武汉事变是国民党“北伐后最不幸的一件事”。遗憾的是，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当事者及后来研究者均语焉不详，本文根据当时的报刊资料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程思远等人的回忆录以及其它文史资料，就武汉事变与新桂系的关系及其影响作一梳理概述。

 一
    蒋、桂矛盾的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早在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整编军队时，蒋介石为遏制桂系势力，不顾桂系保留广西两个军的编制和两广统一财政的要求，只允许桂军编为一个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并不同意两广财政统一。因广西地瘠民贫，在北伐中，自备粮晌的第七军待遇要比其他北伐军低得多。这使桂系对蒋介石心怀不满。北伐开始后，桂系的政治野心随着军事实力的膨胀而迅速膨胀，与独裁专断、排斥异己的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1927年8月，桂系利用蒋、汪(精卫)矛盾，联络西山会议派，拉拢何应钦，逼蒋下野，操纵了南京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这使蒋介石耿耿于怀。为了报复桂系“逼宫”，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一招，就是支持湖南、湖北地区的唐生智部与桂系对抗。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桂系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北伐以后，桂系实力空前壮大起来。李宗仁以第四集团军兼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拥有夏威的第七军、陶钧的十八军、胡宗铎的十九军。此外 ，还可以指挥湖南的何键、鲁涤平的部队，南通两广，北达中原，上控四川。下扼南京、上海。白崇禧指挥原唐生智的部队北进，进驻北平、天津至山海关一线，拥兵10万，控制河北部分地盘，成为桂系的北翼。留守广西的黄绍竑、黄旭初也在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与广东的李济深联合，维持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成为桂系的南翼。这样，桂系自广西至平津，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一大弧形包围着东南九省，大有吞噬南京之势。而上海市长亦由亲桂的张定璠担任。蒋介石对此十分嫉恨：“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里头了。”在北伐善后会议、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编遣会议上，李宗仁与李济深联合，言词尖锐，多次给蒋难堪。蒋介石乃决心解除桂系的威胁。      
        蒋介石选择了控制湖南作为打击桂系势力的突破口。湖南是桂系进出广西的必经之地，历来被桂系视为必争之地。桂系打败唐生智后，派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程潜兼任湖南省主席职务。桂系深知程潜不会久居人下，遂于1928年5月21日，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罢免程潜本兼各职，并扣留程潜。蒋介石原来就嫉忌程潜，现在乐得借刀杀人，即以中央政治分会名义，免除程潜本兼各职，听候查办。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根据桂系的要求，任命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鲁是湖南人，为谭延闿嫡系。桂系用鲁只是权宜之计，即为了缓和湖南人对他们倒唐扣程的反感。这时，谭延闿与蒋介石勾结很紧，唯蒋之命是从。任鲁主湘，虽是各方矛盾的调和产物，但更符合蒋、谭利益，为蒋在两湖地区钉入了一颗亲蒋的钉子。
        鲁涤平主湘后，兼任湖南清乡督办，何键为会办。清乡督办署是掌握全省地方武装的枢纽，何键掌握实权，鲁涤平有大权旁落之感。加上鲁见何与桂系勾结密切，因而处心积虑想把何键赶出清乡督办署，何、鲁矛盾日益加深。1929年初，蒋介石秘密以大批械弹，取道江西到湖南，补充第十八师鲁涤平部，以便一旦有事，夺取湖南，切断武汉与两广的交通联络，收两面夹击之效。这种情况为何键得知，他于2月中旬从长沙到武汉密报，使蒋、桂矛盾趋于恶化。
        2月19日，桂系先发制人，以武汉政治分会决议的名义，突然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职，以何键继任。2月21日，武汉政治分会电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鲁涤平把持用人行政、重征厘金盐税，“剿匪”不力、违抗中央为名，要求罢免鲁涤平，改组湖南省政府。与此同时，武汉政治分会命令夏威、叶琪两部人湘，逼走鲁涤平。蒋、桂矛盾终于总爆发。

二
        武汉事变为蒋介石打击桂系势力提供了口实，他立即对此作出反映。2月27日，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指责武汉政治分会不经请示，擅自任免该地区人员，擅自调动军队人湘，与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中的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地方官员和编遣期间军队不得随意调动的规定相违，着令派蔡元培、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调查湘事。3月7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申明：“中央为防范计，且为威信计，皆不能不调度军队，做正当之护卫。”这显然是蒋介石向桂系下宣战书了。
        武汉事变发生时，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不在武汉，武汉政治分会为胡宗铎、陶钧等桂系将领控制。李宗仁认为，鲁涤平事件是南京处心积虑要消灭第四集团军所造成的，是胡宗铎、陶钧等人年轻气盛，遇事不细加审度，掉人蒋介石蓄意布置的圈套的结果。2月25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指出鲁涤平确有种种不法，自当予以惩处，武汉政治分会的紧急处分是万不得已之事，与中央政治会议的条例并不抵触。至于武汉政治分会在处理此事不待中央核准，速令各师执行，不免迹近操切，他愿意接受处分，但仍请中央政治会议追认武汉政治分会之决议。3月4日，李宗仁在上海发表谈话，声明他一贯拥蒋，并自我解释说：“此次湘省事变，亦全属整理内部问题，绝不致牵动大局。”李宗仁想以“内部问题”来缩小事变的影响，使蒋介石难以借题发挥。
        蒋介石却是不依不饶。他暗中调集大军西上，进逼武汉。根据桂系的态势是广东、广西、武汉至平津一条弧形的长蛇阵，从南到北，战线长，兵力分散，既怕被腰斩、更怕首腹同时受击的致命弱点，蒋介石确定灭桂的策略为先击首，再剖腹，后去尾，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双管齐下。为此，蒋介石作了周密的部署，采取了“去骨”、“挖心”、“搬石头”和军事征伐的手段，企图一举打败桂系。
        首先是“去骨”，即蒙骗李济深到南京予以监禁，拆散粤、桂同盟，孤立广西。因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曾大力扶植新桂系崛起，被桂系视为恩人和朋友。蒋介石把李济深视为桂系的有力支柱，甚至视之为新桂系的首领。武汉事变后，蒋介石即命令李济深参与调查，意在诱李来京。李济深到上海后，李宗仁劝他不去南京。蒋介石派吴稚辉、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4位国民党元老前去劝驾，并以“人格担保”李济深的安全。但李济深3月12日到南京后，21日就被蒋介石扣留，软禁于汤山。此后，蒋介石以广东编遣特派员和第八路军总指挥的官位收买李济深的部下、第四军总指挥陈济棠，要他带领粤军将领服从中央。在陈济棠的积极活动下，3月30日，陈济棠、陈铭枢等粤军将领联名发表了对时局通电，公开表示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对桂系。31日，陈济棠命令在粤省的桂军必须于24小时之内离开省境。黄绍竑亦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粤方行动。会后通电声明，粤桂两省各行其是，“盼勿相干”。粤、桂从此分家。
        其次是“搬石头”，即收买唐生智到平津策反，倒白崇禧，以腰斩桂系长蛇阵的头部。武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下令保定行营主任何成浚停发白崇禧部军费，一面派刘文岛到香港找唐生智来南京，委以讨桂军第五路军总指挥，答应打败桂系后，由唐主湘，并面授机宜，让唐携巨款到华北策反。这时，唐部在冀东一带，除叶琪部已调回武汉外，还有李品仙第八军和廖磊第三十六军。这些部队大部分是湖南人，他们原先就认为被桂军收编是一种耻辱，加上收编的时间不长，唐部原有的绝大部分军官仍任旧职，没有被桂系分化。他们北伐燕蓟，情切南归，所以一传唐生智号召，便闻风景从。桂系的这支军队，一夜之间转人中央军，白崇禧只身幸免。
        蒋介石倒桂的“去骨”、“搬石头”计划实现后，立即举刀对准桂系的软腹部实行“挖心”，即策动武汉桂军李明瑞等人倒戈，消灭桂系在武汉地区的主力。当时桂系的主力集中在武汉地区，驻有夏威、胡宗铎、陶钧部以及杨腾辉的两个独立旅，共约10万人左右。这是桂系的嫡系部队和精华部分，搞掉这部分队伍，就能置桂系于死地。由于原先李宗仁征讨唐生智胜利后，为了笼络鄂籍军队，提出“鄂人治鄂”的主张，重用胡宗铎(黄梅县人)和陶钧(浠水县人)，对于为第七军立下汗马功劳的桂籍将领李明瑞、李朝芳等师长未加重用，引起李明瑞等人的不满，加之胡、陶对第七军的军饷时有拖欠，所以，李明瑞等师长曾向军长夏威提出要向胡、陶算帐。对此，蒋介石早有所悉，曾派高参周伯甘到武汉向李明瑞策反。李表示要同表哥俞作柏商量。蒋介石即派杨永泰赴香港策反因未提升而对桂系不满，正避居香港的俞作柏。俞便到南京见蒋，蒋许以事成后任命其为广西省主席。蒋介石旋即任俞为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给俞大笔款项，并派副官郑介民同赴武汉，对李明瑞进行策反。后来，李又邀杨腾辉共同行动，在蒋桂战争爆发后于阵前倒戈。
        在对桂系分化收买初步成功后，蒋介石便和桂系摊牌了。3月2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大会上说：“中央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反对和平调停武汉事变。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达《讨伐令》称：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要对桂系“痛加讨伐”。27日，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中全会大会通过决议，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党籍。蒋介石在会上声称：“无论如何，桂系与本党决不两立，有本党无桂系，有桂系无本党。”蒋报告至此，全场高呼：“打倒桂系军阀!”至此，蒋介石和桂系完全决裂。

三
         在政治上打击和分化桂系的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上亦积极行动。在讨伐令下达之前，蒋已电令其嫡系部队“中央军”秘密集结，第一军刘峙部集中潜山、太湖，第二军朱绍良部集中英山及其以北山区，第三军朱培德部集中九江、南昌、高安一带。3月27日，蒋又拉拢冯玉祥出兵助己。28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大会作出《制止叶琪等抗命称兵案》，称“叶琪等违抗中央明令，擅自称兵，致使湖南民众复催战祸”，严令立即制止其军事行动，“克日撤回原防”。同日，蒋介石改订战斗序列，以冯玉祥部主将韩复集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进攻武汉，将刘峙、朱绍良两部合编为第二路军，沿江左西进攻武汉，将驻江西各部改为第一路军，西攻武长路，目的在切断武汉的后路。3月24日，蒋乘“楚有”号兵舰从南京出发，30日到九江，当晚对武汉下达总攻击令。
        面对占压倒优势的蒋介石部队，桂系积极迎战。3月25日，李宗仁离上海前，电告汉口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着委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任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令在黄陂至武穴之线布防待敌。3月26日，张华辅遵令待发表，并以李明瑞为第三路副司令。由于夏威患扁桃腺炎不能到职，27日再令李明瑞代理司令全权。第一路守湘东，第二路守武长路，第三路守黄破、祁家湾一线，第四路守阳逻，第五路守三、四两路中间地带，摆出与蒋介石决战的架势。
        4月2日，蒋介石中央军海军上溯到刘家庙，随同海军前进的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了联系。当晚，李明瑞指挥所部和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庞汉祯团以及杨腾辉旅三团在黄陂秘密集合后，即以急行军向西北移动，次日凌晨到达平汉线的花园、考感一带。起初只张贴反对胡宗铎、陶钧的标语，移驻安陆后，就公然宣布反对李宗仁、白崇禧，服从国民党中央。李明瑞等人的倒戈，打乱了桂系的整个军事部署。3日，胡宗铎、陶钧、夏威在出征途中闻变，惊慌失措，只得下令全部退回荆州、沙市、宜昌。叶琪率部由武昌南撤，知事无可为，于5日离部而去。4月5日，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武汉。
        胡宗铎、陶钧、夏威等退到鄂西后，李、白原望他们能率部经湘西回到广西。由于蒋介石起用张发奎为第一路追击司令，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司令，将胡、陶、夏等部追围甚迫，胡、陶、夏见大势已去，于4月15日，通过孔庚向蒋介石投诚，并从沙市联名发表通电，宣布同时下野，部队听候改编。在离军出国前，蒋介石派人以自己的名义送银元5万给夏威，夏威乘英舰径去香港。至此，桂系腹部被破膛挖肚，李宗仁所统率的第四集团军也基本上冰消云散。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仍不罢休，4月8日，发表《告武汉民众书》，声称：“此次讨逆之目的为根本消灭叛徒之计”，表明了对桂系要“根本铲除”的方针。4月28日，蒋介石亲赴长沙部署军事，兴师攻桂，以去其尾。这时，李宗仁、白崇禧相继逃回广西和黄绍竑会晤，决定使用桂军尚存的力量，组织反攻。5月5日，李宗仁组织南路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通电反蒋。所部由黄、白率领，分两路进攻广东。对此，蒋介石一面下令粤、湘军攻桂，一面任俞作柏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策动桂军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参加作战。由于桂军两面受到夹击，又众寡悬殊，很快被蒋军打败。李、白、黄相继逃往香港。7月初，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任命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改编广西部队。随后任李为广西清乡督办。至此，广西这个桂系的老巢，暂归蒋介石。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而告终。

 四
        武汉事变及其随后的蒋桂战争持续达5个月之久，给桂系和国民党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武汉事变是桂系由全国性的军事政治力量退为地区性的力量的转折点，也使蒋、桂矛盾打下一个死结。
        如前所述，武汉事变前，桂系势力从广西经两湖到平、津，横跨珠江、长江、黄河三大水系。桂系是国民党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影响甚至操纵着全国局势，极为世人瞩目。天津《大公报》曾发表评论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武汉事变和蒋桂战争后，桂系的力量却受到极大的打击，政治野心亦受到极大的抑制。后来，李宗仁等虽然夺回了广西的权力，但桂系退为只能在广西一省活动的地方派别，再也无力与蒋介石争雄了。
        在对桂系的打击中，蒋介石用尽了一切手段，除军事进攻之外，还大搞“去骨”：“挖心”、“搬石头”之类的分化收买。面对蒋介石的穷追猛打，李宗仁等人饱尝颠沛流离、困厄屈辱之苦。如白崇禧在塘沽搭日轮逃往上海时，蒋介石电令上海方面在白到吴淞口时，即用武力将白逮捕，如遭拒绝，即将船击沉。李宗仁在蒋桂战争失败后避居香港，蒋介石竟向香港总督交涉，逼其出境。如此赶尽杀绝，使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反感到达极点。因此，李、白对蒋介石决不会善罢甘休。1929年9月，李宗仁等人重新夺取了广西权力后，即于11月发动了第二次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爆发后，桂系倾巢而出，配合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作战。虽因作战不利，被迫退回广西，但蒋、桂积怨从未消解。1930年12日，白崇禧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蒋介石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环境再坏一些，也是不会投降的。我们为要争取生存，必须奋斗到底，一息尚存，此志不渝。”此后，蒋、桂双方由直接武力相向的热战，调整成间接政治经济抗衡的冷战。1936年桂系联合陈济棠发动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1949年初桂系再次逼蒋介石下野，便是新形势下蒋、桂矛盾的重新激化和发展，无不可以视为武汉事变的“后遗症”。如此，蒋、桂矛盾延续了20多年，剪不断，理还乱，只因武汉事变时已打下一个死结。
        其次，武汉事变打破了国民党统一中国后的短暂和平局面，开始了国民党新军阀争雄混战的政治局面。全国局势、国民党的社会影响、政治体制、党风军风等由此都发生了重大变动。
        武汉事变前，国民党内存在着蒋、桂、冯、阎四大军事集团，另有李济深的第八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蒋介石控制中央，力图消灭其他派系，桂系凯觑中央权力，冯玉祥、阎锡山等则力保自己的地盘和势力不为他人染指。各方均磨刀霍霍，剑拔弩张。武汉事变不仅成为蒋桂战争的导火线，也成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起点。因为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法，不能不使非蒋派感到惊恐。虽然在1929年3月底4月初，阎锡山、冯玉祥等见蒋介石在蒋桂战争占据绝对优势，分别表示拥蒋讨桂。但桂系第四集团军解体后，蒋介石气势很盛，拟乘势一举消灭冯、阎，以实现其党政军清一色的理想。为求生存，5月中旬，冯玉祥发动了蒋冯战争。之后又有第二次蒋桂战争、蒋唐战争。到1930年4月，终于酿成蒋介石和各反蒋派系的大决战——中原大战。经过中原大战，蒋介石在军事上基本消灭或打败了异己。出现了蒋介石一家独霸天下的政治格局。
        武汉事变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对国民党力量发展和全国局势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以中原大战为例，大战历时半年多，双方参战的兵力达100万人，死伤计30万到40万人，消耗军费约5亿元，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损伤了国民党控制地方和保卫国家的能力。人民历尽国民党军阀混战之苦，对国民党及其“革命”招牌严重不满。报纸撰文，把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比较说：“昔日闻革命，则认为救世福音，今日谈党权，则认为压迫又至。三年前，社会里欢欣之情况，今已毫末不存，所遗者唯愁苦磋怨而已。”武汉事变后的军阀混战使国民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由于中原大战，张学良带兵入关，“由此埋下了‘九一八’沈阳事变的祸根”(李宗仁语)。
        武汉事变还加速了国民党政治体制的变动。事变前，国民党中央设中央政治会议，蒋介石为主席，指导全党的政治事物，各地方设政治分会，负责指导辖区内政治事物。当时全国共有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另有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实为中央和地方二元集权体制。由于政治分会控制在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手中，成为他们对抗中央的工具和凭借，不仅蒋介石企图取消，国民党内关于集权和均权的争论也日益激烈。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由国民党“三大”决定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政治分会取消之前不得任免地方官员和调动军队。武汉事变后，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更提上议事日程。1929年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讨论武汉事变后，即决议各地政治分会应于3月15日以前裁撤，并于即日起停止开会。次日，武汉、北平、开封三处政治分会均报告结束，开封政治分会亦于15日通告撤消。这样，原定于由“三大”解决的政治分会存废问题，因为武汉事变的缘故，在“三大”开幕后，已不是个议题，而是个陈迹了。国民党开始由“均权”转向“集权”，为蒋介石一人独裁提供了体制上的便利和保证。
        武汉事变中，蒋介石用金钱、官位大肆收买分化桂系势力，这种手段对国民党政治风气影响极大。白崇禧称：“以金钱、官职去买动人，以后成为风气，而内战果无已时。”后来的蒋冯战争、中原大战，蒋介石莫不是靠金钱、官位收买人而获胜，以致他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蒋介石把给钱给官当成了致胜的“法宝”，这种手段虽然往往能够奏效，却也严重腐蚀了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肌体。它实质上在国民党内养成了一种“有奶便是娘”的政治习气和行为准则。武汉事变后，国民党的党风、军风更趋涣散。
        可以说，武汉事变本是桂系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次事件，却成了撬动国民党政治格局的一根杠杆。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 2002年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