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眼风光
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正文
--戏说语法性别
北京大学，尽管在国际高校中的排位不前，可它在中国龙头老大的位子毫无悬念。虽在改革开放后也有过与西太平洋大学联合的失足经历，但谁还没有点“千古恨”的遗憾。
北大奇事多，有一桩老时年间的事儿至今说来依旧称奇。按说在大学里当老师的，起码得有个大学学位吧。可有一位北大教员，不仅没有大学学位，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敢出格地聘用一位中学肄业生来教书，恐怕只有北大。而这位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学肄业生，北大也正是他施展才学的最佳场所。这位来北大任教前只具中国肄业文凭的北大教员，就是白话革命闯将刘半农。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士，在中国受的最高教育及所得最高学位是：江苏省立常州中学肄业。虽然刘半农接任北大教职是经由陈独秀推荐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但以中学肄业在北大教书，无论才高几斗，刘都会倍感来自同僚的压力。所以为弥补学位的不足，刘半农来不久便赶赴英伦修读语言学(五年后在法国取得学位)。
1900年7月赴英伦，9月间半农就写下《叫我如何不想她》，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比之情浓意切的诗句，作品中更加伟大的是文字贡献--首创了中国文字的“她”。
今天，我们就通过“半个老农”成就了“她”，来说一说名词的语法性别。
语言现象中有很多趣味，但在得到趣味前，又都会有个枯燥的过程。这篇也一样，想到得到趣味，须得耐着性子 望下 读。
第三人称的“他、她、它”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 可以想象那些当年初尝白话魅力的帅哥靓妹，浓烈的情意伴随着诗句的诵读而得以倍增。第一次读到“她”，情思伴随着文字的新颖和心率的攀升而益发浓烈。
之前的中国文字，只有“他”没有“她”。不论所涉及的名词是阴性还是阳性，甚或无性(也叫中性)，中文代词一概用“他”。 到英伦才两月的“半个老农”，巧借了英文he与she的不同，神来之笔触类旁通地造就了中国文字的“她”。
刘半农初任北大教职时，教的是文学，但到英伦后只两个月，却首先对中文语法发力，成就了“她”。才华横溢的半农，从文学一下横着溢到了语法，并一发难收，随后又由人及物，提倡在汉字中使用“它”(应该是“牛”旁加“也”的繁体 -- 电脑用简体版软件，打不出来)。这样一来，中国文字的第三人称代词“他、她、它”就三位一体就整装齐员了。
后来，有人对半农诗句稍作改动：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爬着些蚂蚁，······啊！蚂蚁爬上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挠它?”
刘半农和赵元任(赵也是常州人事)，是当时清华的词曲双簧。刘死后，赵的纪念文字里有这样的诗句：
“······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想她”、“挠它”和”想他“，表达的分别是女性的“她”、无性的”它“(蚂蚁也有性别，在此忽略不计)，和友情为重的“他”，假如没有三个不同性别的第三人称代词，就难有这样的文字情趣，更不会有语意上的精准无误。
有人说半农在英伦才两月，就耐不住地“情人怨遥夜”，但离得远了就只能寄情诗文，让思念跃然纸上。其实半农不只是情系尚在祖国的妻儿，更多是对祖国的思念。在英文里，祖国是motherland，以she称之，所以半农诗中的“她”，解作对情人之恋或对祖国之爱，皆可通用。
语言的性别歧视？
有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字讲究区分性别，是在语言上对女性的尊重。比如以第三人称的“某人”作主语时，要用“he/she ·····”，以示对男女性别没有畸轻畸重；作宾语时，用“·····him/her·····”，作修饰语时，用“·····his/her·····”，等等。虽繁琐累赘，但这似乎成了女权主义在文字上的一种诉求。也有些中国的女权主义们，认为在刘半农的“她”诞生之前，中国文字歧视女性，决无西方文字那样按男女性别平等成字的优良习惯。甚至认为，汉字不仅做不到“男女平等”，在文字上对女性的侮辱倒是随处可见，比如，三女成奸(繁体的奸)，就算是简体后的“奸”也还是带着“女”旁，等等。
这种以中文拼字结构的加减游戏来说明文字歧视的存在，实在是有牵强之嫌。如果说“奸”字辱了女性，再以半农之前中国文字没有“她”来应征中国文字没有女性的地位，那么，古体代词“汝”中的“女”字占了中堂正室，是应该解释成中国文字对女性的敬仰还是羞辱？
以中文成字造词的习惯来说明中国文字在性别上的落后，难免不是思维上的一种谬误。语言是随地域和文化的变迁衍生而来，在文化习惯上，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发源就始于阴阳学说。盘古是怎么开天辟地的? 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要说女性的地位，那中国女人当皇帝的时候，恐怕欧洲男人还没当过皇帝呢！
在成字造词时，中国文字偏重博大精深，但对词语的定义却略显忽视。而欧洲语言，则讲究词汇定义，追求表达准确。可以做个简单的比对：英文词典中，对每一词条要给出定义，词性，词源，以及同义词和反义词的辨析等等。但中文词典，对定义，词性，词源不做深究，但多会列出该词曾在哪部典籍哪段名句中出现过，或在哪位诗人的笔下有过浓墨重彩。中国暨南大学给海外学子编撰了一套中文课本，10册书里课课列有生词表，可就是没有生词的定义(也许暨大的中文教学专家们深深懂得，中文词汇的定义尽在不言中，实在是无须定义)。各位也可以翻阅一下自己中小学用过的中文和外文的语言课本，比较一下中英文对每课所用新词汇定义方式上的异同。
类似这种语言文字的传统习俗，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某些语言专家对中西文字孰优孰劣妄下断语的依据。中文和西语应该是萝卜青菜，人们可以各有所爱，也可以两者都爱。为能更好地理解记忆而做些中西对比，本也无可非议，有时还是悦目赏心的乐事，但非要比个高低争个优劣，就可能过犹不及甚至走火入魔。
根源还在语法
文字中的性别话题，根源还在语法。西方语言对名词所作的语法性别的规定，目的在于对名词进行分类(这语法性也体现在代词和形容词上)。须强调的是：这是名词的语法性别，而不是自然属性。
简言之，西语的名词要做四项分类：即，语法的人，语法的数，语法的性别，和语法的格。语法的人，英文叫grammatical persons，共有三位，就是“我，你，他(I, you, he)”；语法的数只有两个，就是单数与复数(即1和非1--请想一想，零是单数还是复数?)。这样语法的人因为单复数，就成了“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I/we, you/you, he/they)”；语法的性还要分“阴阳中”三性，这就使得语法的人再次倍增，成了“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她/她们，它/它们(I/we, you/you, he/they, she/they, it/they)”；再加上语法的格，这倍增效应就更大了。我们已经看到在括弧中的英文只是主语格，宾语格是“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她/她们，它/它们(me/us, you/you, him/them, her/them, it/them)”，所有格还有“我的/我们的，你的/你们的，他的/他们的，她的/她们的，它的/它们的(my/our, your/your, his/their, her/their, its/their)”……
从这儿你也可以看到，在字面上是无法看出中文语法格的变化来的。因为中文的语法格是依靠词序来完成的：“我爱她”和“她爱我”，代词的主语格和宾语格在字面上是一样的，读音上也是一样的。而用以英语讲，I love her和her love I都能对应中文的“我爱她”，因为主语格和宾语格的不同，英文能够在书面和读音上都能准确地传递“谁爱人”和“谁被爱”的信息，这就使得西语的词序不象在中文里那么重要了(拉丁语系的法语西班牙语等更是如此)。
上面这些语法变化只是西方语法的冰山一角，但这恐怕就已经让人望而却步了。大概正是这种语法名词分类的繁琐和枯燥，使得中国人在学习外文时产生了“惧怕词汇胆怯语法”的心理阻碍。这种繁琐和枯燥，使得学生在感情上抵触西语语法。他们大多为考试而机械地学习语法，对语法概念不求甚解不愿细读。比如上面那段语法文字，有多少人会读之如怡？
再说语法性别
以语法的繁琐而论，选择英文作为外国语来学习，我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英文语法的性，除了在代词和少量名词中有所残留外，基本已经不复存在，至少在形容词上已经不对性别有什么要求了。比如，同样是一句“我是单身汉”，在英文里，说话者无论是男是女，都是一句“I am single”。但在许多其他欧洲语种里，形容词在句中也是要作性别变化的，以西班牙文为例，男的说是：Yo soy soltero(我是男性单身)；女的说就变成：Yo soy soltera(我是女性单身) -- 注意“单身”一词的词尾变化。
中国自19世纪引进西语语法，但中国人对语法性别的认识依旧不足，这种不足在中国人的平民英语以至语言大师们的字里行间都能看到。先说平民英文，自准备奥运开始，中国以群众运动这个法宝来普及英文，上至国家领导下到居委老太，口中不时蹦出英文词句，这在中国已经是见怪不怪。但是，在意念中要表达“她”时，又有几人口中说出的是“she”?
再说语言大师。易中天，文学大师。红遍大江南北的语言大家也曾论及西方语言的性： “在欧洲好些语种里，名词是有性别的。这在东方人看来，就匪夷所思。比如“背心”，在德语中是女性的，在法语中却是男性的。这就可笑。莫非背心这玩艺，在德国女人穿得男人穿不得，在法国又男人穿得女人穿不得？还有，明明是男人穿的衬衫，在法语中却是阴性的，岂非意味着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
这段文字见于易大师为吴礼权《语言策略秀》所做的“序”中，言词中透着大师惯有的语言智慧和诙谐，也似乎表明大师对西方文字也有研究。但如果细读，不难发现其实大师对西方语言“性学”是见识浅显。
上面提到，语法的性，是西方语言用来对名词进行分类所用的方式，而跟名词的自然属性无关。语法的性，用英文专业术语讲就是grammatical gender，它和生物的性(biological sex)在本质上有不同。生物性别sex只有阴阳二性，非公即母只论雌雄，也即英文中的male和female。而gender是“种类”的意思，英文里就有若干词语可以用来表示“种类”，如kind，genre，class等。在英文词典里，gender词条下列出的第一要义就是语法上表示的性别。语法的性，它有阴阳中三性，即masculine(注意，专业术语上不用male)，或feminine(不是female)，或neuter。语法的性就不是非公即母，它还可以不是公也不是母，也即neutral (neuter来自拉丁，意思就是英文的neither，即不是masculine，也不是feminine)。
语法的“性”，其实不是性，“阴阳中”三者只是用来把名词分作三大类，把它们叫做“class A, class B，class C”也完全一样。只是在masculine和feminine两大类中，许多动物名和人的称谓能够应合自然的生物属性，于是male的就对应上了masculine，female的对应上female。
从一般语意上讲，把masculine和male、feminine和female认作同义，这本身没大错，但gender和sex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同义，因为二不能等同于三。可这谬误在人们心中还日久生情了，多年来，人们还真就“我爱这个错”了，于是，gender和sex在语法学家们的无可奈何声中，结成了一对同义词的姻缘。
目前，英文率先“得道成仙”，基本摆脱语法性的烦恼。德文依然沿袭拉丁的“阴阳中”三性(用阳性冠词der、阴性冠词die和中性冠词das来区分)，而法文(阳性冠词le、阴性冠词la)和西班牙文(阳性冠词el、阴性冠词la)等拉丁语种，则将拉丁的阴阳中三性，减至阴阳二性。
说易大师对西方语言“性学”的见识浅显，是有原因的。比如“背心”一例须要细说。西方的“背心”有两种，一种是贴身穿的(脱了它就要成topless赤膊的那种)，另一种是两件套西服(doublet)穿在上衣里面的装饰性“背心”。前者在英国称vest，在美国叫undershirt，在德国是das Unterhemd(中性)，在法国说le maillot de corps (阳性)。后者在英国称waistcoat，在美国叫vest，在德国是die Weste (阴性)，在法国说le gilet (阳性)。
如果易大师说的是贴身背心，法文le maillot de corps是男性没错，但德文das Unterhemd就不是易大师所说的女性，而是中性。如果大师所言是西服背心，大师文中的描述才算准确：德文die Weste是女性，法文le gilet是男性。
但是，在中文里，单说“背心”一词时，多指贴身背心。这样，如果大师对“背心”一词的隐性含义是“西服背心”，而读者却以为是“贴身背心”，误区仍然不能消除。
当然，这是文化上的异同。但文化异同才是学语言时要花大力气认真关注的，语言大师更不能例外。易大师的上面那段对西方语言性别的描述，不但缺少见解，出现在畅销书中更有误导读者之虞。毕竟语法的性不能象易大师那样简单说成是男性或女性。
接着说衬衫。衬衫一词，英文是shirt；法文叫la chemise，是阴性，但这阴性衬衫是男人穿的，而法国女人穿的衬衫叫le chemisier，却是阳性。“岂非意味着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男人穿件阴性衣物，就是把女人穿在身上？那女人穿阳性的le chemisier，同理就是把男人穿在身上？在这儿易大师的俏皮问话似乎隐喻欧洲人男女互穿颠鸾倒凤的习俗，真是误导生谬。
易大师是史学专家、三国龙门高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师对西方语言缺少了解也是在所难免。大师在成为大师之后，作品就很可能成为家弦户诵之文，误导读者不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易大师还是集中力量专精三国龙门对社会贡献更大。
其实这种阴阳无理头的语法性，在西方文字里司空见惯。在法国，男人的衬衫是阴性(le chemise)，女人的衬衫是阳性(la chemise)；男人的西服是阳性(le costume)，但女人的西服也是阳性(le taileur)。德文有阴阳中三性，更是要人命。德国女孩是Mädchen，她总该是阴性了吧？错! 德文的女孩是中性--das Mädchen； 德国女人是Frau，是阴性没错--die Frau，按说德国小姐Fräulein，总该是阴性了吧？又错啦，她还是中性--das Fräulein。女性小姐被冠语法中性，可见“语法性别和自然属性无关”并非虚言。
这种阴阳烦恼，“此恨凭谁诉?”。还是那句话，学英文的各位，比起学法文西班牙语和德语的人来，您就乐吧，因为英文语法里阴阳情素基本不再是烦恼，除了人称代词和少量带有生物性别的名词外。比如，男人(man)和女人(woman)，公牛(bull)和母牛(cow)，公马(stallion)和母马(mare)，公猪(boar)和母猪(sow)等等, 而这些大都已经是人们能够耳熟能详得。可是学法文西班牙文和德文的学生，“性别之争”还真是叫人一时无法摆脱，需要人们化大力气去记忆每个名词的性别，有时除了死记硬背，别无良策。
北京大学，尽管在国际高校中的排位不前，可它在中国龙头老大的位子毫无悬念。虽在改革开放后也有过与西太平洋大学联合的失足经历，但谁还没有点“千古恨”的遗憾。
北大奇事多，有一桩老时年间的事儿至今说来依旧称奇。按说在大学里当老师的，起码得有个大学学位吧。可有一位北大教员，不仅没有大学学位，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敢出格地聘用一位中学肄业生来教书，恐怕只有北大。而这位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学肄业生，北大也正是他施展才学的最佳场所。这位来北大任教前只具中国肄业文凭的北大教员，就是白话革命闯将刘半农。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士，在中国受的最高教育及所得最高学位是：江苏省立常州中学肄业。虽然刘半农接任北大教职是经由陈独秀推荐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但以中学肄业在北大教书，无论才高几斗，刘都会倍感来自同僚的压力。所以为弥补学位的不足，刘半农来不久便赶赴英伦修读语言学(五年后在法国取得学位)。
1900年7月赴英伦，9月间半农就写下《叫我如何不想她》，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比之情浓意切的诗句，作品中更加伟大的是文字贡献--首创了中国文字的“她”。
今天，我们就通过“半个老农”成就了“她”，来说一说名词的语法性别。
语言现象中有很多趣味，但在得到趣味前，又都会有个枯燥的过程。这篇也一样，想到得到趣味，须得耐着性子 望下 读。
第三人称的“他、她、它”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 可以想象那些当年初尝白话魅力的帅哥靓妹，浓烈的情意伴随着诗句的诵读而得以倍增。第一次读到“她”，情思伴随着文字的新颖和心率的攀升而益发浓烈。
之前的中国文字，只有“他”没有“她”。不论所涉及的名词是阴性还是阳性，甚或无性(也叫中性)，中文代词一概用“他”。 到英伦才两月的“半个老农”，巧借了英文he与she的不同，神来之笔触类旁通地造就了中国文字的“她”。
刘半农初任北大教职时，教的是文学，但到英伦后只两个月，却首先对中文语法发力，成就了“她”。才华横溢的半农，从文学一下横着溢到了语法，并一发难收，随后又由人及物，提倡在汉字中使用“它”(应该是“牛”旁加“也”的繁体 -- 电脑用简体版软件，打不出来)。这样一来，中国文字的第三人称代词“他、她、它”就三位一体就整装齐员了。
后来，有人对半农诗句稍作改动：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爬着些蚂蚁，······啊！蚂蚁爬上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挠它?”
刘半农和赵元任(赵也是常州人事)，是当时清华的词曲双簧。刘死后，赵的纪念文字里有这样的诗句：
“······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想她”、“挠它”和”想他“，表达的分别是女性的“她”、无性的”它“(蚂蚁也有性别，在此忽略不计)，和友情为重的“他”，假如没有三个不同性别的第三人称代词，就难有这样的文字情趣，更不会有语意上的精准无误。
有人说半农在英伦才两月，就耐不住地“情人怨遥夜”，但离得远了就只能寄情诗文，让思念跃然纸上。其实半农不只是情系尚在祖国的妻儿，更多是对祖国的思念。在英文里，祖国是motherland，以she称之，所以半农诗中的“她”，解作对情人之恋或对祖国之爱，皆可通用。
语言的性别歧视？
有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字讲究区分性别，是在语言上对女性的尊重。比如以第三人称的“某人”作主语时，要用“he/she ·····”，以示对男女性别没有畸轻畸重；作宾语时，用“·····him/her·····”，作修饰语时，用“·····his/her·····”，等等。虽繁琐累赘，但这似乎成了女权主义在文字上的一种诉求。也有些中国的女权主义们，认为在刘半农的“她”诞生之前，中国文字歧视女性，决无西方文字那样按男女性别平等成字的优良习惯。甚至认为，汉字不仅做不到“男女平等”，在文字上对女性的侮辱倒是随处可见，比如，三女成奸(繁体的奸)，就算是简体后的“奸”也还是带着“女”旁，等等。
这种以中文拼字结构的加减游戏来说明文字歧视的存在，实在是有牵强之嫌。如果说“奸”字辱了女性，再以半农之前中国文字没有“她”来应征中国文字没有女性的地位，那么，古体代词“汝”中的“女”字占了中堂正室，是应该解释成中国文字对女性的敬仰还是羞辱？
以中文成字造词的习惯来说明中国文字在性别上的落后，难免不是思维上的一种谬误。语言是随地域和文化的变迁衍生而来，在文化习惯上，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发源就始于阴阳学说。盘古是怎么开天辟地的? 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要说女性的地位，那中国女人当皇帝的时候，恐怕欧洲男人还没当过皇帝呢！
在成字造词时，中国文字偏重博大精深，但对词语的定义却略显忽视。而欧洲语言，则讲究词汇定义，追求表达准确。可以做个简单的比对：英文词典中，对每一词条要给出定义，词性，词源，以及同义词和反义词的辨析等等。但中文词典，对定义，词性，词源不做深究，但多会列出该词曾在哪部典籍哪段名句中出现过，或在哪位诗人的笔下有过浓墨重彩。中国暨南大学给海外学子编撰了一套中文课本，10册书里课课列有生词表，可就是没有生词的定义(也许暨大的中文教学专家们深深懂得，中文词汇的定义尽在不言中，实在是无须定义)。各位也可以翻阅一下自己中小学用过的中文和外文的语言课本，比较一下中英文对每课所用新词汇定义方式上的异同。
类似这种语言文字的传统习俗，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某些语言专家对中西文字孰优孰劣妄下断语的依据。中文和西语应该是萝卜青菜，人们可以各有所爱，也可以两者都爱。为能更好地理解记忆而做些中西对比，本也无可非议，有时还是悦目赏心的乐事，但非要比个高低争个优劣，就可能过犹不及甚至走火入魔。
根源还在语法
文字中的性别话题，根源还在语法。西方语言对名词所作的语法性别的规定，目的在于对名词进行分类(这语法性也体现在代词和形容词上)。须强调的是：这是名词的语法性别，而不是自然属性。
简言之，西语的名词要做四项分类：即，语法的人，语法的数，语法的性别，和语法的格。语法的人，英文叫grammatical persons，共有三位，就是“我，你，他(I, you, he)”；语法的数只有两个，就是单数与复数(即1和非1--请想一想，零是单数还是复数?)。这样语法的人因为单复数，就成了“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I/we, you/you, he/they)”；语法的性还要分“阴阳中”三性，这就使得语法的人再次倍增，成了“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她/她们，它/它们(I/we, you/you, he/they, she/they, it/they)”；再加上语法的格，这倍增效应就更大了。我们已经看到在括弧中的英文只是主语格，宾语格是“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她/她们，它/它们(me/us, you/you, him/them, her/them, it/them)”，所有格还有“我的/我们的，你的/你们的，他的/他们的，她的/她们的，它的/它们的(my/our, your/your, his/their, her/their, its/their)”……
从这儿你也可以看到，在字面上是无法看出中文语法格的变化来的。因为中文的语法格是依靠词序来完成的：“我爱她”和“她爱我”，代词的主语格和宾语格在字面上是一样的，读音上也是一样的。而用以英语讲，I love her和her love I都能对应中文的“我爱她”，因为主语格和宾语格的不同，英文能够在书面和读音上都能准确地传递“谁爱人”和“谁被爱”的信息，这就使得西语的词序不象在中文里那么重要了(拉丁语系的法语西班牙语等更是如此)。
上面这些语法变化只是西方语法的冰山一角，但这恐怕就已经让人望而却步了。大概正是这种语法名词分类的繁琐和枯燥，使得中国人在学习外文时产生了“惧怕词汇胆怯语法”的心理阻碍。这种繁琐和枯燥，使得学生在感情上抵触西语语法。他们大多为考试而机械地学习语法，对语法概念不求甚解不愿细读。比如上面那段语法文字，有多少人会读之如怡？
再说语法性别
以语法的繁琐而论，选择英文作为外国语来学习，我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英文语法的性，除了在代词和少量名词中有所残留外，基本已经不复存在，至少在形容词上已经不对性别有什么要求了。比如，同样是一句“我是单身汉”，在英文里，说话者无论是男是女，都是一句“I am single”。但在许多其他欧洲语种里，形容词在句中也是要作性别变化的，以西班牙文为例，男的说是：Yo soy soltero(我是男性单身)；女的说就变成：Yo soy soltera(我是女性单身) -- 注意“单身”一词的词尾变化。
中国自19世纪引进西语语法，但中国人对语法性别的认识依旧不足，这种不足在中国人的平民英语以至语言大师们的字里行间都能看到。先说平民英文，自准备奥运开始，中国以群众运动这个法宝来普及英文，上至国家领导下到居委老太，口中不时蹦出英文词句，这在中国已经是见怪不怪。但是，在意念中要表达“她”时，又有几人口中说出的是“she”?
再说语言大师。易中天，文学大师。红遍大江南北的语言大家也曾论及西方语言的性： “在欧洲好些语种里，名词是有性别的。这在东方人看来，就匪夷所思。比如“背心”，在德语中是女性的，在法语中却是男性的。这就可笑。莫非背心这玩艺，在德国女人穿得男人穿不得，在法国又男人穿得女人穿不得？还有，明明是男人穿的衬衫，在法语中却是阴性的，岂非意味着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
这段文字见于易大师为吴礼权《语言策略秀》所做的“序”中，言词中透着大师惯有的语言智慧和诙谐，也似乎表明大师对西方文字也有研究。但如果细读，不难发现其实大师对西方语言“性学”是见识浅显。
上面提到，语法的性，是西方语言用来对名词进行分类所用的方式，而跟名词的自然属性无关。语法的性，用英文专业术语讲就是grammatical gender，它和生物的性(biological sex)在本质上有不同。生物性别sex只有阴阳二性，非公即母只论雌雄，也即英文中的male和female。而gender是“种类”的意思，英文里就有若干词语可以用来表示“种类”，如kind，genre，class等。在英文词典里，gender词条下列出的第一要义就是语法上表示的性别。语法的性，它有阴阳中三性，即masculine(注意，专业术语上不用male)，或feminine(不是female)，或neuter。语法的性就不是非公即母，它还可以不是公也不是母，也即neutral (neuter来自拉丁，意思就是英文的neither，即不是masculine，也不是feminine)。
语法的“性”，其实不是性，“阴阳中”三者只是用来把名词分作三大类，把它们叫做“class A, class B，class C”也完全一样。只是在masculine和feminine两大类中，许多动物名和人的称谓能够应合自然的生物属性，于是male的就对应上了masculine，female的对应上female。
从一般语意上讲，把masculine和male、feminine和female认作同义，这本身没大错，但gender和sex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同义，因为二不能等同于三。可这谬误在人们心中还日久生情了，多年来，人们还真就“我爱这个错”了，于是，gender和sex在语法学家们的无可奈何声中，结成了一对同义词的姻缘。
目前，英文率先“得道成仙”，基本摆脱语法性的烦恼。德文依然沿袭拉丁的“阴阳中”三性(用阳性冠词der、阴性冠词die和中性冠词das来区分)，而法文(阳性冠词le、阴性冠词la)和西班牙文(阳性冠词el、阴性冠词la)等拉丁语种，则将拉丁的阴阳中三性，减至阴阳二性。
说易大师对西方语言“性学”的见识浅显，是有原因的。比如“背心”一例须要细说。西方的“背心”有两种，一种是贴身穿的(脱了它就要成topless赤膊的那种)，另一种是两件套西服(doublet)穿在上衣里面的装饰性“背心”。前者在英国称vest，在美国叫undershirt，在德国是das Unterhemd(中性)，在法国说le maillot de corps (阳性)。后者在英国称waistcoat，在美国叫vest，在德国是die Weste (阴性)，在法国说le gilet (阳性)。
如果易大师说的是贴身背心，法文le maillot de corps是男性没错，但德文das Unterhemd就不是易大师所说的女性，而是中性。如果大师所言是西服背心，大师文中的描述才算准确：德文die Weste是女性，法文le gilet是男性。
但是，在中文里，单说“背心”一词时，多指贴身背心。这样，如果大师对“背心”一词的隐性含义是“西服背心”，而读者却以为是“贴身背心”，误区仍然不能消除。
当然，这是文化上的异同。但文化异同才是学语言时要花大力气认真关注的，语言大师更不能例外。易大师的上面那段对西方语言性别的描述，不但缺少见解，出现在畅销书中更有误导读者之虞。毕竟语法的性不能象易大师那样简单说成是男性或女性。
接着说衬衫。衬衫一词，英文是shirt；法文叫la chemise，是阴性，但这阴性衬衫是男人穿的，而法国女人穿的衬衫叫le chemisier，却是阳性。“岂非意味着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男人穿件阴性衣物，就是把女人穿在身上？那女人穿阳性的le chemisier，同理就是把男人穿在身上？在这儿易大师的俏皮问话似乎隐喻欧洲人男女互穿颠鸾倒凤的习俗，真是误导生谬。
易大师是史学专家、三国龙门高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师对西方语言缺少了解也是在所难免。大师在成为大师之后，作品就很可能成为家弦户诵之文，误导读者不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易大师还是集中力量专精三国龙门对社会贡献更大。
其实这种阴阳无理头的语法性，在西方文字里司空见惯。在法国，男人的衬衫是阴性(le chemise)，女人的衬衫是阳性(la chemise)；男人的西服是阳性(le costume)，但女人的西服也是阳性(le taileur)。德文有阴阳中三性，更是要人命。德国女孩是Mädchen，她总该是阴性了吧？错! 德文的女孩是中性--das Mädchen； 德国女人是Frau，是阴性没错--die Frau，按说德国小姐Fräulein，总该是阴性了吧？又错啦，她还是中性--das Fräulein。女性小姐被冠语法中性，可见“语法性别和自然属性无关”并非虚言。
这种阴阳烦恼，“此恨凭谁诉?”。还是那句话，学英文的各位，比起学法文西班牙语和德语的人来，您就乐吧，因为英文语法里阴阳情素基本不再是烦恼，除了人称代词和少量带有生物性别的名词外。比如，男人(man)和女人(woman)，公牛(bull)和母牛(cow)，公马(stallion)和母马(mare)，公猪(boar)和母猪(sow)等等, 而这些大都已经是人们能够耳熟能详得。可是学法文西班牙文和德文的学生，“性别之争”还真是叫人一时无法摆脱，需要人们化大力气去记忆每个名词的性别，有时除了死记硬背，别无良策。
当年二外选读俄语时，被那个性数格搞得稀里糊涂晕头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