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灭》（二十五）

需要略微一说的是，静君的五妹俞懿君，解放后不久，就被组织上调去东北工作。东北比上海早解放；解放军苦战数月，打下以后，各省各地一片萧条，极需大批有文化的干部前去接管各个部门，并改变百废待举的局面。懿君一去经年，音讯全无；二姐夫妇的遭遇和老家的破落，她一点也不知道。 汽车间的生活过了不足两年，一家人渐渐习惯。最初的窘迫和羞辱很快过去，忘言有“安贫乐道”的思想武器，以往虽然没有怎么“贫”过，但古人的乐于诵贫吟穷、不穷也要吟几句“贫贱夫妻百事哀 ”“全家都在秋风里”之类诗句的嗜好，对旧文人的确是有很大影响的。中国旧文人一向瞧不起富贵荣华，不齿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因此把清贫而照样洒脱，匮乏而不改其乐视作一种高格调的境界，所以忘言不曾被穷愁潦倒所击败，反而有了做几首旧诗的实料和合适的心境。他当然也不是那种喝冷水饱肚子而犹自在那里吟诗作词的傻瓜和不负责任的呆子，把养活一家人的担子扔给静君和大妈；他勤奋穿梭于寄卖商店和古旧书店的收购部，把家中仅剩下来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去换回为数微小的金钱，这还是搬到汽车间以后才苦思出来的一条生财之道。他怎么也想不到，一枝派克金笔当时可以卖三十多元，一听美国咖啡可以卖上十元，一把西德的小洋刀可以卖二十几元；一些旧藏书画，上海的文物保管委员会出价大出他的意料，而他的无数手杖，居然也很值钱，行家给每根估上不同的价格，竟然不久便能售出。他的藏墨、藏砚、藏印、藏书，各种钟表，甚至眼镜，竟然也是寄卖商店欣赏的东西，以致他们要求自己上门来挑选了。忘言的一些西装和大衣，佐伯留下的几箱杂物，件件都能标上不错的价格；静君那些几乎从来不用的钻石首饰和不算很多的翡翠宝石金器，那就顶得好一阵子的基本开支了。大妈的私人财物，原来静君是不准触动的，搬家前她帮大妈拾掇在几口小箱子里，放在最稳妥的地方。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大妈悉数捐出，大家苦劝无效，因为大妈说的话，从礼数看不可反驳，从内容看无可非议，从实用看不得不从。大妈说，“统统拿去卖了吧。不过，要一件一件地出手。这么多东西一起拿出去，再好，在人家眼里也变成芝麻谷子了。你们不必跟我客气。我留到最后，也就是知道你们会客气。客气是犯傻。我们是不是一家人？一家人讲什么客气？现在是饱肚子保性命要紧，别的都是空的。再说，孩子还小，要吃饱穿暖才长得大。我们家到了这般田地，谁也没有错。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问心无愧，也不去怨天尤人。能把今天明天对付好，也就把下半辈子对付好了。”朱妈也把毕生积聚拿了出来，“你们也不要客气。现在大家落难了，我留下这些东西闻着不香舔着不甜，要来做甚？你们好时，我跟着过的什么日子我自己不清楚？现在你们苦了，我一个人独好，又有什么味道？我朱妈跟定你们没有跟错人。我字不识，人是识的。事不懂，理是懂的。那年我踏着啤酒瓶碎玻璃，大先生一个膝盖跪在地上蹲在我面前替我钳脚底板里面的碎渣子，又是擦脏又是消毒，再包扎起来，整整一个钟头；后来二小姐自己天天帮我擦脚换药，你们晓得那时我罚过什么誓来……” 这样，在当时物价还没有冲天起飞的情况下，一家人也活过来了。那时他们所住的这条里弄，居民多数是条件较好的人家，有几户还是跟俞家程家有过交往的，要不就是熟知俞程二家的来龙去脉的；事情经不起以一传十，不久所有的邻里都知道这是大有来头的倒霉大户，再加上这一家人的彬彬有礼教养有素，大家对他们就少有轻蔑岐视多有同情敬重了。再不久，就有好几家领取丰厚定息的昔日资产阶级人家来聘请程先生就近当他们的家庭教师了；付给的报酬无一是按钟点计算，全是出手一笔，直让忘言目瞪口呆；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只好感愧于心。这时，所有忘言静君的亲朋熟友均不露面，前来汽车间作客的只有妹妹幼稚园的老师、后来成了忘言弟子的陈烟波女士。她已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当编缉，不过个人私事并不顺遂，迄至那时，还没有合适中意的对象。她来时，总不忘带些那时市面上已经普遍缺少越来越难买到的糖果糕饼之类的食物来给正在发育期间的么弟和妹妹一偿口腹之欲。 五十年代末期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剧变的阶段。共产党执政十年有余，经济建设方面由于高层意见的不一，而显得脚步踉跄。一个稳健的计划刚刚在争议之后推出，马上就来了一个疯狂的“大跃进”。“大跃进”的疯狂性恶果立显，跟着就来了全国性的大衰退大饥荒。在统治集团的核心，一个总结教训商讨善后的会议突然变成掌权而又须负主要责任者的恶狠狠反扑，带来的后果是将原先的疯狂继续推向极至。在政治上，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制皇朝从此确立。一切现象都告诉世人，在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横行无忌，不管是非对错，此人触犯不得，违逆不得。但是，此人却又玩了一个把戏，在重新确立自己的威严和权柄之后，他让出了他的一个礼仪性的位置－－国家主席－－把这个皇冠加到长期以来拥戴他最卖力气的刘少奇的头上，让这个姓刘的去代自己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的琐碎事。国人、世人看得眼花撩乱莫名其妙，有的以为他引咎退让，有的以为他贵在自知，有的以为他大势已去，有的以为他安排接班；实际上他在腾出精力准备对整个不听使唤的僚属班子做一次最大的割除手术。 不管怎样，忘言报纸是必看的。他看出了中央核心的动荡不稳，看出了这个本领确实不小的人以独霸天下为唯一目的的心理。这本也不是十分反常的心理。这就是人性。只不过是极少数伟人的人性。中 国本无民主政治基础，抗战前有过实施孙中山的民主理想的契机，但给日寇的入侵破坏了。接着就是抗日的战乱，国共的战乱，最后就是上一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结合本世纪苏俄式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忘言在早年曾强烈怀疑过这种全盘西化的思想和体制对于古老贫穷中国的适合性，后来国民党统治的专制和腐败使他对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宣传发生了好奇和期盼，因此他决定留下来刮目以相看。看 了十年，他完全明白了。出生在清末、跟蒋介石差不多年龄的毛泽东，尽管打着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一旦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大位，绝对无法避免把自己看作“真命天子”的心理。十年来的种种折腾，无非就是他确立自己“真命天子”的地位的斗争；跟他的革命同志斗，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斗，跟一切阻碍他确立这种地位的人斗。这种斗争，波及社会，就变成了令亿万人激动紧张、，令一部分人得福遭殃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在这些斗争中，他无往而不胜，只因几十年来他已经把他的大部分臣属变成了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小人；在他的部下中是非明确嫉恶如仇的人已被摧折殆尽；他只需略施小技就能大获全胜，因为他作风的无赖手段的毒辣是无人不怕的。到了六十年代起始 ，这些形势，在忘言心中，已经了然。他深信，中国的局势还会继续恶化，眼前的大饥荒只不过是个序幕。 忘言对自己已完全不抱希望。在苏俄，比自己无辜得多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都被成批成批地枪决了。自己还活着，还能教教自己和 邻家的小孩，这就是中共统治的仁慈了。对这点，他倒是不无感激的；好像自己原先的看法还不绝对错误。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投入对两个尚在自己身边的孩子的家教。他深信，中国未来的转机，有赖于人们的觉醒，而人们的觉醒，有赖于他们的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则来自知识学问。但是，对人的教育，却不能速成，还得一步一步地来，一点一点地增益；还得跟孩子们自身在成长中经验感受的积累结合起来。程忘言有了一种空前的紧迫感。他把孩子的家课增加到每天三个小时。他给么弟和妹妹讲论语、大学、礼记，讲国策，讲史记，让他们熟诵默写。他认为，孔子的思想里有对人性人生、人际关系、政治理想的最先进最优秀最颠扑不破的总结和阐述。这些思想会使人不受欺愚，坚强有力。 一九六零年开春，忘言所住地区的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组织，传唤忘言前去开会。在会上，忘言得到通知，他的全家，必须迁徙到甘肃省的一个地方。名为动员，实是强迫。如若不从，户口会被注销，粮食供应随即断绝。动员者还描绘了一些美好的前景，说开发边疆，建设新的家园，每个人都能发挥特长，得到重用，有文化的人前途尤为广阔。 事实是，全国的大饥荒造成了城市粮食供应的巨大压力。中央政府和市政当局，接受了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提议，把上海等中央直辖城市内闲散失业的“四类分子”放逐出去，到边远地区垦荒自食。 三星期后，忘言静君夫妇，带了大婆朱妈，以及么弟妹妹，一家六口，老弱妇孺，携带着全部财产－－随身几个包裹，登上了沪宁线转陇海线的装货闷罐火车车厢。 到派出所送行的只有么弟和妹妹的几个同学。 （十） 邱仁杰是一个地位、处境非常特殊的人。 他首先是一个有成就有名望的学者。这个身份在解放前就已确立。参加革命后，他基本上从事的也是教学工作。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过中国历史，同时又一直兼任中央机关的秘书，为首长做文书工作；很多中央文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就是经他修改润色。但是，不管工作多忙，他从来没有中辍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初探》巨著的写作。毛泽东对邱仁杰向来是另眼看待的，对他的研究和写作也很赞许和支持，常常嘱告其他同志减少对“邱先生”的工作要求。照说邱仁杰在赴延安前早已入党，毛应以“同志”称之，因为那时的惯例对党外名人才称“先生”；但不知为何，党的主席从来不改这一称呼。下面的人琢磨出来这不是领袖对此人的见外，而是对其人的尊重；一句话，领袖不曾把他当作部下，而是把他当作朋友。究其原因，主要是邱在革命队伍里立身姿态的正确。那个时候，在延安革命队伍之中，文化界有点名气的角色大有人在，邱未必属于凤毛麟角的拔尖人物，他更不竭尽全力表现激进；要说浪花，他是一点也不曾翻起过的。但是，正是由于他的勤奋工作，刻苦进取，不求闻达，不攀关系，不想升官，不捞好处，赢得了毛的注意。毛知道，革命队伍，也就是政治团体，投身此道的人，大都是名位欲权势欲很强的人，即使说是为信仰理想奋斗，但在奋斗中本性也会显露无遗。 邱仁杰这种人，是比较罕见的。他把工作只当工作，做完就转向另一件事，一点也不去收获成绩和积累资本；他去中央机关或某个领袖身边接受某项任务，从来不对人说，也不从此自认是什么人的亲随。他 不以学识自傲，也不以微渺自卑；他虽然不时出现在某位要人的住所身边，常常受命经手重要任务，级别却始终不高，而他又从来不感委屈，提出什么个人利益方面的要求。所以，毛对此人，是很有敬重之 感颇有亲近之愿的。毛十分需要阿谀奉承、助纣为虐，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又十分鄙视和痛恨这种人。 邱仁杰的明智在于，他知道，在中共队伍里，有了毛的这份心照不宣的友谊，他还要名位、待遇、官衔来做什么呢。 解放以后，邱的工作单位落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职衔是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照常从事他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但是，他又有一个从不对外公开的兼职，那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他没有具体的职称和职位，也不隶属于任何一位领导人，他是整个中央核心组织的机动的文书人员或称谘询人员。他的身份非常微妙，十分神秘。由于从延安带过来的习惯，别的中央领导人很少找他办事，有需要时，也往往不厌其烦地设法先通过毛的肯首。进城之后，在毛的要求下，他住入了中南海，在一般中层干部的宿舍里占用一套三小间的住所。滑稽的是，通常他骑一辆自行车从中南海出发去社科院上班；当然他的所谓上班完全是自己有所需要时才去，院领导对他的特殊性是一清二楚的，对他的行动是绝不过问的。他在中南海里，没事的时候就做自己的工作，有通知时便被小车接了到需要他的地方去。一般来说，毛及其同事们，凡是找了“邱先生”来，在他面前，说话绝不避讳。他总是默默地听，默默地做要求他做的事；如果要他说话，他就据其所知尽其所能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大体上，不是讲解一段历史来源，就是解释一条理论根据。有时，他也说点自己的看法。当然，多数时候，是毛找他聊天。不过，找他的次数并不频繁。有时，毛也给他布置一些极其特殊的个人性质的任务，让他出京去一些地方，这时，毛的总管就会替他安排一切，包括给地方上预打招呼，以及提供最舒适最迅捷的交通便利。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加给他的头衔就是“中央书记处代表”。这样，各地大员，对他自是十分熟悉，又礼敬有加。 在六零年年底的一天晚餐后，毛把邱仁杰找了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