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迅猛进攻热河，形势万分危急。3月3日，就在热河省省会承德失守前夕，胡适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刻北上，率军抵抗。
电文说：“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13日蒋介石回复胡适说，国军须有三个月的准备才能作战，“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为生存而退却”。因此，便有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长城抗战”。
5月23日，在离北平（北京）六十余里的怀柔县牛栏山爆发了一场战争，不仅是抗战史上“最有力最光荣之一战”，也是长城抗日的最后一场血战。时任绥远省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第五十九军军长的傅作义统帅部下一千多名将士，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寇西义一师团展开了殊死的激战。我军将士凭借着在坚硬岩石上筑好的战壕，从早晨四时直至下午七时，冒着日寇飞机与大炮的狂轰滥炸，英勇作战，直至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才撤离阵地。
战火刚熄不久，国民政府就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然而这次战役震惊了日本朝野，就连《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惊叹：“看出他们战壕中的遗尸，其中有不过十六七岁的，也有很像学生的，青年人的热狂可以想见了！”在此次战役中，有数百将士光荣捐躯。
傅作义派人备棺木将从怀柔战地寻回的二百零三位将士遗骸运回绥远（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并将死难烈士安葬在城北的大青山下，建立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垂为永久纪念。
一年之后，傅作义特意请胡适为公墓撰写碑文。傅作义在信中说：“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将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接着介绍了全郡将士奋勇上阵，顽强抗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并称，先生文章久已钦仰，如蒙惠撰，刻之于石，一定更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
胡适反对抗日，一贯主张避战求和，以图发展教育经济国防后，与日做将来的决战。接到来信后，读了傅作义对该军将士英雄事迹的介绍，烈士们浴血奋战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竟然一气呵成, 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纪念碑文。
在这篇碑文里，他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战斗的经过：如宋哲元部队在喜峰口的苦战，如徐庭瑶、关麟徵、黄杰所率中央军队在南天门一带十余日的血战，如傅作义所部第7军团第59军在怀柔一战，与两倍于我的敌军交战，敌军虽有精锐武器装备，但在我抗日部队英勇顽强地阻击下，他们也不能前进一步。
碑文愤怒地谴责了《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赞扬了“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
全文一千五百多字，最后四句话荡气回肠，回味千古：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他们的祖国。
我们与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该文发表在8月份的《学文月刊》上，题目《一篇新体的墓碑》。同年11月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于大青山麓，碑名曰《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
对于此事，《胡适日记》于5月5日有生动的记载：“假期。试写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涂改甚苦，终不能满意。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碑文约千五六百字，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改。”
这篇碑文不只是一篇鼓舞人心的战斗檄文，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新文学史料价值。这是第一篇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分段刻写的，其拓本流传全国。胡适将碑文交《学文》月刊影印发表时特意写了《后记》，其中提到：“碑版文字用白话，这未必是第一次；但白话的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写刻，恐怕这是第一次。”在这第一篇白话碑文中我们也能看到胡适的思想的影子，虽然是记叙碑文，但他在叙述中敢于用诸如“城下之盟”、“国耻”一类表示愤慨的尖锐词语，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特别是他那“差不多不用涂改”的4句铭文中对烈士热情歌颂和对国民的大声疾呼，反映出胡适在外敌入侵时所表现的深切的爱国情怀。
1946年曾有人请教胡适“您本身就是中国一位书法大家，为什么这个碑你没有亲自写呢？”胡适回答说：“为烈士们写一个碑文我还能胜任，但是用来刻碑的话，我的字就不够分量了，唯钱玄同先生的字才可胜此任。”
胡适用白话文书写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事很快为全国军民所知，更在教育精英们力主求和避战中屈辱煎熬的各大高校中, 成为一时盛事。
著名的《良友》画报在本月以封二整版刊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碑文拓片，《北洋画报》、《申报》、《大公报》等许多著名报刊也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这座塞外名碑。
又一年的5月华北形势最危机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地区，并且蛮横地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６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睦邻敦交令》，规定“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何应钦屡屡通电傅作义让他消除一切与“抗日”有关的纪念物，为其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作好准备。傅作义万般无奈，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再用沙石涂料将大青山烈士纪念碑文遮盖住，在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各地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语句，一一迁毁。
7月5日胡适平绥之行，来到了第三十五军军部。傅作义陪同胡适一行拜谒了烈士公墓，站在被人为涂改的国殇墓前，胡适悲愤交集，提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诗云：
“雾散云开自有时，
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
大写青山第二碑。”
电文说：“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13日蒋介石回复胡适说，国军须有三个月的准备才能作战，“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为生存而退却”。因此，便有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长城抗战”。
5月23日，在离北平（北京）六十余里的怀柔县牛栏山爆发了一场战争，不仅是抗战史上“最有力最光荣之一战”，也是长城抗日的最后一场血战。时任绥远省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第五十九军军长的傅作义统帅部下一千多名将士，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寇西义一师团展开了殊死的激战。我军将士凭借着在坚硬岩石上筑好的战壕，从早晨四时直至下午七时，冒着日寇飞机与大炮的狂轰滥炸，英勇作战，直至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才撤离阵地。
战火刚熄不久，国民政府就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然而这次战役震惊了日本朝野，就连《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惊叹：“看出他们战壕中的遗尸，其中有不过十六七岁的，也有很像学生的，青年人的热狂可以想见了！”在此次战役中，有数百将士光荣捐躯。
傅作义派人备棺木将从怀柔战地寻回的二百零三位将士遗骸运回绥远（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并将死难烈士安葬在城北的大青山下，建立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垂为永久纪念。
一年之后，傅作义特意请胡适为公墓撰写碑文。傅作义在信中说：“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将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接着介绍了全郡将士奋勇上阵，顽强抗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并称，先生文章久已钦仰，如蒙惠撰，刻之于石，一定更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
胡适反对抗日，一贯主张避战求和，以图发展教育经济国防后，与日做将来的决战。接到来信后，读了傅作义对该军将士英雄事迹的介绍，烈士们浴血奋战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竟然一气呵成, 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纪念碑文。
在这篇碑文里，他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战斗的经过：如宋哲元部队在喜峰口的苦战，如徐庭瑶、关麟徵、黄杰所率中央军队在南天门一带十余日的血战，如傅作义所部第7军团第59军在怀柔一战，与两倍于我的敌军交战，敌军虽有精锐武器装备，但在我抗日部队英勇顽强地阻击下，他们也不能前进一步。
碑文愤怒地谴责了《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赞扬了“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
全文一千五百多字，最后四句话荡气回肠，回味千古：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他们的祖国。
我们与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该文发表在8月份的《学文月刊》上，题目《一篇新体的墓碑》。同年11月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于大青山麓，碑名曰《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
对于此事，《胡适日记》于5月5日有生动的记载：“假期。试写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涂改甚苦，终不能满意。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碑文约千五六百字，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改。”
这篇碑文不只是一篇鼓舞人心的战斗檄文，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新文学史料价值。这是第一篇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分段刻写的，其拓本流传全国。胡适将碑文交《学文》月刊影印发表时特意写了《后记》，其中提到：“碑版文字用白话，这未必是第一次；但白话的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写刻，恐怕这是第一次。”在这第一篇白话碑文中我们也能看到胡适的思想的影子，虽然是记叙碑文，但他在叙述中敢于用诸如“城下之盟”、“国耻”一类表示愤慨的尖锐词语，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特别是他那“差不多不用涂改”的4句铭文中对烈士热情歌颂和对国民的大声疾呼，反映出胡适在外敌入侵时所表现的深切的爱国情怀。
1946年曾有人请教胡适“您本身就是中国一位书法大家，为什么这个碑你没有亲自写呢？”胡适回答说：“为烈士们写一个碑文我还能胜任，但是用来刻碑的话，我的字就不够分量了，唯钱玄同先生的字才可胜此任。”
胡适用白话文书写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事很快为全国军民所知，更在教育精英们力主求和避战中屈辱煎熬的各大高校中, 成为一时盛事。
著名的《良友》画报在本月以封二整版刊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碑文拓片，《北洋画报》、《申报》、《大公报》等许多著名报刊也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这座塞外名碑。
又一年的5月华北形势最危机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地区，并且蛮横地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６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睦邻敦交令》，规定“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何应钦屡屡通电傅作义让他消除一切与“抗日”有关的纪念物，为其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作好准备。傅作义万般无奈，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再用沙石涂料将大青山烈士纪念碑文遮盖住，在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各地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语句，一一迁毁。
7月5日胡适平绥之行，来到了第三十五军军部。傅作义陪同胡适一行拜谒了烈士公墓，站在被人为涂改的国殇墓前，胡适悲愤交集，提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诗云：
“雾散云开自有时，
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
大写青山第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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