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对于所谓政体，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笔者采用的解释，是指一个国家中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自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国经验显示，不行民主，不搞共和，也有可能富国强兵，不过试图用国家富强来替代和阻碍政体向民主共和转变，是一条充满危险的不归路。
政体与大国的衰亡
(一)300 年来，虽然专制大国寿有长短，但是19、20 世纪新兴的专制极权大国，由兴到亡，时间都不超过80 年。
罗曼诺夫王朝自1613 年起统治俄罗斯，至1917 年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其间存续了300年之久。法兰西第二帝国自1852 年12 月宣告成立，到1870 年9 月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不到18 个年头。奥匈帝国自1867 年至1918 年，存在了半个世纪。德意志第二帝国自1871 年在普法战争的凯歌声中应运而生，到1918 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寿命不足50 岁。大日本帝国从1867 年大政奉还、1868 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945 年战败，不到80 年。而从希特勒1933 年1月上台，到1945 年5 月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 年。可谓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创下了300 年来强国由兴至亡的最快纪录。
苏联与上述国家的政体不同，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强国。当赫鲁晓夫叫喊“我们将埋葬你们”时，可谓踌躇满志。然而，这个强大的国家顶多能让人民和别无选择，却经不起让人民自愿认同和自由选择。1991 年12 月崩溃降临时，这个1922 年12 月成立的红色帝国，也只延续了69 年时间。即使从十月革命算起，也不到75 年。
与这些专制极权国家相反，英国自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迄今为止，王冠已经和平地传承了300 余年而不坠。英国这个工业革命的先驱，虽然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辉煌，日不落帝国变成了日不落联邦，但它今天依旧是世界的主要大国之一。曾被苏联视为死敌的美国，自1776 年独立以来，已经立国235 年，它自从19 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
然而，英美的例子，并不表明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就都比专制、极权的国家生命力更旺盛。民主共和政体下，也有短寿之国。法兰西共和国自1871 年成立至1940 年崩溃，只存在了69 年，并且还是被极权的纳粹德国打垮。而共和政体的德意志国，即魏玛共和国的寿命和纳粹德国差不多，起于1919 年，殁于1933 年希特勒上台。不过，应该一提的是，吸取了魏玛宪政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创造了让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而今依然是世界上最为繁荣的经济强国之一。这仍然体现了民主共和政体之可取。
(二)由于不同政体下的国家都有可能崛起，甚至出现长时段的繁荣，这就使得专制极权政体的缺陷及其可能的致命后果，更难以在“盛世”时为人所注意和重视。
在过去的300 年里，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等国，跟与他们政体不同的英国、美国一样，都曾是盛极一时的世界强国。像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一战”爆发，甚至还处于长时段的繁荣富强状态。德国人对自己的“特殊道路”很是引以为豪。这是一条什么样子的道路呢？欣赏普鲁士经验的伊藤博文就说：“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
这些20 世纪显赫一时的专制极权大国，在数十年间无不烟消云散。可是，当威廉二世在1892 年声称“我们肩负伟任，我要带领你们走向美好的时代”，当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昭和八年（1933年）说“看啊！看啊！昭和日本的前途上真是光焰万丈”，当赫鲁晓夫扬言要赶超美国并在1980 年实现共产主义时，信心十足，他们哪会觉得自己国家的政体存在着系统性的、根基性的致命缺陷？
哪怕是国外的旁观者，也容易被这些国家一时的繁荣所蒙蔽。美国《新闻周刊》在1959 年发出警告说，苏联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辈子共产党的尼克松，到了1980 年还在讲“除非我们迅速行动，20世纪80 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危险最大的时期。……苏联将是头号强国；美国将是二号强国”。
可是，尼克松有生之年就看到了苏联解体。
政体与大国崛起
一、自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世界上存在过不同政体类型的强国。强调只有搞专制、极权才能强国，和坚称民主、共和才是强国的不二法门，同样缺乏历史根据。
在过去的300 年里，如果仅就国家强盛而言，一些国家是在不同的政体下走向强盛的。
一是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的强国。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和英国、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同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政体差异更明显的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则是20 世纪30 年代末世界上的三大强国。“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虽然政体迥异，却同为争雄全球的超级大国。
二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是引人注目的世界强国。
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和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君主专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尤其是俄国，苏联解体之后，共和制的俄罗斯联邦，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强国之一。
“二战”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经过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早在上个世纪50 年代，世界就在谈论“德国奇迹”这个话题了。日本从1952 年到1973 年，国民生产总值以10%的速度迅速增长。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 世纪，相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日本在两种不同的政体下，都是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也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三是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在1840 年以后的清帝国，许多中国人富强梦的破灭，是与君主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的。而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无论是否巧合，经济萧条，财政崩溃，则是跟一个民主的德国臭肉连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笼罩在东方强邻的阴影之中，它再怎么不忘国耻，其国力也没法盖过全盛之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或纳粹德国，最后崩溃在了纳粹军队的枪炮之下。
二、对世界文明的某些方面，不同政体的大国，都有可能做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创造性贡献。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都是罔顾历史经验的臆说。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要能成为“大国”，总得有些出类拔萃之处。即使像1868 年之后的日本帝国，虽然在科技和文化方面没有德国那样表现出色，也有诸如池田菊苗从海带里提取出味精、汤川秀树提出介子理论之类泽及世界的贡献。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堪称创新型的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典范。
在19 世纪乃至20 世纪初，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日本史家汤浅光朝据1965 年版《科学和技术编年表》作过统计：从1851 到1900 年，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的科学成果数分别为8 项、33 项、75 项、106 项，而德国高达202 项。在21 世纪，从1901 年到1914年，总共42 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里头就有14 个是德国人。
在文化教育领域，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表现非凡。“一战”前共有14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德国就有4 位，位居列国之首。德国教育之发达，则如一位经济史家所说，到1914 年时，“不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见的一流综合大学体系，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好的技术与商业教育体系”。仅美国去德国留学的人，在1914 年之前的100 年里，就有大约一万人。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赫鲁晓夫就说：“全世界的人都指点着这颗卫星看，都说，美国失败了。”倘若按照赫鲁晓夫的逻辑，德皇威廉二世同样可以摆出前面提到的那些成就断言，美国的共和政体有何优越性可言！？
不仅在建国之初，美国多少有点像法国神父雷纳尔（1713—1796）所说的那样，“至今尚未产生过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一个在单独一门艺术或单独一门科学中的天才”，而且就是建国百年之后，也还是德意志帝国而非美国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可是在“二战”之后，美国无疑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中心。1943~1977 年，超过90 位美国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1978~2007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超过60%是美国籍。
而同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从成立至崩溃，总共只有8 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仅相当于德国科学家在“二战”后至苏联解体期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
由此可见，用是否文化强国、是否科技强国作标准，推断出某种政体是优或劣的一般性结论，并不合适。
三、崛起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政体优良。在过去的300 年里，一些不同政体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具备特定的自然基础和人力基础，崛起不见得是一件多难的事情。
日本帝国自明治天皇1868 年在诏书里放言“欲开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至甲午战争大胜清帝国，不到30 年；而从1868 年到1905 年在日俄战争中又败俄罗斯，不到40 年。一位西方史家说：“在仅仅半个世纪内，日本从一个被西方国家斥之为偏僻且有点落后的国家到被认可为列强，这可能是世界史上任何国家的最不平常的成就。”就拿许多中国人视为强国标志的航空母舰来说，在1941 年12 月袭击珍珠港之际，日本现役的航空母舰就已经有10 艘，比美国还多3 艘。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也是其兴也速。德国的工业革命直到19 世纪40 年代才真正开始，比英国晚了大约80 年，而“统一大业”也是1871年才算完成。但是德国后来居上，1874 年，工业生产超过法国，1895 年超过英国。纳粹德国的崛起，更可谓是神速。1933 年希特勒上台时，恐怕不会有人认为德国是欧洲的经济或军事大国，可是在1941 年，德国却是一个所向披靡的世界强国。
“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又在民主制度下崛起，成为经济强国速度之快，也是令人目眩。1949 年的联邦德国，面积只及中国1/40，在1948年时，人们还在这样预计它的前景：“每个德国人每5 年会得到一个碟子，每12 年得到一双鞋，每50 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装……”日本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25，1952 年盟军结束占领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只略高于英国或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可是到了1970 年，也就是它们战败25 周年之际，日本和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位。
苏联的崛起也不慢。在1946 年，莫洛托夫就对莫斯科人说：“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大的国际关系问题……”苏俄从1918 年与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到1945 年攻克柏林，成为二战后与美国比肩而立的军事强国，不到30 年的时间。
这些国家虽然政体不同，但都是其兴也速，好像崛起不是什么难事。换言之，崛起这一事实
本身，并不能证明此种政体就一定比彼种政体要优越。因为，这种政体的国家能够快速崛起，别种政体的国家不也能快速崛起吗？
四、政体影响着大国崛起的路径。在专制、极权国家，因为政权压倒民权，政府在国强民弱的格局里，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无视民意甚至不惜代价、不顾人民死活去实施强国战略；而在民主、共和政体之下，民权重于政权，政府在民强国弱的格局里，没有能力无视民意、不惜代价而一意孤行地谋求强国地位。
在历史上，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的崛起，虽说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说是在民弱国强的格局下崛起的。其中苏联最为极端，它能在和平时期采取疯狂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饿民强国政策。法国《费加罗报》就曾这样评价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
斯大林统治时期，则是极端中的极端。
在1946 年，斯大林曾得意地说过，苏联“从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实际上只花了13 年多的时间。可苏联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啊？一国崛起万骨枯。在国为刀俎、民为鱼肉的格局下，苏联当局不惜代价地追求国家强大。据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日后的谨慎估计，“从1929 年到1953 年总共有1950 万到2200 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
虽然说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维护国防安全的问题，但要像苏联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实现崛起，在民主政体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司法独立、文官统治军队等等一套机制，使得在苏联被视为暴力机器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在民主政体中难以成为任何个人或党派一逞私欲的便利工具。
就拿常备军来说，英国有着不信任常备军的传统，这种传统又为美国人所继承和发扬。1776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规定，“在和平时期，常备军会危及自由，应避免设置”。在1787 年的制宪会议上，麦迪逊就说：“一支常备军，加上一位膨胀的行政官，绝非公民权利的长期安全伴侣。……整个欧洲，总是以防御为借口，保持常备军，奴役人民。”建国之初，一般美国人最为忌讳的，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除1812 年美英战争、墨西哥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期间外，美国陆军一直处于“国大军小”状态。比如，1789年至1845 年间，只有10 年，现役陆军兵力上了万人；从1849 年到1860 年，现役陆军兵力最多的年份，也不到1.8 万人；1871 年至1897 年，美国现役陆军兵力没有哪一年超过3 万人。从1899 年到1914 年，美国只有1900 年的陆军现役军人略微超过了10 万人。不要说跟俄国比，就是跟德国比，这也只能算是支微型军队。1911 年秋，德国陆军有59.5 万人；1913 年冬，德国陆军的实际兵员为75 万人。
在美国这个公民拥有持枪权的国家，1890年人口已达6297 万余人，1910 年增长到9222万余人。况且，美国国土辽阔，常备军难以成为人民的异己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政体下，分权制衡原则也体现在军权问题上。美国对军队实行文官统治原则，总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军官任命权由国会和总统共享———“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所有的军事官员”，国会有权招募军队，提供给养，等等这些制度安排，使得任何个人或政党都难以把军队培养成自己的家丁、打手，以实现个人或党派的意图。即使需要对内动用常备军，那也是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个理由可以使用部队，那就是支持法律”。这一切，足以决定美国的强国之路不同于苏联。
五、在过去300 年里，没有不曾卷入到战争漩涡的大国，也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与他国发生过战争。经验显示，不存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和平崛起。无论何种政体的大国，和平的诺言并非总能履行，和平的愿望不是都能实现。
战争是历史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它从未因政体的变化而长期消弭过。300 年来，英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美国、沙俄、纳粹德国、苏联等大国，无不多次参与战争。尤其两次世界大战，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参入其中。这些大国的崛起无一完全是和平崛起。
比如，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普鲁士在7 年的时间里进行了3 场战争———1864 年丹麦战争、1866 年普奥战争、1870 年普法战争，从而确立了欧洲大陆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日本帝国也是在先胜清帝国，再胜俄罗斯之后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苏联继承了沙俄的武力扩张传统。在苏德爆发战事之前，苏联就打过中国，侵略过芬兰，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苏联跟纳粹德国一样，都不是和平崛起的。就是美国，也是在1898 年美西战争之后确立了世界强国地位。
尽管近代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和平崛起，可是大国信誓旦旦地表白和平的意愿，却从来都不是罕见的事情。希特勒就喜欢叫嚷“绝不”如何“永远”怎样。1936 年3 月7 日，希特勒面对600名国会议员说：“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甚至连柏林的奥运村，都叫“和平村”。而这一切，一点也不妨碍希特勒点燃战火！
即便对于民主政体的国家来说，长期和平也是难得的奢侈品，政府首脑的和平诺言或愿望未必就能够实现。在1897 年的总统就职演说里，麦金莱还在讲“几乎在每一种意外情况下，和平都比战争可取”，第二年美国就向西班牙宣了战；1916 年，威尔逊亲口对选民说他“不希望美国参战”，第二年美国就对德宣了战；1940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的父母们许诺“你们的孩子决不会被派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第二年美国就对日宣了战。
换言之，无论政体是什么，当一个大国政府在和平问题上使用“绝不”或“永远”一类的词时，是不会怎么被其他国家当真的。没有任何一种政体能够确保一个国家一定能够做到和平崛起，也没有一个大国能够长期远离或大或小的战争。
很多情形下，由于更加倾向讨好民意，民主政体下的大国，有时会更加倾向于诉诸武力。比如，1904 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军舰去地中海营救被摩洛哥匪徒绑架的帕底凯里斯。与之相反，专制政体下的大国蔑视民意，反而可能更倾向于避免战争。因此，1904 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一个专制国家，哪怕被匪徒绑架10 个公民，政府可能也不会出兵救援。
不管怎么说，无论何种政体的国家，都难免会碰到诸如海外贸易、领土纠纷、侨民权益之类的问题，因此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免于在对外关系中使用武力的诱惑或压力。有时候，对于一个崛起中的专制大国来说，可能真的不想动武，因为使用武力可能加剧或引发国内危机，但是不惜代价避免武力冲突，却又可能使国际纷争转化为国内矛盾，引起或加重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再说了，对于一个为内忧所困的专制大国来说，一般而言，其统治者在国际事务上哪怕是叫嚷得声嘶力竭，其实更多的是虚张声势，期望借此稳住国内的阵脚。但是这并不表明这种国家就一定不会对外动武。道理还在于，谁能担保他们就一定不会打错算盘，试图通过对外开战来转移国内矛盾呢？
政体与安全国家
一、任何国家都得面对防止外敌侵害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可是在有的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很容易产生不顾一切追求和维持国家强大的念头，即只要能够强国，即使采用专制、极权政体也无所谓。
在这一点上，德国和日本历史上都有着深刻的教训。国家弱小，一旦遭遇强敌确实难以自保。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曾说，30 年战争中的德国，“像个皮球那样被外国势力玩来踢去”。而从1675 年到1813 年，仅法国入侵日耳曼就不下14次，平均每10 年一次。
德国历史上这种任人宰割的遭遇，日本虽然没有经历过，可是日本国门也是在列强炮舰的压力下打开的，而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威势下一再丧权辱国又殷鉴不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德日两国有易于助长不顾一切追求国家强大的历史和现实土壤。
日本帝国憋足了劲要挤进强国俱乐部。明治初期的10 年之中，军费占了全部财政支出的80%。除去修筑炮台、购置军舰等的费用，陆海军的直接军费占国库岁出总额的比率，1878 年为16.5%，此后逐年增加，1885 年占到了25.5%，1892 年则高达41%。即使是像福泽谕吉这样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不仅梦想有朝一日日本能够“统治全亚洲”，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
只要国家强大，德国人同样可以忽视宪政民主之原则问题。俾斯麦上台后，在没有议会批准预算的情况下，居然波澜不惊地统治了4 年。议会对这种违宪行为，在1866 年奥地利战争胜利后，竟然以230 票对75 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豁免责任的法案。这个法案通过后，国王还对议会发言人说：“我过去不得不这样做，将来如果历史重演，我仍然不得不这样做。”普鲁士议会，既没有抓住钱袋子，又没有握住刀把子。早在1850年，俾斯麦就说“普鲁士的军队，必须永久是国王的军队”，他不想眼看着“把普鲁士的军队变成议会的军队”。俾斯麦的这个愿望，在一战爆发前就没有落空过。普鲁士德国和日本帝国有个共同点：两国都实行君主立宪，但是在崩溃之前，它们都竭力反对政体朝着虚君共和的方向演变。
德国人对待强国问题的态度，巴枯宁的描述虽然有点尖刻，但也不失其深刻。在1873 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巴枯宁认为“德意志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强大的国家”，他这样写道：我们的一位瑞士朋友是这样说的：“现在，任何一个居住在日本、中国和莫斯科的德国裁缝，都感受到德国的舰队和德国的全部力量，这种自豪感使他欢乐得发疯。每个德国人都想活到这一天，他可以象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以自己的国家为靠山，高傲地说：‘我是德国人。’
诚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是自由的人。’而德国人是说：‘我是奴隶，但是因此我的皇帝比任何国君都更有力量；我是德国兵，这个兵折磨我，也会折磨你们一切人。’”
二、斯大林有个著名的论断：“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历史的经验却表明，原本足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发达强国，因为政体的缺陷，统治者将国家推向战争后可能难以自拔，从而使国家沦落为一个人民饱经战争灾难的不安全国家。
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并非因为他们“落后”。相反，这些国家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军事强国之一。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在入侵波兰之前，没有哪个大国厉兵秣马要先发制人跟它血战一场，换言之，在侵略波兰之前，德国的国家安全并不缺乏保障。可是希特勒却把德国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二战”不仅让650 万德国人送了性命，200多万军中男人严重残废，而且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际，也是德国满目疮痍之时。
其实，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愿意看到国家落得这般下场。早在1940 年，德国人中间就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乘坐的飞机坠毁了。3个人全死了。谁得救了？答案是：德国人民。
只要希特勒活着，德国人就没辙。因为希特勒的统治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国民无论乐不乐意，都得无条件地接受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领导，除了暗杀、造反和政变之外，德国人民根本就没有和平更换政府首脑的合法程序可资利用。这跟民主国家不同。在民主国家，别说是把国家推进了火坑，哪怕就是像刚领导国家打败了希特勒的丘吉尔，能否继续执政，也得看选民的选票答不答应。
三、一个专制、极权的大国可能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对外而言，不乏国家安全，但是对其国民而言，却是不安全国家，或者说是危险国家，人民生活在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没有保障的恐惧状态之中。换言之，它不仅威胁世界，而且更威胁本国人民。
在过去的300 年里，大国之中，不乏国家强大之至，人民却渺小之极的事例。纳粹德国、苏联只是其中两例。其沉痛的教训表明，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最残忍的黑社会分子、最嗜血的匪徒，对一国人民造成的危害，都不可能有专制、极权政府的危害那么大。
纳粹德国的劣迹，国人耳熟能详，姑且略去不谈，只说说苏联的情形。上至苏共中央书记，下至平民百姓，对他们而言，强大的苏联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国家。因为害怕被窃听，戈尔巴乔夫自1978 年当上苏共中央书记那天起，和妻子从不在家里谈重要的事情。这还已是后斯大林时代了。
在斯大林时代，当官比生手踩钢丝要危险得多。布尔加宁就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去！”
1935 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 个人中，在三年里被弄死3 个。斯大林称1936 年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可是参加制宪的人随后大多没好下场：30 名苏联宪法委员会委员中，有16 个人在1937~1940 年陆续被枪毙，还有2 人自杀身亡。在领导十月革命的2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首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16名成员、国内战争的16 位前线司令员、1934 年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大部分人都是被斯大林杀死的。
对平民百姓来说，国家之强大，更是意味着政权为恶犯罪的能力之强大。因为强行集体化，仅1933 年苏联就饿死了近1200 万人。在那个人吃人的时代，苏联人并非没有人起而反抗，仅1930 年就发生暴乱3000 起，但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可是1934 年出笼的第一首以集体农庄为主题的现代歌曲，竟然讴歌“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好时光”！
粗粗做个对比就会发现，极权国家对人民带来的伤害，比世界大战还要严重。政权之恶的程度，超过了最凶狠的敌国。在“一战”中，俄国死了300 万人。在“二战”中，苏军损失了750 万人，还有600~800 万平民被德国人杀害，加起来不到1600 万。而一心要灭绝犹太人的希特勒，大略屠杀了600 万犹太人。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苏联，从1929 年到1953 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沃尔科戈诺夫估计就有1950 万到2200 万。
苏德战争的胜利，苏联维护住了国家安全，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敢打它，可是苏联国民却继续生活在挨国家打的恐惧之中。1946 年，苏联决定发展火箭武器。这一年，斯大林格勒州的一个女村民在信中说“我们吃猪饲料，吃橡实”。“已开始浮肿”的穆尔尼洛则在信里说“我不怕蹲监狱，那里好歹能领块面包”。这些诉说自己苦情的信件，落到了秘密警察的手里。在这种状态下，还要求穆尔尼洛们为祖国强大感到自豪，那就像要求小鸡因为主人宰它的刀在全世界最锋利而洋洋得意一样荒唐、霸道。
四、在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驯服权力，防止政府在国内“窝里横”，重于谋求强盛，以求确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不至于演变为压制、驯服和盘剥人民的暴力机器。就对内关系而言，只有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国家。
国家强大常常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国家安全的一个理由是保护人民免遭异国的伤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强大的国家实力不仅令异国有所忌惮，而且也让本国人民在权力面前卑微无助、噤若寒蝉，那就等于是说：在根本就没有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形下，仅仅因为担心外国入侵这种想象的恐惧，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给奴役了。这样一来，对于人民来说，无论是否国家安全，可能横竖都是处于自由、财产、人身和尊严没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状态。
相对于专制极权政体而言，民主、共和政体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驯服政府，驯服权力，保障民权，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于沦丧为祸国殃民的暴力机器。无论国家是弱小还是强大，人民在政权面前都不会变得渺小、无助。也正因为这样，民主共和政体对人民的那种亲和力，是专制极权政体所不可能有的。20 世纪30 年代末，在就任格兰森市“扶轮社”主席的宴会上，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就曾这样告诉来宾：“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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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与大国的衰亡
(一)300 年来，虽然专制大国寿有长短，但是19、20 世纪新兴的专制极权大国，由兴到亡，时间都不超过80 年。
罗曼诺夫王朝自1613 年起统治俄罗斯，至1917 年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其间存续了300年之久。法兰西第二帝国自1852 年12 月宣告成立，到1870 年9 月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不到18 个年头。奥匈帝国自1867 年至1918 年，存在了半个世纪。德意志第二帝国自1871 年在普法战争的凯歌声中应运而生，到1918 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寿命不足50 岁。大日本帝国从1867 年大政奉还、1868 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945 年战败，不到80 年。而从希特勒1933 年1月上台，到1945 年5 月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 年。可谓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创下了300 年来强国由兴至亡的最快纪录。
苏联与上述国家的政体不同，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强国。当赫鲁晓夫叫喊“我们将埋葬你们”时，可谓踌躇满志。然而，这个强大的国家顶多能让人民和别无选择，却经不起让人民自愿认同和自由选择。1991 年12 月崩溃降临时，这个1922 年12 月成立的红色帝国，也只延续了69 年时间。即使从十月革命算起，也不到75 年。
与这些专制极权国家相反，英国自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迄今为止，王冠已经和平地传承了300 余年而不坠。英国这个工业革命的先驱，虽然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辉煌，日不落帝国变成了日不落联邦，但它今天依旧是世界的主要大国之一。曾被苏联视为死敌的美国，自1776 年独立以来，已经立国235 年，它自从19 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
然而，英美的例子，并不表明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就都比专制、极权的国家生命力更旺盛。民主共和政体下，也有短寿之国。法兰西共和国自1871 年成立至1940 年崩溃，只存在了69 年，并且还是被极权的纳粹德国打垮。而共和政体的德意志国，即魏玛共和国的寿命和纳粹德国差不多，起于1919 年，殁于1933 年希特勒上台。不过，应该一提的是，吸取了魏玛宪政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创造了让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而今依然是世界上最为繁荣的经济强国之一。这仍然体现了民主共和政体之可取。
(二)由于不同政体下的国家都有可能崛起，甚至出现长时段的繁荣，这就使得专制极权政体的缺陷及其可能的致命后果，更难以在“盛世”时为人所注意和重视。
在过去的300 年里，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等国，跟与他们政体不同的英国、美国一样，都曾是盛极一时的世界强国。像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一战”爆发，甚至还处于长时段的繁荣富强状态。德国人对自己的“特殊道路”很是引以为豪。这是一条什么样子的道路呢？欣赏普鲁士经验的伊藤博文就说：“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
这些20 世纪显赫一时的专制极权大国，在数十年间无不烟消云散。可是，当威廉二世在1892 年声称“我们肩负伟任，我要带领你们走向美好的时代”，当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昭和八年（1933年）说“看啊！看啊！昭和日本的前途上真是光焰万丈”，当赫鲁晓夫扬言要赶超美国并在1980 年实现共产主义时，信心十足，他们哪会觉得自己国家的政体存在着系统性的、根基性的致命缺陷？
哪怕是国外的旁观者，也容易被这些国家一时的繁荣所蒙蔽。美国《新闻周刊》在1959 年发出警告说，苏联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辈子共产党的尼克松，到了1980 年还在讲“除非我们迅速行动，20世纪80 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危险最大的时期。……苏联将是头号强国；美国将是二号强国”。
可是，尼克松有生之年就看到了苏联解体。
政体与大国崛起
一、自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世界上存在过不同政体类型的强国。强调只有搞专制、极权才能强国，和坚称民主、共和才是强国的不二法门，同样缺乏历史根据。
在过去的300 年里，如果仅就国家强盛而言，一些国家是在不同的政体下走向强盛的。
一是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的强国。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和英国、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同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政体差异更明显的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则是20 世纪30 年代末世界上的三大强国。“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虽然政体迥异，却同为争雄全球的超级大国。
二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是引人注目的世界强国。
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和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君主专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尤其是俄国，苏联解体之后，共和制的俄罗斯联邦，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强国之一。
“二战”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经过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早在上个世纪50 年代，世界就在谈论“德国奇迹”这个话题了。日本从1952 年到1973 年，国民生产总值以10%的速度迅速增长。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 世纪，相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日本在两种不同的政体下，都是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也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三是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在1840 年以后的清帝国，许多中国人富强梦的破灭，是与君主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的。而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无论是否巧合，经济萧条，财政崩溃，则是跟一个民主的德国臭肉连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笼罩在东方强邻的阴影之中，它再怎么不忘国耻，其国力也没法盖过全盛之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或纳粹德国，最后崩溃在了纳粹军队的枪炮之下。
二、对世界文明的某些方面，不同政体的大国，都有可能做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创造性贡献。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都是罔顾历史经验的臆说。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要能成为“大国”，总得有些出类拔萃之处。即使像1868 年之后的日本帝国，虽然在科技和文化方面没有德国那样表现出色，也有诸如池田菊苗从海带里提取出味精、汤川秀树提出介子理论之类泽及世界的贡献。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堪称创新型的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典范。
在19 世纪乃至20 世纪初，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日本史家汤浅光朝据1965 年版《科学和技术编年表》作过统计：从1851 到1900 年，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的科学成果数分别为8 项、33 项、75 项、106 项，而德国高达202 项。在21 世纪，从1901 年到1914年，总共42 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里头就有14 个是德国人。
在文化教育领域，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表现非凡。“一战”前共有14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德国就有4 位，位居列国之首。德国教育之发达，则如一位经济史家所说，到1914 年时，“不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见的一流综合大学体系，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好的技术与商业教育体系”。仅美国去德国留学的人，在1914 年之前的100 年里，就有大约一万人。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赫鲁晓夫就说：“全世界的人都指点着这颗卫星看，都说，美国失败了。”倘若按照赫鲁晓夫的逻辑，德皇威廉二世同样可以摆出前面提到的那些成就断言，美国的共和政体有何优越性可言！？
不仅在建国之初，美国多少有点像法国神父雷纳尔（1713—1796）所说的那样，“至今尚未产生过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一个在单独一门艺术或单独一门科学中的天才”，而且就是建国百年之后，也还是德意志帝国而非美国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可是在“二战”之后，美国无疑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中心。1943~1977 年，超过90 位美国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1978~2007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超过60%是美国籍。
而同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从成立至崩溃，总共只有8 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仅相当于德国科学家在“二战”后至苏联解体期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
由此可见，用是否文化强国、是否科技强国作标准，推断出某种政体是优或劣的一般性结论，并不合适。
三、崛起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政体优良。在过去的300 年里，一些不同政体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具备特定的自然基础和人力基础，崛起不见得是一件多难的事情。
日本帝国自明治天皇1868 年在诏书里放言“欲开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至甲午战争大胜清帝国，不到30 年；而从1868 年到1905 年在日俄战争中又败俄罗斯，不到40 年。一位西方史家说：“在仅仅半个世纪内，日本从一个被西方国家斥之为偏僻且有点落后的国家到被认可为列强，这可能是世界史上任何国家的最不平常的成就。”就拿许多中国人视为强国标志的航空母舰来说，在1941 年12 月袭击珍珠港之际，日本现役的航空母舰就已经有10 艘，比美国还多3 艘。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也是其兴也速。德国的工业革命直到19 世纪40 年代才真正开始，比英国晚了大约80 年，而“统一大业”也是1871年才算完成。但是德国后来居上，1874 年，工业生产超过法国，1895 年超过英国。纳粹德国的崛起，更可谓是神速。1933 年希特勒上台时，恐怕不会有人认为德国是欧洲的经济或军事大国，可是在1941 年，德国却是一个所向披靡的世界强国。
“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又在民主制度下崛起，成为经济强国速度之快，也是令人目眩。1949 年的联邦德国，面积只及中国1/40，在1948年时，人们还在这样预计它的前景：“每个德国人每5 年会得到一个碟子，每12 年得到一双鞋，每50 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装……”日本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25，1952 年盟军结束占领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只略高于英国或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可是到了1970 年，也就是它们战败25 周年之际，日本和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位。
苏联的崛起也不慢。在1946 年，莫洛托夫就对莫斯科人说：“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大的国际关系问题……”苏俄从1918 年与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到1945 年攻克柏林，成为二战后与美国比肩而立的军事强国，不到30 年的时间。
这些国家虽然政体不同，但都是其兴也速，好像崛起不是什么难事。换言之，崛起这一事实
本身，并不能证明此种政体就一定比彼种政体要优越。因为，这种政体的国家能够快速崛起，别种政体的国家不也能快速崛起吗？
四、政体影响着大国崛起的路径。在专制、极权国家，因为政权压倒民权，政府在国强民弱的格局里，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无视民意甚至不惜代价、不顾人民死活去实施强国战略；而在民主、共和政体之下，民权重于政权，政府在民强国弱的格局里，没有能力无视民意、不惜代价而一意孤行地谋求强国地位。
在历史上，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的崛起，虽说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说是在民弱国强的格局下崛起的。其中苏联最为极端，它能在和平时期采取疯狂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饿民强国政策。法国《费加罗报》就曾这样评价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
斯大林统治时期，则是极端中的极端。
在1946 年，斯大林曾得意地说过，苏联“从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实际上只花了13 年多的时间。可苏联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啊？一国崛起万骨枯。在国为刀俎、民为鱼肉的格局下，苏联当局不惜代价地追求国家强大。据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日后的谨慎估计，“从1929 年到1953 年总共有1950 万到2200 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
虽然说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维护国防安全的问题，但要像苏联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实现崛起，在民主政体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司法独立、文官统治军队等等一套机制，使得在苏联被视为暴力机器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在民主政体中难以成为任何个人或党派一逞私欲的便利工具。
就拿常备军来说，英国有着不信任常备军的传统，这种传统又为美国人所继承和发扬。1776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规定，“在和平时期，常备军会危及自由，应避免设置”。在1787 年的制宪会议上，麦迪逊就说：“一支常备军，加上一位膨胀的行政官，绝非公民权利的长期安全伴侣。……整个欧洲，总是以防御为借口，保持常备军，奴役人民。”建国之初，一般美国人最为忌讳的，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除1812 年美英战争、墨西哥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期间外，美国陆军一直处于“国大军小”状态。比如，1789年至1845 年间，只有10 年，现役陆军兵力上了万人；从1849 年到1860 年，现役陆军兵力最多的年份，也不到1.8 万人；1871 年至1897 年，美国现役陆军兵力没有哪一年超过3 万人。从1899 年到1914 年，美国只有1900 年的陆军现役军人略微超过了10 万人。不要说跟俄国比，就是跟德国比，这也只能算是支微型军队。1911 年秋，德国陆军有59.5 万人；1913 年冬，德国陆军的实际兵员为75 万人。
在美国这个公民拥有持枪权的国家，1890年人口已达6297 万余人，1910 年增长到9222万余人。况且，美国国土辽阔，常备军难以成为人民的异己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政体下，分权制衡原则也体现在军权问题上。美国对军队实行文官统治原则，总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军官任命权由国会和总统共享———“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所有的军事官员”，国会有权招募军队，提供给养，等等这些制度安排，使得任何个人或政党都难以把军队培养成自己的家丁、打手，以实现个人或党派的意图。即使需要对内动用常备军，那也是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个理由可以使用部队，那就是支持法律”。这一切，足以决定美国的强国之路不同于苏联。
五、在过去300 年里，没有不曾卷入到战争漩涡的大国，也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与他国发生过战争。经验显示，不存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和平崛起。无论何种政体的大国，和平的诺言并非总能履行，和平的愿望不是都能实现。
战争是历史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它从未因政体的变化而长期消弭过。300 年来，英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美国、沙俄、纳粹德国、苏联等大国，无不多次参与战争。尤其两次世界大战，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参入其中。这些大国的崛起无一完全是和平崛起。
比如，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普鲁士在7 年的时间里进行了3 场战争———1864 年丹麦战争、1866 年普奥战争、1870 年普法战争，从而确立了欧洲大陆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日本帝国也是在先胜清帝国，再胜俄罗斯之后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苏联继承了沙俄的武力扩张传统。在苏德爆发战事之前，苏联就打过中国，侵略过芬兰，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苏联跟纳粹德国一样，都不是和平崛起的。就是美国，也是在1898 年美西战争之后确立了世界强国地位。
尽管近代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和平崛起，可是大国信誓旦旦地表白和平的意愿，却从来都不是罕见的事情。希特勒就喜欢叫嚷“绝不”如何“永远”怎样。1936 年3 月7 日，希特勒面对600名国会议员说：“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甚至连柏林的奥运村，都叫“和平村”。而这一切，一点也不妨碍希特勒点燃战火！
即便对于民主政体的国家来说，长期和平也是难得的奢侈品，政府首脑的和平诺言或愿望未必就能够实现。在1897 年的总统就职演说里，麦金莱还在讲“几乎在每一种意外情况下，和平都比战争可取”，第二年美国就向西班牙宣了战；1916 年，威尔逊亲口对选民说他“不希望美国参战”，第二年美国就对德宣了战；1940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的父母们许诺“你们的孩子决不会被派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第二年美国就对日宣了战。
换言之，无论政体是什么，当一个大国政府在和平问题上使用“绝不”或“永远”一类的词时，是不会怎么被其他国家当真的。没有任何一种政体能够确保一个国家一定能够做到和平崛起，也没有一个大国能够长期远离或大或小的战争。
很多情形下，由于更加倾向讨好民意，民主政体下的大国，有时会更加倾向于诉诸武力。比如，1904 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军舰去地中海营救被摩洛哥匪徒绑架的帕底凯里斯。与之相反，专制政体下的大国蔑视民意，反而可能更倾向于避免战争。因此，1904 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一个专制国家，哪怕被匪徒绑架10 个公民，政府可能也不会出兵救援。
不管怎么说，无论何种政体的国家，都难免会碰到诸如海外贸易、领土纠纷、侨民权益之类的问题，因此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免于在对外关系中使用武力的诱惑或压力。有时候，对于一个崛起中的专制大国来说，可能真的不想动武，因为使用武力可能加剧或引发国内危机，但是不惜代价避免武力冲突，却又可能使国际纷争转化为国内矛盾，引起或加重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再说了，对于一个为内忧所困的专制大国来说，一般而言，其统治者在国际事务上哪怕是叫嚷得声嘶力竭，其实更多的是虚张声势，期望借此稳住国内的阵脚。但是这并不表明这种国家就一定不会对外动武。道理还在于，谁能担保他们就一定不会打错算盘，试图通过对外开战来转移国内矛盾呢？
政体与安全国家
一、任何国家都得面对防止外敌侵害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可是在有的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很容易产生不顾一切追求和维持国家强大的念头，即只要能够强国，即使采用专制、极权政体也无所谓。
在这一点上，德国和日本历史上都有着深刻的教训。国家弱小，一旦遭遇强敌确实难以自保。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曾说，30 年战争中的德国，“像个皮球那样被外国势力玩来踢去”。而从1675 年到1813 年，仅法国入侵日耳曼就不下14次，平均每10 年一次。
德国历史上这种任人宰割的遭遇，日本虽然没有经历过，可是日本国门也是在列强炮舰的压力下打开的，而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威势下一再丧权辱国又殷鉴不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德日两国有易于助长不顾一切追求国家强大的历史和现实土壤。
日本帝国憋足了劲要挤进强国俱乐部。明治初期的10 年之中，军费占了全部财政支出的80%。除去修筑炮台、购置军舰等的费用，陆海军的直接军费占国库岁出总额的比率，1878 年为16.5%，此后逐年增加，1885 年占到了25.5%，1892 年则高达41%。即使是像福泽谕吉这样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不仅梦想有朝一日日本能够“统治全亚洲”，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
只要国家强大，德国人同样可以忽视宪政民主之原则问题。俾斯麦上台后，在没有议会批准预算的情况下，居然波澜不惊地统治了4 年。议会对这种违宪行为，在1866 年奥地利战争胜利后，竟然以230 票对75 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豁免责任的法案。这个法案通过后，国王还对议会发言人说：“我过去不得不这样做，将来如果历史重演，我仍然不得不这样做。”普鲁士议会，既没有抓住钱袋子，又没有握住刀把子。早在1850年，俾斯麦就说“普鲁士的军队，必须永久是国王的军队”，他不想眼看着“把普鲁士的军队变成议会的军队”。俾斯麦的这个愿望，在一战爆发前就没有落空过。普鲁士德国和日本帝国有个共同点：两国都实行君主立宪，但是在崩溃之前，它们都竭力反对政体朝着虚君共和的方向演变。
德国人对待强国问题的态度，巴枯宁的描述虽然有点尖刻，但也不失其深刻。在1873 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巴枯宁认为“德意志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强大的国家”，他这样写道：我们的一位瑞士朋友是这样说的：“现在，任何一个居住在日本、中国和莫斯科的德国裁缝，都感受到德国的舰队和德国的全部力量，这种自豪感使他欢乐得发疯。每个德国人都想活到这一天，他可以象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以自己的国家为靠山，高傲地说：‘我是德国人。’
诚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是自由的人。’而德国人是说：‘我是奴隶，但是因此我的皇帝比任何国君都更有力量；我是德国兵，这个兵折磨我，也会折磨你们一切人。’”
二、斯大林有个著名的论断：“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历史的经验却表明，原本足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发达强国，因为政体的缺陷，统治者将国家推向战争后可能难以自拔，从而使国家沦落为一个人民饱经战争灾难的不安全国家。
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并非因为他们“落后”。相反，这些国家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军事强国之一。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在入侵波兰之前，没有哪个大国厉兵秣马要先发制人跟它血战一场，换言之，在侵略波兰之前，德国的国家安全并不缺乏保障。可是希特勒却把德国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二战”不仅让650 万德国人送了性命，200多万军中男人严重残废，而且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际，也是德国满目疮痍之时。
其实，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愿意看到国家落得这般下场。早在1940 年，德国人中间就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乘坐的飞机坠毁了。3个人全死了。谁得救了？答案是：德国人民。
只要希特勒活着，德国人就没辙。因为希特勒的统治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国民无论乐不乐意，都得无条件地接受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领导，除了暗杀、造反和政变之外，德国人民根本就没有和平更换政府首脑的合法程序可资利用。这跟民主国家不同。在民主国家，别说是把国家推进了火坑，哪怕就是像刚领导国家打败了希特勒的丘吉尔，能否继续执政，也得看选民的选票答不答应。
三、一个专制、极权的大国可能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对外而言，不乏国家安全，但是对其国民而言，却是不安全国家，或者说是危险国家，人民生活在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没有保障的恐惧状态之中。换言之，它不仅威胁世界，而且更威胁本国人民。
在过去的300 年里，大国之中，不乏国家强大之至，人民却渺小之极的事例。纳粹德国、苏联只是其中两例。其沉痛的教训表明，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最残忍的黑社会分子、最嗜血的匪徒，对一国人民造成的危害，都不可能有专制、极权政府的危害那么大。
纳粹德国的劣迹，国人耳熟能详，姑且略去不谈，只说说苏联的情形。上至苏共中央书记，下至平民百姓，对他们而言，强大的苏联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国家。因为害怕被窃听，戈尔巴乔夫自1978 年当上苏共中央书记那天起，和妻子从不在家里谈重要的事情。这还已是后斯大林时代了。
在斯大林时代，当官比生手踩钢丝要危险得多。布尔加宁就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去！”
1935 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 个人中，在三年里被弄死3 个。斯大林称1936 年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可是参加制宪的人随后大多没好下场：30 名苏联宪法委员会委员中，有16 个人在1937~1940 年陆续被枪毙，还有2 人自杀身亡。在领导十月革命的2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首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16名成员、国内战争的16 位前线司令员、1934 年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大部分人都是被斯大林杀死的。
对平民百姓来说，国家之强大，更是意味着政权为恶犯罪的能力之强大。因为强行集体化，仅1933 年苏联就饿死了近1200 万人。在那个人吃人的时代，苏联人并非没有人起而反抗，仅1930 年就发生暴乱3000 起，但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可是1934 年出笼的第一首以集体农庄为主题的现代歌曲，竟然讴歌“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好时光”！
粗粗做个对比就会发现，极权国家对人民带来的伤害，比世界大战还要严重。政权之恶的程度，超过了最凶狠的敌国。在“一战”中，俄国死了300 万人。在“二战”中，苏军损失了750 万人，还有600~800 万平民被德国人杀害，加起来不到1600 万。而一心要灭绝犹太人的希特勒，大略屠杀了600 万犹太人。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苏联，从1929 年到1953 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沃尔科戈诺夫估计就有1950 万到2200 万。
苏德战争的胜利，苏联维护住了国家安全，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敢打它，可是苏联国民却继续生活在挨国家打的恐惧之中。1946 年，苏联决定发展火箭武器。这一年，斯大林格勒州的一个女村民在信中说“我们吃猪饲料，吃橡实”。“已开始浮肿”的穆尔尼洛则在信里说“我不怕蹲监狱，那里好歹能领块面包”。这些诉说自己苦情的信件，落到了秘密警察的手里。在这种状态下，还要求穆尔尼洛们为祖国强大感到自豪，那就像要求小鸡因为主人宰它的刀在全世界最锋利而洋洋得意一样荒唐、霸道。
四、在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驯服权力，防止政府在国内“窝里横”，重于谋求强盛，以求确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不至于演变为压制、驯服和盘剥人民的暴力机器。就对内关系而言，只有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国家。
国家强大常常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国家安全的一个理由是保护人民免遭异国的伤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强大的国家实力不仅令异国有所忌惮，而且也让本国人民在权力面前卑微无助、噤若寒蝉，那就等于是说：在根本就没有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形下，仅仅因为担心外国入侵这种想象的恐惧，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给奴役了。这样一来，对于人民来说，无论是否国家安全，可能横竖都是处于自由、财产、人身和尊严没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状态。
相对于专制极权政体而言，民主、共和政体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驯服政府，驯服权力，保障民权，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于沦丧为祸国殃民的暴力机器。无论国家是弱小还是强大，人民在政权面前都不会变得渺小、无助。也正因为这样，民主共和政体对人民的那种亲和力，是专制极权政体所不可能有的。20 世纪30 年代末，在就任格兰森市“扶轮社”主席的宴会上，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就曾这样告诉来宾：“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 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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