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金融部部长。
四、中国乡村治理的现代嬗变与困境
近代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乡村治理发生了非常剧烈的、深刻的变化。清末，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几乎崩溃，西方列强侵入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1905年，废科举，建立现代学校，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现代大学教育开始普及。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的隔离、外国资本的侵入，导致农村凋敝，农村没有人去治理，因而处于涣散的状态，很多知识分子为此忧心如焚，大声疾呼。民国时期，内生性的乡村治理崩溃了，国民政府在此情形下怎么办呢，就又启动了保甲制，后来发现保甲制还是起不到振兴农村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代，梁漱溟先生、晏阳初先生等人，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实践。这帮人搞乡村建设就是为了挽救凋敝的乡村，其中梁漱溟先生提倡村治，要村民自治，晏阳初先生主要从教化入手，搞平民教育，但是仍然不能挽救民国时期乡村逐渐凋敝的现实。民国乡村治理的现代转型应该说是基本失败的，国家政权试图把自己的力量放到乡村去，将正规制度向村里渗透，也不成功。
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共产党的高度政治动员能力，对农民实施了空前绝后的动员，导致1949年一直到1978年，中国实现了两千年以来没有实现的东西，就是动员了中国最基层的农民，使他们的国家意识空前觉醒，集体意识空前觉醒。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农民像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一样有那么强的、空前的国家意识，农民干劲空前高涨，合作意识增强，他们参与了国家建设，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尽管在50年代后期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过于急速地要推动中国的农村公社化。但是国家动员能力的增强，反过来也瓦解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固有的乡土社会的治理机制，这个瓦解实际上导致了在1978年之后，当国家政治动员能力弱了，国家制度渗透程度低了之后，我们发现农村又出现了大量的乡村治理的真空地带。
我在《合作经济学概论》这门课上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中，大概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当中，那个时候乡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呢？都是由人民公社、由村集体提供。无论是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各方面，与民国时期相比都有非常大的变化。人们认为毛泽东治理的时期是中国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最有效的时期，在全世界同样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显然是全世界乡村医疗的样板，那时候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0多岁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已经上升到将近70岁。当时的赤脚医生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遍布整个中国农村，改善了中国农民的健康状况，其实也为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积累了非常健康强大的人力资本，这里面还有农村教育的巨大作用。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是不花钱的，但是1980年代之后发生变化了，义务教育搞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乡村集体的教育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崩溃了，农村教育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失学率开始猛增。还有当时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都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现在的农村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还是用毛泽东时代搞的那些基础设施，改革开放后由于乡村集体经济崩溃，这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更新改善。1978年之后人民公社逐步解体，毛泽东建立的这套乡村治理体系就崩溃了。崩溃之后乡村治理面临一个双重的消解，就是一方面内生性的、乡土社会的治理体系也没有了，另一方面嵌入式的、依靠国家能力的乡村治理也没有了，所以变成“双重消解”，乡村治理才出现大量的真空。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公共品的供给者不是人民公社了，其供给模式必须要发生深刻的变化。比如说乡村道路由谁修？医疗、健康、卫生、防疫、教育、垃圾处理等，由谁来承担？这些年以来农村出现的局部衰败的现象（不排除有些地方新农村建设很成功），根源在于公共品供给的缺失，农村健康、教育、文化、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公共品的供给，长期处于不足状态。同时可以看到，村民自治组织也在不断涣散，村民选举有些地方非常不规范，形同虚设，乡土文化正在大面积的消失，以前乡土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文化体系，包括它的宗族、祠堂、宗教、节庆体系，都在迅速的消亡过程中。同时，由于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和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乡村精英不断流失，有知识的人都跑了，到农村找一个初中以上文化的壮年人，都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全村人都是“619938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乡村治理面临的困难十分之大，大到了可能关系到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