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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6日 - 刘少奇批判高饶

(2008-02-05 21:57:01) 下一个




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议主要批判高岗、饶漱石分裂中央。

高岗原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华东局书记,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高岗对刘少奇、周恩来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会后,高岗又到华东、中南地区游说,寻求部分高级干部对他的支持,散布所谓“两党论”、“军党论”。并称“党是军队(即他高岗)创造的。”同时,他还把私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补充人选传播出去,妄图由他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12月,毛泽东休假,提出由刘少奇代理主席,高岗极力反对,并试图谋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代刘少奇。

12月1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警告。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发动了对高、饶问题的讨论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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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自杀的前后经过

 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之后,高岗被撤消了一切党内外职务,管教居住。在此期间,他心事重重,焦躁不安,最终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仅仅49岁的生命……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

  在中央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的同时,还决定在楼上设一值班室,与其卧室仅相距四五米,并让我(注:作者系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在楼上值班。我住在高岗卧室的斜对面,这样,可以随时注意到高岗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及时向中央报告,以免发生意外。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事发经过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

  这天没有学习。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这一头到那一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卧室、秘书卧室……似随便走动,又像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6岁的小女儿告诉妈妈:“爸爸在房间里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还啪啪响。”李力群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对他不利,所以没有报告此事。凑巧,这天我轮休,副组长赵光华值班,李力群与他毕竟不如与我熟悉,这也是她没有及时反映这事的一个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忽然不见了高岗。李力群到处寻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里是通往楼下大厅的过道,半年来一直封闭着,堆放了许多杂物,布满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去那里,显然很反常。

  “你是干什么!”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马上去报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说着,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拉着几个人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

  下午6点,我回到高家,高岗拉我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我接触,怕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

 
 那段时间,高岗经常在深夜与李力群长谈,今夜谈得更多,情绪也很激动。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啦”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反复劝慰他。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对高岗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他没有觉察到,在黑暗与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压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个大晴天。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钟。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孩子连叫带推,高岗毫无反应。她大喊:“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惊,急忙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只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看书的我闻声大惊,慌忙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接着,董秘书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进来,围到床边。只见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

  李力群继续一边推,一边呼喊着。

  我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我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的抢救。

  大家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抢救生效。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

 
 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结论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我首先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总理挥一下手,意思是不要听检讨。我便简略报告了事发经过和抢救情况。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先检讨了几句,随后详细汇报了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是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执笔记录,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鹏图)、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这个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人,是总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周总理又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齐燕铭立即去安排通知,没说会议内容。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事先都要告诉会议内容,唯独这次例外,晚上8点半开会,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

 
 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8点半时,人都到齐,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有几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随同杨尚昆等一起上楼去了。接着,周总理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高岗的遗体及冰块已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红木写字台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内的灯全开着,如同白昼。解剖检验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非常顺利。杨尚昆、安子文只上楼看了一下,便去楼下大厅听李力群汇报,基本不在场,检验快结束时才回到楼上。

  当晚10点多,监督小组和医生们一起下楼。参加会议的人们屏息静待着,只听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高岗在管教期间每晚服用安眠药,尽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准备好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经把20粒速可眠亲自缝在毛裤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至于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远的谜。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作了汇报。

  安葬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车纷纷离去,大院又恢复平静。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里穿白色衬衣衬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崭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们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好的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板条拼合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几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平平实实的。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上卡车,费了很大的力气。

  18日凌晨1时入殓完毕,大卡车当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高岗的胞兄高崇义于19日从陕北赶到北京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为他父亲安葬。李力群因过度劳累原本不想去,经劝说,还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而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诉人们,它所盛放的绝非等闲之辈。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10点多钟。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人们一下车,就感到地面热气蒸腾。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
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高岗的墓穴,在墓区中央地段,
地势高,向阳,位置很好。几个青壮年把高岗的灵柩从卡车上移下来,扛到墓穴处,缓缓放入,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成。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最后,人们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人们回到卡车上时,已是下午1点半多了。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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