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重全面的社会危机
因为奴隶社会转型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新社会里便埋下了大量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疑难杂症，构成了全面深重的社会危机。它的特点是如同火山一样，表面上平安无事，但等到岩浆和地壳之间的压强增加到临界点就会爆发出来。
先看意识形态危机。如前所述，毛式奴隶社会的稳定全靠那８个软件制造人民的虚幻幸福感。这一套在打开国门之后便立即迎风而化，再也无法起死回生，更别说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就直接是对它的无情嘲笑。
官方现在使用的“民族主义”代用品根本就无法取代破产毛教，因为它没有与之相配的一系列欺骗软件。更何况此举完全是饮鸩止渴，对此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论证过了：在民间制造种族主义思潮，为将来南斯拉夫式大屠杀作足铺垫；把知识分子化为新拳匪，导致“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错觉再次出现，为日后党内野心家特别是军阀向“卖国政府”发难提供了雄厚的“民意”资源和“道义”资源。
那么，为朝野实际信奉的真正国教“狼羊律”（亦即“以权点菜律”）又如何？过去２０年间，政府腐恶的政治经济操作以及六四学领的丑恶表演，使得民间价值观念出现了自发改变，百姓在看穿了毛教和由中国伪知识分子代表的伪劣“西方民主”的欺骗性之后，就此认定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和公道，更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唯一真实的只有拳头，唯一值得尊重的只有权力。谁有拳，谁点菜。不管是谁上去都这样，天下没有白乌鸦。
这种价值观的出现，从根本上颠覆了毛共竭力灌输给人民的病态“公平心”，却使社会心理走向更可怕的另一极──势利心。如今人民不是“仇富怜贫”而是“羡富欺贫”，认为以权力牟取暴富是天然合理的，穷鬼则是只配鄙视欺负的窝囊废。因此，自己的努力方向不是去想法解决这社会弊病，而是效法有本事的人，尽可能获取权力，最大限度利用这权力牟取暴利。而所谓权力，就是处在别人有求于己的敲诈地位。
这结果就是社会成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丛林，大夫、教师以及所有其他具有服务性质的行业的人都成了敲诈专业户，专业就是发现、创造并利用他人有求于己的机会狠狠创收。城市中大量“钉子户”出现就是人民天才地运用这“点菜律”的表现。没有什么更能比这体现中国人的首创精神了──就连自家居住的危宅，也能化为刁难敲诈他人的“权力”。据说国内现在最热门的读物乃是《三十六计》。这一点都不奇怪，没文化的人民热心攻读此类龟孙子兵法，目的是从中获取灵感，完善自己的敲诈艺术。
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似乎有利于朝廷统治──百姓不再要求政府均贫富，转而去全心寻求讹诈他人机会，好让自己也富起来。但这也酿成潜在的社会危机。汕尾事件就是个例子。那当然首先是政府犯罪，但我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国内民情，觉得当地居民有趁机敲诈工厂的动机也不能完全排除。我有时忍不住要想，其实为海外“民主阵营”欢呼的国内维权斗争，当然基本是正义的，但恐怕不能完全否认其中有借机敲诈政府的事件，涉及到经济纠葛的事件更是如此。
这种新型社会心理出现的有利之处，我已经在《“犬儒”篇》中指出了，那就是人民开始成熟了，对大而无当的政治运动丧失了兴趣，不再“见义忘利，义令智昏”，像六四那样被野心家煽惑起来傻闹的可能性极大减小了。更重要的是，具有鲜明的自我利益意识，正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前提。过去毛共把孔教“重义轻利”教条推到了顶峰，将民众维护自己的权益当成可耻罪行加以严厉惩罚和谴责，导致公民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如今人民开始知道捍卫自己的利益了，这当然是个巨大进步。
但只有这一条而无守法意识和双赢观念，则只会变成所谓“刁民”，亦即贪得无厌、不遵守游戏规则、缺乏妥协精神的低素质民众。如果统治者引导有方，可以把这种刁民逐步训练为公民，但如果听任这趋势发展下去，则刁民势必要在政局失控时化为毛式暴民，痛快淋漓地使用“狼羊律”，滥用落在他们手中的暴力权，使得全国浸泡在从未见过的血海之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统治者昏昏若死，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另一个潜在的意识形态危机也是毛共遗留下来的。如前所述，毛式奴隶社会的特点，是建立了人民对党的全面人身依附关系，由党扮演人民的衣食父母，将后者当成没有自立能力的幼儿，负责照管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一切方面，由此养成了奴隶对奴隶主的依附心理。后毛政府发现自己没那能耐冒充他人父母，竭力想扔掉包袱，于是便引起“弃儿”们的怨恨。工农大众的不满心理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造成的。
可笑的是蠢党到现在还没悟出当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父母”的愚蠢，还不肯退步抽身，从各领域中逐渐撤出，改扮超脱的中立仲裁者，还在奢谈“加强党的施政能力”，还要继续扮演阴天大老爷。再这样至死不悟，只会自搬石头自打脚。
据说国内股市目前持续狂涨到了荒唐地步，虽然政府完全是无辜的，而且还采取种种宏观调控设法冷却之，并一再警告股民后果自负，但股民置若罔闻，那心理就是“到时政府不会见死不救”。等到日后泡沫爆破了，经济虽然不至于如日作春梦的草庵指望的那样垮台，国家更不会因此“崩溃”，但崩溃了的细民们一定会莫名其妙地把深仇大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
除此之外还有毛主义的驱不散的幽灵。毛思想根本也就不可能失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民间私藏儒家经典者格杀勿论，然而孔子思想并没有就此绝种断根。毛思想因其愚昧性、野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愚民的巨大感召力，特别符合中国民情。它必然成为今日党内权力斗争的道义资源，也一定是日后野心家发难的理论武器。至于毛在百姓心中的具体形象如何其实无关紧要──试问当年搞共产暴动的工农乃至毛周式知青们中又有谁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有毛作为“公正”、“爱民”的象征来比衬现领袖的卑鄙龌龊就足够了。
第二个社会危机，也是最大最可怕的危机，还是政治危机。
首先就是社会不公引起的朝野冲突。近年各地大大小小的朝野冲突频频爆发，汕尾事件不过是其中比较大者。现在的人当然都是犬儒，也精于权衡利弊，但似乎并未改变心浮气躁的气质，贪欲更助长了这种浮躁，以致一点无足轻重的事都会引起不相干的人暴力抗争。前些天四川某地才爆发了几千人参加的骚乱，据说那不过是因为一个女学生不知何故死了。
这说明病态社会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内心失衡，于是随便什么Ｐ事都能变成大众发泄那失衡感的机会。工农大众大概是内心失衡最严重的阶层：毛时代他们不但和别人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而且是趾高气扬的“领导阶级”。这是否事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坚信这一点。再加上和其他阶级相比，他们“以权点菜”的机会要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让人家怎么能平衡下来？
最主要的隐忧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府用钱向人民买来的，而这就有个“可持续收买问题”。
要让前节所述诸稳定软件工作，前提是经济必须持续增长，这才能为“个人拿小头，集体拿大头”的全民和平分赃提供安全基数。同样是贪污一万元，从１００万的工程里拿只是百分之一，从１０万元的工程里拿就是百分之十。前者要比后者安全得多，因而“可持续性”也就高得多。
所以，目前“狼羊分赃律”还能“和谐运转”，靠的完全是国家以空前宏大的规模在搞建设。但从西方经验来看，哪国的经济都不会永久高增长，到了相当水平就会停滞下来。那时也就是新时代的潜规则失灵之时。知识分子一旦失去高比例的灰色收入（指名义工资之外的额外收入），只怕欲作不问国事的犬儒亦不可得，更不用说那些直接承受经济衰退打击的工农大众了。
当然，这些危机并不能导致暴力革命爆发，只会引起此起彼伏的局部骚乱，可为政府轻易荡平。但一旦政府失去镇压能力，则全国立即陷入大乱就决非危言耸听。
因此，最主要、最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危机，还是潜在的统治危机。上面已经反复论述过了，稳定软件只能淡化百姓对朝廷的敌对情绪，真正决定政权存亡的还是统治者内部的精诚团结。哪怕朝野真成敌国，只要统治集团始终保有镇压能力和决心，则政权就绝无垮台之虞。可惜中共的死穴恰好在此：它一定要分崩离析，由此触发全国大乱，这就是我为何反复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乱源。
那理由也反复讲了Ｎ＋１次了：靠狼羊律上去的党魁，不能像传统帝王或民总统那样一上台就自动具备最高权威。第一、第二代党魁靠的是“以拳服人”，第三、第四代就只能靠人脉作为权力基础，这就决定了他们处在被下属讹诈的被动位置上，不敢自断股肱。最后的趋势便是中央权威逐代弱化，地方诸侯逐渐坐大。这在民主国家倒是正常的，不幸的是在“以权治国”的虎狼窝则意味着弥天大祸。
党内权力斗争其实主要是利害冲突引起的，国策分歧或意识形态分歧不过是导火索或甚至是借口罢了。正因为大家都信奉狼羊律，那权力斗争就不但必然发生，而且必然是血淋淋的。这与是否坚持改革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只考虑国策分歧，江政和胡政也有明显差异。敬爱的江总和胡总性格其实完全不同。江乃是维扬小才子，本质上是个风流倜傥的“玩主”，颇像李煜和宋徽宗，当上皇帝完全是偶然，所以他并没有什么青史留名的雄心壮志，自然也就不可能如老邓那样，敢冒党心民心之大不韪，毅然把国家领上改革开放的不归路，主要关心的还是吃喝玩乐弹琴梳头。
胡总则完全不同，此人出身不咋样，并非太子党，完全是靠坚韧卓绝的毅力爬到了权力最高峰。这种人既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当然有勃勃野心，等到一朝权在手后，自然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以便青史留名。而这就决定了他一定不满现状想改革，因此必然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
为了建立权威，胡总别无选择，只能以非常手段杀一儆百，陈良宇就是他给诸侯作的榜样。可惜采取这种“超限战”非但有作法自毙的潜在恶果，而且只会激化党内矛盾。据说现在胡对陈案如何处理进退两难。陈的罪名主要是那个社保基金案，可查来查去根本无法当成大罪。据说干这种事的诸侯实在太多，如果要认真，只怕要人人自危，何况陈据说还用社保基金作资本发了点财，人民并不曾受害，而其他诸侯挪用类似基金投机倒把贴得一塌糊涂。如果真要借陈之首号令诸侯，只怕要逼反了他们。我看这事最后大概不了了之，反倒弄得小胡十分被动，以后更不敢随便诛杀方面大员了。
依我胡猜，胡大概最后将以面面获罪的庸主之名留在史书上。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一方面，他想在历史上打上私人印记的欲望肯定很强烈；另一方面他又是积极分子出身。这种人发迹全靠准确审时度势，见风使舵，趋炎附势，非常精于计算实力对比，善于避祸保身。前者导致他迟早要因多事改革而开罪既得利益集团，后者导致他在较量到来之时缺乏孤注一掷的毛邓式土匪气魄，却及时风行草偃，伏低做小。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是他只敢铁腕镇压民间骚乱，但没有胆量和党内实力集团摊牌，最后是欲奸不敢，欲罢不甘，什么都干不出来，谁都不喜欢。
最可怕的隐忧还在于军队。我党和苏共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远比苏共更烂污，严格实行“枪杆子里面出党权”的狼羊律，而苏共从建立红军那天起就把军队当成监控对象，从不动用枪杆子解决党内权力斗争。
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宁等一众政敌搞下去，靠的是组织表决，只是后来才动用秘密警察制造冤案，但ＮＫＶＤ在名义上是国家司法部门，枪决政敌也走了“法律系统”的过场。赫鲁晓夫搞掉大批政敌也是靠组织表决，朱可夫介入也就只敢用军机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拉到莫斯科来罢了。即使如此，赫不旋踵就撤了朱国防部长的职务，逼他退休，罪名就是他是“波拿巴主义者”（亦即我们说的军阀。所谓军阀，就是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人）。赫鲁晓夫最后下台也是被中央全会罢免的，并不是谁动用枪杆子赶走了他。
我党则完全两样，早期还忠实拷贝主子，到后来便由大军阀毛泽东实行狼羊律，以少胜多，靠枪篡党，以井冈山将领为权力基础，联合了白区党魁刘少奇，把总书记打下去，爬上了党魁宝座。文革前他更联合了国防部长林彪，再度以少胜多，靠枪篡党，把几乎整个党中央都打入地狱。老邓复出后，先籍雄厚的武力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搞掉，后来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然以国家军委主席之身调动大军发动政变，非法罢免政府官员，软禁党总书记。第一、二代领导核心的示范作用，使得“以枪篡党，枪杆子里面出党权出政权”成了我党我军无比深厚的优良传统，昭示了法律程序在武力面前一钱不值。
以此背景来透视今日中国，则种种怪现状便一目了然。２０００年台海危机期间，熊光楷将军居然代表文官政府宣布如果美国干预台海战争，中国就要用核弹袭击美国洛杉矶。此后共军２００多名将领上书中央，要求打台湾。前年朱成虎将军更出来毅然发布中国的世界战略计划，宣布美国如介入台湾战事，中国就要牺牲西安以东地区，用几百枚核弹袭击美国。一个国家的武人集团嚣张至此，屡屡代替政府对全世界作重大国策声明，世界历史上只有日本军国主义有此先例。
最令人毛发倒竖的还是，最近国内网上登出某军头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文章。那篇文章肯定有来头，大概是军阀集团针对党中央内部的要求作出有力回击。那完全是造反宣言，充分流露出武夫们对党章国法不屑一顾的张狂气焰。
看出这点来的也大有人在。那篇文章后面有许多跟帖，尽管绝大多数是拥护的，但有几份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亦即全国武装力量由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虽然那跟帖作者一句话都没说，但除非是爱党成狂的白痴们才看不出，那是告诉大家那位将军反对军队国家化的口号完全违反了宪法。此类帖子的出现，和那篇文章突然问世一般耐人寻味，它暗示军阀集团和中央较劲已经从暗到明了。
因为我党是个密封党，所以一般人看不出它的内部裂痕，但对明眼人来说这并非难事。即使没有这些症状，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读者都不难看出，以上理论分析无懈可击。
由此不难预知中国的未来，那就是因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没有实力压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实行必需的政治改革，国家政治危机就只能强行压制积累下来，由此反馈回统治集团内部中，加剧党内权力斗争。最后或因大规模经济危机导致各地同步出现骚乱，或因外部冲突（例如台海危机）引爆党内矛盾，导致统治集团公开分裂甚至兵戎相见，于是全国便陷入狼羊大战中，半世纪内恐怕尘埃都无法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