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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阴谋论”的由来 —— 从现代环境保护概念是何时、如何引入中国谈起

(2018-02-13 09:28:35) 下一个

作者 王维洛
一、前言

2015年2月28日,柴静拍摄的《穹顶之下》上网,引起中外观众的广泛注意。据说48小时,《穹顶之下》的点击量已经超过2亿,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最热播的视频了。笔者认为,柴静的《穹顶之下》拍摄得相当不错,虽然内容上有一些还需要改进和斟酌的地方,但是在给中国百姓进行一次关于空气污染的危害、特别是微尘粒PM2.5污染危害的教育,柴静确实是一个优秀启蒙老师,《穹顶之下》确实是一部合适的启蒙教材。

但是到了3月2日,中央宣传部门作出指示,《穹顶之下》惨遭下架的命运,只是在国外的一些网站上才能看到。曾经支持柴静的环保部新任部长,一位海归的生态环保学专家,也不敢公开出来重复他先前对柴静、对《穹顶之下》的支持。据说下架的原因是3月3日要开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穹顶之下》所描述的空气污染的状态,妨碍两会的气氛。其实《穹顶之下》惨遭下架的原因并非如此。

紧接着,中国网站开始了一番对柴静猛烈的攻击,最主要的罪状只有一条:柴静《穹顶之下》的背后黑手是美国,依据有三:

第一,资金来源:柴静称她自己投资了100万元人民币拍摄这部视频。但是有人指责说,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创办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是背后真正的金主,因为柴静在视频结束前特别感谢了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有人列举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世界上资助许多颜色革命的事例,《穹顶之下》就这样与颜色革命连在了一起。

第二,数据来源:有人把《穹顶之下》和美国航空航天局连在一起。他们曝光说,柴静已经离开中央电视台,处于无业状态,没有记者证(美国承认中国宣传部门发的记者证?),怎么能够从美国航空航天局得到这么多的数据?柴静还和美国的官员一起在美国的马路上检查车辆的废气排放,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怎么可能?

第三,最终目的是为西方垄断企业服务,瓦解中国国有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穹顶之下》大力鼓吹能源市场化、私有化。众所周知,污染的根源本与私有化和市场化密不可分,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其直接产物。《穹顶之下》的目的是瓦解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让中国经济失去支柱。随后就是中国的能源甚至经济命脉被乘虚而入的西方垄断企业所控制云云。

这些罪名都很大。看来《穹顶之下》真是美国的一个阴谋,借环境保护的阴谋,要复辟私有制和重建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两会结束之后,柴静的《穹顶之下》也没有重新闪亮登场,而是被搁置在被遗忘的角落。

为什么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启蒙视频会和隐藏在背后很深很深的美国阴谋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启蒙视频会和复辟私有制和重建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这么多人相信!

这必须从现代环境保护这个概念被引入中国说起,在这之前需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世界对现代环境保护认识的过程。

二、世界对现代环境保护的认识过程

世界对环境现代保护的认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不认识阶段。这个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其规模、其速度是农耕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人们沉浸在经济奇迹的欢乐之中,忽略了人类为此付出的沉重生态环境代价。这个阶段中发生不少震惊世界的污染事件,如伦敦空气污染事件、洛杉矶空气污染事件、日本镉污染事件、德国莱茵河水污染事件、德国鲁尔区空气污染事件等等。通过这些事件,人们逐渐开始认识空气、水、土壤污染的危害,追寻污染的来源。

第二阶段:觉醒阶段。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1962年《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作者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女士是一位生物学家。《寂静的春天》一书关注滥用农药的危害,指出未来的森林里没有鸟叫,河流中没有鱼游。卡森女士在书的结束处严厉地批判了人类“控制自然”的狂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非常准确地给卡森女士的历史功绩做出定位:《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开始。

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是另外一部对民众和公权力觉醒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该书从人口、粮食、工业发展、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五个参数出发,通过模拟模型证明,指数式的经济增长将给地球和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罗马俱乐部告诫人们:“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越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极限,对同时不能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能解决。”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197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最早挺身而出、推动这项法案的是一群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们的目的就是“保护我的孩子”。施密特教授经过实验研究,破解了汽车尾气排放的与空气污染间的关系。1970年4月22日,美国两千万民众在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空气污染、呼吁保护环境。这次群众游行使得美国政治家认识到环境保护立法的迫切性,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清洁空气法》规定:任何人均可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而不要求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开创了历史新河。就是说,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如今,每年4月22日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纪念这次民众游行活动。

第三阶段:认识和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从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尚未结束。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全球性保护环境的《人类环境宣言》和《行动计划》,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奋斗。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并且有责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开创了人类社会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这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会议开幕的那天,6月5日也就成为了世界环境日。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M.斯特朗(M. Strong)的委托,英国经济学家B.沃德(B. Ward)和美国微生物学家R.杜博斯(R. Dubos)为《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专门撰写了《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一文,作者呼吁:“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果它被破坏了,我们别无去处。如果地球上的各种资源都枯竭了,我们很难从别的地方得到补充。我们要精心地保护地球,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让地球更好地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吧!”

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 H. Brundtland主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子孙后代发展的需要”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可持续发展成为《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亮点,可持续发展由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大支柱组成,旨在以平衡的方式予以实现。2000年189个国家领导和代表在纽约共同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宣言》强调:各国发展应该尊重自然价值,应该谨慎地对所有生物和自然资源进行管理,保护自然给予我们的无穷财富应对全球化挑战应该做到代价与惠益均衡。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可持续发展首脑峰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宣言》。与会代表认识到,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使用目前已超过地球能力的20%,支持人类生存与空间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森林、海洋、耕地与草场、气候继续遭到巨大破坏。如,森林以每年14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全球土地沙漠化已严重威胁到100多个国家。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举行,这次被称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大会却没有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结果。201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可持续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是会议的两大主题。从1972年的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到今天,人类对生态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但是行动却远远落后于认识。

三、中共中央调查部引进了现代环境保护概念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把自己闭关封锁起来,期间中苏关系处于紧张状态,1969年春中苏发生了珍宝岛战争。中国一直在寻找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机会,以改变前后受敌的状况。1969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尼克松上台,尼克松本人和尼克松的政策成为周恩来最为关注的重点。

熊向辉在《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一书指出:周恩来是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创者,最早开始抓“环保”工作的时间是1969年春。熊向辉回忆道: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并发表就职演说。在国内政策一段中提到了保护环境:“为了实现我们的充分就业、改善住房和良好教育的目标,为了改建我们的城市和改进我们的农村地区,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为了所有这些和更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赶紧奋力前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的文章,毛泽东认为可用,但指示应同时发表尼克松就职演说的全文。这样,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第五版下转第六版下方刊载了《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美帝新头目尼克松的“就职演说”》。

熊向辉继续写道:“周恩来阅读文件书报时,一向十分认真,遇有不明白的词句就要有关人员迅速查告。周恩来不清楚尼克松就职演说中的‘保护环境‘是什么意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技单位、大专院校工作陷于停顿,不便查询。为此,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研究局从近年的国外书报杂志中选择有关材料,进行整理编辑,内容包括:环境保护的意义,形成污染(日本称为‘公害‘)的原因,污染造成的危害,西方学者对污染问题的看法,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准备采取的对策等,并附有从日本杂志上剪辑的几十张彩色图片,从中可以看出:工厂排出的浓烟对天空的污染,被污染了的富士山、琵琶湖,因污染而死亡的鸟类和鱼类,‘酸雨’破坏的森林,‘水俣病’造成的身体畸形等等。”

熊向辉,中共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之一。情报人员深入敌方,被称为深入龙潭虎穴。中共情报机构的最优秀的六个人,被称为龙潭前三杰与龙潭后三杰。龙潭前三杰为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龙潭后三杰为熊向辉、申健和陈忠经。

熊向辉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的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曾任掖县县长、湖北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长、湖南高等法院院长。熊向辉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服役,为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1938年进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15期学习,1939年毕业。毕业后一直任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1943年熊向辉向在延安的党中央提供胡宗南闪击延安计划的秘密,致使胡宗南计划流产。为此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熊向辉到美国留学,1948年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1949年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向晖先后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代办和驻墨西哥大使,常常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其真实身份为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是一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中国间谍负责人。1971年11月中国加入联合国后,熊向晖出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熊向晖晚年相当凄凉,牢骚满肚,他说:“我做什么外交官?还不是利用我情报的特长?当然,中国外交官都是要搞情报的,可是特务的身份一经公开,人家不把你当外交官,只把你看作一条狗啊!”“我的晚年像个讨饭的,人家流氓坐天下。”

必须指出的是,熊向辉的上述回忆可能有错,因为他所引用的尼克松这段演说,是尼克松第二次当选总统、在1973年1月20日就职演说的内容,不是在1969年1月20日,而且翻译内容也有偏差。

但是可以这么理解,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战争前后,熊向辉领导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受命收集关于尼克松政策的情报。当时正好是美国民众环保意识觉醒的时代,也是美国民众施加压力,要求政治家修订《清洁空气法》的时代。尼克松竞选总统并要想获得成功,就不得不顺应民意,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国策之一。

在美国被捕的中国间谍金无怠在庭审中承认,1960年代,他为中国提供关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情报,包括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情报。金无怠称他对中美两国建交有功。由此可见,金无怠和熊向辉提供的信息基本一致。

熊向辉在《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一书中只记录了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引进中国的过程,没有透露中共中央调查部对这个信息的具体评价。但是从书中记录的周恩来对环境保护这个概念的理解,不难看出,随着现代环境保护这个概念的引进,同时也产生了“环境保护阴谋论”。

周恩来当时就说:保护环境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必须高度重视。不能等待污染成灾再去治理,必须及时治理,抓紧治理;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治理,而要综合治理,变“废”为“宝”。不仅要治理污染,而且要防止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国家必须为保护环境花一笔钱,更要注意提高各个地方、各个工厂企业的积极性,发动群众,自力更生。针对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减少污染,必须减少工业”的论点,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发展工业,同时又要防治污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能够实现没有污染的工业化。”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减少污染,必须减少工业”的观点,在世界生态环境启蒙过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周恩来非常敏感地将这个观点选择出来加以强调,是因为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以防止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借口,来阻止中国的发展,不能上当受骗。这种“阴谋论”的观点一直贯穿在之后的中国参与国际环保政策的制定之中。

从国际生态资源环境理念的发展来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觉醒阶段。周恩来在1969年能够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就说明,虽然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与世界隔离,但是生态资源环境的理念,还是通过某些窗口,哪怕是特工的窗口,传到了中国上层。周恩来认为中国能够实现没有污染的工业化,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新路的最早想法。

1971年7月11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上午版)第三十八页刊载了瑞典《快报》9日刊登该报记者博·贡纳尔森发自东京的一则报道,称中国是世界各国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报道说:“西方世界对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怎样进行环境保护了解极少。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废物利用方面是”世界冠军“。如果中国是像美国一样的消费社会,那么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就要被垃圾、工厂的烟和废气窒息而死。”

四、环境保护阴谋论和污染的根源本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

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1971年冬到1972年初,北京出现食物中毒事件,一些人食用了市场上出售的来自官厅水库和下游永定河的鱼而中毒,原因是永定河与官厅水库被工业废水污染。这件污染事件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紧迫性。

紧接着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中国派出以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并在6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言。通过唐克的发言,环境保护阴谋论和污染的根源本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正式确立。

唐克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人类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有的甚至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空气受到毒化、垃圾成灾,河流、海洋遭到污染,影响动物和植物的生长繁殖,阻碍经济的发展,严重威胁和损害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深切关心。维护与改善人类环境,向公害作斗争,已成为保证人类健康发展的一个迫切任务。我们认为,当前,某些地区的公害之所以日益严重,成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特别是由于超级大国疯狂推行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

唐克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在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按照自己的需要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逐步提高人民福利。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条件确定本国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政策,任何国家不得借口环境保护,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际上任何有关改善人类环境的政策与措施,都应该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当前和长远利益。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反对超级大国以改善人类环境为名,行控制和掠夺之实。对于那些侵犯别国主权,破坏别国资源,污染和毒化别国环境的肇事国,受害国家有权制裁并要求它们赔偿损失。对于那些向公海倾泻有害物质、污染海水、破坏海洋资源、威胁航行和沿海国家安全的行为,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鉴于这样的认识,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上签字,也没有参加德哥尔摩《行动计划》。

五、中国签署《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与环境阴谋论的暂时隐去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这次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团长是国务委员宋健,他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的演讲。

应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和巴西总统科洛尔的邀请,李鹏出席了这次大会。当时正是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年,由于世界各国的抵制,李鹏这个总理很少有机会出国进行国事访问。里约热内卢会议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到国外去走动走动,在大会上做个发言,展示一下风貌。

1992年6月12日,李鹏做大会发言,提出了解决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五点主张:

第一:必须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向协调;

第二: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但是经济发达国家负有更大责任;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

第四:环境保护和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五: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

在李鹏的讲话中,找不到环境阴谋论的词藻。李鹏还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成立了由中外著名人士组成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就我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咨询,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诚意和决心。”

在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员也没有了关于环境阴谋论的言论。与1972年6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完全不同,中国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共5个文件。

李鹏在发言中提到由中外著名人士组成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是1992年4月19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简称国合会CCICED),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国际咨询机构,对一系列环境与发展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吸收国际上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定期向中国政府提出改进和协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中方组长是国务委员宋健,外方组长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前署长拉贝尔女士。

六、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和坚决捍卫中国的污染权

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简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或者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由于《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因此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应该制定新的目标和标准,达成新的协议。所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在2009年这一年经过多次国际谈判和会前准备,各国以不同方式表示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如美国准备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温室气体百分之四左右;俄罗斯准备在1990年至2020年期间将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减少三百亿吨;澳大利亚准备在未来十年内较2000年减少百分之五到十五;印度准备至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中国也承诺以显著幅度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少到低于2005年的水平,这些承诺给会议将取得成功带来良好的前景。会议组织者甚至希望达到更高的目标,通过在2050年前全球减排50%,发达国家减排80%的方案,他们希望各国领导人能在最后商讨中达成进一步的妥协。因此丹麦政府邀请参加国首脑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共同宣布这个历史性的文件。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总理温家宝等都接受了会议的邀请,准备去创造和迎接这个伟大历史时刻。

2009年11月26日,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

中国的行动目标刚刚公布,世界媒体均正面报道,中国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决心大,步子也大。对比印度,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但是几天之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各国纷纷撤回先前的许诺,澳大利亚政府更是威胁要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非洲国家集团(G77)也扬言要退出大会,12月16日大会主席职务——丹麦首位气候部长赫泽高辞职,只好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顶替。

毛病就出在中国的行动目标上。中国先前承诺以显著幅度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少到低于2005年的水平,这里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但是从后来公布的行动目标来看,这恰恰是错误的理解。中国所指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从2005年到2020年一共15年,平均每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少3.35%或4.52%,即可达到下降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的目的。而中国每年的GDP只要超过这个数据(而且肯定是超过),中国二氧化碳的绝对排放量还是会大幅度增长,这是参加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其他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温家宝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他捍卫了中国的污染权,导致会议实质性的失败。当然在温家宝身后有那么一批所谓的专家,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依据,比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等。

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对柴静的责问:“难道中国人不是人吗?”“为什么你洋人要消耗一个中国人四倍的碳排放量?”

丁仲礼的理论就代表了“环境保护阴谋论”,发达国家利用二氧化碳排放量来限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丁仲礼认为,如果接受西方国家的要求,中国今后从2020年以后,每年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

刘竹撰写的《哈佛中国碳排放报告2015》指出:中国是当前全球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中国在1950年的碳排放总量仅有546万吨,在1950年至2012年这60年期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增长超过100倍,其同期增长速率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2007年中国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至2012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和欧洲排放的加总。在中国30余年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碳排放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碳排放在十余年时间内增长了3倍。在2010年至2012年间,全球有73%的碳排放增长来源于中国。

根据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为联合国收集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8,240,958千吨,而美国为5,492,170千吨。2015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上升到10,641,789千吨,占全球的29.51%。2015年比2010年增加了29%;而2015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下降到5,172,338千吨,占全球的14.34%,不足中国的一半。2015年比2010年减少了5.8%。

虽然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如美国多,但是丁仲礼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单位国土面积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的国土环境容量是否能够承受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高速增长?

按美国国土面积9,826,675平方公里与中国国土面积9,640,821平方公里计算,2015年美国平均平方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26吨,中国为1104吨,中国为美国的两倍。按照全国政协委员谢振华的估计中国将在2030年出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而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会降低。未来中国平均平方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为美国的三倍。

2010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2吨,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9吨;2015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7吨,而世界平均水平依然为4.9吨。

空气污染程度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成正比。1992年成立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大气污染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和严重健康影响。中国的大气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凸现,经济损失惊人。中国首部环境绿皮书《2005: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指出:据研究,空气污染使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至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至10倍。

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指出,如果将空气污染降至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中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将延长2-7年不等。此话的意思是,现在空气污染造成寿命的缩短2-7年不等:

这些研究都表明,坚决捍卫中国的污染权,最终结果是减少中国人的寿命。而所谓的“环境保护阴谋论”的目的,不是利用环境保护来限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而是让中国人更加长寿,更加幸福。

《零八宪章》在前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零八宪章》第17款环境保护规定:“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知行合一,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这是中国解决环境和发展的关键。

1969年中国引入了现代环境保护的概念。1971年7月9日瑞典《快报》记者博·贡纳尔森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可见那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都处于一个较好的状态。周恩来当时认为:保护环境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必须高度重视。接下来的几代领导人,对生态环境保护,都做过许多重要指示。但是,中国政府是知而不行,生态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报告中,而在行动上则完全是另外一样。

撰写《中国之毁灭》一书的郑义先生对柴静的一段话话十分赞赏,柴静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前30年你们拼命毁文化,后30年你们拼命毁物质。夜以继日地挖取地下资源贱卖掉,强拆地面的民房,污染河流空气,用高税负和低工资榨乾百姓,我们的子孙没有了生存资源。你们的子孙移民走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毁之唯恐不及。”柴静的话揭露了一个事实,以环境保护阴谋论来保护中国的环境污染权,最终受害的是中国的老百姓。

由于环境保护概念引入中国,是通过中共中央调查部。出自安全部门的习惯思维和基本理念,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环境保护来限制中国工业化的“环境保护阴谋论”也随之新概念的引入而产生,并发展出污染的根源本就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直至今日,“环境保护阴谋论”在中国依然有很大市场,阻碍着中国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的可持续发展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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