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人生，互助互爱
互相提携勉励；为我，为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海外闯出美好的生活和成功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绵力。
《吞吐大荒》 万里云霄一羽毛
五 名校与名师（1）
作者：傅宁军
以前人们以为，徐悲鸿在“五四”前夕离开北京，与“五四”运动没有关系。其实，徐悲鸿身在欧洲，不曾忘怀北大精神。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九十三岁的徐悲鸿学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法祀。他看过徐悲鸿写于法国的两篇诗文。“我一看就是他写的，文言跟白话掺杂在一起，就是他特有的文风。他如果在现场的话，也会振臂疾呼。”
冯法祀的记忆力果然超强。在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徐悲鸿书画册》中，收录有二十四岁的徐悲鸿以行草体书写的文稿，其中一篇曰：
今日何日乎，吾等齐处烈风猛雨里，往者暴君污吏贪官孱将殃民害国，罪恶不可谏，偏今日白手空拳，排难御侮是吾事，振臂束襟同奋起，可以凿开道捍狮虎，猛兽实无知，不似戈龙勃入美洲，野人容易制。今日乎，空间尽处是吾敌，众贼频起来不息，吾有双臂并两拳，当与道者尽格杀。黄帝吾祖乎，吾为汝裔勿羞戚。
八年夏，国人奋起击贼，有死者，吾居海外，只能悲歌一掬同情之泪，成词二首，敢奉仲子学长匡谬。悲鸿
这篇写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激昂之作，读来悲愤满腔。人们看到了一个虽在异国他乡，却同样感受“烈风猛雨”的热血青年。将自己的振臂疾呼溶入“五四”大潮的徐悲鸿，在开始欧洲留学时，就有了一个激励自身发奋的定位。
二○○五年五月，距离徐悲鸿当年赴法留学八十六年之后，我和同事前往巴黎。中国和法国的地理位置在世界地图上没变，不同的是，在徐悲鸿的时代，人们坐着蒸汽发动机的海轮穿行大海几个月，如今国际航班只要十多个小时，就能轻松完成。
拒绝改变是法国巴黎的主调。塞纳河对岸老建筑在车窗外移动，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尊重历史仍是巴黎人的传统。像其他古迹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校园一切如故，地面由碎石砌成，高大的主体建筑浮雕精美绝伦。
当初徐悲鸿是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学生，而中国当时在西方根本被人瞧不起，大师云集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会保存他的学籍档案吗？
法国人果然信守承诺。行政主任薇诺妮卡和几位男士，已经等候在大门里的停车场了。薇诺妮卡向我们介绍，这所著名学府前身是巴黎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建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也有部分二十世纪的建筑。它的艺术品收藏极其丰富，有些是当年皇家绘画与雕塑学会遗留的。她给我们引见了学校档案馆研究员艾玛奴尔。
档案馆在学校主楼一侧。推开沉重的大门，档案馆内有三层楼那么高，穹顶装饰很讲究，用富丽堂皇来形容毫不逊色。这里有一百多年间学校所有的学籍档案。艾玛奴尔抱出一册很厚的大本子，翻译朱明宇念出封面上的法文：“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存档，男生的档案。”原来这是当年新生签名簿。
艾玛奴尔打开夹有字条的一页，指着其中一栏鹅毛笔的字迹。徐悲鸿名字后面填着：出生地：宜兴（中国），导师：F·弗拉孟，被画室接纳时间：1920、11、15，参加入学考试时间：1921、4、4，被允许开始学习时间：1921、5、13。
那一年，徐悲鸿二十六岁。徐悲鸿的素描和文史考试都取得了好成绩。而在此之前，徐悲鸿曾在巴黎朱丽安画院学了一段时间素描。
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驻法国总领事赵颂南曾发函给高等美术学院，以国家的名义，证实学生的身份。这份文件等于是当时中国驻外机构给徐悲鸿的担保：院长先生：我很荣幸向您推荐中国学生徐悲鸿，现住在巴黎少姆哈路9号（音译），他刚向我表达了在您学校注册的愿望。另外，我证明他出生在中国江苏省宜兴。非常感谢您为这个学生提供的方便。我请求您接受我非常崇高的致意。
摄制组翻译朱明宇告诉我，有一张照片中的留着胡髭、面色严峻的学者，就是徐悲鸿的导师弗拉孟教授。弗拉孟教授的一封信，发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校长先生：我很荣幸地请求您，将徐悲鸿先生注册在我画室的学生名单中，请您接受我诚挚的感谢。弗拉孟教授的另一封信，则是代表校方的接受函，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录取通知书。这封信写的是：徐悲鸿先生，我荣幸地接受你为我的学生。
和徐悲鸿当年入学的时候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延续的，还是导师制。学生选择导师，导师也选择学生。选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导师，徐悲鸿非常明确，第一是最好的，第二是写实的。他觉得，中国画之所以让他不满意，因为它被关在书斋，不关心现实，这和他内心的叛逆和在北大所受的熏陶，完全不合。
在诸多导师中，徐悲鸿之所以看中了弗拉孟教授，是觉得他的历史画与主题肖像画创作，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精华，气势宏大、流畅自然。而弗拉孟也喜欢徐悲鸿，他看到徐悲鸿不只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成熟的中国艺术家。
徐悲鸿具有中国绘画基础，理解西方绘画技法的角度与众不同，他对西方透视学、解剖学以及色彩学、光学原理的把握，很快高出于其他同学。他练习素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从人体结构的变化关系，到物体的明暗层次，从质感、体积感到色彩感，深受弗拉孟教授的称赞，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徐悲鸿上过课的教室还在吗？
薇诺妮卡女士在前面引路，陪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三面是相互连着的一幢楼房，而楼下草坪正面有一扇紧闭的大门。这扇门以前是朝着街面开的，而今已经封死了。我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登上侧楼的二楼。满墙刷满各色颜料，可能是学生涂鸦之作。通道尽头的一间宽大画室，就是徐悲鸿学画的教室。
阳光从天窗洒落。基本保存原样的画室，充满着油彩的气息与艺术的氛围。徐悲鸿是个勇于寻找机遇的人，他百折不挠地努力，终于站在这间画室里。而那时这所学校没有其他的中国人。说徐悲鸿是凤毛麟角，几乎代表着一个中国，在当时西方人眼中其实并不夸张。在他之前，确实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到这里来过。
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离卢浮宫不远。从学院门前的波拿巴巷走向塞纳河畔，在法兰西学院前走上艺术桥，桥的斜对面就是卢浮宫。艺术桥的桥面木板没有变，塞纳河水依然静静流淌，今天卢浮宫仍是法国人最自豪的艺术圣殿。不同的是，中国游客的面孔似乎很普通。中国留学生和艺术家的出现，也已司空见惯。
《吞吐大荒》 万里云霄一羽毛
五 名校与名师（2）
徐悲鸿有备而来，他不是一个盲目的小青年，而是一个理智的中国画家。他时常思考着“大道”，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使命和一个画家的责任。徐悲鸿与当年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一样，抱定明确的目的。积贫积弱的中国，使他们过于早熟，充满革命激情。他们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寻找他们自认为的真理。
绿树成荫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坐落在巴黎市区一条街道旁。早就听说，西方人对于死亡的理解与我们不同，墓地常常紧挨生活区，死者与生者和睦相处。走进公墓，如同走进一个雕塑世界。伟大的作家雨果、作曲家肖邦、画家德拉克洛瓦等辉煌的名字，与各式各样雕塑相伴。飞翔天使与优雅少女，还有盛开的花木等，展示着生命气息。
在这个西方的“人生后花园”，我们找到了巴黎公社社员墓。与其他巴洛克风格或罗马风格的墓园相比，这里显得很简洁，但简洁中表达着无言的庄重。只有一块很不起眼的墓碑，沉默地护卫着为社会正义而流血的先辈。
八十多年前，徐悲鸿曾在这里写生。如今斯人已去，现场依旧。阳光洒满草地，微风吹拂树枝，偶尔有游人走过，但闻声声鸟鸣，给人一种幽远的怀念。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生前说：“周恩来和徐悲鸿在巴黎就相识了。”也就在这块墓碑前，年轻的徐悲鸿邂逅了同样年轻的周恩来。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廖心文是《周恩来传》的主笔，她说：“当时周恩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凭吊死难烈士，遇到了正在这里写生作画的徐悲鸿。两个人相见以后，可能因为两个人都是江苏人，而都有美术爱好，也是自己的追求，所以觉得特别地亲切。他们在巴黎产生的这种感情呢，延续到解放以后。”
这也许是一幅让无数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面。两个同样怀揣理想和抱负的中国青年，在这里殊途同归，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周恩来与徐悲鸿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步入巅峰的欧洲绘画与雕塑。
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保存着周恩来留法期间给亲友寄回的卡片，印证了周恩来对徐悲鸿取法西方写实传统的共鸣。一张贺年片是米勒油画《拾麦穗》，一张明信片是罗丹雕像《大卫》，周恩来在背面用钢笔写道：“这是有名的罗丹雕刻，不用我介绍了，此像陈列在卢森堡美术院中。”另一张明信片是英国油画肖像。“这是一张英国名画片，画册藏在巴黎鲁沪（卢浮宫）博物院，英国美术天才不算多，所以英国的好作品很少，不过近年来也渐渐发达，他们爱画儿童的像，这张画可以说很传神了。”
周恩来在巴黎住过的公寓，虽然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但法国政府仍在临街的墙上挂了一块刻有周恩来像的铜牌，以示纪念。就在这条街的斜对面，就是徐悲鸿在巴黎住过的公寓，我们按照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提供的法文地址，也找到了门牌号码，楼的外观还是当年模样，里面却已经很现代化了，是一个非常讲究的旅店。
徐悲鸿总是这么幸运，尽管他在法国的日子依然没能摆脱贫困，可是他的身边总是巨星闪耀，使他能够沐浴在思想的阳光下。
一九二○年冬，徐悲鸿认识了他的艺术道路上又一个引路人，他就是当时法国画坛的泰斗、公认的画坛领袖达仰·布佛莱。
那是一次文化名人茶会，受著名雕刻家唐泼特的邀请，徐悲鸿也前往参加。知道这位中国留学生才华的唐泼特，把徐悲鸿引见给与会的达仰·布佛莱。应达仰的热情邀请，徐悲鸿来到他的画室，看到大量的素描、速写和油画，体会达仰艺术语言的魅力。二十五岁的徐悲鸿从六十七岁的达仰那里，读到了天才画家的执著。
在徐悲鸿看来，欧洲绘画传统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与中国绘画风格迥异，同样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而达仰继承文艺复兴精华，引导他借鉴吸收，是他求之不得的。中国并不缺乏写意和抽象的元素，缺乏的正是写实训练。
徐悲鸿惊奇地发现，达仰已经是画坛大家，每天一大早，还是到画室作画，直到天黑才离开，即使是星期天也不例外。人们都知道，徐悲鸿画马名扬天下，而达仰也是画马的高手。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出生在巴黎，是中国台湾移民画家的第二代，她的研究方向是美术史，曾将达仰·布佛莱作为研究对象。她给我看了一张达仰油画复印件。画面是一个人带着马喝水。
她说：“马的题材，徐悲鸿是非常喜欢的，常常在他的画里，看到对马的兴趣。徐悲鸿的老师达仰先生画马画得也很好。我想从这些马的比较，可以看出，徐悲鸿先生当时来巴黎的时候，希望了解的是整个西方的艺术传统，从最古老的希腊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欧洲。他想把非常丰富的西方传统，系统地带回中国去。”
我们来到巴黎大学大会堂，看到达仰的画作，造型逼真，气势恢宏。徐悲鸿与达仰相识的那一年，达仰的画作在世界博览会上卖到10万美元，是当年参展画家的最高价，被人们誉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画家”。只要有达仰的画，徐悲鸿都会去看，仔细品味大师的创造力。当时巴黎不少重要建筑，都以请到达仰作画为荣。
在法国巴黎大学给我们当向导的，就是在此任教的彭昌明。她帮我们与校方联系，把大会堂的门打开。她说：“巴黎大学是十九世纪盖的，整个建筑是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风格。当时要求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家画壁画，达仰在世界博览会，巴黎大博览会，一九○○年的时候得了大奖，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因此也受到了邀请。”
如果说，徐悲鸿出国之前对西方绘画有所了解，但真正踏入欧洲，是从他的导师弗拉孟，以及达仰等好几位前辈大师的身上，领悟到西方绘画的精髓。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只是描写宗教圣经故事的古典主义，已经让位于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主体完成了由神向人的大转变。徐悲鸿追溯着欧洲文艺复兴的绘画传统。
文艺复兴后西方绘画界派别林立，优秀的写实传统已经登峰造极，到二十世纪初叶，西方造型艺术进入现代派“春秋战国”：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主义、超现实派、表现派、抽象派等等，新潮喷涌，目不暇接。喜新厌旧固然推动着艺术的创新，但徐悲鸿也看到，许多西方现代派大师曾有过写实的扎实基础。
《吞吐大荒》 万里云霄一羽毛
五 名校与名师（3）
徐悲鸿想的不只是个人的爱好，而是民族文化的更新。他何尝不知，由日益成熟的写实传统向写意抽象转化，将现代派推向极致，在西方蔚为大观，因为写实在西方已经走过漫长的历程。而他觉得，中国绘画改革则相反，急需汲取西方绘画的写实精华，尤其是引入西方绘画的科学理论与训练方法，因为中国需要补上这一课。
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赵力，是一位年轻的美术史学者，他曾仔细寻找上个世纪初赴法国学美术的中国学生踪迹，完成了相关的研究课题。他说：“作为一个学生，去选择创作的一种方向的时候，徐悲鸿先生是非常有定力的。所谓的定力，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而不是随波逐流。徐先生选择的是法国的写实主义，他认为这种写实主义是一个艺术传统，或者是欧洲的古典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点。”
刻苦求学的徐悲鸿，痴迷的程度，当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出了名的。他的画进步很快，老师们不再吝惜赞扬，同学们也对这个黑头发的学生不再看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徐悲鸿取得成绩并不奇怪，因为他太刻苦了，没人比得了。
《美术研究》主编邵大箴告诉我：“徐悲鸿先生他为什么当时学习写实主义的艺术，非常尊重达仰，而且要把现实主义的艺术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他有个基本的、历史的、文化的思考，认为现实主义艺术是永恒的，这一点在他所有的文章里都反复强调。第二个他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需要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艺术。”
一九二一年夏，中国的国内政局动荡，留学生的学费中断了。徐悲鸿很难维持在巴黎的生活，加上他的肠胃病时好时坏，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他不愿意半途而废，再难也要坚持学下去。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徐悲鸿所剩的一些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于是，他和蒋碧微来到了柏林。
柏林向徐悲鸿打开了又一个天地。他亲眼看到伦勃朗、门采尔、绥干第尼的绘画和脱鲁倍斯柯依的雕塑，他向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等德国前辈画家求教。在柏林近两年，他每天作画达十小时以上，到博物馆临摹从早到晚。他住的是柏林“唐人街”，德语叫做“堪得斯塔德”，一般中国人称它康德大街。
徐悲鸿每天走过这条飘散着中餐香味的街道，熟悉的气息勾起乡思，让他想到万里之外的故土。逢年过节，民间舞狮子，而父亲徐达章也会画狮子，可惜他终老乡间，只能凭借想像。也许徐达章没见过狮子的遗憾，徐悲鸿并没忘记，他在柏林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动物园。狮子形象在他的速写本上占的页数很多。他观察狮子的站、卧、走、跃的姿态，把狮子的结构一丝不苟地画下来。到了吃饭时间也舍不得离开，忍着饥饿和阵阵肠胃痛，去捕捉着狮子吞食的动作特点，手中的画笔不停地画着。
徐悲鸿画的狮子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逼真传神。他凭着记忆能将一头雄壮的狮子画得活龙活现，绝非偶然，他渴望他的祖国像一只真正的雄狮，如同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有一天早上会醒来，向世界发出觉醒的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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