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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话面子

(2018-03-06 07:56:31)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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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写下短文题目:“加拿大,一个不重脸的地方”,突然生出无力感,头脑里冒出四川某地方方言:‘看那虾子的脸嘴儿’,冒出:‘人活脸,树活皮;电灯泡子活玻璃’、‘人不要脸,鬼都害怕’等耳熟能详的民间俗语。面对祖国丰富多彩的语言系统,陡然觉得这分寸实在不好拿捏。虽不担心被误会成五官科医生或美容小姐,但还是诚惶诚恐,怕伤到了面子,也刺痛了心。

面子到底是什么?是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脸?是拼凑在那张脸上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是为人评头品足的名声?还是从个人到人群、从官员到官府都刻意的形象?不管它该被归类于什么,也不管它是内瓤子的真实表现,还是蒙人的马屎皮面光,它的分量倒的的确确不轻。

(1)人活脸,树活皮

‘人活脸,树活皮,电灯泡子活玻璃’。脸,这个傢什,可比身上其他零件宝贝多了。头可断,血可流,脸不可以丢。脸,岂止是宝贝,它简直就是生命的全部。没有脸,还活着干什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不就是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边的吗。

脸是什么?脸就是面子。内瓤子有些什么,自己清楚就行了,反正别人不知道,可以混一天算一天。这面子,可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东西,不打理好咋做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也在所不惜,那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也有不要脸的,不过那只是要达到让‘鬼都害怕’的效果。这就像川剧里的变脸,也像《聊斋》里的画皮,只是不让人看到真实的脸而已。还有‘脸皮厚,吃得够’一说,那就更表明脸在生存竞争中的重要地位。

脸也不是个人的小事。从小处去说,是家庭大事、家族大事。从大处去说,可大到是国家大事、民族大事。你个人可以把脸抹起来揣在怀里、兜里,做个不要脸的人,可家庭、家族、国家、民族,丢不起这个脸。‘一粒老鼠屎,弄坏一锅汤’。你一个人丢了脸,全家、全族,乃至全国都让人看扁,都跟着丢人现眼。所以我们的祖先,对不要脸的人动之以刑,直至处死,不足为怪。

脸,既然是如此珍贵,当然就有着崇高的地位。所以,不到生死关头,千万不要去动这拥有崇高地位的脸。如果你举止言行不慎,让人感觉你‘欺(负)人欺上脸’了,那可能招人记恨你一辈子,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如果有人有事求到你门下,你可视对方脸面,即有无来头、来头大小,以及礼物轻重,决定是‘给脸’还是‘赏脸’,给多少脸,赏多少脸。不给脸的事,不是不能做,但却要格外慎重。

脸的运用在人际交往中,是如此的一点也马虎不得。在事关大至国家的大局时,当然就更不能随意处置了。

(2)与时俱进话脸皮

活得有头有脸,是我华族同胞世世代代的理想。若达不到有头有脸的档次,至少也不能太失面子。这头脸,这面子,也是与时俱进的。在啥事都要论等定级排序的社会里,职业、身份的序位变化,很能表现这头脸、这面子的与时俱进。

从传统上的士农工商到工农兵学商的排序变化,就像四川人开饭馆送一碟泡菜给食客一样,只不过是历史的小插曲。尽管做工人的、当兵的也红过一阵子,大学生也风光过那么几年,他们像泡菜上淋的辣椒油、撒的麻椒粉一样,辣过了、麻过了,也就拉倒了。人们不会把它当成持久‘拿脸’的追求。虽然也有人在峰头上抱得美人归,但麻辣味过后,美人后悔、抱怨,乃至夫妇打脱离,并不鲜见。

当官的,才是最有头脸,才自古以来就稳坐老大的位置。就是在上世纪无政府状态的动乱年代,以打倒为己任的造反派,也喊出过‘权、权、权,命相连’、‘有权就有钱’的著名口号。其实,岂止有权就会有钱,有钱也可以买到权。拿钱买通权力为己服务,已是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这年头,秦始皇又开始大红大紫起来。为他歌功颂德、评功摆好的作品连篇累牍,却偏偏漏掉了他对官商勾结、权钱结合的一打二杀。就是那个宰相吕不韦,虽有护主开国之功,但因又身为头号大商人,而不为始皇所容。自那以后,‘商贾不得入仕’渐成规例,让当官和发财在制度上不得兼容。

当然,皇有皇道,官有官谋。只准你皇帝一家掌权又发财,让百官空守清水衙门,岂不是让一大群社会精英成为淌口水一族!把权变钱,用权发财,在当官的说了算的时代,是轻而易举之事。‘一年清知府,10万白花银’,于是成为常态。不堪重负的百姓,也于是成为改朝换代被利用的暴力。

清朝后期,废商人不能做官的规矩,卖官鬻爵成为朝廷敛财的正道、官员发财的捷径。此时,无法无天的皇室,也快走到寿终正寝的尽头了。承前启后的民国政府,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草头王混战后,位子坐得稍稳后的百官,又争先恐后地搜刮民脂民膏……

卫星上天、人进太空的今天,基本格局依然是为官才最有头脸,官员依然代表着一家、一地、一国的脸面。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主要还是官位的高低、权势的大小;光宗耀祖的最有效途径是做官,做高官;改变家族弱势地位的最好办法,是家族中能冒出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员;生意的兴衰,受制于后台官员的势头…..大家都在以诅咒的方式,做着当官的粉丝,而大家又都在税收之外争相向官员进贡,以获得比他人更多的‘方便’——不管你是愉快还是无奈。

(3)面子工程唯此为大

个人事小,国家事大。特别是当了大官,做下丢脸的事,就不仅是丢自己的脸,更是丢组织的脸、丢国家的脸了。官越大,面子越大,越丢不起这个脸。国家最重要的面子工程,就是使官员不要丢脸,从而使组织不丢脸、使国家不丢脸。

防止官员丢脸,从古至今通行一法:由上而下的教育。其一是震慑教育,即‘惩前毖后’是也,包括罢几个人的官,砍几个人的脑壳。其二是评功摆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可让自己人有样学样,也可看起来面子光鲜,让大家认识到伟大光荣正确是主流、是10个指头中的9个。

对于死了死了的高官厚爵者,通常是说好不说孬。既展现了在位者的宽阔胸怀、能撑船的大肚,又维护了面子工程的大局。故登上庙堂高位而又未被废黜者,鲜少在后世不成为圣人的。自然为了大面子工程,瞒一点什么,或弄虚做假一点什么,也很正常。但谁要去捅破它,就是丢了国家的脸,关他个10年8年,毫不足怪。

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对官员的是非得失,就像对他们的升迁一样,是不容百姓置喙的。下级服从上级、全民服从皇上,做顺民、当不多言多语的好人,已是一种历史共识。官员就是你的父母(‘父母官’)、你的家长,你用税赋养活了他们,那也是皇恩。他们在税赋之外多吃多占、白吃白拿很正常,只要还能办一点事,那就是好官。你要去公开揭露他们的贪腐,岂不是否定皇上的天纵英明、明察秋毫?‘诽谤朝廷’,那可是要招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滔天大罪。从皇上到百官、到族长、家长,早就堵死了有损官员面子、有损朝廷面子的百姓议官、议政之路。

当然,朝廷也会抓出一些不听话的贪官。那也是皇上震怒的结果,是皇上的英明。不过,也有与常例不同的时候,那就是新皇继位之时。不把前朝重臣赶尽杀绝,不让亲信之徒围绕身边,新皇是夜难成眠的。这,虽然损伤了前任皇上的面子,但却令新皇真正有了天威。这大概就是所谓权力辩证法吧: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开启新面子。

(4)面子工程背后

面子工程,恐怕哪个国家都少不了。不过,从资金来源看,有商家出钱的商业项目,和纯由纳税人割肉的官方项目之分。前者只要没有幕后交易、没有侵害公众利益,商家赚钱、大家拿脸,无可厚非,而由纳税人割肉兴办的面子工程,就有考究了:

一种是按照程序,纳税人充分知悉,并同意授权实施的项目。此种可谓官民同拿脸的面子工程,当然也无可厚非。

再一种是并未经过上述程序,纳税人事前并不知悉,更未授权,却由官家力推的项目。这类由纳税人割肉,换来官员单方面神气的面子工程,埋下的可能不是祸根,也是怨气了。

1888年,在这个数字满发的年头,慈禧太后移用海军军费,重建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重修后改名为颐和园)。这既是当年最大的皇家享乐工程,也是官家拍太后马屁的最大面子工程,却成为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70年后,没有皇帝、没有太后了,但有‘上意’,更有唯‘上意’马首是瞻而不顾百姓死活的人。我所在的西南重镇成都市,也按上意‘大跃进’了:拆城墙——将数百年历史的古迹荡平、大炼钢铁——把绿树变成炉灰、把每家每户的铁锅铁件变成废铁………。与此同时,古旧的蜀都冒出了14条革新街:将老房子的屋檐锯掉,将一张张布景片贴固在旧木柱上,把整条街面遮蔽起来,于是老屋变了个新楼面子。

这‘革新街’本就是假场合,虽弄了个全城轰动,迎合了‘上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但没过多久它们就变得迹印斑驳、歪歪斜斜、摇摇晃晃,外糊的水泥沙浆一块块剥落,露出了里面的瓤子——竟是豁皮板板条条钉的。有市民挖苦它是‘马屎皮面光’,有市民干脆用顺口溜说:“革新街”,锯屋檐,豁皮板板钉个“假洋盘”。(见庸工:《革新街》)

革新街这一面子工程,虽说浪费了公币,但还算没有留下多少祸害,而同期的农业‘放卫星’,就不能不说是祸国殃民了。当时四川的主政者向上邀功,将农村强壮劳力抽去“炼钢”的同时,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他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8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他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黄觉民反对登报,就被他撤职。他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牛皮吹上了天,征粮数字也跟着这牛皮往上涨,连第二年的种子粮搭上去了也不够上交。人没吃的了,只有从水肿走向死亡。四川的上千万父老兄弟,就这样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那位李大人讨好‘上意’的面子。李大人也从地方大员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坐上了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的交椅,成为享用‘专列’待遇者中的一员。(参见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川西大饥荒纪实》)

(5)百姓的尊严和官家的面子

上个世纪后期,有文章说:发达国家的官员通常比较廉洁,而经济落后国家则较多官员腐败。这一说法,被我的祖国所挑战。已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跃升为第二大,却被官员的贪腐所困扰的祖国,尽管所有媒体都被戴上了口罩,仍然禁止不了对贪腐官员愈来愈多的咒骂之声,而官员贪腐则大有愈益无法收拾之势。不过,如果说这也叫特色的话,这个特色早已在我们祖宗创造的历史中存在了。

从汉以降的大一统王朝,都经历过它的盛衰周期。除元朝而外,不管皇帝的姓氏如何变化,它们在由衰而盛、又由盛而衰,直至被推翻的历史中,都呈现过一些大致相同的状态:

1)新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对创造财富的老百姓较为仁慈,能采取一些顾及民生、促进生产的措施;

2)经济发展与官员贪腐同步。社会空前繁荣之时,也是官员贪腐空前泛滥之日;

3)官员的贪腐与地方豪强势力同步膨胀,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百姓对未来渐失希望,皇室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4)皇家朝廷一手包办惩治贪官污吏以平息民怨,一手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以巩固皇室政权,但朝廷的反贪和抑豪强举措愈来愈难奏效,民怨累积如蓄势待发的火山;

5)天灾或瘟疫,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平民百姓生路堵死,成为灾民、难民的他们,由生产劳动者转变为暴力,成为改朝换代的民间力量;

6)饥民、灾民的暴乱,给觊觎皇位的豪族势力提供了机会,它们借助暴民的力量,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一个新的王朝盛衰周期又启动了。祖祖辈辈企盼明君、明主和青天大老爷的善良人们、我们的先人——感恩戴德之心深入骨髓的先人们,又开始了和平的生产和生活,并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了这一切都是大救星——新皇上带来的观念。

祖国自古以来的平民百姓,是最给皇室、给官家面子的,不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对上总是恭恭敬敬、唯唯诺诺,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当然也就没有对上的批评和监督意识。唯上,已是我华族同胞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此同时,恃强凌弱也成为一种官方文化。随着被推翻的前朝离他们越来越远,皇室和官家愈益膨胀的贪欲,不断践踏百姓的尊严,也最终毁掉了他们自己的面子。

(6)尊严,呼唤讨好百姓的体制

官员的贪腐,不仅践踏了百姓的尊严,乃至断绝百姓的生路而激起暴力,最终也让皇室和官家失去江山、大丢颜面。如此直观的历史后果,史上之人岂会视而不见,一味鸵鸟!故监督官员用权、惩治官员贪腐,也成为封建朝廷的重要职能。于是,自秦代以来,就设立了‘御史府’、‘御史台’、‘都察院’这些名称稍有不同,可权力都很大的职能机构,‘掌举百僚,推鞫狱讼’,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身,对付不轨的官员。

据载,这些‘府’、‘台’、‘院’,有着比当今香港廉政公署还大的权力。如唐代,监察御史虽是御史大夫下属,但在弹劾官员时,却完全不受上司约束。明清御史,则披戴法袍上朝弹劾官员,被弹劾官员,不管其职位有多高,也得立即站出来,等待皇帝裁处。问题是:为何如此力道的监察,再加上对贪官污吏的严苛律法,仍然不能阻止层出不穷的官员贪腐,仍然不能挽救王朝覆亡的命运呢?

答案也尽在历史中:他们的反贪,是在封闭的官僚体系中进行的,完全排斥社会公众的参与。这种关起门来由上而下进行的肃贪活动,不仅给贪腐官员留下了许多可操作的空间,且往往让肃贪沦为官僚体系内部的残酷党争,制造出不少冤狱。明末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就是显著的一例。

这种靠暴力夺取又靠暴力维系的一家天下政治结构,先天就是压制民众的绞肉机,注定了它们视民众为洪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不可能将反官员贪腐开放给民众的;也由此决定了它们暴力+短命的宿命。

皇家官僚系统的贪腐,是对平民百姓的戕害,其实也是旧王朝的自戕,成为历朝皇帝永远摆脱不了的致命疾病。虽然不同姓氏的皇帝都做着同一

个梦:江山永固、天下天平、长治久安,以达致世世代代为万乘之主、子子孙孙永远稳坐金銮宝殿。但他们的美梦少则10多年,长则二三百年,就破灭了。

在旧王朝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也就谈不上相互平等基础之上才可能有的尊严。社会所存在的,只有上对下的威严、强对弱的的欺压、权势对平民百姓的践踏和剥夺,无权无势的社会大众,只能永远居于任人宰割的弱势地位。整个社会弥漫着媚上、唯上、讨好上面,唯独不讨好老百姓的风气。

这种皇权体制,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万众人讨好皇家、讨好官员的体制。国家只有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官员仕途受制于民众的满意程度,官员都必须讨好民众、接受公众监督的时候,尊严才可能回归民众,由暴力酿成的巨大社会动荡,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

(7)也说“第五大发明”

说来难以令人置信,我在北美的中文大报上读到过这样的文章,称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应是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并列的‘第五大明’。文章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西方文官的考录制、现代学习的考试制,均来自中国的科举制。

如此为国争光的重大发现,真让90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黯然失色。当年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全都瞎了眼,守着这些老祖宗的法宝,不但不用,还要投之以刺刀、匕首。之前那些废科举、兴西学的人,当然更只能归类于疯子了。

不过,历史不是说说、写写就能改变的。就像不能因为都须有‘缠’的动作,就把裹脚布说成是外科绷带的始祖一样,我们不能都因有一个考字,就把科举制度吹得神乎其神。

如果社会仍然见不到曙光,如果我们还别无选择地只能生活于皇权制度的桎梏之中,歌颂科举制度也许还可说无可厚非。毕竟我族先人创设的这一制度,在那个封闭的社会系统中,留出了一个由下往上流动的通道,保持了系统运行的一点活力。让这个专制社会,能把最优秀的人才嵬集到专制统治者的麾下。令我们不能不设想,倘若没有科举制度,中国的专制皇权能维持2000年之久吗?

但也正是这一制度,将社会的知识精英,都吸引到做官一途上。让本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创造更多思想的读书人,加入为这个千年不变的僵化体制的复制者和巩固者。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贡献于‘唯上’的社会活动中,成为皇权最忠实、最自觉的高级奴才。在皇帝和权贵面前奴颜婢膝,是他们的身份使然,也是对他们奴才嘴脸的贴切写照。

在皇帝和权贵面前,他们是最没有尊严的人。可在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面前,他们又变得趾高气扬,可以肆意践踏民众的尊严。在这个层层往上讨好的社会里,尊严不属于任何人。科举制度所维系、所服务的,就是这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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