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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朝鲜战争

(2019-05-19 23:17:26) 下一个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作者:刘家驹

1950年秋,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800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7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7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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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救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地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掉过头就带领我们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要掉队三五里。

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副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疋。老吕主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罚。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的不轨行为。

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杀害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每天行动,我和老吕都带有一支20响,一前一后盯住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先头团团长吴彦生给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公尺的量。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包完头部四肢,还要给死者包全身,翻身时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都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这时我自然对挑夫班长生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报复,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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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中的美军

紧急转移,虽然医护人员没有多少负重,身上只携带一个救急大包,一张雨布,一把挖防空洞用的小镐,但长距离的跑动还是大都支持不住,开始三三两两的掉队,像是一群溃退的散兵游勇。挑夫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虽慢下来好几里,可他们的耐力良好,肩担闪闪悠悠,前后还能相互照应,消除了我防范他们借机逃跑的疑虑。

此时,一个人在我前头一瘸一拐地跑着,突然“咣当”一声摔倒了,一听“啊呀”的叫声,是个女孩子。我疾步上去扶她,是护理员小冯,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我怎么也拉不动。老吕从后面赶来,给她包扎了膝上破皮的伤口。她缓过劲,撑起身来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回到摔倒的地方,抽出背负的小铁锹,猛力地砸了几下那块绊倒她的石头,飞溅的火星伴着她的愤怒:“你是混蛋,你欺侮人,你是帝国主义……”她那稚气的动作和骂声,让我心底泛起阵阵酸楚:一个刚从城市走向战场的小家碧玉,承受战争的苦难比我们男人沉重得多!她不想走了,蹲下来放声大哭,还苦苦哀求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例假也来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饥饿正瓦解她的意志。我急了:“你别犯傻了,这是什么时候,我带着你!”

挑夫班长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挑担,打开箱子,取出半袋炒面。他是个有战场经历的人,视粮食如生命,这是他的“库存”。他摘下腰间的瓷碗,从袋里挖出一碗来,又从箱里撕下一块包裹死人用的白布给包上,递给小冯,什么也没说,挑起担子赶路了。像上天赐了一把灵芝,小冯抓起炒面拼命往嘴里填塞。等她吃完最后一口,我才拽起她来,牵住她的手说“快走”!

我的腹内空空,周身乏力,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还要顾及小冯。小冯身体本来就纤弱瘦小,加上饥饿,每跑一步几乎都要我全力牵动。我的胃开始翻滚,不住地涌动酸水,从口里鼻腔往外冒,又苦又涩。老吕见我难受呕吐,上来悄声告诉我说:“不要吐,咽下去,那是胆汁,胆汁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我听他的,一口口往回咽,喉管像火燎一样难受。

天亮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队。医院人马已分散在一条山沟里隐蔽,休息待命。我把小冯拉到护士长跟前,这个1946年就入伍的山东老兵,圆睁两眼,光火了:“好个小冯啊,还让人牵着手回来,为什么不让人家背着你!”我从护士长疑神疑鬼的眼神里感到冤枉,我和小冯相识有半年,从未正儿八经地说过话,相见仅是点点头,这牵手是出于关爱伸出的援手啊!我无法和这位法海式的女人争辩,只向她作了一番自信无鬼的解释,算是交了差。

离开小冯时,我发现她眼里流溢出一股感激之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傻傻的望着我。我走开了,脑子里一直映现着她那副傻傻的眼神,手心热乎乎的,一种逆反效应从心底猛烈升起,身上出现了异样的感觉,但绝不会是那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回到挑夫班。老吕正在柘树丛下召集挑夫训诫:“……你们别以为是我们吃败仗了,我们的撤退是把敌人放进来打,你们中谁有幻想,谁要趁机开溜,我绝不手软,坚决执行战场纪律……”这是老吕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挑夫都埋着头,似听非听,只有挑夫班长不时抬眼望望老吕,眼里有股凶光在闪动。等老吕讲完,我和颜悦色地安排大家分散休息。

挑夫班长靠在一棵松树干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养神,他对小冯的同情让我产生了好感,我走近他,勾下身问他累不累?他睁开眼没有表情。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他叫住我,说:“我箱子里还有半袋炒面,都给你。”他起身要去打开箱盖,我忙制止他:“我不能要你的,我还能坚持,你干的是力气活,没有你们,医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我马上坐下来唐突地问:“你是哪年的兵?”他答:“在淮海战场给提溜过来的。”“你还当过班长?”“现在是犯人。”“为什么犯事?”“没改造好,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他的话有真意,有嘲弄,心气仍是不平。我说:“犯法是指强奸的,行凶的,你讲了两句怪话就问罪,是怎么回事?”“我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人家传来的。”“你说了些什么?”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一阵,似乎看到了信任,才说:‘朝鲜男人裤子不大裤裆大,房子不大炕大,国家不大惹的事大,金日成肚脐眼不大心眼特大’……这些顺口溜谁都在讲啊,我一说就不得了啦,我是个国民党啊!还说我思想反动,带坏了一个班,军法处判我是思想犯,发配到这里来劳改两年。”

各种传言的蔓延,不及时处理,将会涣散部队斗志,可为什么不是批评教育,动不动就给他判刑?我问:“你为什么不申诉?”他面无表情,说:“能申诉吗?共产党<一贯正确。”这家伙胆子够大的,带着枷锁还敢揶揄。我怕引出他更反动的话来,想起我在给他团长裹尸时他那付凶相,问:“你们团长怎样?”“是个老共产党,”他平静地回答,“他老是把我们这号人看成敌人。保卫股抓我那天,他站在一边训我,说我侮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是破坏了国际主义精神,反动透顶。说真心话,我还感激他呢,我要不给逮起来,还得上到最前线吃枪子。现在,我到了福地,虽比一般人苦累,但保住了命,即使伤了,这里有医有药,能得到及时救治。打仗啊,就图个活命!”

简短的交谈,我对他的了解有了点清晰度,但不能劝谕他,更不能教训他,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只能和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我要他好好休息,就起身找老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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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吕在一处深深的茅草窝里蹶着睡了。我没惊动他,靠近他躺了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饥肠辘辘的。倒头便睡。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的身躯给人摇动:“快起来,他们都走了!”我睁眼见是老吕,呼地爬起来四下张望,太阳正下山,天上有架侦察机在低空盘旋,远处轰鸣的炮声依然不断,四野空寂。我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办?”老吕说:“这是挑夫班长的报复,故意不叫我们,快走呀,追他们去!”

我俩跑出了山沟,前方的山峦上有一片森林,我们以为医院大队人马已转移到那里隐蔽。飞奔过去一看,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林木阴森,似进入绝境,强烈的恐惧感令人浑身发冷,我们不放弃,冒着胆向林间深处搜寻。走了一程,路面开阔起来,脚下出现了一条宽敞的神道,尽头约50米处是一座庙宇。我们疾步过去,上到台阶,便是大殿的正门,门楣上有“大成至圣”四个金字,是座孔庙。高大的殿门是敞开的,透过幽幽的光亮,见到殿堂中央有一尊孔夫子站立的塑像,头上有冕,身着飘逸的彩色袍式官服。我们小心翼翼进到殿内,老吕走在头里,他一到孔子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战争在这一带拉锯了近一年,韩国人崇敬的孔夫子都得不到祭祀,老吕的祈祷更不济事。我上去拽他赶快离开,说:“孔圣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快走吧。”说话间,我发现供桌上堆着供品,很杂乱,满是尘垢,想寻些吃食的欲望驱动我上去胡乱翻找了一阵。果品大都腐烂,我看到一只木盆中有块打糕,是朝鲜人用蒸熟糯米放在木臼里砸出来的,我们称它“糍粑”,已长出一层长长的白毛。揭开霉衣,露出洁白的糯米茸来,我用手指拈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硌牙,像嚼骨头渣子,咬了几下,软了,无异味。我兴奋地抓起打糕,约斤把重,剥去皮层,揪了一半给老吕,我们急忙退出了大殿。

太阳快落山了,我判断出北方,边咬着打糕又开始小跑。我俩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入暮时分,发现我们后面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我惊呼:“是敌人!”路旁已找不到隐蔽的地形地物,我俩只得站在路边听天由命。老吕是老兵,沉住气说:“是自己人就合伙走,要是敌人就束手就擒。”他们过来了,突然传来一声:“前面是谁?”一听是自己人,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老吕答话:“是师医院的。”对方大步过来一人,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似乎辨清了我们的面目,才把端在胸前成战斗状态的冲锋枪送到身后,问:“你们是掉队的?”我说:“是掉队的。你们也是?”对方说:“我们是二支队二营收容的。”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命悬一线时刻碰上救星,感激话正要出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用手电在我们脸上晃了晃,验明了正身,命令式地说:“你们跟着走。”他侧过头对刚和我们打交道的战士说:“三班副,你带着他们。”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

副班长说:“你们俩跟在我身后,拉开距离。”

万籁俱寂,只有脚下的沙沙声。正行进间,走在我头里的老吕停下来附在我耳朵上说:“你看!”我紧张地抬眼望去,夜暗中,副班长正用手捋下一把路边小树上的树叶,放到嘴里。我知道,他已饥不择食了,一种报恩之心油然而起,我几步就走上去从袋里取出我剩下的打糕,掰下一半给他。他三下两下就塞到嘴里,只说了声:“快走吧。”口气和缓多了。他悄声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保障大部队撤退的安全,警惕敌人的跟进,又不让有任何人掉队,带队的是营的参谋。我跟在副班长身后,保持着五六米距离行进。恐惧已消除,可我的打糕马上没有了,我学着副班长,从路边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放到嘴里嚼了两下,苦味满口串,干呕了好一阵。我想起入朝前教导员的谈话,要我经受住党赋予的生死考验,吃大苦、耐大劳……我还是个正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起码还要三年五载的磨难历程。

已入午夜,前面出现几点星火,在星光下能影影绰绰见到一座村庄的轮廓。小分队在路边停了下来,参谋派人到村子里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掉队。没多久,派出的战士回来了,参谋问询了战士几句,就带领我们进了村,来到一家院落。房子里闪烁的火光透出窗户,参谋推开了房门。我看到坑中央正燃起炉火,两个战士围在火盆边翻烤着苞米,两支步枪扔在一边。参谋对他俩发话:“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大个子战士停下他手上的拨火棍抬起头来:“二支队三营的。”“为什么不赶队?”“饿得走不动了,天亮再走。”“你们现在就跟我走!”参谋在下达命令。“十多天没睡觉了,睡一觉再走,”另一个瘦瘦的战士回答,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油。“敌人很快过来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我们又不是新兵嘎子,你别唬人了。”“你们想不想走!?”“你想干什么?我们在国民党那边还没人敢逼我们呢。”大个子说话更傲气,说完,把扔在一边的步枪拉到自己身边,似乎在显示他的自主能力。听得出,这两人都是解放兵,战场的历练给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参谋发出警告:“你们究竟走不走?”瘦瘦的战士说:“走不走我们自己决定,用不着你来给瞎子点灯。”参谋火了:“你们想当俘虏?”大个子说:“当就当呗,无非是第二次解放!”参谋气得“砰”的一声猛力关上房门,退下台阶来,一挥手说:“我们走!”刚走出院落,参谋回过头来,叫:“三班长!”一个敦敦实实的战士走到他跟前,参谋吩咐说:“你带着小李马上去处理了他们!”参谋转身领着我们出了村,上到路口,突然间,从我们刚离开的那家院落传来几声叫骂,接着两声枪响。我毛骨悚然,心像重重地压上了块石头。

我们又开始行进。脚下是一条牛车路,路面坑坑洼洼的,本来就绷紧的神经还得全神贯注盯住地面,生怕稍有不慎摔倒爬不起或走不动,就得吃枪子。班长带着那个小李回来了,快步从我身边通过,那黑森森刚开过火的冲锋枪,成了我加快步伐的动力。肚子又开始饥饿了,步子却是疾速的。

拂晓前,我们来到一处山垭口。两侧的山头上一支殿后的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清晰的镐锹撞击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他们在准备迎击跟上来的敌人。我意识到已到达安全地带了。参谋停下来用手电看了看手中的行动路线图,走过来对我和老吕说,现在已进入三营的阻击线,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要从另一条小路下去归队了,那里是他们营的集结地。参谋要我们径直往前走5公里,就是支队部的位置,到了那里就可以打听到师医院所在地。

我俩表示了感谢正要走,参谋叫过三班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我不敢看……枪声响了,子弹像穿过我的心脏,我全身发出阵阵的颤抖。

天光大亮,我和老吕终于回到医院的新营地。这是一座被炮火摧毁成疮痍般的村子,一个坑洞,一处断垣,一间塌房,都有我们的人在藏身,他们把身体蜷曲成一团呼呼睡去。老吕是党员,组织观念强,他领着我去找教导员汇报掉队的事。教导员正在地边的一个土坑里弓着身子睡觉,老吕叫醒了他,向他报告了我们掉队赶队的经过,教导员张着惺松的睡眼说:“你们活着回来就不错嘛。”话语是冷漠的,也许正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已见不到战前他那种“政治工作的活力”了。我里有几分怅然:战争把人情都扭曲了,你死了,如同工作调离,你历险归来,就像出趟差回队,一切都平淡无奇,生生死死的此时此刻,党的关怀麻木了,人的相悯相惜已不如动物的群体。

我找到了挑夫班。他们正蹲在一间半塌的牛棚里,有的靠着墙在睡觉,有的围在炊事班的灶前捉虱子,我清点了人数,9个。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问:“你们班长呢?”几个挑夫都抬起头望着我,感情是漠然的。半晌,一个挑夫用怪怪的声调说:“跑啦,没走多远,你快去追吧。”他面对灶火的脸上似笑非笑的,听得出,这是在调侃我。我平静下来,问他们一路的情况,没人答理我。

医院已断炊,炊事班在这里支锅升火,只为大家烧开水。这场战役一开始他们就不再造饭,现在没干粮吃了,烧水只是尽职尽责给大家补充水分。挑夫班长来了,手里拎着一袋鼓鼓的东西,到了灶前,他提起麻袋就往锅里倒,我一看全是老百姓当柴火的老苞米芯子,盛了满满一锅。不多会煮开了,苞米芯在锅里热气腾腾,几个挑夫迫不及待地用树枝各自拨出一个来托在手上吹着、啃着,还把捉住的虱子也放到嘴里,拌着苞米芯吃。他们都当过国民党兵,吃虱子是常事,从不畏惧什么回归热的传播,还认为是以血还血,既增加营养,也惩治了虱子。他们围住火堆,把脱下的内衣内裤翻来覆去地找,嘴里接二连三地在咬虱子,卟哧卟哧的,像吃五香豆,咂巴得有滋有味。人常说:虱子多了不痒,此时,我身上却开始反射,感到虱子在爬动。我也脱下衣裤收拾起来,捉住的虱子,不像他们放在嘴里,而是扔进火堆,捉一个扔一个,实在太多了,我就抓住衬衣的领肩往火炉里使劲抖动,火堆里立刻闪现出一片火星子,发出了噼啪炸响,我感到一种惬意。

刚开始享受心情的缓和,棚子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有人高喊:准备出发!是管理员的声音,我的神经又绷紧了。马上穿好衣服,叫起躺在墙角的挑夫,挑夫班长把锅里的包米芯子捞起两个来塞给了我,说:“你太斯文了,他们都在抢着吃,你为什么不动手?”我感激地向他点了点头。他让一个挑夫和他一起,把一锅包米芯子拎到路边,给医护人员分发,一人一个。院长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说:“好样的,你在立功赎罪。”挑夫班长面无表情,木木的,像是很不愿意接受这种赞誉。

出发了。医院不是班排连的编制,各自招呼自己的小集体,稀稀拉拉啃着包米芯子上路了。这是第一次白天行动,说明情况是紧急的,谁也不顾及饥饿疲惫,步子再沉重也要咬着牙关跟进。路边有人倒下了,后面上来的人不扶也不问,无所顾忌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我们医院年轻女同胞多,脚板上都是泡摞泡,行动起来痛苦钻心,有的边走边哭,老兵骂骂咧咧,拽着推着催她们赶路。

太阳刚升起,传来口令:人人要戴防空圈。我弄来些带叶的树枝,扎成一顶伪装帽扣在头上,很大,像个斗笠。敌机果然来了,四架油挑子(美F86佩刀式歼击机,翼下有副油箱,我们称它为“油挑子”),它们发现了目标,直朝我们前面一支正行进的步兵分队俯冲扫射,还扔下几枚炸弹。炸烟起处,有人倒下,更多的人四处狂奔。等我们走到飞机袭击过的地点时,伤员已抬走,留下两具尸体,死者浑身是血,鞋袜已被人扒走,胸襟是敞开的,腹腔已开裂,白花花的肠子突露出来,肠的破处都是些草团子。女同胞捂住嘴扭着头快步通过,我们到死者跟前,挑夫班长放下挑子,蹲下来看个究竟。他扒拉开肠子,把一只手伸进死者腹腔里去摸了一阵,退出手来,整个手臂都是殷红淋淋的血污,用力甩了几下,对我说:“心肝都没有了,肯定给他们掏走了。”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人打死了,人肉不好吃,人的心肝要比猪羊身上的细嫩。”“你吃过?”“吃过,战场上没吃的就得吃死人身上的,什么都要会吃,何况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身处绝地,他有自己生存的法则。

我小的时候,常去刑场观看刀砍枪崩犯人,人们都争着去弄些死人血回来辟邪。我也去弄过一回,刽子手刚砍下一个大烟贩子的脑壳,我们一群孩子奔过去用草纸或小铜钱蘸上鲜血,拿回家压在床头。挑夫班长说吃人的心肝,让我不寒而栗。战争,人性就得退到动物的地位。

日以继夜的强行军。天天蹲山沟,在一堆草边,一棵树下,刨个坑蹶着就睡。肚子里没有食物支撑,每迈动一步如同背负三箱弹药一样吃力。人人都形容枯槁,面带菜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像一具具活僵尸。人在绝处都有求生的欲望,连路边的小草也给连根拔起,抖抖泥就放进嘴里。老吕煮了一饭盒灰菜,倒去苦水,我俩分享,算得上一顿美食。我们在一条山沟停下来歇息,他把我带到沟口一处断壁残垣的村落里去找吃的。韩国人早就把食物藏进了深山老林,这里还是不断被人梳篦,仍然有好几十个战士在村里村外东寻西觅,奋力翻着刨着,盼望能捞到一口吃的。

我跟着老吕在一处残房中撬开坑石,脑子里不断出现幻觉,仿佛每掘开一块石板,都有一缸白油油的大米。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我们已别无所求,只有不惜余力才能活命。正刨着,见几个战士围着一个坐在房前台阶上的韩国老人说话,老人背靠残壁,闭着眼。战士说的是半通不通的朝语,一个战士像是认定他坐的台阶下有隐藏的东西,就抓住老人的手臂拉扯,老人犟着不动,几个战士一齐上去提起老人的胳膊腿,硬是抬出了十几米,放到一个草堆上,回头就抡起镐头,砸碎了台阶的石板,露出一道阴沟来。一个战士急忙卧下身去掏了一阵,拉出一个草包,这是朝鲜人盛的稻子。旁边的两个战士伸手拎住草包的一角,提溜出来,那个掏的战士又<伏下身躯,不一会又拉出一包来。这时,周围正在搜寻的十几个战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撕开两个草包,稻谷散了一地,都忙不迭地脱下衣服裤子,把稻子往自己的衣裤里拨拉。我和老吕眼热了,也脱下军装挤进人堆奋力哄抢,好不容易都弄得三四斤,如获至宝。生怕被再来的人夺走,我们抱着军衣包住的谷子转身跑到一处残墙下,找来两块坑石,抓出一把谷子放在石板上,再压上另一块石板搓磨开了。磨了一阵,揭开石板,吹去稻壳,捡出了一把米粒,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又抓出一把稻子来磨,边磨边嚼边咽,忙活了个把时辰,吃下了有斤把的生米。一股青香味在口腔里久久回旋,恐慌情绪抑止了,剩下的稻谷我用块布包起来系在腰上,找了个草多的地方,美美地睡开了。

半夜,炊事员来传信息,说一支队的几个连队从山上的洞里搞到了不少粮食,要挑夫班去给他们说说,弄些过来。挑夫班长从睡梦中惊起,带着挑夫班就向山上奔去,我和老吕怕他们出事,紧跟在他们的后面。在半山腰,一个班的战士正抬着两个草包下山,挑夫班长来了精神,三步并两步地冲了上去:“站住!放下,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走在头里的是个老兵,可能是班长,他毫不示弱:“谁规定是你们的地盘?”“是我的规定。”挑夫班长举了手中的扁担。那个像班长的老兵,呼地从身后把冲锋枪顺到胸前,拉动了枪栓,说:“你想找死!”他身后的七八个战士放下抬草包的扛子,端起了枪。挑夫们也高举扁担,眼看火并一触即发,老吕慌忙举起双手连连往下压,高喊:“都放下!出了人命谁都活不成。都是自己人,我的意见二一添作五,和为贵,你们留下一包。走人。”对方没吭声。我站出来晓之以情:“我们是医院,伤员多,大家都在挨饿,总要给伤员留下一口吃的吧?”我不由分说地招呼过来几个挑夫,扛上一包就下山了,那个班长明知遇到了拦路打劫,又斗不过我们一伙不要命的,气呼呼地愣在那里。

回到营地开包,全是苞米,炊事班熬出了两锅半稀半干的苞米粥,全院每人都分得两碗夺来之食。

我军的紧急转移,不是北撤,而是挥师东向,到中线地区寻机歼敌,这是彭老总的新部署。我们是6月12日到达三八线上重镇华川的,在那里补给7天的干粮。

补粮那天,我们医院的大队人马是半夜开进兵站的。在一个山坡的树林里,每人用自己的面袋盛了9斤炒面,装袋时都迫不及待往嘴里填,像是盛宴。腮帮子、鼻子上都粘了一层香喷喷面粉,一咳嗽像是嘴里喷出一朵蘑菇般的云烟。没有水,全是在干咽,我一口气吃了两碗,多少天来一直贴着脊梁的肚皮鼓起来了,挑夫班长警告我:“千万不能喝水,喝了就要膨胀,撑死你!”我打嗝都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

挑夫班长在求生存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大声问:“哪个单位的?”挑夫班长理直气壮的大声回答:“九二〇司令部的。”九二〇是军的代号,因打砸抢的名声让人生惧,对方没敢再问,放我们进去了。进沟约百十米,沟的两侧出现了十多个货堆,堆上盖的都是青草,还能辨出袋装的米面和箱装的蔬菜副食,有不少人正在领取。挑夫班长从一个货堆里拖出一箱来撬开一看,全是猪肉罐头。大家相机行事,都拖出一箱来砸开,急切地脱下裤子就往里装,我装了二十多筒,用皮带收紧裤腰,又扎紧裤脚,码到脖子上就急匆匆往回走。没人拦,没人问,奔出了沟,心里像得了唐僧肉一样兴奋。挑夫班长力气大,扛了两整箱回到路边,他一人一筒分给了医护人员。医生高兴得抚摸着挑夫班长的手,女同胞就举手敬礼致谢,挑夫班长笑呵呵的像是在给大家授勋。我突然想起了小冯,跑到护理班,悄悄塞给她三筒,剩下的我又给了挑夫班长和老吕,我留下了三筒。

路上,我问挑夫班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几筒,是不是为了立功受奖?”他说:“我绝不承认我有罪,也不需要立功。他们都饿成了皮包骨,还要抢救伤员。”我说:“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说:“我在国民党当了八年兵,升了班长,再艰苦,我的班从来不会饿肚子的。人要结善缘啊,上天就会保佑你。”

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以3000人的代价,打开朝鲜中部的屏障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在小平川围歼了美军第三十八团。

此时,担任后续部队的三支队刚翻过加里山,在一条冲积沟里隐蔽待命,给敌人发现了,15个炮兵营万炮齐发,打得这个团人仰马翻,伤亡2000多人。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投入了抢救,跟随先头团的副师长、作战科长和团参谋长,也被炮击牺牲,尸体抬来交给我处理,我让护理班守尸。挑夫班里有个叫小李子的犯人,见到死者中有武参谋长就哭开了。他告诉我,成都战役时,他是俘虏,武参谋长那时是营长,给他们动员说:“我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你们愿跟我们打老蒋的,就掉过枪口,不愿的就发给三块大洋,走人。”他留下了,还打了一仗,伤亡了几个刚过来的弟兄。武参谋长很仁义,给死者挖坑垒坟,用木板写上墓牌,还给他们家寄去烈士证。小李说话时很带感情,两眼泪花花的。挑夫班长感动了,他打开挑箱,倒出里面所有的纱布绷带,说:“白布没有了,就用这些来包好他们。”边说边动手,我们三人把三具尸体裹了个严严实实。天下起小雨,小李子拿出自己的雨布给尸体盖住。

挑夫班长感动地说:“人心是肉做的,谁对我好,我也会用十倍的恩情报答谁。小李判的罪是报复杀人,他的排长骂他打他,他无法忍受屈辱,枪杀排长未遂,他是个懂得恩仇的汉子。”挑夫班长的感言让我领略:带领他们,无需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就是一个“仁”字。

晚上,我去拦了一辆送弹药返回的车,把三具尸体送上了车。回过头,身边已无干粮了,我又忙着去找吃的。

小平川是一个村庄,村前有一片开阔地,美军一个营在这里被全歼,到处是尸体,一百多顶帐篷东倒西歪。这里早就被战斗部队打扫战场清洗过了,我在死人堆中翻找了半天,最大的运气是从一具死尸的腰上拽下来一只铝质饭盒。我又沿着洪杨公路搜索,发现一辆美军的中型吉普翻到有六七米深的沟底。我下到沟里一看,车身已变形,浑身血污的驾驶员僵直地横躺在座椅上,两条腿悬吊在车门之外。车箱内空空的,尾箱锁着,我用石头砸开,里面仅有一只木箱,我轻轻托出来,最大的担心是伪装炸弹。敌人知道我们都是些饿鬼,把爆炸物制成如打火机或罐头之类食品来诱杀我们,我曾用过美军飞机上撒下的传单擦屁股,肛门红肿流血,痛苦了好些天。这次,我倍加小心地把木箱抱上公路,从路边拾来一根长约30米的电话线,一头捆住箱子,我从另一头拉着在公路上奔跑。没有听到箱子有动静,我仍不放心,回头又抱起箱子扔到路边的坎下,赶紧伏在地上,只传来啪的一声,箱子开裂了。我爬起身向下望去,见沟底散落一地的饼干,我欣喜不已,下到沟底,把饼干装进破箱扛回营地。

老吕打扫战场先我回来,他从炊事班弄来一只大盆,把他捡回来的十多听罐头煮了一锅,稀稀的。我忙把刚弄回来的饼干全倒了进去,想让挑夫班的人来共享我和老吕的成果,熬了一会,我迫不及待用瓷碗舀了半碗,不顾滚烫,就放到嘴边吹着喝着。刚喝两口,就尝到一阵难受的苦涩味,呲牙咧嘴对老吕喊道:“不能吃,毒药!”老吕也惊愕了,他用手指醮上放到嘴里品了品,也吐了。我赶紧去找来郝军医,他是白求恩大学来的,懂英语。他拿起老吕开过的空罐头看了看标识和文字说:“不是毒药,你们拿回来的都是人家的战伤用药,你看,这是沙发米德,我们也在用嘛。”老吕脸红了,他是老司药,脸上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说:“怪我没认真看,饥不择食了。”

我后悔不已,捡来的一箱子饼干全报废了。

我们又开始后撤了,传来的命令是十万火急。美国人摸准了我们的补给已断线,他们不再像战役第一阶段那样不敢尾追,这次竟放心大胆地撒出了五个先遣快速纵队,从我们6个军的战斗分界线楔入,用坦克开路,迅速深入到我后方,俘虏了我们一个师(第180师)。我们兵团的20万大军阵脚乱了,撤退已无序,滚滚人流都争先恐后挤在一条公路上逃命。实在跑不动的,就倒在路边呻吟,叫骂,公路边的沟里,几付遗弃的担架上,伤员呼天唤地哭嚎,谁也顾不上谁。我的体力严重透支,困倦已极,跑动中连连摔跤。我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担子中有鸦片,我要他放下担子,给我弄出一小块来。我用纸卷起,点上火,猛吸了两口。烟气实在难闻,又满嘴苦涩,咳嗽不止,走在我身后的老吕上来警告说:“这是生烟啊,止痛用药,你要吃死的。”我惊恐地扔掉烟卷。挑夫班长递给我一盒万金油,我抠了一点抹在太阳穴上,凉凉的,神志开始兴奋了,从路边拾来一根树棍拄着。挑夫班长让我揪住他挑担上的绳子跑,还要我闭上眼,果然我神情懵懵的,两耳已听不见周围马嘶人叫,两条腿成惯性迈动。

迷糊中有人在我身后推了一把,说:“前边有匹骡子给飞机打死了,赶快去看看,搞点来吃。”我一听是大好事,跌跌撞撞地跟着老吕向前奔去。果然,公路边大约有三四十人挤成一团,有吵嘴的,有打架的,我和老吕怎么也挤不进人堆。我转着圈找人缝,终不得逞,老吕眼尖,说:“你看,一条腿。”我从老吕指处发现从一个战士的两腿间露出了一只骡蹄子来,老吕抓住骡蹄子又拽又扯,怎么也不得手。我上去用头顶住那个正抢夺的战士的屁股,帮老吕合力拽住蹄子摇晃了一阵,也无能为力。突然我身后伸进来一双大手,左旋右转几下,猛力地一顿,扯出了骡子腿,我回头一看是挑夫班长。老吕用双手紧紧抱住骡子腿起身便跑,几个挤不进人堆的战士像见到希望,跟在老吕身后紧追不舍。老吕跑下了公路,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等我上去一看,他扔在地上的骡腿上白净净的,几乎没一点肉,几个追来的战士失望地掉头走了。

老吕不死心,说:“哪怕敲骨吸髓,我也要吃上几口。”他从身上取出一把小刀来,在骨头上刮着,真给剔下了几块薄如纸的软组织,他兴奋地说:“不错嘛,还有点油水。”我从腰间取下铝质饭盒,把他刮下的往盒里装。我又找来一块尖棱的石块在骡腿骨上刮开了,刮了半个时辰,已盛了半饭盒。老吕拾来些干树枝,我支上饭盒,点上火熬了起来。刚开锅,我的喉咙里像伸出了手,迫不及待地端起滚烫的饭盒倒出一半,狼吞虎咽地喝开了。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我向老吕建议给他留一些。我们各自匀出一半来,我提着饭盒拼命赶上队,递给还在跑动的挑夫班长,他怎么也不要,说:“还是你留下吧,你再不增加营养,真要倒下了。”他话语真诚,有情有义--谁说他是罪犯呢?

我又想起小冯,把剩下的骡肉汤端到她跟前。她患了夜盲症,护士长用一根绳子牵引着她,跟在护理班的班尾,那纤弱的小腿,举步似千斤,口边流着涎水。她一见我捧着半盒热乎乎的肉汤,两眼泪花涌动:“你真好!”护士长回头来一见是我,那双冒着火的眼睛变得和睦了,善意地向我点了点头。我永远记住了这充满人性的一瞬间。

我们真像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千军万马不成列。人们挤着拥着,吵架的、打斗的,乱成一团。路的两侧,有人坐着,有人躺着,分不清是死是活。一个战士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肘抵住膝盖,手掌托住腮,两眼睁开,安详地望着每个行人。他死了,没有倒下,像一尊雕塑。人们走过都要敬佩地向他注目致敬。我和挑夫班长走到他跟前,默立良久,挑夫班长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了不起,人都死了,还为我们送行。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为你们送别的。”

十一

已疲累不堪的败军经两天两夜急行军,到达了北汉江,江桥已给美国飞机炸断,一个工兵营正在伐树抢修,大部队都给堵在江的南岸。这是一条独路,一边是绝壁,一边是临江的悬崖。祸不单行,我们的后方华川,已给美军快速纵队占领,开设在那里的兵站医院给连锅端了,4600伤员和300医护人员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从华川到眼前的江桥有30多公里,敌人坦克正迂回过来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已派出一个营去阻击。

滚滚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医院挤在中间。突然间,护士长在人群中高喊:“快给我们让路,前面有伤员,我们要去抢救!”她带领几个老女兵在前边不住地喊着、冲撞着,有牲口挡路,女兵们就掀翻了驮子,还把一辆大车推下了悬崖。饲养员破口大骂,女兵们出语更凶:“闭住你们的P嘴,你挨了枪子,老娘不会给你堵洞!”一路冲冲撞撞到了桥头,江桥中段的桁间已整体断裂,修复它恐怕要等到天明。炮弹在江岸附近爆炸,弹片在头上横飞。此时,护士长又发了神威,她振臂高呼:“女同胞们,不要等待了,赶紧趟水过河!”她纵身先跳下水,女兵们紧随其后,接着呼呼啦啦地一帮人马都进到河中,炮弹在河水中升起水柱,求生的人不顾一切扑向对岸。

步兵分队都跟着下了水,一时间,北汉江上像开锅的水饺,几千人在水中扑动。地面上,敌人的坦克炮在不住点地轰击,夜空挂满照明弹,飞机临空一拨接一拨,狂扔炸弹,激起无数水柱,织成了一道高高的水墙,死的伤的都让水冲走了,越过死亡线上岸的,就惊呼狂叫,像是庆幸他们的活着。

我们医院徒涉过江,一些不会水的女同胞站立在江岸,急得直叫唤。挑夫班长突然一声喊:“我们班都放下挑子,背人过江!”他带头背上哭叫声最高的小冯,扑扑啦啦游向河心,挑夫班的都背上人跟在他身后。他们一连来回背了三趟,医院终于突破了封锁线,人都上到了北岸,院长马不停蹄地又急速带领大家继续突围。他们走了,我和老吕停下来等挑夫班--他们背人过河后,又返回南岸搬取自己的挑子。

他们回来了,我清点人数,9人,少了挑夫班长。我问:“你们班长呢?”一个挑夫抓住两副挑子哭开了,说:“他把挑子交给我了,说不过来了。”老吕惊恐地火了:“为什么他就不过来?他想干什么?”挑夫们都闷不吭声。半晌,挑夫小李子高喊:“还不赶快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此时,江岸上黑压压地堆满从水中爬上来的人群,嘈杂的呼叫声响成一片。我催老吕快走,老吕气呼呼地挑起挑夫班长留下的那副担子,领着我们融入了溃逃的人群。

在路上,小李子告诉我,班长交待,他箱子的半袋炒面是留给我的。我问小李子:“他为什么不过来?还说了些什么没有?”小李子说:“我们回去搬箱子,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还要顾家,就好好接受改造,活着回去。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走了……’”

到了后方休整。教导员在总结会上说:“这场战役,我们医院冒着敌人炮火,忍饥挨饿,收治转运伤员3700多人,有17名同志为保家卫国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出现了叛逃的……”

挑夫班长被定性为叛逃者。

我心目中他却是一个没有过河的卒子。

据说,改革开放后,他回到大陆老家开办了一家粮食加工厂。

30年后,我出差去南方,顺便探望了小冯,她逃过了战争的劫难,幸运地随夫转业走进了东方大都会。她已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人事处长。也许是对战争伤痛的感怀,她特地做了一席丰盛的家宴款待我,一再嘱咐:“要吃饱啊!”

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远不止让人析肝吐胆的饥饿。我军遭到惨重损失的真实人数官方一直没有公布,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后记中只说了一句话:“牺牲了几十万同志。”前些年,彭德怀的老秘书王亚志给了我一个具体的数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负伤、阵亡、病故、失踪、被俘,共为978122人,占入朝作战总人数190万人的51.5%(这一惊人的数字还经民政部门在全国普查核实过)。

表演战争

1952年秋,祖国赴朝慰问团来到金城前线。一天,营部通知我,说慰问团有个代表要见我。什么人?传话人说不清楚。我知道这支慰问分团来自四川,肯定是家里人带来嘱咐,我喜出望外,跟连长打了个招呼,一气跑了十多华里来到师部。慰问团住在师部附近的一条山沟的小坑道里,我见到要见我的人。他是四川省的劳模,我哥哥当年的车工徒弟,我叫他乔哥,现在已是所在丝厂的车间主任,分管动力部。他果然带来我父母的问候,好长时间没写信回家了,他们都牵挂我的死活。

代表团成员将分头给部队作鼓舞斗志的报告,谈家乡的新气象、新面貌。乔哥是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他悄悄告诉我重庆的肃反大逮捕,一夜就抓了七千人,镇压了好几百。他的丝厂厂长肖渊也给枪毙了,肖是留日的,有缫丝专业技能,枪毙他是有人说他是日本特务。他夫人收的尸体火化未烧尽,连肉带骨头的装了两坛子运回浙江老家。

乔哥还告诉我一件高兴的事,慰问团带来一台川剧的折子戏。最有名的演员都来了,丑角有周企何,旦角有陈书舫,他们在四十年代就红遍川南川北。过去,我在家就听老一辈人经常谈起他们的轶事,遗憾的是从未见过他们的演出。

第三天,师里安排我们山炮营观看慰问团的演出。地点在离阵地后方十多公里的一片树林里,这里有高大的落叶松,足以掩蔽500多人的活动。慰问团为我们师一天要演两场,演出时是高度的戒备,场地四周设有防空哨,敌机一来就鸣枪示警,同时,安排了慰问团和部队疏散的路线和防空地域,还专门有一个高炮营保护。

那天听完代表报告,乔哥又坐在我身边陪着我观看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周企何的《花子骂相》,花子嘲弄官僚,体现了古代的阶级斗争,周扮演的花子骂得痛快之极,四川方言幽默,看得观众满堂喝彩。第二出是陈书舫的《秋江》,她把尼姑陈妙常思凡的心境演得缠绵又细腻,直看得人回肠荡气。第三出是《小放牛》,由青年演员晓艇、晓舫(陈书舫的女儿)载歌载舞的用旧调新词赞美四川改天换地。乡音乡情唤起我们思念之情,激动地把手掌都拍痛了。最后一出是《八仙过海》,表现何仙姑、吕洞宾等仙人和虾兵蟹将大打出手,剧情说明书上说,志愿军就是八仙,打败侵略者的法宝就是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乔哥兴奋的告诉我,这出戏得到七团团长的百般赞许,他对慰问团表示,他的七团要打一仗给慰问团看,邀请代表们到前线观战!

我一听十分欣喜,七团团长是川南人,1938年只身跑到陕北参了军,他的乡音未改,乡情更浓烈。我说:“好啊,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用真刀真枪打美国鬼子的,你回去够你摆一辈子的龙门阵!”

看戏归来,营长把各连排以上干部留下。营长只说了几句:我们准备配合七团二营五连打641(我们给敌人阵地的编号),每连弹数是240发,还有喀秋莎连、炮41团的一个105火炮连和我们协同,炮火准备时间是明天上午9时。给慰问团的表演战斗和部署就这么简单。

我们已和敌人对峙近一年,敌我阵地犬牙交错,像这样的小打小闹,每个月要打好几回,我们称之为“挤”阵地,来来回回的争夺,目的不只是争地盘,而是诱杀敌人的有生力量。比如攻打641,我们已打过好多次,无需作多大准备,说打就打,有现成的射击诸元,最大的准备就是炮弹数量。我回到阵地,连长分配给我们排60发炮弹,只需10分钟就可以打完。

我从乔哥那里知道,慰问团要来观战,观看的位置肯定是在我们阵地后面的龙凤山。龙凤山山势突兀,又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敌人一线营垒的全景,山上有师的前进指挥所,团指挥所和我们营的炮兵观测所。我还打听到,师团都安排人给慰问团做现场解说。我在电话里要求营长也安排我,营长知道我在慰问团有亲人,满口答应。

第二天,我提前来到龙凤山我们营的观测所。等了半个时辰,慰问团一行在师警卫连的护卫下爬上山来了,他们有12个代表和8个演员。据说,来的人都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他们分成7个小组,到炮兵观测所来的三位代表,自然有乔哥。

山上的指挥所都是土木结构的掩蔽部,活动面积小,只能容下三到五人,原值班的和通信人员都撤走,瞭望孔有30-50公分宽,可供三人观望。师领导担心不够,还让工兵连在附近又构筑了几个临时观察所备用。我们的观测所有一架20倍的炮对镜,一个代表往镜里瞧时,兴奋的喊开了:呀呀,敌人从工事里伸出来的枪都看见了!

我向他们三人介绍了敌我态势,这场战斗用多少炮弹打,多少人攻。他们仨听得新奇又新鲜,傻傻地张着嘴。更让乔哥感动的是,他在家乡见我时,我还是个娃娃,现在已是带兵的排长了(其实还是见习的),表扬说:老弟呀,你像个官了。

我把炮对镜对向攻击目标641,还给他们配了两个望远镜。我一边讲解,一边给他们指示目标。这是一条横向拖长的山梁,641是山梁中段隆起的山包,面积约百十平米,美军只用一个排依托水泥工事在防守。我们攻击部队从我方的610阵地出击,顺山梁到641约400米距离,为了给慰问团观看清楚,攻击路线和战斗队形,全都选择在面向我们的斜坡。三位代表听我的介绍,已急不可待,巴不得马上看到敌人灰飞烟灭。

到各观察点的代表都已在掩蔽部就位,山上出现了一片难耐的寂静,等待我们的炮火准备。9时整,龙凤山左侧喀秋莎阵地的炮火首先响起,这是苏联二战后期发明的多管火箭炮,一个齐射同时打出64发,给敌人以突然袭击。两分钟之后,百炮齐鸣,千百发炮弹从龙凤山前掠过,肉眼都看见弹丸在空中飞行,无以计数的小黑点,很像蜂群出巢,带着尖利的啸声扑向敌人的阵地!霎时间,641山头上弹着密布,一簇簇烟柱冲天而起,接着传来地动山摇的炸裂声,火光闪烁,石块泥土在硝烟中上下翻飞,三位代表看得兴奋的跳起了脚,嘴里直叫:啊呀呀,真了不得,了不得!

火炮的射击还没停,我步兵一个排从617阵地出动接敌。等炮火延伸,步兵排加快了前进的速度,边冲击边用手中枪射击。当他们离敌人阵地不到100米时,突然从残存的工事里一挺轻机枪复活了!攻击的先头班倒下了,跟进的一个班给打的往坡下翻滚。我的心沉了:我们使用了比过去打641多两倍的火力,为什么还不能彻底摧毁敌人工事?很快,团的82炮连进行火力支援,打了五分钟,敌人机枪哑了。五连的又一个排很快向641靠近,刚接敌到150米左右,敌人从642阵地上扑下来一个班,手中全是冲锋枪。过去,敌人是不敢白天反击的,为什么今天竟敢出来碰硬?我们的第二个排也给突如其来的增援火力打得趴在坡上。炮火不能支援了,因靠敌太近,怕误伤自己人,就这样僵在那里,都用自己手中武器对射。这时,我发现这场战斗的指挥者在一块石头边上正挥动手臂,不一会,后面上来一挺轻机枪,卧在他身边不住点的向641阵地射击。敌人大都趴在残留的工事、堑壕或弹坑里顽强的对我进行阻击。机枪打了一阵,丝毫不能掩护步兵前进。

我突然想到,过去我们“挤”阵地,都是多路攻击,敌人总是措手不及,惟独这次是专为代表观看,仅选择一个光秃秃的山坡,而且还是单一的路线在出击,只为看,不为战,把战士生命当了儿戏。

敌人开始在我进攻道路上进行炮火拦阻射击,五连全暴露在山坡上挨打。在岩石边的指挥员已无能为力了,我看到他把挂在胸前的一只小羊角号放到嘴里,我虽然听不到号声,但我能猜度他是在下达撤退的号令。果然,上去的两个排连滚带爬的退下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人。

山梁上没有枪声了,战斗已停止。我们的三位代表都长叹了一口气,他们没见到消灭一个敌人,看到的是自己人死了一大堆。他们惶惑的脸上似乎都是在责怪自己,不该来看一场用生命表演的战争。

我安抚他们说,失败是兵家的常事。乔哥保证说,我们回到四川不会乱说的。

七团团长在战场上培养了争强好胜的脾性,这次却在祖国亲人跟前大丢了面子。送走慰问团,他火冒三丈,要惩处指挥战斗的二营副教导员。团长之所以用他,一是年轻,二是四川人,如让代表们看他打了胜仗,会给四川人增光添彩的。可惜他辜负了团长的期望,只能让他上天国去反省。他命令身边的赵参谋,去二营执行他的处决命令。

赵参谋到二营,把副教导员五花大绑拉到一个山沟里,举起手枪对向他脑后勺,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副教导员已泪流满面,说“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团长!我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一仗--团长是要我表演啊!排兵布阵都是你们来制定的,我的失职是没有拿下阵地。”

赵参谋的心颤动了,这场战斗是他和团长来二营部署的,团长还特别指名要副教导员代连长指挥,自己也有重大责任。他慢慢放低了枪口,回过头对跟在身边看他执行死刑的营长和教导员说:“你们给他松绑带回去,等候发落。”

赵参谋没直接去找团长解释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即使他敢去,也会尝到苦果。他先找了慰问团副团长,请他出面干预。这位副团长是从部队转到地方的,他和我们师政委交换意见时说,责任不在基层,不能再用干部的性命去抵偿这场战斗的损失,希望枪下留人。

副教导员给保下来了,撤职任副指导员。回国转业回四川,在一家大厂做保卫股长。

多年后,我见到已是某步校教研室副主任的赵参谋。旧事重提,他说,这明明是团长好胜喜功,不惜人命,自己下不了台,还诿过于人,要那个副教导员给他垫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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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兵忆朝战:救了金家,留下祸根
YUFAN HUANG, JANE PERLEZ
2018年7月25日

去年7月31日,病重多年的刘家驹去世了,他活了86岁。去世前刘家驹和老伴住在北京西三环一个解放军干休所,他的很多邻居都和他一样,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后又在总政治部工作过的老人。对于他们来说,朝鲜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新闻里的神秘国度,而是一个会唤起战争惨痛记忆和强烈情绪的符号和印记。
尽管朝鲜局势似乎已经随着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谈暂时缓和不少,但目前朝鲜去核化的前景,以及朝鲜去核化的意愿依旧不明朗。而虽然中朝领导人在三个多月内历史性地三次会面,双方或许都很难忘记,就在一年以前中朝之间围绕联合国制裁问题交恶,甚至公开论战的局面。中朝关系的起伏也让中国国内激起了更多争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60多年的那场让中国损耗巨大的抗美援朝,今天来看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朝鲜再次面临战争,中国是否还会出兵?
过去十多年里,这样的争论在曾经参战的志愿军老兵,包括志愿军后代中一直在持续,而刘家驹则是公开批评者中最为严厉的。他自我坚持的“讲真话”收获了很多人的支持,也受到了很多左派人士的激烈谩骂。但他没有动摇。他坚持说这是一场为了金日成“火中取栗”的“侵略战争”,“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 
刘家驹1931年生于重庆,1949年重庆解放后,还在念高二的刘自愿参加了12军35师军干校。1951年,20岁的刘随部队入朝参战。入朝初刘任文化教员,管理挑夫班,负责一所野战医院的尸体掩埋工作,后加入炮兵营任副排长。刘家驹经历了伤亡惨重的第五次战役,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在他眼前被美国人的现代炮火吞噬。这些战地记忆也一直伴随着他。 

1954年回国后,刘家驹随12军驻扎江西,后负责12军军史写作,也包括12军在朝鲜的相关行动。1972年刘调往北京,加入总政下属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接触各时期的党史、军史和党政军各界人士。而在90年代初,出于自身的经历和个人兴趣,刘开始研究朝鲜战争,并在阅读了苏联关于朝战的解密档案后,对战争看法出现很大动摇。 
刘家驹在1991年退休后加入《炎黄春秋》,从事军史写作,后成为杂志副主编。刘的军史写作涉及林彪和朝鲜战争等话题,也以其与官方史料的背离而知于公众。例如,他在走访了近百名知情人后,认为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外逃事件中是无罪的。而他关于朝鲜战争的写作中较为人知的一篇是2000年前后在网络上发表的《我经历的朝鲜战争》,文章细节所体现出的战争残酷令人吃惊。比如因为补给严重缺乏,一些挨饿的中国士兵甚至只能吃尸体的心肝度日,而一些饿得不愿连夜赶路的前国民党士兵被就地枪决。 
一直被称为“鲜血凝成的”中朝关系早已不像往日那么紧密。随着平壤方面在核导开发上不断提速,两国的分歧也在去年达到顶点,甚至关于6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的本质——究竟是中国保卫了朝鲜,还是朝鲜保卫了中国,中朝两国官媒的说辞都开始出现对立。去年5月,朝鲜中央通讯社再次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国措辞严厉的署名文章,不仅批评北京方面“随波逐流”参与制裁朝鲜核导发展属于“卑鄙做法”,还表示北京方面应该向朝鲜战争以来,朝鲜站在反美第一线为维护中国安全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文章称,“一些中国政治家和媒体人,应首先搞清楚历史的本质后再来理论。” 而在此后的回击中,《人民日报》海外版则写道,“这完全是对中朝关系乃至东北亚格局的颠倒。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爆发战争?中国卷入其中,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甚至使两岸问题搁置至今,中国承担了朝鲜当年‘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
那是中国官方历史上少有地在公开场合与朝鲜进行论战,并承认朝鲜战争是由朝鲜发动,而非相反。中方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往往隐去金日成发动战争的部分,而是强调中方是在联合国军迫近中朝边境后,才出兵参战。尽管在过去几个月里,两国领导人又重新开始歌颂“中朝传统友谊”,但长久以来双方对这场战争,以及对两国关系在根本认知上的差异却已经暴露无疑。
去年6月,在刘家驹去世前不久,围绕朝鲜和抗美援朝的问题,纽约时报中文网对刘进行了采访,以下是刘的口述,内容经过编辑与删减。

1951年,自降落伞落下的盟军士兵和设备

问:今天回过头来,你怎么看朝鲜战争?
答:我要告诉你我现在的状态很不好,半条命。但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国际问题,和我本身的亲身经历,我应该要面对你们,应该要说,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你们谴责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非常赞赏。过去在国外把朝鲜形容成一个流氓国家,我不赞成这样的提法。因为这包含了2300万朝鲜人民。这些人民很纯厚,他们不懂得搞政治上的诡计,整个的所谓流氓,是金家祖孙三代的作为。
我认为朝鲜战争是我们在为金日成火中取栗,结果遭到了很大的失败。我们出动了一共195万人,结果伤亡98万多人,其中阵亡36万。这跟我们国家公布的数字不一样,我们公布的死亡人数才18万多,少了一半。关于阵亡的确切数字,这是我战后从洪学智的传记写作组那里得到的信息,他是志愿军的总后勤部长,一个很公正的人,当然这些数字最后没有出现在他的那本传记里。
另外我们在宣传上也夸大了美国人的伤亡。我们说美军伤亡有39万多人,这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华盛顿前面有一个石碑,8000多人的数字,每个人都有姓名(纪念碑上的8177人是尸体未寻获的美军士兵姓名,包含在其36516名阵亡士兵之中——编注)。我们就不敢搞这种靖国神社的东西,不敢跟全国人民公布我们伤亡98万多人。
苏联解体之后档案向世界公开了,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相互的电报,只要你调出来一看,他们怎么出兵、用兵,支持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的都很清楚。这个大背景全世界都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朝鲜人不承认这场战争是他们发动的。我更气愤的是,朝鲜50年代后就开始反我们,在国内清除亲华的延安派,清除莫斯科派。在这政权的博弈中间屠杀了一批人。
朝鲜昨天到今天一直在骂我们。他们现在竟然把这个矛头指向我们,重新编造历史,说美国人本来是来打中国人的,借用了朝鲜的土地,把他们的坛坛罐罐打烂了,让他们蒙受了几百万人的损失,所以中国人应该报恩,不应该和美国人勾结在一起,不让他们搞氢弹、导弹。我说本来这场战争道义上你朝鲜就是失义的,我们支持了你,你至少不能够忘恩负义吧?
关于志愿军墓地的问题我也要说。我的邻居是总政联络部的,大概十年前,他就被派到朝鲜调查志愿军埋葬的状况,去了两三次,就是现在看到朝鲜他们搞了20个大堆(墓地),但里面究竟有没有我们的人、有多少也不清楚。
同样人家韩国,人家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啊,看看他们给我们归还的志愿军烈士遗骸,人家做的那个遗骸的木箱子多么的庄重。我们一看到啊,脸上无光啊!羞愧!我们打过去侵略了人家,人家从道义回过头来尊重我们。
我认为朝鲜战争是在斯大林的指导下,毛泽东的参与下,满足金日成吞并韩国的野心发动的战争,这就是我的结论。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

问:能不能谈谈你了解到的这场战争的一个大致过程?
答:60多年前,朝鲜和韩国不断地发生边境上的摩擦,摩擦大量是金日成挑起的。1950年6月,金日成发动了一场大举进攻把韩国的军队赶到釜山,9月,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出动了。中国派出了2个师保卫朝鲜,但是顶不住对方十几万人,节节败退,退到鸭绿江边。金日成搞了个流亡的班子,跑到我们丹东。
接着我们出动了4个军,发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战役,打到三七线附近。 
这场战争我们在军理、战理上是不足的,离现代化差距很远。美国人手里有很多“二战”后还没使用的新式武器,都投入到朝鲜来了。而我们是刚从国民党的手中接过了的一般的武器。面对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我们的差距是相当大。美国一个师就拥有将近140门的火炮。我们的一个师,就只有一个山炮营,都是口径很小的山炮,差距可想而知。
另外,朝鲜战争中美国人占有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导致我们往前运输非常困难。我们部队只背了七八天的粮食,打一场战役没有了,只能跟着挨饿。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战役里敌人不知道我们的现状所以他们节节败退。但他们清醒过来之后,就是我们节节败退了。
紧接着毛泽东坚持要打第四次战役。我们粮食供应不上,战士穿的还是夏天的衣服。第四次战役一开始我们处在劣势,战士冻死、饿死两万多人。又由于我们弱点的暴露,联合国军大胆还击,又把战线打回了三八线以北。这时候我们从国内又组织了10个军的部队,进行第五次战役,结果这又是一场惨败。第五次战役里我们一个师7000多人被俘,这是在国内战争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接着我们就在三八线附近打防御,防御了一年,然后打上甘岭战役。这是一场再较量,打了43天。打到最后谈判还是互不让步,但当时我们国内的经济已经非常薄弱,几乎财政收入的50%都投入到战场,我们也没有决心再打了。打了我们不会得到胜利,就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即俘虏遣返6000多人。在战场上我们又打了一个夏季战役,夺回来一些土地,就以此分界,这就是今天的朝韩分界线。

问:你在《我经历的朝鲜战争》一文中对战争的残酷有很多细节的刻画,能不能和我们再分享一些你在战争前后个人的遭遇?
答:我是文化教员,不会用枪,进入战争没有别的话给我干,就分给我带了个担架班。我的任务是掩埋进入医院的死者,埋死人。抬进来,死了就归我管,外面死的不归我管。这是一个野战医院,随部队流动,部队在前面作战,医院就跟在它的后面,下来一个人包扎一个,抢救一个,往后面送一个。死人就就地埋了。

我跟你讲最残酷的五次战役。我们投入战场之后一直把美国人赶到了汉城边上,美国人很聪明,不跟我们较量。他用四个车轱辘跑,我们用两条腿追。(追不上)我们只能被迫撤退,撤退回来到中线打第二阶段。这时候上面给我们的任务是拿下加里山,切断洪杨公路,歼灭美二师。我们就在一天一夜之间,真的拿下了加里山,但部队伤亡真的太惨重了。
加里山是朝鲜中部很突出的一个高山,在三八线南边一点,敌人在这个地方已有准备,布置了障碍,铺设了地雷。我们是强行进攻,几乎是踏着地雷在前进,天上飞机在轮番轰炸,十几个炮兵群支撑了一道一道的弹幕阻止我们前进。
到了加里山的脚下我们换了一个团来攻坚,这个团几乎用了整个团的生命,3000多人,把我们摆上了山头。攻山的那个晚上我是做入院登记,我们就守在野战医院的门口,搞了个灯,一有人送进来,姓氏名谁哪个单位,快得很。一晚上我们三个人,大概不到10个小时,记下来1500多人。
我们还没有占领山头的时候医院就要转移了,紧跟先头团。这个团是沿着一个冲积沟上山的,沿途那个伤亡惨重啊,现在心里想起来都难受。我们有个小电筒,照了一下,看到(尸体)人叠人,人挨人,一堆一堆的。夜间因为看不见,敌人就拿机枪和炮火各种封锁。我们就是用生命拱上去的。后来我们院的领导还要我们做个工作,说既然你们没法掩埋,就薅一把草,把那些战士的遗体盖个脸。因为白天部队上来,看到这个惨象会丧失斗志的。
我们就是这样子,踏着自己战士的尸体爬上了山。到了山顶我到现场一看,敌人只有一个营在坚守,只留下了两具尸体。你就可想而知这场战争的伤亡比例了。他们以极小的伤亡造成了我们一个师几千人的伤亡,阻止了我们的前进。后来我在韩国的军事材料中间发现,敌人在这里做了多少准备啊,路障、挂雷搞了十几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攻上去了。
这正是我们的弱点,我们的信息判断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判断山上是伪七师,后面打上去了知道是美二师,根本不知道敌情。我们的指挥是混乱的。彭德怀当时下的命令,要我们到中线附近作战,吃掉敌人六到七个师,你看看他嘴巴多大!我们根本不知道部队在哪里。
我们执行命令非常坚决,一天一夜不折不扣的拿下了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殊不知配合我们伏击的27军没有到位,我们把敌人拦住了,拦下了几十辆坦克,200多辆卡车。可是敌人跳车就跑了。
切断洪杨公路之后,战斗刚停,我到战场去看了一下,我们打死敌人500多人,俘虏了一个连。这是我们全部的战果。后面我们的《人民日报》吹,说我们俘虏了5000多人,夸大了10倍。
就在这个时候,又一场惨剧搞到我们的头上。我们的一个后备团,因为从加里山插到洪杨公路,又是一个冲积沟,我们这个团隐蔽在这个冲积沟里面备战。美国人发现了他们,结果16个炮兵营打我们一个团。炮轰了三个小时。
结果我们去抢救啊,伤亡2000多人!完整的尸体我们把他摆到沟中间来让担架运走。但胳膊、腿、碎骨,我们去捡了,就拿纱布包上,一卷一卷地塞到石头缝里,就算是把他们安葬了。但我们心痛啊!我们的人牺牲在异国他乡就是那么一个下场,尸首不全,我们收拾了整整两天两夜。为什么我说残酷,那个人啊,大白天奇形怪状地死在你的面前,这里一个腿,那里半个胳膊,那里半个脑袋,我们都一个一个把它包起来,你说这个工程,这是人啊!不是牲口啊! 


中国河口展示的毛泽东和金日成的合影,摄于2013年。

问:战后你的思想是怎样发生转变的?你还回过朝鲜吗?
答:朝鲜战争结束,我到志愿军当时还在朝鲜的总部的展览馆,去参观。他们专门从上甘岭537.7的高地上切了一块土地,厚30公分一平方米,拿去做展览。结果发现这一平方米上面有2300多块弹片,里面大多都是人的碎骨和树的枝叉。你就可想而知,当时这块土地上一平米要落下两个炮弹,人还能生存多久。
我战后没有回过朝鲜,不是不想回去,是没条件回去。回部队就整个搞部队建设,现役军人也不让你去。我当然想回去看一看了,那是我战斗过的地方。但是没有机会。
当时我还对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怨恨,当时什么都不知道。那是若干年后,我进入军史之后,我各方面调看材料才了解真实的历史情况。但打仗的时候没有那个感觉。当时我就是当兵,抗美援朝,很英雄那种劲儿,我有国际主义精神。但苏联的材料一公布,我们大失所望,悔恨,为什么要参与这场战争?我们受了欺骗!
问:你有和其他老兵交谈过这些情况吗?他们怎么看?
答:我这个院里面就有很多老兵,这些人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固化下面他们不讲真理。只要说打老美,他们就说正确。他们把朝鲜当成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前几年,我们院里面举办过“抗美援朝六十周年”纪念会,我在纪念会上发表了一通谴责金家父子的言论。结果有好多人围攻我,说我反动。现在好了,他们现在对朝鲜的这种表现终于有了认识,对朝鲜的态度有了转变。他们现在每天都在外面议论,现在我们国家的舆论也开始左右他们了,你看看前不久朝鲜发表的讲话骂中国的,这是多强烈的反应啊。
当然关于原子弹大家意见还是不一样,他们很多还是觉得大国能有原子弹,为什么小国不能有?这不是欺负人吗?他们不懂国际条约,现在他们讨厌朝鲜不是因为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在根本道义上就是流氓行为,尤其是这些领导人的行为,攻击中国,颠倒历史。
问:你觉得你对朝鲜这样的情感在老兵里面是少数吗?
答:这个情感还在发酵,往外扩散,现在对朝鲜的这种看法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包括社会上的人。


2018年6月,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人民大会堂。

问:中朝虽然互相成为盟友,但双方的军队联系并不像西方的军事联盟那么紧密,你们当时两个军队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答:我故事说不完。我们一入朝,朝鲜人民军就不让我们两支军队经常聚集在一块。我们这支军队的民主程度很高。经常开民主生活会,给领导提批评:打仗不行,多吃多占,表现不好。但他们不一样。我就见过几次,他们一个班长带着一个兵去老百姓家收稻草,他们那个班长就在旁边不干活,游手好闲。在我们这里别说一个班长, 就是营长、团长照样要干活。有一天,我行军打前站带着一个班走在前面,一个朝鲜军官也走在一块。我们吃的很随便,自己弄自己吃。但他发现一个老百姓屋后面有一盆蒜,绿油油的,那个军官毫不客气端过来就给人家吃光了。他们和老百姓关系就这样。老百姓在旁边看着心疼啊。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反映了他们的军民关系。所以他们就不想让他们的部队和我们接触,怕受影响。
我们当时也就看不惯他们的军官。他们的军官,穿着靴子、呢子衣服,雄赳赳气昂昂的,一遇到讲话,喔唷,就和朝鲜现在的广播员一样,咕噜噜那种训斥,很讨厌,没有亲切感。
第二个故事就是,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我们去了两个师,113师、114师。这两只军队都是东北成长的,在延边成长,跟着林彪,本来朝鲜人就多,后面我又换了一批朝鲜人进去,最后就把他们留给了朝鲜。现在是朝鲜的五军团、六军团。60年代之后他们在这里面凡是干部中间亲华的就一律排斥,你看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吧。
问:当时怎么想到写《我经历的朝鲜战争》这篇文章?
答:我知道很多人认识我就是通过这个文章。我是在网上发表的。我当时写这个是从我们军史的角度考虑的,我们国家意识形态占主导,军队的军史党史只准讲六个字:光荣、伟大、正确。凡是负面的东西一律不能见诸报刊。所以我觉得我写这个有意义。
发了之后我收到很多电话,支持的人也很多,也有骂娘的,不过那是少数。很多战友也联系我,他们并不反对我的事实,只反对我离开了党的基本的东西,他们说:“老刘啊,你不要干这种事了,共产党待我们不薄,有吃有喝,你干嘛呀要反党乱军?”
但是我89年退休走出了军队之后,进入了《炎黄春秋》。《炎黄春秋》这一帮老人之前是跟着毛泽东的,但他们最先站出来反对毛的路线,有理有节。他们敬告我:“讲真话。”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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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驹:我在部队里的性见闻

1949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城市的社会秩序由我当时服役的12军实施军事管制。

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山城的风貌依然花团锦簇,香风习习。从山沟沟里走来的老军们,一见重庆的女娃儿标致,心旌摇荡,物欲泛起,纷纷打发了小脚的,不识字的,脸上有皱纹的老妻,换得年轻貌美有文化的新妇。一时间,老干携少艾,双双出入商店、戏院、公园、餐馆,其乐融融。老百姓厌恶当今的陈世美。最为恼怒的是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他认为,抛弃糟糠之妻的干部是思想堕落,作风腐化,是资产阶级的俘虏。他把城市比作染缸,城里的女人比作糖衣炮弹。为了“防糖弹、拒腐蚀”,他抓住“张唐事件”做典型,向全区干部敲响了警钟。

“张唐事件”的张,是张柯岗,12军宣传部长;唐是唐平铸,12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把自己的小脚老婆换成随军名记者曾克,唐把没文化的发妻休了,娶了个大学生。邓拿张唐开刀,是他俩都是表率军队的高级政工干部,警示全军最具有震慑力。与此同时,12军还有48位师团级干部给老婆换了届,都遭到了同样严厉的惩治。

在12军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批斗张唐,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这首歌是柯岗写的词,时乐濛谱的曲。批判者哼罢,指着柯岗问:“歌词是不是你自己在批判自己?”柯岗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当时,老军们对自己的婚姻离异,就像撤换战斗不力的部属,无须通过法律,仅向上一级的组织部门备个案,然后给女方所在的县、区、乡政府发封函,凭借军队的大章和本人职务,没人敢站出来说不。

最不服气的是张柯岗,我是他的部属,见面就听他牢骚满腹,说毛泽东不要贺子珍找了江青,连组织手续都没有。邓小平找的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女儿,成分那么高,自己就批准自己,我们为什么就该当刀头肉?

柯岗的愤然遭到邓小平更为严厉的处置,脱下他的军装,打发到重庆市文联爬格子。

邓小平还把“张唐事件”提到了巩固政权的高度。他责令军区所属的文工团队,大演“李自成进京”以教育部队。这出戏的剧情来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闯王率大顺军攻进北京,不爱江山爱美人,仅因死活爱上陈圆圆,把刚到手的新政权很快丢失。邓的目的是借古喻今告诫部队,要是像李自成一样为女人而败落,就会退回太行山打游击。在他的倡导下,由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学习运动,从800万人民解放军中清理出数以千计“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我记得,我们的一位副师长持不同“政”见,他在一次批判会上放声大骂:怎么怪“糖衣炮弹”呢?都是你偷鸡摸狗的,管不住自己的鸡巴,瞎戳乱戳,自作自受!


无情斗争是我军教育人的一贯方式。我参加过好几次反腐批斗会。那时,我刚从军干校毕业,分配到师野战医院当文化教员,教导员很器重我,每次党支部开会批斗“腐化”干部,都要“扩大”我参加做记录。在我的记忆里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次批斗,是一对男女护士暗恋引发的(当时只有年满28岁的团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恋爱结婚,而他俩都是副连待遇)。一天晚上,他俩在护理值班室幽会,关了灯,一群好事捉奸的“志愿者”待机破门而入。亮灯一看,只见他俩在床沿上正襟危坐,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床上动作。捉奸的都是些老资格,绝不愿无功而退,为了取证,他们不由分说把女护士摁在床上,扒掉裤子,脱下裤衩,拿到批斗会上用手电筒照着给大家展示。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老护士还喊着:“大家都好好看看,裤衩上有块精癍!”——是真是假谁也无法判定。此时,与会者群情激昂,口号声起,高呼:“要老实交待!”“回头是岸!”“不交待滑不过去!”上台批判的人无不破口大骂:“不要脸!”“丢人!”“破鞋!”……我的心灵震颤了,他俩的命运很可能是开除军籍、党籍或是降级降职(护士降下来做护理员)。幸运的是,掌握政策的教导员手下留情,别看他主持会批的调门高,处分却很轻,俩人都只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防糖弹”教育在全军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人人自危。医院的女同胞多,我和她们都熟识,低头不见抬头见,却从不敢单独和她们中的谁多说几句,若有事要交谈,一定要找个正直的党员陪着做见证。我处处注意那些监督男女作风的积极分子,她们都和我关系不错,经常如数家珍一样,告诉我一些女同胞中的风流轶闻,如谁有主了,谁正待字闺中等组织分配,谁曾因腐化受过什么处分,有多少干部住院是来点秋香的……

战斗部队对男女之事的管理更是严格,授受不亲成了戒律。在城市,霓虹灯下的哨兵们拒绝女人身上散发的香风,硬要说那是资产阶级腐蚀军人的毒雾。执勤战士要是多看了女人几眼,在晚上的班务会上,准会受到大家的严厉批评。重庆街头有个战士巡逻,见一对男女勾腰搭背,他端枪上去用刺刀挑开两人依偎的身躯,还骂人家是资产阶级的腐化作风!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军入朝参战,“性”闻依然不断,并开始“国际化”。

杀鸡儆猴是我军最令人生畏的纪律处分。比如,我们进入朝鲜作战之前,一个在解放战争中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连长,对他的房东妇女施以非礼,强奸未遂,在万人誓师大会上被当众枪毙。入朝行军,部队大都住宿朝鲜人家里,凡是对朝鲜妇女动手动脚的,一律就地处决。我还参与破获过一起案件,一个工兵连长来住院,趁月黑风高,奸杀了一个护士。临刑前,警卫连的战士让他自己挖好坑,并躺下试试长短宽窄,问他合不合适,枪毙时,让他跪在坑边,排长用20响点着他脑袋说,记住,二世为好人。枪响,脑浆像散花一样迸出,排长一脚把他蹬进坑里。

军纪严酷无情,却难以制服人与生俱来的性本能。我们在朝鲜作战一年,常和朝鲜群众朝夕相处,男女之事,屡屡发生。军法不再用杀人警示,“犯罪”一词也更名为“生活作风错误”,处罚他们通常是放到机关的挑夫班,师的担架连,团的运输队,以苦力代刑惩。“当兵三年,老母猪当貂婵。”在朝鲜战场的第三个年头,军人的性饥渴如临大旱,全军腐化已逾千人(有的是班、排“集体作业”),法罚更难责众,凡属通奸的,都交给本单位组织和行政酌处。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失利,我所在的有五万人的军伤亡近半,很快从四川补来两万翻身农民。我们这些入伍已两年又经历战争考验的学生兵,从机关、后勤抽调到连队充当战斗骨干,我到炮团山炮连任见习排长。

团长是用大刀片子杀出来的红军干部,外号“老捶子”,人正直无私,就是满口脏话,念念不忘女人。入朝前,因抛弃老妻从副师长的位置降下来,新婚的女孩惧怕战争,别他而去。团长三天两头向组织科要女人,组织科从医院给他找来个护理员小纪。小纪是重庆人,和我一起参军的。开初,组织科找她,以入党提干为饵,她一听说团长是犯错误的,又没文化,年纪已47岁,怎么也不答应。师政委动了大驾,左劝右说,要她“工农化”,压服了小纪。小纪提出交换条件,不干护理,政委马上拍板,调炮团当民运干事。

婚后的小纪,心情老不快,见我就数落团长,说他动作粗野,张口就骂人,在全团大会上讲话都带性,什么“屌鸡巴”、“操他娘”之类的。团长还有个特点,开党委会也要讲荤故事。他讲的都会在全团流传,其中一个我记忆最为深刻——

抗日战争中,他已是连长,他们连的卫生员,喜欢给住地的闺女、小媳妇看病,总说人家下身发臭是长了蛆。姑娘们不谙事,吓得要求他给治,他要女孩子把裤子脱了,说能把蛆给掏出来。他也脱了裤子,拔出他的宝贝就径直往里捅,捅了一阵,拔出来给女孩子看:我已经给你把蛆捣烂了……小媳妇都懂,有人报给了村的妇女主任,妇女主任要大家抓骗子。她们逮住卫生员,也扒下他的裤子,妇女主任找来把剪刀,正准备剪下他的宝贝,村长知道了,赶来制止,妇女们仍气不过,找来几条麻绳,把卫生员的小鸡子系上,提溜着送到了连里……故事有挑逗性,成了大家经久不衰的龙门阵。

我在炮兵连还兼任团支部的副书记(书记是副指导员,他是党支部分工的青年委员),团支部经常要处理几个小鸡子不老实的人。

我们连的驾驶员都是专业的,给他们组成了驾驶班,便于生活和思想的管理。班长是党员,没有驾车的技能,他手下五个兵,都是从俘虏的国民党兵中挑选出来的,在档案上称为“解放战士”,党的组织很难吸收他们,只发展了两名团员。他们日常生活自由散漫,由于经常出差拉物资弹药,一出去就是三、五天不归,沿途都住宿朝鲜老乡家。朝鲜人家的青壮男人大都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就守家种地,我们这帮驾驶兵就乘虚而入(在朝鲜几乎所有的志愿军汽车兵都深知此道),他们先从车上取下些食品或日用小百货之类的,送给房东青年妇女博得欢心,仅一夜间就得手犯事。驾驶班每次出勤在外,班长负责捉奸,回来就报给副指导员,副指导员通常交给我处理。最初,我们把犯事的捆起来批斗,不认账的就吊在树上逼供,批判者说到动情时,还允许他上去挥动拳脚。后来师团明令禁止体罚,我们也不再捆绑打人。但批判如何严,处理如何宽,都由我掌握。如驾驶员小罗,屡抓屡犯,斗得他成了块橡皮,大家气不过,一致要开除他的团籍。我坚持留团察看,当时开除人举手就通过,人家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的宽容出现了成效,回国后处理他复员,我送他去车站,临别时,小罗流下了泪。他家在蚌埠,1967年我到安徽“支左”,专程去拜访他,他已是一家千人大厂的党委副书记,作为革命干部最先解放出来主持工作,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夫人是厂的制图员,热情贤慧。我们对往事都羞于提起,我感悟的是,用恩义焕发出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回报社会。

我当时的思想虽然是组织性高于一切,但对待这帮人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爱恨交织,带有几分人性。

我们连的炊事员小陈,四川人,团员,是翻身农民参军的,他的女房东是朝鲜人民军排长的妻子,我们发现女房东的肚子大了,才知道是小陈搞的。我找小陈谈话,他认错,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团组织的任何处分,他要求我千万让女人把孩子生下来,复员了,他会来接他们到四川去。他天真又荒诞的愿望,我在批斗会上给截留了,讲开了对他极为不利。他犯的事,不但涉及到朝鲜地方,还牵动朝鲜人民军,必须会同双方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处理。我到团机关找小纪,她是民运干事,专和地方打交道的。

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朝鲜人家的炕,也是她夫妇睡觉的地方,团长也在,正坐在炕上抽烟,满屋烟气。他一见我就骂:“你们的破屌事,天天找上门,干脆把朝鲜女人都弄回四川慢慢搞去!”

“四川人怎么啦?四川人得罪你啦?我不是给你搞了吗!”小纪肝火陡地升起,以团长惯用的粗话反击。

团长不敢反抗,这是他在全团唯一惧怕的人,他灰灰地走开了。

我在电话里已汇报过小陈的事,她让我坐下来,说,“按正常情况,搞一个朝鲜妇女应赔偿300斤高粱米(这是师的规定),可人家肚子里的也是人啊?我看应给600斤。再就是一定要让那个朝鲜女人离开你们住地,回她娘家去,一则是避开了小陈,也免得你们连的人闲言碎语。我还要去找里(村)的委员长,不能让她回去后受当地群众的歧视。”

我告诉小纪:“小陈一直惦记着孩子下地,怎么办?”

小纪说:“小陈像个男人,还有点情义,不过孩子生出来,他是带不走的。这事我去做工作,你回去要帮助小陈放下包袱,还要告诉连里,再增加200斤高粱米,一共800斤,就说给女的搬家用的。”

小纪的安排具体周到,我感到小纪成熟了,更感谢她对小陈的怜悯。我回到连,如数把800斤高粱米送到里委员会。

大约三个月后,小纪打电话来,要我再带些吃的去慰问那个妇女。小纪说:“她已生了个男孩,丈夫不要她了,当地政府对她也不好,不给口粮配给。”

我向指导员作了汇报,把小纪说的都说成是团长说的。

第二天,我用车拉上500斤高粱米和200斤大米,还有几箱罐头和副食,跑了50多公里,到她娘家住的村子,见了她和孩子。孩子未足月,已没有奶水,靠吃苞米糊糊,瘦瘦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女人脸已清瘦,灰色,显得忧郁,有气无力地向我哭诉,说乡亲们疏远了她,骂她,政府不管,吃的粮食少,要配些薯叶和苞米茎。她要求见小陈一面,让小陈看看孩子,她现在不知该怎么生活生存。我无法回答她,只是安慰一阵,亲了一下“中朝友谊的结晶”就走了。回来的路上,心里老是沉沉的,一直在想,战争给了她的痛,男人又增添了她的痛苦,如今,亲人们又让她痛不欲生,她已面临生死存亡,谁还能说她是颗糖衣炮弹呢!

我还要说一件司务长老冯的“异事”:他是山西人,老婆来信告诉他,说梦见他回家了,现在怀了孕。他拿着信给我看,问:你说说,我媳妇做个梦就肚子大了,这事可能吗?我不能跟老冯较真,他脾气躁,只说,可能,古时候,老子他妈就是做梦才有了老子的,给中国生出了大圣人。老冯听了半信半疑。过了几个月,她媳妇来信报喜说,生啦,是个男孩。老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管他妈谁的种,只要叫爸爸就行。

战争让女人走开,我还用刺刀剥离过女人的爱。

这事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在我们和美二师对峙的日子里,营的兽医老丁留在后方看管牲口,有时,他跟随牲口送弹药来到我们连的阵地看望我,会亲热地聊上一阵。他知识面宽,懂英语,我们和美俘聊天,他当翻译,朝鲜话也流利,我们之间很有交情。

留守处离阵地不到30公里,只需大半天的路程,他来阵地请示或办事,却要走上三四天。有人发现了秘密:在路途中,有户朝鲜母女,女儿是江原道(省)文工团的团员,老丁一来二去,都要在她家歇歇脚。女文工团员很有魅力,吸引了老丁,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十天半月就相会。这事被营长知道了,把老丁臭骂了一顿。处理他却很难,老丁是起义军官,不是党员,把他撤了职,全营几十匹牲口的伤病谁来料理?女文工团员也知道老丁触动了红线,她是见过世面的女人,竟只身跑去见了我们的师政委,斗胆提出,她爱老丁至死不渝,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这连彭德怀总司令都不会答应的问题,终不能如她所愿。年底,我军换防,在撤出阵地之前,营长把我找去交代,要我带一个班,提前把老丁押到后方休整地再作处理。我到了留守处,收缴了老丁佩戴的可尔特手枪(这是我在战场上拾得送给他的),并通知他,部队马上转移,明天一早你跟随我先出发。老丁明白是领导的用意,坦然说,我不会违反纪律,更不会叛变革命,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和她见一面。尽管我同情老丁,在友情和纪律之间,当然要坚守我的职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劝你还是死了你的心吧,我不可能放走你。

其实,我心中有数,那女人能量大,可能有了我们即将离开的信息。

入夜,女文工团员果然来了。哨兵堵住了她,班长来向我报告,我思量再三,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不能把人情做绝,应给他网开一面。我告诉班长,要哨兵放行,一切责任我担承。最担心的是发生意外,我要全班通宵达旦地在全村巡视。

战争改变了人的常态,恐惧会使人精神分裂,善良的会变得暴戾,有人自伤,有人逃逸,有人报复。我还想起在医院批斗的那两位老护士,入朝一上战场,就双双投向了敌人的营垒……这一夜,我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大早,老丁拎着背包来了,他脸色灰黄,两眼红红的,显得十分疲惫。我赶紧让战士把他的行装放到牲口驮上,给他一张热络络的大饼和一壶水,他没有接,没有言语,只迈动沉重的双腿。一路上,他耷拉着头行军,宿营任他独处,一日三餐,按病号饭做好送去。一天晚上,他刚睡下,我给他端去一盆洗脚水,还帮他挑了脚上的泡,涂上碘酒,他绷紧的脸上松驰了,还出现一丝笑意,我看到开导他的机会来了。我说:“老丁,我就睡在这里吧,说说话。”他没拒绝。

我躺下来,还没开口,他却先敞开了心扉,像一股拥塞已久的山泉开始奔泄。

“刘老弟,”这是他对我的尊称,“你才20岁,我在你这个年纪已混闯江湖,参加过青帮,贩过烟土,开过赌场。我有家传的兽医本事,胡宗南天下第一军炮团聘我当了兽医主任。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有的是难兄难弟,我的为人义气第一,谁犯了法,我给包住;动刀动枪打群架的,都听我调停;要开小差,我给出路费;有人要报复,我会帮助他杀人。老弟啊,我的事,我想通了,你仅是拦阻我的一张铁丝网,我不会责怪你,也不会伤害你,你还有明天,阴功积德,胜造七级浮屠。你别以为我是旧军人旧意识,人藏在心里的正义正气都是一样的……”

这番话,我听得心都快跳出胸膛。他有丰富的世俗经历,人生哲学却是“反动”的,我崇信党的教育,无法接受他的观点,气得无语以对。

到了谷山休整地,他很快被遣送回国。一去茫茫无消息,人消失了,他的爱也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我渐渐走出阶级斗争的围城,念及老丁,生发出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情。

我在部队几十年,听来的故事也不少,挑几个印象深刻的记在下面,是真是假,我没核实过。

据说,军队男女艳事是有“传统”的,红军时期就有轶闻。比如,在中央苏区,某湘赣省委书记被怀疑是AB团主要成员,遭到保卫局的关押审讯。此时,一位刚上任的湘赣军区司令和一位赣西南特委委员,两人合谋,要在书记老婆身上寻欢一回。他俩翻墙进屋,书记的老婆不乐意,他俩硬是扒光她的衣服,轮流采花。书记解脱回来,闻听此事,不要老婆了。老婆闹到临时中央,中央与犯事的两人协商,用抓阄决定女人的归属,最后由特委委员抓到。

还有,某司令的秘书告诉我,在解放战争中,该司令率领的纵队在中原某县稍事休整,司令有一双慧眼,看中地主房东秀色可餐的女儿,白天眉来眼去,夜里爬上绣楼和她睡在一起。警卫员急了,报告给政委,政委跑到楼下仰着脖子叫阵,骂司令败坏军纪。司令正在兴头上不睬不理,政委要警卫员搬走梯子。司令气呼呼地从楼上跳下来骂:“你当政委的,就会管我的屌事!”

文革开始,军区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司令的家,把他藏在马桶里的避孕套抄出展览,有一千多只。

曾领导我军驰骋中原的另一位司令的故事更传奇。该司令一生爱枪,爱马,爱女人。他收藏的十多支供把玩的小手枪,大都是德意日军工生产的精品;他从红军时期当连长起,就从战场缴获中挑选骏马,一匹阿拉伯的纯种马,从鄂豫皖一直伴随他走到大西南;他爱的女人谁也数不清,我是从多年跟随他的人那里记下了他几则花花故事。

1948年10月,他带领5个旅逐鹿中原。在炮火隆隆声中,他不忘亲近女人。攻下城池之后部队还在肃清残敌,诸事须他亲自处理,他却放手交给了参谋长,自己带上作战处长去访寻听人说书。他慕名的说书女人,很有几分姿色,嘴也巧,让司令入了迷。处长几次催他回去,他要处长买来烧饼,一直听到太阳落山,把爱慕之情释放完了,才返回驻地。

他回师路过河南信阳,当地的豫剧团慰问部队,司令看中了三个俏美的女演员,坚持要她们参军。剧团团长死活不干,哀求司令高抬贵手,说,我的百十人的生存就靠这几根台柱子支撑,你们把人弄走了,我的一个团就散架了,老总啊,要钱我们给,人是我们的命,不能带走啊!后来,政委出面干预才罢休。

1949年10月,我军正准备向大西南进军。一天,司令把军师两级干部召到一起,不是开会,而是要他们去逛窑子。30多位高干一听都傻了眼,咧开了嘴。司令说了就得照办,谁敢不遵?

这座城有条窑子街,那时记者对这种行业称之为无烟工业。做窑户的人家门前都挂有一盏红灯笼做标志,老嫖客一眼就能从灯笼的大小式样分辨出它的等级。当司令领着一大群军队的高干来到这条已经冷落多时的街道时,行人都停下来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共产党的老总们,以为他们是来“扫黄打非”的。

司令领头,到一窑户的门前,一脚踹开房门,然后指着跟来的一位师干说:你进去。又走到第二家踢门,又呼叫“×××,你进去”。再到第三家踢开门,叫某人:该你了。几十家窑户都安排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两级将领。进去的人,绝不能蜻蜓点水应付了事,他们都得坐下来和窑姐攀谈,问问这,说说那,谁也不会上床试水。但他们都有共同的担心,从窑户出来要面对司令的考问,答不上答不好,都要受到训斥。

司令站在大街中央,等待诸将出来说说心得体会,来一个就问一个:怎么样?领教了吗?回答是各式各样的,但绝没有一个正而八经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之类大词。谁要是把见到的女人说得俏皮逗人,表述得荤荤的,司令就最爱听。

司令进四川后,暗恋自己属下的京剧团演员,每到礼拜天就要这位演员到他家洗澡。他让警卫员把水烧好,支上脚盆(四川人洗澡用的大木盆),倒上热水,女演员在里边洗浴,他在外边通过门缝窥视。警卫员火了,踢盆打墙地乱叫(那些年,警卫员很有党性,敢在党的小组会上批评首长的作风)。司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欣赏而已。后来他到了国家机关,权势炙人,性天地宽阔,两年间搞了几十个女人,最终被发配到河南的一家农场看管苹果园。

战友的指责,严厉的处分,没有让司令放弃“爱”,他把年轻保姆带到农场。文革前,司令把他改良品种的苹果拉了几卡车上北京,让老部下给他推销。在小保姆的陪伴下,司令走家串户,谈笑风生,毫无赧颜,像永远生活在春天里。

战争年代,对一般干部的性管制,只能是严防死守,对老军们,则是建立些有效的调解机制。

部队一停下来休整,组织科的第一要务,是让家属连马不停蹄地赶到休整地,稍有怠慢,老军们就骂娘:老子大头没掉,小头就得享受!

所谓家属连,不属部队的建制序列,它是由组织科把师团干部的家属编成班、排,进行集体管理,安全由警卫排保护,吃、住、行由后勤配大车,配粮配物,还有医护人员随同治疗伤病或接生。当年我们部队来来回回地在中原拉锯,她们就尾随大军流动,全部身心都是为自己男人提供性服务。

有一回,部队在河南某县休整。家属连因洪水受阻,一个团参谋长的老婆只身先到,她是坐老乡的筏子过河徒步来的。参谋长不在,正下部队检查工作,几个团干心生妒意,商量,既然你等不及要先上炕,我们就先治治你的骚货。几个人把她诓到一间屋里,扒下她的裤子,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壶冷水,直往私处灌进去,每人轮流,嘴里还念说:我来敬你一壶。直到壶水灌完,几个老总像得到快感样的享受,才兴高采烈地撒手而去。参谋长回来怒火中烧,向师党委告状,师长说;谁教你老婆抢先到,人家高兴玩玩嘛,又没有用屌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对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仗的干部,领导恩宠有加,性的管理更是松动,甚至是放纵。如某团葛团长就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性自由,他主张不娶老婆,说老命一丢,留下孤儿寡母的,不如自由自在的快活。他在中原战场进进出出16个县,都能找到女人陪他上炕。干部们编出歌谣:葛团长,老屌长,村村都有丈母娘。

斗转星移,到了文革时期,几十万军队干部管制全国的机关学校企业,处处是芳草,权力寻春,唾手可得,宾馆饭店招待所成了逍遥宫,有人玩起过五关斩六将的性游戏,有人的小蜜以打计,性交往如同握手般容易……

今天已是21世纪,人的“性”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2008年,国内一家著名的社会杂志与时俱进,倡导“快速性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军队会如何,就不是我这退役多年的老兵所能想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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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真实的众生相

【阿波罗新闻网 2017-02-05 讯】作者:罗尘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7/0205/877206.html

本文作者为我们揭露了朝鲜战争时期最真实的状态,他最近的一系列采访是关于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走访了近四十位老兵,一共产生了上百万字的场记,从他们各自的身份、经历,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个纤毫毕现的士兵的人生。

历史由谁来书写?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古有史官,砍两个头都不足以吓住那支落下真相的笔。而现在呢?无孔不入的媒体,海量波涛的网络,再想掩藏点什么?似乎 难了

可真相的确如此吗?我有理由怀疑史官被砍头一事之所以广为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个孤例,它代表着某种鼓励,某种令人向往而不能企及的高度。而对于如今的媒体与网络,我又能感觉到前者背后黑洞洞的审片室,后者有如话语频密者嘴角所泛出的白屑--那你到底要怎样嘛,亲?--我不想怎样,历史有如小姑娘,扮俏扮靓,悉听尊便。我仅仅是一个热爱历史的闲人,我仅仅想知道宋朝年间清河县的一栋当街宅子花费几许,明代驿站中喂马的卒子又是添加了何等草料?如何演变?如此说来,似乎有变态之嫌。但理性点说,我只是想嗅到一点人的味道,品尝一点古今相通的作为人的共性,就像《浮生六记》中沈郎躲雨归家而不得的惆怅心绪。

多年来我一直过着我想过的生活,夜晚写小说,白天拍片子,有如一个恒定的分裂者。以前我曾热衷于在体制内拍摄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但平台的萎缩与眼前的疯狂,令我顿感迷茫。有一天我发现,退一步再看世界,可能会清晰许多。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个世界又如何轮转,如何隐现?从历史中翻拣答案,从过往中洞悉今天,将不那么要命的东西塞给某些媒体,换得粮食和绸缎,将要命的东西锁进抽屉,期待有一日重见天光。如此一来,我便有了在人群中直立并行走下去的理由。我相信我并不唯独活在眼前,我左手拥有过去,右手牵着未来。我属于这里,我又不属于这里。在文学与历史的双重滋养下,一个苍老而又年轻的成年人与时代并行的姿态--我喜欢。

最近的一系列采访是关于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我们所走访的近四十位老兵一共产生了上百万字的场记,从他们各自的身份、经历,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个纤毫毕现的士兵的人生。我们从他们身上所关心的并不是战争的形势与全盘的历练,我们关心的是他们如何走上战场,通过怎样的方式,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最后,影响到了什么。

政治思想工作--毫无疑问在当时是重中之重。除了分得田地的贫苦农民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参军的之外,还有一部分由国民党军校所接管的学生,以及敲锣打鼓不断去往家中动员而不得不参军的年轻人。在当时没人敢说不。“拒绝”是不可想象的,如同后来的各项运动,你无法表态,只能跟随。有一位老兵曾感慨地说:“我父亲天天在家哭,不想让我去,那是去打仗啊。”但最终仍然是“不可能不去的,不可能,不可能的”。

一位南京通讯学校毕业的士兵当时对于当兵这事颇感可耻:“我们毕业是当官的呀,当兵多难堪啊,什么人当兵?下九流才当兵呢。去到部队,战友问我家里人咋样?我说没人了。我啥都不说。”

一位名叫马发泉的士兵,家中共七口人参军,两个哥哥、姐夫、外甥。也有在村口小卖部卖东西的小年轻,被经过的部队吸引,一句“小鬼,跟我们一起当兵去”,便就此离家,去往了朝鲜战场。

他们不知道前路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部队宣传说美国佬都是学生,没打过仗的,还不如我们的炊事班呢,速战速决,打完就回国。”

诸如此类的宣传比比皆是,或者将杜鲁门画成一个大鼻子,然后对广大士兵说这是美国大土匪头子,打倒杜鲁门,为了世界和平,等等此类。最为普遍的说法通常是:“美国佬率领联合国来侵略朝鲜,已经打到我们东北土地上了。”士兵们便在此种情绪的鼓舞下,怀揣着轻松而美好的愿景跨过了鸭绿江。

因“速战速决”而导致的轻装上阵,使得大批士兵在朝鲜战场冻伤。我们采访到的一位士兵因双脚冻伤而不得不和其他六位战友在雪地中爬行了一个星期,无法跟上部队,四处寻找可支援他们的朝鲜老百姓。也有哼着歌上战场的家伙,刚上战场便发现敌人炮火猛烈,“我们班长抬头想观察一下形势,敌人一枪就撂倒了,我吓坏了,当时就开始发抖”。

从国民党学校出来的士兵,后来不得不由衷地感慨:“说到思想政治工作,还得说毛泽东。”“意志第一,武器第二,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部队。”从这些人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是如何在这些连篇累牍的宣传中获得自信,并相信这是一场“很容易赢得的战争”.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在我们的采访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相当多的人完全相信并听从了这样的宣传。极少数开小差者也纷纷被抓回。但不太统一的说法是:“有的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有的本来是排长,被降为炊事员,也只好去了朝鲜。”

我们所采访到的除了一位是营级教导员之外,其余的都是普通士兵或是战地护士,他们基本不清楚战争走势,用其中一位士兵的说法解释就是:“十七八岁啊,就是小孩嘛,他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谁跟你说这些,说休息就休息,说开枪就开枪。”

战争本身的残酷性无需多言。走着走着,后面的人被枪炮击中。“我们到处找副营长的头,打出三十多米,血喷得到处都是。”据我们了解,营级以上干部牺牲会装进棺木运回祖国,而其他人则在朝鲜当地掩埋,“就是找个地方埋了,插块木碑,刻个名字,过几个月再来找,可能什么都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颇多,比如一位“死了三回的连长”.他牺牲后,士兵将其尸体从战场上抢回来,结果士兵及连长尸体中途被炮弹击中,再次捡拾后,装载死亡士兵的车辆又被敌机炮弹击中,这次击中的结果便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怯战者,厌战者。“一位姓车的连长,上级命令他带部队上上甘岭,按惯例他带着警卫员先去勘察地形,但看来看去,他觉得这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役,他带上去的士兵可能会全部牺牲。”这位连长趁人不备,掏枪给自己的手上打了一枪,后来被医生查出是自伤。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带三个人从日军手里将被俘虏的团长抢了回来,他曾是团长的救命恩人。然而,团长最终不得不流着眼泪宣布将该连长枪毙,定性为厌战。

还有更为令人唏嘘的故事,一百二十四人的连队上上甘岭,二十四小时后只有八人走下山岗。唯一一个没有上去的炊事员,看见活着下来的战友格外亲切,忙不迭地去挑水准备给大家煮开水喝,不料被炮弹击中,死在水源地旁,而那八个刚刚走下战场的士兵,一脸死亡笼罩的表情,麻木、沉默,仍在等待着战友一会儿烧开后会送来的水。

我还想让大家在脑海中复盘这样一个故事:两个身高不到一米七的中国士兵,押送六个美国俘虏去后方,其中有白人有黑人,走了两个小时后,美国士兵因疲惫而拒绝再走,其中一位中国士兵警告无果后,两枪击中其中两位俘虏胸口,另外四人连忙起身赶路。未开枪的那位中国士兵从那两位死亡的俘虏身上搜出两张照片,他看了看,那个全家福的合影,那个原本在遥远的美利坚土地上与自己一生都不可能产生交集的人,他注视了一会儿,扔下照片,起身赶路。照片落在那两具尸体旁。它们一起停留在了那里,没有结局。

这是战争所释放出的黑色迷雾。就像你面前那位老者,在长久的沉默后,嘴里嘟囔着几句重复的话:“不说了,不说了,都六十多年了,还说它干嘛。”

很少有人能面对那样的场景,并在经历了这所有一切后试图让他人感同身受。沉默,或许是与接下来的岁月和谐共处的唯一方式。当你目睹自己的哥哥在不到三十米的距离被敌人击中,却不能施以援手;当你在清晨的薄雾中看见换班的战友忽然投敌,你举起枪,是开还是不开?一个小时后,从对方的阵营中传来他的广播声“这里有罐头,有可乐,他们对我很好”时,你是何种心情?当你在一个洞中待了四天四夜,你很想知道时间,洞口就有一具美国人残缺的尸体,那尸体上有一块闪闪发亮的表,你看着,却始终不敢捡;当你中弹躺在冰天雪地的坑道中一天一夜最终不得不用刺刀一刀一刀将自己受伤的胳膊剃掉时,你如何向任何他人描述你的心境?

长久的谈话时常中断。回忆者陷入回忆,聆听者陷入想象。两者沉默。

“皇帝的儿子都去当兵了,还死了,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一位老兵在多年后如此自嘲道,“多少无名烈士啊,名字都不知道。没了。说没了就没了。”

生与死往往只是一瞬间的闪念,而有时,又像极了游乐场中的过家家。攻心之战便如同于此。美国人往战场上投放传单、罐头、巧克力、可口可乐,志愿军则趁着圣诞节之际,往对方的铁丝网上挂水果糖、挂传单,做出这样一番举动时,还要彼此给出信号--请不要开枪。这不禁让我想起曾采访过的另外一群人,那些在三年困难时期,往金门台海投递茅台酒、中华烟的人,他们的眼神顺着这些飘远,腹中饥饿,却无计可施。细想来,实在是像极了一出出黑色幽默。就像在宣布停战的那一瞬间,在仅隔五六十米远的阵地上,两伙一分钟前冒头还会被撂倒的士兵们纷纷站起,在阳光下打着招呼,抽着烟。

除了战争本身,我们还关心他们在战场上所经历的其他一切。因当时朝鲜男人死亡率太高,男女比例已严重失调。多位老兵都提到晚上曾有朝鲜女人钻进被窝,也有老兵提到两三个朝鲜女人偷偷拿走你的枪,将你围在房间内展开诱奸。有诸多故事可以证明此点,以至于宣布停战的那一刻,数千人举行的舞会上,部队首长对手下那些欢乐的士兵所颁布的唯一命令便是:跳舞就跳舞啊,她们摸你们可以,你们摸她们不行,军法处置。其中一位士兵回国前偷偷离开部队,被部队查获,该朝鲜女人与母亲执意不让其离开,如要枪毙则三人皆死。最后此事一路上报,报至军部,得到的答复是:取消他的中国国籍。这已是相当不错的结果,更多的此类事件,一般的结果只有一个:枪毙。曾有通讯员找朝鲜老百姓借包饺子的筐,结果借到了床上,换来的结果是:就地枪毙。

而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可以随意与朝鲜女人发生关系,金日成甚至已批准可娶三到四个老婆。于是,志愿军这边也有士兵天真地向上打报告:我们也愿意娶两个老婆。理所当然不获批准。还有聪明一些的汽车兵,将汽油桶洗净,把中意的朝鲜女人装入油桶中,偷运回国,过丹东后,将家中地址写给女人,再附上车费,让女人回老家等他从战场回来后结婚。但此类事件按理说应不会有一个好结局,在中国严苛的户籍制度管理下,无人能逍遥其外。更多的结果一般是被抓获,送往军事法庭审判。

另外,据我们采访了解,当时只有营级干部年满二十七岁以上方可以谈恋爱,团级以上干部才可结婚。但据我们采访到的护士描述,私下里的恋爱关系比比皆是,她所在卫生队的三个女护士,便各有恋爱对象,彼此知情,只是不对外公布罢了。由此可见,人的欲望与情感在任何情形下都会存在,越压抑便越反弹,有如石下小草,阳光照射后,它们总会自觅出路。

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细菌弹,而中国人则使用了苏联人给的“喀秋莎”.很多士兵坦言:“如果不是‘喀秋莎’,我们很难在那场战役中获胜。”美国人的武器远胜于己,这是众所共知的事实。还有一些至今都无法解释的谜。有士兵回忆:“战场上发的维他命,他们说是维他命,是斯大林给的,一百粒一小瓶,一次只能吃一粒,吃两粒就拉稀,吃完就不困,打几天仗都不困,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曾有这么一个桥段,汤姆·克鲁斯所率领的小组在路边清点身份牌即俗称“狗牌”的东西寻找瑞恩时,路过的士兵们目睹这一幕无不一脸茫然消沉的表情。而在我们的采访中,有一个类似的段落,结果却截然不同。士兵告诉我们,每个上上甘岭的上去之前都会发一个猪肉罐头,“一斤多重,大家高兴坏了,敞开吃”.路过的士兵们笑话他们“吃了送行饭,你们好准备去死吧”.出于电影化及人文思潮的影响,这显然是个令文人艺术家们感同身受的疼痛的桥段,然而这些士兵们当时的真实反应却是:“你没得吃不还是得去死!有得吃先吃了再说,反正也得死了。上去的就没几个活着下来的。”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大量的采访中充斥着“一百多人,下来三个”、“整个连队,只有八个活着下来了”等等事例。这就难怪那位宁愿自伤都拒绝登上上甘岭的连长,他早已预见了这样的结局--惨烈,九死一生。完整的尸体都很难保全--“上去之前,把家乡地址、名字啊、血型啊什么的都绣在衣服上,领导要求的嘛,其实就是准备去死了,但不准备说,好收尸。那都没用,上去炸没了,没了,没有完整的,你咋收?”

难怪老兵们会说:“如果把那些东西拍下来,没有人会愿意当兵的。”有一个场景其中老人描述得极为克制,却充满了惊人的现场感。所有伤员下了前线后,首先要被集体送到一家医院进行清洗包扎再转往其他医院。那位老人便看见了上百个各式各样的伤员:“有没手的,有没脚的,有屁股被打掉一半的,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你想得出的,你想不出的,都像一团肉一样被放在案板上,男女护士们负责清洗。一眼望去,一百多个啊,太奇怪了,不是木桶,是案板样的东西,就那么敞着,一团肉一样。”超现实吗?后现代吗?“电影拍不出这种画面,他们想象不出来。”最后他笑着补充道。

如此这般,林林总总,它能给人带来怎样的思考呢?除了战争的残酷,国家意志的强大,人性的压抑与伤痛之外?有装疯的,有装肚子痛的,有连逃两次都被抓回来的,我乐意听见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相信他们是真实的人。他们英勇,他们也胆怯。他们崇高,他们也卑微。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有如毛刷吹壶,细致地拂去历史灰尘,岁月迷雾,将那些年轻的面孔重新擦拭干净,返回出发之前。

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做过很多关于中国当代史的纪录片,人民公社的发迹,“五七干校”的由来,浮夸风的参与,“四五运动”的见证,每张面孔,每个个体,我们均深挖他们的记忆,追溯他们的眼神,以前用磁带,现在改硬盘,满满当当地锁满一铁皮柜。

或许有一天--不!一定有一天--会有人对它们产生兴趣。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采访对象离我们而去,他们的讲述必将成为那个时代最为生动的注脚,就像清河县里的宅子,驿站里无所事事的卒子,他们存在过,以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

这于我而言,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

罗尘,作家,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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