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的学者们争相降格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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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贴为回答上面链接贴子（在《我的中国》）而作

对于这些主流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我没有仔细看，更没有追踪地看，所以不能给出评论。只能对这篇文章提供的做一些评论。我想重申前面评论扬帆北大讲演的一个观点，中国的学者们喜欢倡议和论战，对认真的学术探讨和制度化的政策提供不肯多用心思。

学术探讨vs论战

学术讨论是需要长期甘于寂寞地潜心钻研，勤奋思考，勤奋的人很多，真正能有建树的很少，大多数学者是陪衬，是自我牺牲。所以这是一个令很多对学术研究不够忠诚和急功近利的学者们绝望的道路。论战则是另外一回事，论战必然弄出动静，学术讨论在读者很少的刊物上进行，论战总是在大众读物上发生，所以很容易弄得沸沸扬扬，吸引眼球。所以，很多学者乐此不疲，对他们来说，论战可能是迅速名利双收的途径。多出场必然混个脸熟，非学术圈子里的人绝大多数不能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学者，就我了解的内幕，媒体总是顺着名声来找学者做秀，根本不知道这个学者在圈内的地位。问题是有名副其实的，也有名不副实的。媒体的目标不是学术发展，而是收视收听和阅读率。但是，很显然，中国社会对此存在理解误区，经常滥用媒体于学术讨论，把认真的探讨变成做秀式的论战。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就养成了这种恶习。根本在于太多的人想借用媒体甚至政治的力量来把学术对手置于下风的位置。这正是所谓的沽名钓誉，排除异己。

倡议vs建议

中国的政治文化不知从何时起就发展出了利用倡议来获取私利的手法。文革时期利用倡议走私发展到登峰造极，一些人处心积虑地给这群青年倡议上山下乡，给那群青年倡议支持边疆，结果自己被政治当局垂青，因此免了上山下乡或者即使上山了下乡了，也不用远离家乡到边疆。记得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里都有人演倡议的活剧：倡议大学毕业生到西藏去，到青海去，到贵州去，结果倡议者毕业分配到团市委去，到团省委去。倡议的形式是通过媒体等公开的转播手段把自己的建议或者理念告诉尽可能多的人。这个建议本来只需要少得多的有关的人知道，本来只是自己的事情，本来有惯常的途径，本来有制度化的接纳办法。比如一个人他的要表达支援边疆的愿望，他本来只需要给学校写一封申请书，毕业把他送西藏去就可以了，他可以建议学校动员一些同学也去西藏，这样他很真实很虔诚。可是他使用了倡议，私心就欲盖弥彰了。他想让人知道他自愿去边疆，他要轰动，要肯定，更要因此带来的青睐和照顾，当他在倡议书里号召别人同去的时候，他其实知道自己因此可以不去了，或者去了马上被特别关照，稍后就可以回来。他深谙中国的政治文化，所以他敢于下这样的赌注。现在看来，倡议这种伎俩被中国的学者接过手，玩得花样翻新，精致化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析扬帆之流（张维迎，郎咸平也是之流里的水珠子，我可能同意他们的观点也可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如何玩倡议和论战。我熟悉扬帆在北大的演讲，以此为例。本来扬帆可以在学术杂志上批评主流经济学家，跟他们进行讨论（学术探讨），然后写一份建议书通过惯常的途径（重要的大学，研究机构跟政治高层有专门的通道，通讯员或者记者采写，或者本人发表，这个途径向上呈递过很多重要讯息，很多最高决策考虑到了这类途径传递上来的信息。，当然绝大多数石沉大海）。很多学者酷爱这种途径，不爱写论文，就爱打报告，一旦被钦点，就大红大紫。但是绝大多数没有这好事，还是通常。所以，这类学者很象皇帝的后宫，绝大多数遭遇被打入冷宫的命运。即便如此，这种惯常的通道是合理的，只要注意继续科学化就是是有益处的，越发达的国家，民间智力贡献于公共管理的管道也越发达。中国的学术圈长期以来的状况是：学者们除了不愿意呆在寂寞的专业刊物里以外，愿意在任何公开的媒体上露脸，毫不忌讳不说，还互相攀比“出镜率”。谁也没意识到这是错误。其实，在媒体上探讨问题，本来是记者和专栏作家干的事情。专栏作家、评论员里可以有某个领域里的学者或者专家，他们在媒体上的主要任务是时评和趋势分析，不是学术讨论。中国的情况很不同，众多的学者集体走向媒体，在媒体上争论学术问题，动机和规模都是错。这是中国学者集体降格以求，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干的活不求纵深，但求实效，学术研讨则必须颠倒二者地位。也就是说一大群本来该做研究的，却做了媒体雇员所作的事情。这跟中国的记者缺乏专门领域知识有关，也跟学者们酷爱沽名钓誉的动机有关。

这种局面我用倡议和论战来概括。大多数学者是为了通过论战吸引注意，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或者深刻与否其实是次要的，让对方败下风是主要目的，论战不同于严谨和冷静的讨论，充满了情绪化的观点，不是通向真理的有效途径。而其中一些常胜将军，必然要走向倡议这一幕，在媒体上向上层进言，这就是倡议，论战中的败将一般不做这种幻想。论战不仅赢得了“社会尊重”（加了引号，意思是蒙了外行），还增加了被决策层垂听得机会。决策层也是人，这年头总理也爱上网呢，那些控制了话语权的学者，自然把握了影响高层的途径。如果把论战和倡议（公开进言和倡议在本质上是同一伎俩）换成学术讨论和建议，动机的改变会带来进程和结果的改变。大家会更注意学术问题本身而不是自己的名誉和话语权，会更注意建议的合理可行性，而不是轰动效应。

其实在海外呆的人，很容易比较中国学术界和外国学术界。中国学术界明显太躁动，太热衷于表面的东西，我想更深刻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学者基本生存还没过关，没有一个迅速引人注目的途径，自己的基本生活都难保证。结果挖空心思加入"媒体学术怪兽"一族，这种怪兽专门吼叫而从不扑食，因为它们实际上不能。一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应用定量工具的程度很小，使用模型很少，因此很多结论都可以自圆其说，互相都没有办法驳倒，结果今天论战一回，明天再战一回，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回事。科学没有发展，参加论战的一些人却各得其所，所以中国学者不惜降格以求乐此不疲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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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企私有化，简短回答：

私有化是必然的，以为国企可以不私有化的，属于脑子注水

国企私有化的面积或程度，当然需要探索

任何改革都是以某种不公平的方式换取最终的更公平，如果私有化一个国企，可能损害那个企业员工或者名义上的所有人--国民，便宜了买主，但是，如果不私有化，这个国企必然衰微（如果能壮大，根本不会出现国企私有化这个话题），结果员工和国民损失只会更大。这是常识，被一些庸俗经济学家瞎掰一阵，大家就都蒙了。中国的经济学家曾经穷尽毕生精力证明社会主义好，结果他死了，社会主义还好不了，社会主义没戏这是一个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