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读文：陈丹青： 回国7年变得不要脸了；红色娘子军；怀旧与革命

& 周末读文：陈丹青： 回国7年变得不要脸了；红色娘子军；怀旧与革命

蜂鸟注：
陈丹青倒是蛮有个性滴，佩服。那家剧场叫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场，N年前回国，上街溜达延安路，路过该剧场，门可罗雀，商业广告铺天盖地，心里一阵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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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回国7年变得不要脸了

　　一退再退，所为者何？这是陈丹青的新书《退步集续编》腰封上的话，也是陈丹青对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延续了《退步集》的风格。回国七年，陈丹青一退再退，他说，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不要脸了。

　　这是一条偶尔“潜回”上海的“丧家之犬”。

　　5月底在浦东海德格尔书店见到陈丹青时，已近晚上8点半，他刚吃完饭，说吃饭无聊，满桌子的堆笑、扯淡。他换了三个场景拍照，对摄影说，你要对我好，就赶紧结束；看着蹲在地上拍照的“80后”摄影女娃，笑容却一下绽开了，说跟他女儿一般大，她也玩摄影。

　　陈丹青从来不是好好先生。他被清华破格聘请，但一纸辞呈捅破了中国高校人人尽知却无法道破的弊端。作为“资深盲流艺术家”，他在美七年，没有被美国主流艺术接受，回国，也不愿结交国内主流。他一度对公共事务“说三道四”，指责北京拆胡同是文化自杀，上海的欧风美雨是自我殖民，但他并不愤怒，说完，冷静下来，发现四下没回应，他明白过来，大家挺体谅地集体纵容了他一回。他退了，在逃跑路上骂两声，再逃。

　　2005年，陈丹青集结回国5年的部分文字，出版了《退步集》。所谓“退步”，语涉双关，也可以理解为对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和追询。两年后，陈丹青集结出版《退步集续编》，这次文章都是新的但话题有调整，教育、城市类的议论少了，人文和艺术的比重增加。

　　这两个月，藉新书出版，又一轮全国宣传，陈丹青再一次被媒体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不时和媒体闹个误会什么的。对于频繁的采访、讲座，陈丹青拎得清，说为了卖书，总得配合。

　　问：你和濮存昕是好朋友，你辞职和他辞官都引起轩然大波。

　　答：我们俩都属蛇，都是刺头，不好撸。至少在这件事上，我被认为是刺头，“愤青”什么的各种帽子都来了。

　　问：当时自己觉得自己的行为傻吗？

　　答：是。当时很感性，哇啦哇啦地讲，后来发现不太对，好像只有我这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不了解情况的人在讲，大家都知道问题不可能解决，早习惯了，很体谅地让我讲。

　　问：但实际上你并不像报章宣扬的那样愤怒，相反很平和。

　　答：这都是媒体搞的，媒体喜欢简单化，500字就想能把一个人说清楚。

　　问：回国七年，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答：变得不要脸了，经常抛头露面。以前我很安静，整天埋头画画，有点名气，但从不上电视。很多时候人只是出于礼貌，让别人高兴。现在我发现，第一我翻不了脸，第二人家似乎还关心我。

　　问：媒体是你改变的根本原因吗？

　　答：我被媒体弄得很尴尬，但还是迁就媒体。在我看来，媒体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个坐在我面前的女孩、男孩。

　　问：你好像特别青睐坏孩子？

　　答：也不能这么说，最好是不听话的好孩子。我为什么喜欢鲁迅？他骂人、斗争，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孝顺、善良、心软。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是，惊世骇俗，但私下很纯朴。中国这样的人不多，要么惊世骇俗，人不可爱；要么人可爱，却没有骨头、锋芒。“好”必须牺牲很多东西，如果反抗，就得把“好”作为代价。中国人的人格不丰富，太单面。

　　问：曾经向教育制度叫板的你，怎样教育自己的女儿？

　　答：我不喜欢强迫。她的中文不好，我不在乎她会不会说汉语，就像我不太在乎中国孩子会不会说英语。

　　问：在她眼中，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答：现在她稍微看得起我一点，小时候认为我是个愚蠢、无用、丑陋的家伙。那些和上海有关的日子

　　问：你出国七年，回来后，很多熟悉的地方都不见了。感觉如何？

　　答：幸运的是，我1992年回来过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大拆以前的上海。1996年我在我家旁边还能吃到生煎包子，现在完全没有了。

　　问：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除了你在书中所写，还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

　　答：大概十一二岁时，我舅舅带我和弟弟到作协边上的一家俱乐部去游泳。我舅舅是上海人艺的演员。那天，我在游泳池边一下看到五六张电影上的脸，都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演员，张伐、牛犇等。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最早在延安路，当时那有一家很有名的儿童剧院，现在已经拆了，对面是印度领事馆，领事馆旁边是康乐村，康乐村旁边是我的小学茂名小学，现在被白领占据。那时候我们常逃课，翻墙去印度领事馆。

　　问：在你记忆里，上海人形象是怎样的？

　　答：每次看到民国照片，看到傅雷、刘海粟，看到张爱玲家人，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看到的上海人都是这样。比如我爸爸，当时他四十多岁，在“文革”前，他一定这样分头路、这样梳(做手势比画)，头发是绝对不能乱的。民国时所有男人的头发都这样，罢工工人也这样。三轮车夫、锅炉工都穿得很干净，跑出来有样子。女的烫发，下面就烫一点点。我同学的妈妈都这样，感觉都是小资产阶级、小业主。现在中国发生的事还太少

　　问：你在《续编》里写道，“来世投胎，我愿在上海，但不是今天的上海”，又写道，“今日上海很好，但不好玩”。“不好玩”指什么？

　　答：尺度被破坏了。像外滩，你看外滩从前到现在的照片，那些建筑的高低起伏，构图挺对，可现在被破坏了。

　　问：现在很多人觉得够奢华就好。

　　答：那是因为他们没见过真正的奢华，好像把头发染黄，就可以假想自己是外国人，当然弄得好，也挺好。现在日本，尤其是大阪一带的年轻人，把自己打扮成新新人类，这种感觉挺好。港台学得差一点，大陆更差。中国还处在解开的过程中。但也好，至少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

　　问：在你看来，上海的哪些地方具有后现代特点？

　　答：跟法国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后现代是中国化的。中国还会变，当下只是一个阶段。对艺术家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艺术家都不敏感，还在虚构。刘晓东就非常敏感。

　　问：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了，为什么不自己拿起画笔？

　　答：这是我的问题。比如刘晓东做的那一块，我根本做不过他，他比我小10岁，目睹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而我从国外回来，要用很长的时间重新辨认中国，而且眼光跟出国前不一样了。我用画笔表达是一件很冒失的事，旧的东西已经没了，画西藏？西藏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只能用文字表达。

　　问：你认为西藏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答：铁路通了，现代化了。我很早就不去了，这样也挺好，当年我去的时候很苦。但旧情人就别去见了。

　　问：上海有希望夺回文化标杆吗？比如在二三十年之后。

　　答：谁都不能说二三十年以后的事。这是人的事。上海人没有勇敢地到外面打天下，越来越现实。过去大家误会了上海人，说上海人小家子气、算计，其实不对。以前的上海人很泼辣，最牛的事情都发生在上海，暗杀、罢工、冒险、文学，黄色、前卫的东西都在上海发生，上海人见惯不怪了。我们小时候上海街头吵架，语言之好，句句都是散文水准。现在上海人也不打架了，当然最好不要打架，但是没了血性。

　　问：和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你认为其艺术发展如何？

　　答：那就太慢了。艺术就是这样，要几代人慢慢积累，西方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的发展用了七八十年。中国当代艺术才开始十来年，要弄得像样还需要一些日子。我说过“中国的事情就让它发生”，不要太快去说对还是不对。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责任编辑:rogerge]

原文载于：http://luxury.qq.com/a/20070707/000002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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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27

陈丹青：旧文两篇 - [拾零]

红色娘子军

谢晋当年要算得时髦的，他早就懂得英雄美人的好莱坞美学：40年代下半段谢先生从影立志的上海滩正是好莱坞电影的天下，长辈回忆，“大光明”、“美琪”几家首轮电影院甚至在上海解放后照常放映美国电影，朝鲜战争打响，美国片这才落市绝迹。三十多年后，好莱坞重又风靡全中国，那时的电影人，电影观众，早已换代，直看得张口结舌。

后来我在美国算是看饱了好莱坞片子，终至看厌，轮到对着中国大陆的新影视张口结舌地看，连带着回头观赏我们自己的老电影，也另是一番新鲜。

最近在香港买得《红色娘子军》影碟，回家放看，那王心刚活脱90年代好莱坞青春偶像布拉德·皮特，临刑慷慨，也一脸性感让人疼，不因他是“连长”，而是他好看。我至少听过三位当年的革命少女自称迷他迷得要死掉，日想夜想想豁边。那祝希娟，以目下“新时期”中国影视的美女标准，若非当年谢晋好眼光，祝小姐怕是没戏。其实单看她丰唇一撇，横眉怒视目光灼灼那股子野性，就直追性格女星朱迪·福斯特之流，造型犹有过之，如今别说影视圈脸谱不见这等好样子，连类似的长相似乎也不来投胎了。这部戏成全了祝小姐，祝小姐也成全了这部戏。看到娘子军成立当天开步走，俩村姑直愣愣跟在队伍后面，又见女连长当头只问得一句：“什么阶级？”虽是如今听来可笑可叹，还是感动了：那串镜头不用到什么手法，一笔笔下去实在质朴饱满。琼花的泼辣暴烈，演来也鲜活如有其人，且是重彩的、南国的那么一种民风。到她生擒仇家用链子牵着游行，当街自诉冤苦，忽然哭起来，也真是女儿家的柔弱动人。可贵谢晋会选角儿会用角儿，导引祝小姐的脾性发作成一节节活泼剧情，而《红色娘子军》全片拍得是郁勃矫健，一路贯气，日后任他怎样使劲，毕竟难追这等风采了。

所谓革命文艺也自有它的生理周期，那时，新中国的“革命文艺”精力旺，年纪轻。

吴琼花自己被批斗的时候也很年轻。我是说，看《红色娘子军》，忽儿就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小学刚毕业，忽一日撞见了批斗祝希娟。

上海安福路，路右路左分别是“上海人艺”和“上海青话”，现在不晓得挪了地方没有。“文革”初起，课业停顿，小孩子四处游荡，因我家舅舅是人艺演员，我就梦游似的逛到安福路——欧洲“安那琪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之流其实从未亲见无政府世道，我们见到了：那一阵，所有院校机关大门洞开，路人任意闯入。大人是为了“革命串联”，小孩子就是玩。门房在哪儿呢？我记得“人艺”门房口竟是有位俞丽拿站在那里：我知道她是俞丽拿，因为家里被抄走的“梁祝”唱片而在哪里留心过她的照片，只见她撇开腿站着操把琴，飞快地拉着练习曲，同时飞快地同别人说话。祝英台会说上海话？我忽儿惊讶欢喜。她为什么要在门房口练琴？为什么这种时候练琴？小提琴多好听。要不是“安那琪”从天而降——这译名也好听，差一字就是“天使”译名“安琪尔”——小孩子哪能站在俞丽拿跟前不被赶开，听她拉琴？

洋人管小孩子都叫“安琪尔”。我猜，全世界的安琪尔最喜欢世上天天“安那琪”！

记得是在初冬，下午，阴天。但不记得是在俞小姐拉琴的同一天还是另一回我又在安福路游荡(为了谛听小提琴？)，忽然，从路右的“人艺”拥出一大群人向路左的“青话”狂奔过去，同时听得路人的传唤叫喊：斗祝希娟！斗祝希娟！

中国人爱看杀头，周氏兄弟早就感叹过了，尤其爱看女犯的“赤膊”赴刑，“人山人海”，但那到底是旧社会。新社会，人犯伏法拍成照片印出来，我见过，近二十年换成彩色照片了。但在“无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不许“人山人海”跟去刑场，算是文明的、替代的节目，是让革命群众看人挨批斗。祝希娟虽非女犯，但是女人，而且是60年代的名女人。刘晓庆同志不是痛陈“女人难，当名女人更难”么，不知她可曾有幸挨过斗。

拥进“青话”礼堂，台上或站或跪一排人，好像先有场批斗会很开了一会儿了，并不见祝希娟。在场的与拥进的两拨人对峙吼叫，迹近动武，接着又轰然拥进几十人，又是烟尘陡乱。那时，这种热闹叫做“冲会场”，不同派别抢场子、抢话筒、抢那被斗的人，以我们那一阵到处游荡的观看资历，见多不怪，但我一眼看见了“吴琼花”。

人丛里起一种响动，许多如我似的混进来的路人认出是她。她穿件北京人称“皮猴”上海人叫“派克”的带帽兜的灰大衣，脸色青白，疑惑而亢奋，活像“洪常青”给她松绑时不明就里的神情。她身边没人押解，不像是来挨批斗，而且紧接着她同大家昂然喊起口号来。细节是不记得了，待到全体坐定，那伙人就占了我前面一排，而琼花本人正坐在我紧跟前，用琼花式的革命神态与身边同志急切交谈。座位是阶梯式的，她的身背在我膝前略低处，近得可以数见她头发上未及清除的发屑：在我那时的年纪，一位年轻女子贴近坐着，浑身紧张，而她竟是祝希娟？！但我糊里糊涂跟进来不就为了看她么？我害羞心跳：原来她是个真人，不是“红色娘子军”。

会场静下来，台上弯腰垂首的重又站好跪好继续挨斗，新进场的一伙大喊口号，当然，全是字正腔圆职业演员的普通话，听着真叫漂亮。祝希娟，四顾会场要喊未喊，趁一拨口号刚过，冷不防她在我耳朵一尺之隔响鞭似的添一声：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现在的影视模拟“文革”喊口号，太整齐，太空洞，响亮得不出效果，激昂得没有根据；那时，喊口号有太多种心理密码与临场功能：对形势来一番表态、试探，喊！场面主控了，失控了，喊！张狂镇压、仓皇就范、愤然抗议、颓然屈从，总之，一时情急，当事人都会破口呐喊。我的一位中学班主任在被推出游街，纸糊高帽子扣得脸面不清时，竟百忙中挣出胳膊，鸭叫似的喊一声“誓死捍卫毛主席！”随即给孩子们扭得虾一般跌下身去。诸位可记得电视上江青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后，将脑袋往横里那么使劲一晃，当庭高喊“革命无罪！”么——那天祝希娟一声急叫，是为何来？

我至今不明就里……忽然，台上主持批斗的哪个声音厉声喝道：祝希娟，站出来！

全场安静。吴琼花应声起立。刚才那位喊口号的祝希娟忽儿乖顺地，唯恐耽误似的跨过几排座位和让开的人身，径直走上台去，加入那排被批斗的男人，转身面对全场，还主动对齐与其他挨斗者的身体位置，并腿站站好，然后自觉地，几乎是熟练地缩肩低头，额发随即垂落，遮没颜面。在台上的反动男人中，她触目地美丽而年轻，然而分明是一位资深的挨斗者了。

照例是连番的口号，呵斥，叫骂。她保持同一姿势，在举臂响应“打倒”她本人的口号时低头如仪，间或回答此起彼落的厉声质问，每在她回答的当口，全场鸦雀无声。

那天的结局是她被下一拨显然更有势力的人冲进来劫往别处继续批斗，会场大乱。混乱中，她被喝令下台，推出场外，旋即有位英俊的青年男演员用自行车将她带走。宛如琼花逃出水牢旋即就捕，她跳上后座的动作也是乖顺敏捷，斜坐着，埋头藏脸，双手把住骑车人的后腰背，远看活像是一对恋爱的男女。在车行的前后左右，呼啸浩荡尾随奔跑着一大群预备聚看这位电影明星继续挨斗的上海人。

人群远去，街道空了。安福路有许多旧时法租界的洋楼与松柏，一派美丽的冬日的萧条，凝成银灰色。不知为什么，那银灰色在记忆里非常上海，也非常“文革”。我没跟去，因为心里是一个男孩眼看一个被众人轮番欺负的女子的生涩同情。我对人的动作的记忆有时多于表情，真有三十多年过去了么？我清楚记得她应声上台，站好，低头，还有被劫去继续挨斗时斜倚车座的背影。我没跟去看，还因为我从她的动作无端传染了一种情绪，可能直到此刻我才明白那是什么情绪，那是人在大庭广众顾不得羞辱时的那份仓促纷乱的羞辱。

美国现在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没人说起。东岸的纽约、费城、波士顿，倒是专有出售纯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的书店，有一家店名干脆就叫“革命”，或可意译为“造反”吧。这类店家通常位于名牌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伯克莱大学校园所在街区，得一铺面，门可罗雀，但像其他生意也很清淡的小书店或古董铺，照常开着。初到美国，朋友领我走进去，劈面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卡斯特罗、胡志明诸公的照片，当然，还有毛泽东。

久违了。比起美国满世界广告海报上数不清的新面孔，他们的脸让我有视觉记忆的“归属”之感──少年时，我在赣南山沟直犯愁：手边既没画册，更没半尊石膏像，怎么办呢，据说不画这些玩意儿是学不成油画的，我就下雨天缩进蚊帐用水粉色一一临摹马、恩、列、斯的彩色图片，各人的胡须虽是一个个少下来，总归外国人，比咱中国脸多点“块面”、“体积”、“结构”，还有色调的“冷暖”，那会儿，这些素描油画的专业辞令揣在心里，不知如何是好，只晓得恭敬而惶急。

所以我在美国的“马列”书店又瞧见我初习油画的纸本“教材”和彩色“模特儿”了。

还有别的图片：李玉和举红灯，吴琼花大劈叉，雷锋挎枪站岗，陈永贵挥锄开荒，悬在墙上，封尘已久，别着标价牌子，多少美元，多少美分。

书，自然都是英文译本，《毛选》是不用说了，《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都有。给枪毙掉不知多少的“托派分子”总头目托洛斯基的著作，给我党“九评”评得“体无完肤”的赫鲁晓夫著作，也有，更有许多封面上是我不认得的老脸，又苦，又倔，又严肃，后来才知道谁是卢卡奇，谁是葛兰西，谁是马尔库塞——每家革命书店的气氛都有种异样的沉闷，不是因为“革命”内容，而是在层层叠叠无人光顾的书架上：这里的作者全是男人，老男人——在世界各国革命男人的书堆里，唯一的封面女子就是江青同志。那册书，想必就是惹她丈夫发火的《红都女皇》吧？封面照片上，只见她侧面站着，浅笑着，下巴凹进去，同个洋女人握手：是的，她在这里是唯一的女子。我于是猛然想起在我们自幼及长的记忆中，江青同志永远是一位“中央领导人”，仿佛没有性别：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

人总是忘记常识，尤其是连常识也算不上的常识。

难为江青同志，瞧，她身后孤零零在“革命”书店里与男同志们一起守革命的“节”。不过当我在北美马列主义书店的封面上见到她，时在80年代，她还活着，关押着，是要到1991年，她死于自杀：我记得年份，因为其时我正在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同一群中国艺术家弄创作。《洛杉矶时报》报道江青死讯的当晚，我们正集体去电影院看一部意大利新片子——是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

美国人进场守规矩，排队候着，天色暗下来。有位面目不清的中年白人女子沿着拦开队伍的绳子向观众散发传单。此地有的是各种商家各种团体散发传单，我们不在意，忽然那位女子快步走近：中国人？中国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吗？

她矮小枯瘦，四五十岁年纪，一见我们，眼睛闪出哀痛而狂喜的神色，轮番逼视我们，希望截住目光，同时迅速将传单塞过来，喃喃地急切地说话，声音颤抖：她死了。你们怎么想？你们有什么要说吗？！

传单是廉价的打字纸，江青大头象，印着黑框，左下角是《红色娘子军》女战士举枪劈叉的著名舞姿，还有文字，暮色里看不清文字。

队伍移动。我们掠过她，就像掠过乞讨者或街头的精神病人。她赶上几步，电影院射出的灯光照亮她的脸，目光良善、专注、凶狠，逼视着，使人不愿，也不敢看她：为什么你们没有回答！听着！她是真正的革命者，她是伟大的女人！

嘿！这时我们中的哪位笑着用英语回答：知道“文化大革命”吗？知道她害死多少人吗？

“当然！我当然知道！”她压低声音，用更其激忿的眼神搜索我们，“那就是革命！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那样想？她是世界妇女的榜样，她是英雄，我们崇拜她！爱她！阿美利加妇女爱她！”

我们一个个穿过她身边，穿过验票的关口，那一瞬她试图拉住我的袖子，弱小得像是孩子，手势姿影极之哀恳，我只得站住，但她的手臂又已伸向随我身后的某位，旋即放弃，退开，在暮色中谔然望着这群中国人。从闪烁着霓红灯光的电影院内厅看出去，街上的暮色一片紫蓝，南加州仲夏的醉人的紫蓝。

那年夏末苏联政变，不久苏联没了。苏联没了，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南加州美国国防工业大机构年底大幅裁员，大片关闭。这都是后话。那天电影散场，沿街已零落张贴着江青过世的大张讣告，印刷、纸质是单色的，廉价的，同传单设计图案一样，想必是那位美国娘子军与她的美国同志们当夜张贴的。远远看去，那位分腿劈叉的舞娘好像就是江青，在南加州这座宁静小城，空旷夜市，猛瞧见这位红色娘子，来历不明，乖谬触目，同满街美国商业广告上的彩色大美女判然不同：分明欧洲宫廷的芭蕾舞姿，分明苏维埃红军军装，分明是中国窈窕女子的腰身与大腿，一枪在手，怒目圆睁，美、暴力、性感，在美国地面，“她”实在是前卫的。

说起苏维埃，说起前卫，1989年7月我在电视里看到法国人大举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盛大游行队伍打头领先的第二方阵一律苏联红军造型（雇用俄裔侨民）：尖顶红军军帽（保尔·柯察金！），双排扣红军大衣（夏天穿着多热呀），肩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老式步枪，他们穿过凯旋门，就像当年纳粹攻占巴黎，在沿街千千万万法国人的注目下，顺着香榭丽舍大道，正步前进。

法国的历史大典居然请苏联人开道，资本主义大街居然让社会主义军队先行——那年7月，苏联犹稳如泰山——法国佬真是又懂艺术又爱革命，而革命不忘艺术是艺术也不忘革命──第一方阵什么造型？

也不是法国人。哪国人呢，打住。虽然几句话就能交代……以后再说吧。

1999年写在纽约

怀旧与革命

在北京常是搭乘一位京郊朋友的私车，右席临窗的车屉子里，照例放一叠录音带，从贝多芬到邓丽君，随时听候使唤，那是现代人对音乐的狎玩还是听觉的纵欲？车速行进，乐音行进，人在行进中听，别有一番好，这话题可以写写的，我试过，却是说不像。

今夏在他车中，新带子是全本芭蕾舞剧音乐《红色娘子军》。朋友小我十岁，文革初还没进幼儿园，怎么也爱听这一套？“喜欢！好听！”他一叠声说。我辈听取样板戏，随听随哼，早已是治不了的顽症，同美国婴儿潮一代的爱听披头士，中国抗战一代的爱听“松花江上”，象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怎么回事呢，说来也是一篇散文的话题，但也写不像。

纽约华人社区出租大陆影视录像带的店铺，九十年代初新到一批五、六年代老电影录像带，为广招徕，索性竖一牌子，上写“怀旧电影”，名下有《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英雄儿女》之类。这几部片子文革前是“革命电影”，文革中是“批判电影”，现在一个“旧”字，将“革命”贬了值，一个“怀”字，又将“批判”捋得温柔起来──大银幕电影缩在小屏幕上看，贬值了还是更温柔？不管它，久违三十年，我毫不犹豫租来这些老电影录像带，泡上茶，点上烟，隆而重之，大怀其旧。

看哪！北平的“林道静”前后同两个男人周旋，江南的“萧涧秋”苦苦为两个女子伤怀，朝鲜战场的“王芳”夹在两个老爹中间眨巴大眼睛──我又感动了，旋即恍然大悟：这批革命电影是当年老革命家专为他们自己拍摄的“怀旧电影”，同我们根本不相干！

可不是，返回去想，五、六十年代拍出这批革命电影时，正值“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到中年，想念他（她）们当“知青”那会儿闹事闯祸谈恋爱的旧事了──去除“知青”的文革属性，但凡就学年龄而不在读书到处流窜的青年，岂不都是“知青”，一如这几部电影若是剥去“革命”的说词，也不过三角恋爱脱身逃逸，峰火离乱托孤他人的老套──不过当年没听说，也不许提“怀旧”这个词，怎么办呢，我在文革初年批判***文化部的大字报上就看到一则“揭发材料”，说是六十年代初文艺界稍稍宽松，某次高层会议开过后，我们的夏衍同志宣布大家留下看电影，什么电影呢，正是《早春二月》之类。于是会场一片欢腾。欢腾什么呢：革命家也有“早春”，也有罗曼史，他们也是人，何况革命电影中的男女名角儿，比当年“他”与“她”的真模样，可要潇洒得多，漂亮得远了。

所以毛主席他两口子那真叫英明，明察秋毫洞烛机先，日后全给批了，禁了，不可以看！

然而广大人民却是很要看，眼睛一热，心肠一软，纷纷将革命家的青春私情据为己有，一路缅怀到现在，给这类“革命电影”在九十年代又来刷了一道“怀旧”的漆。

我们有没有自己的“私情”？有，哪能没有呢！但没资格拿来拍电影——在“新社会”，老百姓的恋爱叫做“谈对象”，风流出轨，叫做“生活问题”，谁曾落入三角恋爱、急难托孤的大麻烦，那可就得交给单位里组织上去定性，吃不了，兜着走，轻则停职检查，重则下狱判刑，甚至吃枪毙——老百姓的恋爱，哪里可比革命罗曼史，革命家革命而浪漫，情急抽身，慨然出走，到头来还是“老革命”：革命家的恋爱婚姻都是为了闹革命呀！而革命成功了。革命成功，即便是一己之私，也属“革命历史”好传统，一时风流，更是“革命电影”好剧情。革命电影里的革命爱情不但教育人民，还是当年老百姓的心理补偿和爱情补药，在革命d电影院的一团漆黑中看得泪眼婆娑，只当自己爱恨一场，浪漫一时，又保险，又光荣，即便不过是革命家老来怀旧的亿万陪客，也应了那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老话。那些西洋男女在电影里欲仙欲死与咱何干，我们不也买了票子一场场地陪着，徊人家的肠，荡人家的气么？艺术的“移情”功能，人性的“同情”本能，此之谓也。

犯傻的是千千万万“革命后代”血脉贲张陪着看，长大了，人老了，到今还错以为那是专属我们的“怀旧电影”──要说是，也没错：其实我们如今怀的是当年替人怀旧的那段“旧”，这可得分清楚，想明白，当年分不清楚想不明白，如在青春发育期的红卫兵，文革一起，应了王尔德“人生模仿艺术”的老话，撒出浑身野劲儿模仿父祖，打骂拼杀闹起“革命”来：闹过一通，待到一车一车塞满了撵到乡下去，惊魂落定，慢慢琢磨出滋味来：陪着老革命怀旧，可以，真革命？绝对不可以！

于是这才逼出来八九十年代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怀旧电影”──也是怎样地闹革命（其实那叫什么革命），怎样地闹恋爱（其实那叫什么恋爱），革命加恋爱，小孩子糊里糊涂养出来。小孩长大了，扒车混票，千里认父千里寻母，那一个个另娶另嫁的老知青瞧着各自的骨血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左右难做人：黄蜀芹导演的几十集连续剧《孽债》讲得不就是这档子事情么？九十年代以来类似的影视长片太多了，主旋律莫不是儿女私情中的革命文化，文化革命中的儿女私情。

然而同是追究孽缘，细数情债，在上一代怀旧电影里何等光荣，何其实惠：革命遗孤找到的是革命爹妈，革命爹妈认得是革命后代，“王芳”一个爹是革命高干，一个爹是革命工人，凭她抗美援朝的硬资格，她也铁定了局级厅级付部级……知青的骨血呢，争得名份，至多是个寄人篱下的“拖油瓶”，落不着名份，则活该一世做野种。老三届过来人至今一口咬定“青春无悔”，可你听那知青影视主题歌，哪一曲不是忧怨伤痛，抽抽嗒嗒，比那王芳胸脯子一挺一挺高唱主题歌的万丈豪情，到底不是一个“档次”。

都过去了。“王芳”的儿女也得轮到插队，插队的哥们儿姐们儿轮到后来，不也有很多人熬成了官儿腕儿吗？好在不论为儿女还是当长辈，如今电视机前是老人看老人的频道，儿女有儿女的节目，一块儿看，分开了看，都可以──如今，总算是怀旧面前人人平等了。想要怀旧吗？此间中国录像带一块美金租一盘，要豪情，要伤感，任君挑选。只是别忘了：艺术的伎俩是制造错觉，安排错位，租看之前，怀旧之后，务必分个清楚、想个明白，再不能“革命”、“怀旧”一锅煮，“人生”、“艺术”乱纠缠。幽怨的少女苦学林妹妹，痴情的儿郎自比贾宝玉，代代都有，从电影上模仿恋爱，至多是肚子弄大，“阳性反应”；以真的人生模仿革命，弄不好是人家的命、自己的命，都给陪进去。不是么，红卫兵的前例不去说了，后例呢，比我们后生的年青人也想去血脉贲张憨傻可掬闹革命？打住，再说下去，可就离了怀旧的题。

海外店铺录像带有限，待回国，我就在王府井边上一家“音像”书店买到十来盘革命老电影揣回纽约。怀旧，还有个中美“制式”问题，送到店家一转录，影像又得模糊一层，没关系，我要怀的就是模模糊糊的旧，因我感动的是公私不分的情，待一盘一盘朝录像机肚子里塞进去，只等“天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类黑白片头抖抖闪闪亮出来，一任那片首音乐陈旧的录音技术和单声道效果直往耳朵里灌。怀旧，是顾不得影像品质音响效果的：艺术启动怀旧，怀旧根本不是为了艺术——我那位朋友说，某日黄昏他在车中放听《红色娘子军》，是在夏天，车窗开着，身后一辆豪华小车驰近靠拢，不前不后跟着开，他纳了闷了，探头询问，只见那车里的老哥们儿与我同辈，四五十岁年纪，递过笑脸，遥指他车中音响使脸色——原来如此！我那朋友多么善解人意呀，他当下就把音响调到最高档，夜色中，俩大爷们儿伴着红色娘子军主题曲在京城三环路上向前进，向前进。

1999年写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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