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看阿三不顺眼已经很久了
上个帖子我谈到了愤愤为什么不去惹印度阿三，有网友对这个问题表示出兴趣。其实，“我看阿三不顺眼已经很久了”（好像是周星驰的语言吧，请小青年指正），倒不光是阿三沾了我们多少便宜，“吃亏事小，失节事大”，关键是我们以前吃洋人的亏，都是因为我们武器不行，是因为我们弱；按孙雷网友的说法，就是国人普遍认为 “西方战争讲究武器，中国战争讲究谋略”，“西方文明注重物质，中国文明注重精神”，所以无论西洋先生怎样打中国学生，总还能找点心理安慰。
而和印度较量，硬件我们完全占上风。当今国人谁会看得上那个我们眼中脏兮兮、傻乎乎、穷不拉几的劣等民族？阿三在我们眼中最多也就是小D，连王胡都算不上。但令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和这么个我们眼中的小D较量，我们却还吃了亏，而且是吃了大亏，而且还是不止一次吃亏，这不能说敌人太狡猾，只能说是因为我们蠢，这真是我们这个以研习《三十六计》为时尚民族的奇耻大辱。更不能容忍的是，我们吃亏还都是毛主席健在的时候，他老人家可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谋略大师，至今还受全国人民的顶礼膜拜。一想到这里，我就死活咽不下这口气。吃亏不要紧，关键是咱丢不起这个人。
感情归感情，有时候想想这些事情，再看着我身边的印度人，开始还自觉高阿三一等，待到这些事情想多了，竟然也有了鲁迅坐黄包车的感觉：“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阿三（原文是“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阿三（原文是“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鲁迅《一件小事》）。再想的多一点，最后也多少明白了些耍小聪明、抖小机灵的“小”和玩大智慧的“大”之间的差别。
为此，我做过点“跟踪研究”，想看看阿三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结果真的发现人家确确实实干了几件漂亮的活计，确确实实能把我们“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看阿三不顺眼已经很久了”，还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英美租界的印度人就让阿拉上海人吃足苦头，特别是那些摊贩、车夫、苦力、乞丐、难民。过去中国有句话：东北有棒子，上海有阿三。意思是说在东北，日本人用了不少朝鲜族的人做低级警察，相当于现在的治安联防队员，因为日本人拿他们也不当自己人，所以并不对其进行武装配备，只给每人发一木棒，名曰警棒或警棍。这些朝鲜人助纣为虐，动不动就挥舞着木棒帮敲打俺们那疙瘩东北银，故称高丽棒子。上海英国租界则是雇了不少印度人当打手，主要是当巡捕和看大门，也没少欺负上海人，故上海人送绰号印度阿三。其实法租界在这方面做法与英租界大致相同，他们用的是安南巡捕，即越南人，在上海人看来，其体态、皮肤与广东人相近，所以没送他们什么绰号或代称，也没有人称安南巡捕为越南阿四，只是简称他们为“安捕”。因为越南阿哥实在太像了两广那一带的人了，而且粤语发音听上去和越语差不多，丝毫不比越南话好懂，至少在我听来都跟外语一样。
阿三进入中国，还要追溯到19世纪中叶英国在上海开设巡捕房。维护租界的社会治安，起先金发碧眼的西捕还能应付，后来刑案随人口激增而水涨船高，由清一色的西捕办案，弊端逐渐突出。按照专家的说法，是由于“西捕有种种局限，比如微服侦察，其相貌特征根本无法掩饰；又比如去公共场所打听，其语言障碍造成的困难也难以克服；再加上租界里有帮会组织，西捕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深入进去，也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做耳目，破案效率不高，租界治安堪忧。”所以请来了印度人。
依我看语言障碍、国情不熟根本不是理由，英国人担任巡捕的种种弊端在印度人同样存在。我考虑可能是英国巡捕薪金高，还得有什么失业保险、受伤补偿问题，成本太高。另外就是英国佬以绅士、贵族形象示人，讲究的是文明礼貌。若动粗，一定会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质问“人权的双重标准”。但租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本离不开皮靴警棍。现在也是一样，城管虽然凶煞，但不这么动粗根本镇不住小商贩和私搭乱建，这也是实际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英国佬从1870年后改为允许华人充任巡捕，称为华捕。由于这一改变收效明显，也给大量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入行的越来越多，以致渐而主次倒置，即西捕大减、华捕大增。例如1883年英美公共租界有巡捕200名，华捕竟占170名之多。以后，华捕越雇越多，殖民者怕华捕私下玩猫腻，不易控制，1884年开始从英殖民地“进口”印度籍巡捕，即“红头阿三”。以后越来越多，成了上海滩一景，也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自尊心。蒋光慈在《少年飘泊者》这样写道：“我在街上一见着红头阿三手里的哭丧棒，总感觉得上面萃集着印度的悲哀与中国的羞辱。”。鲁迅也这样写过：“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的威武之类。”（《伪自由书•王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英国佬这么干也有它的道理，若由华捕管理租界，要么迟早会成为青红帮的天下，成了上海滩藏污纳垢、走私贩毒的“码头”；要么就是我党开创的红色根据地，租界之火可以燎原，迟早会爆发起义暴动。我听过不少桑海宁（上海人）骂印度阿三，也看过写印度阿三的文章，但大都是控诉阿三动粗的、野蛮执法的，揭露阿三走私受贿的很少。另一方面，阿三也让我党的发展工作受阻，即使是最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周恩来，在上海蹲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在阿三中发展什么党员，歌颂阿三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文章我也没看到过。
殖民者从印度向中国“出口”巡捕时，对人员精心挑选，要求是印度的锡克族人，个个身高马大，满脸虬须，一身横肉，令身材相对矮小的南方人望而生畏。“阿三”大多充当巡警、狱警与交通警。除此之外，还有“看门”也是他们的专业，凡属公共租界内的大公馆、大商号、大栈房、大娱乐场以及各级衙门的大门口，都有一个又高又大的“红头阿三”站着。大门口有了“红头阿三”便显得威武雄壮，神气活现，能够吓退乡下人和小瘪三，拒绝一切主人所不愿接见的朋友。并且主人认为这是一件高贵装饰品，说明主人用上了进口货。
后来上海人发现并不是每一个印度人都是缠着红巾的锡克教徒，印度国内还有很多不缠头巾的其它宗教的民族。所以有些上海人就把“红头阿三”改成了“印度阿三”，这个不礼貌的浑号就一直沿用至今，几乎各地区的华人都习惯叫印度人为“印度阿三”，简称阿三。
诸位可能不知道，近几年“红头阿三”像胡汉三一样，又回来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乃至温州等中等城市的宾馆、饭店门口，又出现黑面孔、头上裹着大红头巾的印度门童，时间长了、阿三多了，不知是不是又重新成为“上国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