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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李成梁, 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崛起的后金能放过他的后裔吗？卑鄙，小人误国啊！为什么以前没人提这段历史，只说吴三桂？？？
史海:戚继光和李成梁之悖论 因太会打仗而无仗可打
谢田/ 说起明朝后期的军事史，不能不提两个著名将领，那就是戚继光和李成梁。
戚继光是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自不待言。李成梁（1526-1615）是明朝后期的辽东总兵。在隆庆、万历年间，李守辽东，戚戍蓟北，都是朝廷重臣，只是李成梁的官要比戚继光高的多。
据史料来看，这两个人都很能打仗，但是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
戚继光无论到哪里，总是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解决问题：到南方，用鸳鸯阵歼灭倭寇；到北方，用长城，火器，再加上毁灭性的攻击力去压服蒙古人。所以他镇守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再会有战争的。
李成梁的打仗方式跟戚继光完全不同。他总是拉一个打一个，而且要给被打得半死的敌人留下后路。好比说先拉着甲打去乙，把乙打的半残之后，再扶植一个丙回来打甲，然后等丙壮大了，再带着养好伤的乙去打丙。他从来不去真正彻底的消灭某个威胁，只是车轱辘战来回打----这种方法可以确保战事连绵不绝，而且全是胜仗。用个成语形容，可以叫“养贼邀功”。
他们两人的风格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戚继光靠着张居正的赏识，镇守蓟北，十多年基本无战事。长期的和平对于一个帝国来讲，肯定是好事，但对于戚继光个人来讲，却绝对不是好事。因为长久没有战争，戚继光无战功可立，从而无法封侯晋爵，而且皇帝和朝中大臣也感受不到他的重要性，等张居正一死，马上被人排挤、打击、诬陷、夺职，最后郁郁而终，到死家境也不富裕。
而李成梁呢？前后统治辽东三十多年，打的大小胜仗不计其数，捷报一封封传到北京，弄得皇帝动辄就要去祭告郊庙，受群臣贺，于是皇帝赐给李成梁蟒袍金冠、财宝岁币无数。明史上说：“（李成梁）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最后他自己官当到太傅，全家封爵，连奴仆都成了显贵。李家的财富也多的不计其数，整个辽东的军资赋税，全由李家一手把控，号称“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个人的结果不同，给国家带来的结果也不同。戚继光去南方打倭寇，从此中国沿海再也没有倭寇了，去北方戍边，直到明朝灭亡，蒙古人再也没敢侵犯长城。而李成梁呢？打了几十年仗，弄得东北民生凋敝，各少数民族都痛恨朝廷。最后还扶植起来了一个儿女亲家--努尔哈赤--去当少数民族的头领，后来那个人被称为：大清太祖高皇帝。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时年90岁。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大典，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金，建元天命。从此，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叛乱政权，成为了明朝命中的魔星。
读史至此，总是有一点莫名的感慨。为什么要是这样呢？如果历史再来一次，事情会不会变得好一点？能不能让戚继光官居太傅，让李成梁郁郁而终？
然而仔细想想，就算历史真的重来了，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我们当然可以歌颂戚继光，痛骂李成梁，然而道德上的批判，是不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的。这就跟骂贪官一样，越骂越多，因为社会的博弈机制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不是骂几句能解决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觉得，问题不在李成梁，而是出在朝廷的制度上面。
古代的将领要升官发财，从来就是一条路：“论功行赏”。这听起来是一条很符合逻辑的规矩。有功劳，大奖赏，有苦劳，小奖赏。不是很合理吗？
问题就在于这里了：因为逻辑的合理不等于事实的合理！差得远了！
朝廷的论功行赏有两个根本的问题。第一，有功才赏，意味着“有功劳”是将军的最优先选择。有功劳，首先就不能少了敌人，因为战争游戏至少有两个人才能玩的下去，朝廷没有设计一个人自己玩也能升级的游戏。戚继光把敌人灭光了，那他再度立功的难度就很大了，灭了倭寇，灭了蒙古，没人陪他玩了，他自己也该出局了。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题为《魔鬼》的阿拉伯短篇小说。一位名叫赛姆昂的人，每天奔波于黎巴嫩北部山村中，教村民们摆脱魔鬼的纠缠。他与魔鬼日夜搏斗，坚持正义，从不厌倦。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魔鬼，但是他非但没有加害魔鬼，反而卷起袖子，把魔鬼背回家去救治。原因就在于魔鬼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是永恒的魔鬼。我是万恶之源。罪孽灭绝了，同罪恶搏斗的人也便不见了，你也随之隐没，你的子子孙孙、同事友人也将销声匿迹。我是万恶之源，难道你愿意以我之死换取罪孽的消亡？
是啊，罪孽消灭了，那下一个要被消灭的，就是那些消灭罪恶的人。难怪淮阴侯在临终之时发出了回响千古的感慨：“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戚继光灭了狡兔和飞鸟，于是只好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的安排。
第二，胜利永远是由过去的、相对的成绩，而不是未来的、绝对的成绩来决定的。
戚继光破敌，这是胜利。而李成梁破敌，这也是胜利。朝廷的封赏是一样的，然而这种封赏都是对过去和现在状态的奖赏，而不是对将来状态的奖赏。
而实际上，一场战争的价值，不光包括已取得的成果，还应该包括未来的成效。然而朝廷不会因为蒙古人不再反叛而年年封赏戚继光，也不会因为女真的一再叛乱而惩罚李成梁。
难怪古人都说：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大意是每个人都有追求私利的权利，而每个人的逐利行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 这个观念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亚当斯密他老人家大概不知道李成梁和戚继光的故事，不然不会做此论断的。戚继光为国家利益而努力，结果是个人利益的崩盘，李成梁为个人利益而努力，结果是国家利益的崩盘。而且可怕的是，戚继光不是个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他也在追求个人利益，李成梁也未尝不愿意为国尽忠，明朝灭亡对他李家没什么好处。他们都是希望同时获得国家和个人利益的。
也许，很多人世间的事，本来就是这么充满悖论的吧。完全从理性出发的行为，最后未必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有时候还会得到很坏的结果 --- 上帝果然还是掷骰子的啊。。。
史海:戚继光和李成梁之悖论 因太会打仗而无仗可打
谢田/ 说起明朝后期的军事史，不能不提两个著名将领，那就是戚继光和李成梁。
戚继光是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自不待言。李成梁（1526-1615）是明朝后期的辽东总兵。在隆庆、万历年间，李守辽东，戚戍蓟北，都是朝廷重臣，只是李成梁的官要比戚继光高的多。
据史料来看，这两个人都很能打仗，但是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
戚继光无论到哪里，总是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解决问题：到南方，用鸳鸯阵歼灭倭寇；到北方，用长城，火器，再加上毁灭性的攻击力去压服蒙古人。所以他镇守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再会有战争的。
李成梁的打仗方式跟戚继光完全不同。他总是拉一个打一个，而且要给被打得半死的敌人留下后路。好比说先拉着甲打去乙，把乙打的半残之后，再扶植一个丙回来打甲，然后等丙壮大了，再带着养好伤的乙去打丙。他从来不去真正彻底的消灭某个威胁，只是车轱辘战来回打----这种方法可以确保战事连绵不绝，而且全是胜仗。用个成语形容，可以叫“养贼邀功”。
他们两人的风格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戚继光靠着张居正的赏识，镇守蓟北，十多年基本无战事。长期的和平对于一个帝国来讲，肯定是好事，但对于戚继光个人来讲，却绝对不是好事。因为长久没有战争，戚继光无战功可立，从而无法封侯晋爵，而且皇帝和朝中大臣也感受不到他的重要性，等张居正一死，马上被人排挤、打击、诬陷、夺职，最后郁郁而终，到死家境也不富裕。
而李成梁呢？前后统治辽东三十多年，打的大小胜仗不计其数，捷报一封封传到北京，弄得皇帝动辄就要去祭告郊庙，受群臣贺，于是皇帝赐给李成梁蟒袍金冠、财宝岁币无数。明史上说：“（李成梁）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最后他自己官当到太傅，全家封爵，连奴仆都成了显贵。李家的财富也多的不计其数，整个辽东的军资赋税，全由李家一手把控，号称“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个人的结果不同，给国家带来的结果也不同。戚继光去南方打倭寇，从此中国沿海再也没有倭寇了，去北方戍边，直到明朝灭亡，蒙古人再也没敢侵犯长城。而李成梁呢？打了几十年仗，弄得东北民生凋敝，各少数民族都痛恨朝廷。最后还扶植起来了一个儿女亲家--努尔哈赤--去当少数民族的头领，后来那个人被称为：大清太祖高皇帝。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时年90岁。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大典，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金，建元天命。从此，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叛乱政权，成为了明朝命中的魔星。
读史至此，总是有一点莫名的感慨。为什么要是这样呢？如果历史再来一次，事情会不会变得好一点？能不能让戚继光官居太傅，让李成梁郁郁而终？
然而仔细想想，就算历史真的重来了，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我们当然可以歌颂戚继光，痛骂李成梁，然而道德上的批判，是不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的。这就跟骂贪官一样，越骂越多，因为社会的博弈机制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不是骂几句能解决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觉得，问题不在李成梁，而是出在朝廷的制度上面。
古代的将领要升官发财，从来就是一条路：“论功行赏”。这听起来是一条很符合逻辑的规矩。有功劳，大奖赏，有苦劳，小奖赏。不是很合理吗？
问题就在于这里了：因为逻辑的合理不等于事实的合理！差得远了！
朝廷的论功行赏有两个根本的问题。第一，有功才赏，意味着“有功劳”是将军的最优先选择。有功劳，首先就不能少了敌人，因为战争游戏至少有两个人才能玩的下去，朝廷没有设计一个人自己玩也能升级的游戏。戚继光把敌人灭光了，那他再度立功的难度就很大了，灭了倭寇，灭了蒙古，没人陪他玩了，他自己也该出局了。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题为《魔鬼》的阿拉伯短篇小说。一位名叫赛姆昂的人，每天奔波于黎巴嫩北部山村中，教村民们摆脱魔鬼的纠缠。他与魔鬼日夜搏斗，坚持正义，从不厌倦。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魔鬼，但是他非但没有加害魔鬼，反而卷起袖子，把魔鬼背回家去救治。原因就在于魔鬼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是永恒的魔鬼。我是万恶之源。罪孽灭绝了，同罪恶搏斗的人也便不见了，你也随之隐没，你的子子孙孙、同事友人也将销声匿迹。我是万恶之源，难道你愿意以我之死换取罪孽的消亡？
是啊，罪孽消灭了，那下一个要被消灭的，就是那些消灭罪恶的人。难怪淮阴侯在临终之时发出了回响千古的感慨：“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戚继光灭了狡兔和飞鸟，于是只好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的安排。
第二，胜利永远是由过去的、相对的成绩，而不是未来的、绝对的成绩来决定的。
戚继光破敌，这是胜利。而李成梁破敌，这也是胜利。朝廷的封赏是一样的，然而这种封赏都是对过去和现在状态的奖赏，而不是对将来状态的奖赏。
而实际上，一场战争的价值，不光包括已取得的成果，还应该包括未来的成效。然而朝廷不会因为蒙古人不再反叛而年年封赏戚继光，也不会因为女真的一再叛乱而惩罚李成梁。
难怪古人都说：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大意是每个人都有追求私利的权利，而每个人的逐利行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 这个观念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亚当斯密他老人家大概不知道李成梁和戚继光的故事，不然不会做此论断的。戚继光为国家利益而努力，结果是个人利益的崩盘，李成梁为个人利益而努力，结果是国家利益的崩盘。而且可怕的是，戚继光不是个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他也在追求个人利益，李成梁也未尝不愿意为国尽忠，明朝灭亡对他李家没什么好处。他们都是希望同时获得国家和个人利益的。
也许，很多人世间的事，本来就是这么充满悖论的吧。完全从理性出发的行为，最后未必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有时候还会得到很坏的结果 --- 上帝果然还是掷骰子的啊。。。
李成梁的问题一个是职业道德,另外就是小人短见,养虎为患,让后金做大.也不想想:难道后金得势后会把他的子孙当座上宾?
come也举个例子：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设计者们好像并没有考虑到疯狂发展的资本社会会有把地球上的可用资源耗尽的那一天。资本好像天生就对没什么经济利益可图的环保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感兴趣。如果不依赖政治干预的话，对这方面冲突的终极解决方式好像只有战争（--还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