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4日 - 旷世奇才蒋百里

1938年11月4日 - 旷世奇才蒋百里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

蒋百里，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硖石人，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九月初二出生。祖父蒋光熙（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煦（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他趁清明回乡扫墓之便，顺道拜访一位同族塾师，看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国民党健将方声涛之父）观风题一纸，列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文体虽仍是制艺诗赋策论之类，但意义革新，都是关于实际民生的论题。蒋百里思想开朗，对这类试题颇有兴趣，跃跃欲试，便抄录了题目回去，挑灯走笔，如期作成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同年冬天揭晓的时候，蒋百里被取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在批示结语上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给予奖金及膏火银币30元，并且派人请蒋百里到桐乡相见。

翌年春，蒋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方雨亭虽是旧官僚，但他思想开明，劝蒋百里不要循科举途径求取功名，应朝着实际的经世济民的方向努力。方雨亭将蒋百里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方、林两位福建人，都爱才如玉，无地域观念，不抱门户之见，介绍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蒋的一切费用由方县令供给。进入求是书院后，蒋百里两次考试皆获冠军，课余又参加林迪臣所创的另一东城书院月课，屡次名列榜首，因此文名大噪，引起求是书院监院（教务长）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注意。

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扶桑留学。胸怀报国志的蒋百里投笔从戎，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象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学成回国后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年31岁。不久，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竟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这名日本女护理名佐藤屋子，当时性情刚烈的蒋百里伤势虽已无性命之虞，但其心已死，执意不愿留在人世。美丽而善解人意的佐藤小姐对其照顾看护则无微不至，她对蒋说：“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立大功业呢？”佐藤小姐以日本“忍字诀”规劝他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蒋百里。蒋于万念俱灰之际，得此红颜知己的一番劝慰,不禁油然而对面前这位异国女子产生了爱情。

后来这名日本女护理成为蒋百里将军的夫人，取中国名左梅。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其中一位女儿的夫婿便是钱学森。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 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 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 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 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他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 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同梁启超公开论战

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笔伐日寇 奇文共赏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抗战初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在1937年秋冬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次年8月修改定稿，在汉口交《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该报发行量日增万份，供不应求，有些读者甚至天亮前就在报馆发行部的门前排队，等购当天报纸。后方重庆、桂林和香港等地报纸纷纷转载，读者纷纷猜测。有人说是郭沫若写的，有人说出自“文胆”陈布雷之手，又有人说郭、陈两人虽是大手笔，似又无此亲切笔意。最后一笔刊出，文章末尾呈现“蒋方震于汉口”6字，人们才恍然大悟。熟识蒋百里的人，拍着他的肩膀说：“百里先生，你真会开玩笑，大名隐至今日才出现。”不认识蒋百里的人则说：“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抗战文坛健将。”此文当时被誉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纸弹”。黄炎培写诗赞曰：“……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许多名人写挽联挽诗哀悼。章士钊《挽百里》诗云：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
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
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