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社会、文化和中国的前途

初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回首五千年 [三个分离的主要领域] 我个人倾向于这样一种见解，即现代社会的几个主要领域——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是分离的，而不是相互包含的。这种分离并不影响三个部分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的作用——比如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可以用来回答“怎样判断制度是否适合于某一个特定社会结构？”这个问题。以任何一种中轴原理为视角的社会结构都是人的关系。这个由人组成的社会关系不是随意或随机的发生，而是有规律的和持久的。这样说的原因是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的人并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行事。相反，个人的选择由特定社会环境所界定。由此可见，一个对于某个特定社会结构更恰当的制度，就可以被判定为适合。适合的程度也可以由制度是否趋向于最合理处理社会关系和界定个人与社会环境的选择度来定。 [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先谈谈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贝尔认为[注1]，社会结构主要指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是决定社会上个人生活的主要组织的结构：如个人的职业分配，青年人的教育，政治冲突的调节等等。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概念性图式由中轴原理表述。我认为这种中轴原理表述很能够清洗表达我的观点。因为，你对于某一个现有的或自创的中轴原理的认同，就可以导出对于社会结构及其构成的解释了。也就是说这个结构的内涵也完全由你自己根据需要而定，不存在权威的清单。例如，对托克维尔来说，平等是说明美国社会的中轴原理。对韦伯来说，合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对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对阿隆来说，机械技术是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 [政治制度没有优劣] 我认为从一般意义来讲，政治制度没有优劣，对于一种制度的判断只能根据它是否适合于某一个特定社会结构或者某一个特定文化来判断其可行或不可行。 关于政治制度的优劣，霍布斯就认为评价标准不应该来自任何外部的模式，而是来自社会自身的状态。他说：“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持社会和平与安全。而每种政体（民主、贵族、君主或专制——回首五千年按）都是要以同样绝对的权力，导向此一目的。因此，最适宜于把绝对权力导向这个目的者，就是最好的政体。”他认为，对于他所处时代的英国社会，君主政体就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事实证明，霍布斯是对的。 [国际社会结构和暴力] 对于社会结构讨论还有其他的有意义的观念引申。比如，人类文明社会的普遍性特征之一是对于暴力的管制。从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到世界范围国际间的社会结构，都应有对于暴力的使用的限制和规范。不幸的是，自从16世纪大规模的国际暴力式“交流”以来，我看到这种暴力模式有日渐加强的趋势。一些发达国家正在运用军事力量来对其他国家施加武力征服，国际社会结构中的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正趋向激化。结构中某些社区的民主制度不单没有为整个社会环境带来和平和社区间的平等，反而更倾向于区间的冲突和实行霸权。一个适应于国际社会结构的限制暴力的制度模式远未达至雏形。 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的深刻了解具有最现实的意义，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建立在适合这个特定社会结构的基础上。 [政治制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再谈谈政治制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传统文化的简单的定义，就是指对中国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传统的哲学思想体系。我以前写过一片帖子，说明了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即中国近代的落后和挨打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 特此说明，这里的“落后”是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的落后，而不应指文化的落后。因为，我觉得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以及为今后中国的政治改革扫清思想障碍。 近代中国政治腐败、政府无能，经济和军事都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各国，一个泱泱大清国被弄得有气无力、弱不禁风。这样才有了被日本及西方列强凌辱欺负的可能。但后来的“五四运动”因此而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要去"拥护那德先生。。。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拥护那赛先生。。。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语），那就是一错儿再错了。 [孙中山的错误] 这种将中国近代的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的错误，也是辛亥革命以后国家和政治制度再次陷入空前混乱局面的深层原因之一。孙中山将一个封建的旧制度革了命，建立了包括“民主”的“三民主义”民国，却没有将中国从此引入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其中的原因也与此有关。我认为他没有看到民国建立之后，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重建和巩固。他所推行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不适合当时的中国，没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相衔接的设计和制度架构。当时中国刚刚从一个封建社会的桎梏中挣扎出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根本上仍然是以前封建的那一套，普通老百姓也没有当家作主与所有人平等的强烈愿望，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靠想象去移植一种西方的制度，将其强行地按放在中国这个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舞台上。这种移植因此而注定了是天真而行不通的美好愿望。民国倒塌，袁氏复辟，老蒋独裁，都是必然的后果。而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没有高度重视制度的可行性设计，以及错误地看待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所造成。 因此，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根本着眼点应该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或革命；应该是正确地看待两者间的关系，以设计充分符合这种关系的制度。很不幸，这一点似乎没有被多数人所认识或认同。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改道路，主要是一条制度不断被改良和修正的道路，而不是革命，不是去推翻这个制度而另建一个新制度。因为新的制度也会同样面临一个如何去适应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难题，并没有可以拿来照搬照抄的东西。 [制度的改革只是手段] 另外，从保护中华文明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政改的设计者更需要具有历史的眼光和责任感。制度的改革是手段。一切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续和发扬光大，是为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延续，而不是去更换中国文化和传统，更不是去割断中华文明。这样说的根据之一，是因为制度可以因人因事而变，也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按照不同的社会需求而变化。而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并不是因这些制度的改变而改变。 [以宋朝的例子说明制度文化关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例子。诸位一定知道宋朝究竟为什么亡在了蒙古人的手里。宋亡之前，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艺术和文学鼎盛，是中华灿烂文明历程的一个高峰时期。但这些并没有阻止野蛮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宋朝的灭亡。文化落后的蒙古战胜了有高度文明的宋朝，这应该足以证明是什么造成了落后和挨打。如果说文化的高低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的话，宋朝的命运应该是相反的。但是，历史的事实证明：是制度的原因，不是文化的高低。 认清了制度改革和传统文化革命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中国挨打的真正原因，实在是因为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其烂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所造成。而纵贯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和文明，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兴衰起伏，或统一或分裂，但文化是延续和不断发展的，是不断进步的。在中国历史兴旺盛隆的时候，传统文化成功地起到了支撑和维系的作用；在中国历史分裂和衰弱的时候，传统文化又成功地起到了凝聚和恢复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历史的“跌打疗伤药”和“长命延续膏”，是民族命运的“安全网”和“降落伞”，而造成历史起伏盛衰的是当时的制度以及推行这些制度的统治阶层。 [概念三分的现实意义] 最后，我认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这种分离的关系至少产生以下的现实意义。第一，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制度改革需要关注的重点；第二，制度的独立地位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制度选择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关键和决定作用。第三，将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脱离于文化之后，我认为更有助于研究和探索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内在逻辑。 [注1]、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页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