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十一）

到了目的地，县委领导迅即接见程之朗等人。他们表示，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一切要求都可照办。有什么需要，请县委统战部长转告就行。临了，县委书记对之朗说，“小程同志请到宾馆休息一下。我们几个再具体研议研议。” “我不累。不用休息。” “不要客气。这里是你的祖籍。到了这里，就是回家。晚上就在那儿歇夜。行李已经替你送过去了。还有，有一个人，一位同志，想跟你见见面。他一会儿就到。请在宾馆等他一下。” 程之朗点点头。多年的干部生涯，使他惯于不多一句嘴不发一个问。 他到达宾馆，几位女服务员热情招待。她们交替以悦耳的普通话和淳朴的家乡语跟他交谈，使他惊异和高兴。小时候在家里，程家使用的是混杂着上海口音的家乡话；进大学后，之朗就只讲普通话了。结婚之后，因为妻家原籍安徽，他们也就一概以普通话为家庭语言，不过两个小孩却能讲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骤闻乡音，程之朗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情和说不出来的快慰。女孩子们已经知道他是本籍人士，同时也知道他是上海来的干部以及县委的贵客。她们把他带到一个临江的三楼套房，那是附带豪华的会客室、精致的小厨房、奢侈的盥洗室的特级贵宾单元。程之朗出差去过全国各地，也算见过不小的世面，但一个县城竟有如此讲究典雅的宾馆，却使他非常意外。 他洗罢脸，一位年轻女服务员端来茶具和烟具。茶是上等的庐山云雾，烟是金装的硬盒中华。他呷了一口茶，点上一支烟，把双腿伸直，双脚搁在茶几上。这种规格的物质待遇，他早已惯享惯受了。 他不知道他们把自己领到家乡来究竟为了什么。因为一路上同行的三人绝口未提有关这次出差的一切话题。 程之朗曾经来过家乡。那是儿时的事了。记忆已经相当模糊。当时觉得乡下处处好玩事事新鲜，魅力无穷；对二、三天的行程安排极其不满，跟几个晒得墨黑的乡亲小孩依依难舍。他只想得起来祖宅周围绕有一条宽阔的河沟，房子东面、西面、北面三侧跟宅沟之间长满茂密的竹林，沿沟则有非常大的桃树、柿子树。宅沟的水不脏，也并不很清，乡下小孩把短裤一脱，光着屁股“扑通”一声就跳进沟里像 鱼似地游开去了，把之朗羡慕得恨不得也做个乡下人。父亲严禁他们下水。母亲则无所谓，只是跟着父亲说话。父亲讲过，他小时候也短裤一脱“扑通”一声跳下水去的，但是如今他却说河水里微生物和细 菌太多，不能游泳。可见人一做了统治者，就用另外一套标准对待被他们统治的人了。程之朗想，那时我很恨父亲，但现在，我也不会准许孩子们跳下河去游泳的。事理相同，代代重复。他想，现在的乡下 ，一定更美更有趣了。这么多年，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回乡看看呢？不过，这么多年来，人们对乡下、农村，印象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下放，是到乡下；右派改造，也到乡下；流放，是到很远很远的乡下 ；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去乡下。五七干校，也在乡下。有了什么问题差错，吊销城市户口，赶去乡下安家。刘少奇后来要求毛主席让自己去乡下种田都不蒙允准，接着就给弄死了。可见，在这个国家，乡下 是最低一层。甚至可以说，离活罪死罪不远。城里的人，落难就给撵到农村去；而乡民农村户口，想要进城，就不啻难于上青天了。因此，遣送农村，是每一个市民所最畏惧的噩梦和厄运。 自己怎么可能想到去乡下旅行或探望呢？ 一个女服务员从门口探进头来。她怯怯地有礼地含笑问道，“歇好了吗？” 程之朗仿佛从神游中惊醒。他连忙放下双腿，把烟捺灭在瓷缸里，又潭潭身上的烟灰。“很好，很好。精神恢复了。彻底恢复。” “那么，能不能请到大客厅来？有人等你。” 之朗跟着她走到客厅。只见那里陈设奢华，布置精雅，到处盆树鲜花。一面墙上挂满本籍出身的高官名人的题词，旁边的镜橱里摆满本县历年所获的各种全国性奖状奖杯。另一面墙上，则是名家的巨幅山水国画。在客厅一隅，几对大沙发在鲜花簇拥中摆成半环形状，沙 发前面，是放满茶具烟具水果糖果的长形茶几。 一个看上去满脸机警的男人坐在沙发中央。他的头发已经花白。 程之朗进门以后，一眼就看到了这人。 他定睛看去，不记得曾在什么地方见过此人。 那人坐在沙发里没有动弹。他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之朗。 ----无非是什么有关单位的负责人。 ----决不是自己的大舅。大舅不会这么年轻。而且，衣穿装束也不会这样。再说，他的行程还没确定。 ----不是张家姨夫。他是脸无四两肉的瘦子。他也不会到这里来等着见我。 ----奇怪的是，这人怎么用着这样的眼光看我。而且，不动弹，也不开口。 ----不管怎样，他在等着见我。我应当主动招呼他。 之朗慢步向那人走去。他的迟缓，表明他内心的狐疑和不解。 之朗走到沙发跟前，那人才慢慢站起。 之朗先伸手过去。“我是程之朗。您----” 那人没有伸手去握之朗的手。他侧过头，用一种含义非常复杂非常费解的眼光斜眼打量之朗。 之朗窘迫了。他那伸出去的右手无力地垂下。这时，那人突然抓住那手，把之朗吓了一跳。 “大弟弟？”那人说。 之朗猝然一惊。只觉头脑又开始昏眩起来。 ----除了家人，长辈，没有谁这样叫我。而且，这个称呼已经二十多年不曾听到过了。 ----声音是这么的遥远，又像是这么的熟悉。 程之朗充满惊诧，充满疑问。他的内心活动全部显露在他的脸上、眼中。 那人仍不说话。但他的眼神已经活泼起来，生动起来，似乎有一种神秘，加上一种恶作剧的意味。 他看出之朗好像已经受不了这种秘而不宣的折磨，便放开之朗的手，突然弯下腰去，把自己的右腿裤管向上提拉，直至膝盖。他伸出右腿，让之朗看腿上的一块烧灼伤痕。由于是深度烧伤，那块疤痕皮肤很不平整，而且不长汗毛，中间还发亮，在毛茸茸的小腿一侧，像卧在草丛中的一块玉石。 之朗即刻想起，自己七、八岁时，大年初一夜晚放焰火，跟弟弟两人异想天开，把一根可以把火球直送几十公尺高的“九龙”的长长 的尾梗斩去，只留一寸左右，把它平放在地上，然后点火。不料药线 燃尽之后，这九龙由于并不朝上而且没有了尾梗，不能笔直上升，便贴着地面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不规则地乱跳乱窜，一下子窜进了一个人的裤管里去，在里面猛地爆炸，把他的裤腿整个儿烧了起来。 对闯下的这个大祸，程之朗终生难忘。 “银升！”之朗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大惊小怪和大声叫嚷过。“银升！是你？你是银升？太意外了！有几十年了吧。你让我看这伤疤 ，真聪明呀！不然，我怎么想得起来是谁！” 对方这才显露笑容。一种很由衷很温情的笑容。 由于之朗叫得太响，两个服务员来看究竟了。 银升对她们一挥手，她们吐了吐舌头，避走开去。银升走去关上了滑槽拉门。 两个人足足谈了三个小时。 没有人来打搅他们。也没有人来提醒他们已到晚餐时分。 程之朗的经历我们已经大致了解。 谢迎胜十八年来----打从一九六一年他以某省公安厅副处长身份去大西北戈壁滩寻访程家下落以后----的遭逢，我们就不清楚了。 当年，他怀着复杂的心情从大西北失望而归。处长阿金劝他死了 这条心，别再沉浸在丧失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情绪中不能自拔。金处长说，“你我生死之交，讲话不打官腔。程家俞家，待你再 好，总不是亲生爷娘。他们落难，不是我们踩的坑的，良心上就对得起天对得起地。现在是啥社会？我们是啥身份？多吃多占玩弄女性是犯错误，但叫做‘生活错误’，改了照样是好同志。在阶级立场上政治路线上出问题，就戴‘反革命’帽子了。这顶帽子一上头，什么人都别想翻身啦。再说，我们是公安战士，是专政工具，是对付敌人的刀把子。别说是对付敌人，哪怕是切肉砍柴，刀锈了纯了缺口子了就不好用了就进炉重化了。我们是捏在人家手里的刀，人家爱砍谁咱就得往谁的头上去，就是咱们的亲爷娘嫡弟兄，也照去不误。这就叫做纪律，叫做党性。革命和政治，本来就是残酷的事情，心肠软了不行。现在不比旧社会，这个行业不对路，就改行做别的。城市里混不下去，就回乡下种田，有你的一份自由。现在，你能不干吗？你能不积极干吗？不想干，就是反动，就是背叛；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别的。对你，我不打算这样看；对别人，哼，我不会客气。要革命，就黑了心、死了心、铁了心一条直路走到底。不然，你就乾脆不要下这个水湿这个脚。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看到你的这种表现了。这是最后一次。你要再这样那样，我就要向党组汇报了。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我不搞你的小动作。要搞就搞大动作。我一动手指头，你小子就完了。听到没有？” 谢迎胜唯唯诺诺，低头认错。这个阿金，他是深知的。其人党性之强，立场之稳，骨头之硬，手段之辣，是上下左右众所周知的。对迎胜，他网开一面，因为迎胜是他发展进革命队伍来的，他一直把姓谢的当小老弟似的带着拉着；他一向把迎胜的闪失看做是自己的责任，当然也把人家对迎胜的态度看成是对自己的态度。他不愿意迎胜在革命立场的大节上出任何问题。但是，这人向不循私。他对迎胜，网开亦只一面而已；绝不一而再，再而三。 文化大革运动的降临，对多数共产党领导干部来说，是一场莫明其妙突如其来的灾殃。他们根本不知道它缘何而起，冲谁而来，想干什么。但是，不可逆转的形势犹如山倒。省委垮台，省公安厅长垮台 ，阿金和谢迎胜以及其他几个处长统统被揪了出来，关了进去，立案审查，成了“自己的”政权的阶下之囚。金、谢两人在国民党时代的坐牢经历被翻出来当成叛变的证据。红卫兵的专案调查工作做得不比 公安机关的专业人员逊色到哪里去。他们拿到了证人的口供，证实阿金确曾承认散发共产党传单。这就是自首变节。文革的革命逻辑就是如此。至于阿金在狱中对党的组织关系及同志情况的坚不吐实，他们 就略而不提了。 阿金被公安厅内部的造反派与中学红卫兵组成的联合专案小组关押在公安厅的一个地下牢房里。那是文革前关押海外派遣特务以及重罪现行反革命犯的地方。由于阿金本身是个审讯专家，专案小组用来对付他的手段加倍严酷。他们吊、打，疲劳审讯、饥饿折磨，无所不用其极。年轻的公安人员和学生红卫兵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国民党反动派会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放他出狱。“你倒说说看，你们抓到的犯人，有没有只关了几个月，他什么也不肯交代，就把他放了的事？”造反派们用讥嘲的口吻问他，这倒使这个地下党出身的老革命语塞了。这提醒他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的专政刀子，不知比国民党的要锋利、残酷多少倍；要是当年的国民党警察局有我们的十份之一厉害，我们共产党革命人士，就很难越发展越多了；我这个倔头，就不可能活着出来了。但是，如何去向这些什么也不懂的年轻人讲清真相？ 阿金顽强对抗。他是不会低头的。他更不可能承认什么无中生有的变节背叛行为。他怎么也想不到革了几十年的命、革了无数反革命的命的自己，会碰上这档子事。阿金不明白的是，今天，别人是革命造反派，自己已是叛徒反革命了。处在这个地位上而采用顽强对抗的姿态，他就危险了，完蛋了。阿金厉声叫骂不屈硬挺四个多月，终于以五十九岁之龄，死在他自己掌管的监狱的最可怖的一间里，被他毕生效忠的党和政府宣布为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 谢迎胜的日子也不比他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阿哥好过到哪里去。但是，他除了绝对不揭发阿金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方面一概不对抗 。他承认自己坐过牢，但这是在参加革命以前。他承认跟阿金同过监，但说那时阿金并不认识自己，根本不会对自己说什么。又说阿金是个“打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的倔人、刚人，一贯神秘莫测，对自己从不说心里话。这一点，专案组倒是不能不相信，因为跟他们自己获得的直接印象完全一致。谢迎胜告诉审讯人员，自己坐国民党的牢完全是冤案。牵涉的事是杀人嫌疑。而死者是当时供他吃住的一个美艳女子。“我为什么要杀她？她一死，我顿时食宿都没着落了。我真的指望她长命百岁哩。”他软磨软顶，婉转解释，嘻皮笑脸，抽象认罪，造反派一对他恨意不深，二对他毫无办法。后来，造反派不知从哪里搞到外调材料，证实那被杀的女人是个出生在中国的日本人，抗战时期以歌女的身份做日军的间谍，而她的被杀则是同党的灭口。对谢迎胜的审查，就此放松。此外，对于谢与金的关系，他则不厌其详 、绘声绘色地叙述细节。从路上巧遇，阿金不认，自己跟随他五、六哩路，到一个暗角，阿金如何一个“推月破云”，接着一个“黑虎偷心”，差点把自己打死，自己一再苦求，阿金才答应替他“找找线索”，这才走上革命道路。他也承认替反动人物当车夫，但那是埋伏在 反动人物身边做暗探，把他的一举一动报告上级；直到解放前夕，自己被调到某位老总身边做保卫工作----。提到这位老总，造反派们就不知如何办才好了。因为老总的材料他们是不能搞的，而老总本人， 则似乎不像属于毛主席革命司令部以外的人。谢迎胜看出对方的软档，马上补充说，去老总身边，还是靠了老金的介绍，是他带我去的。他不知道，这时，阿金已经不在人世了。谢迎胜，以他的机灵劲、油 滑腔、牛皮糖态度，终于挺过熬过了人生的这个大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