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纳粹的魔力中（6）

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会

纳粹德国崩溃时，各教会很快就明白了如何适应新的形势，首先重新机制化的就是教会。教会的组织机器安然度过了纳粹时期，战后又可以靠这套机器继续作工。民主组织和其他被禁止的反法西斯组织却只能缓慢地重新组建或从头开始。

教会的领导人是曾经支持过纳粹帝国的原班人马，有民主意识的领导人只是少数，他们无力抵抗当时旧有的反动权力等级制度。

战后，两大教会都帮助有头面的纳粹战争犯逃脱惩罚 —— 经常是以犯罪的方式 —— 把他们带往国外（尤其是南美）或者帮他们开脱罪行。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教会对被关押的战争犯的援助，比如被关押在 Landsberg 的战争犯：臭名昭著的天主教监狱神职人员 Karl Morgenschweis 动用一切手段争取许多战犯的释放，而且卓有成效。在他眼里，这些纳粹头子是胜者司法统治下的政治犯。但是我们知道，关在 Landberg 的包括最残酷的纳粹凶手，比如纽伦堡后继审判中的集中营头目和工作人员以及屠杀反纳粹人士、外国人和犹太人的凶手，他们多是以反人类罪被起诉的。当时，数以千计的战犯被判刑，284人被处以死刑。但是，通过教会的努力，许多罪犯被释放。与此相反，教会从来没有为纳粹期间在 Landsberg 和周围地区被杀害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外国人（其中有许多基督徒）鸣过冤。另外，在那里死去的纳粹头目的坟墓，至今还由巴伐利亚政府献花维护，而犹太人和外国人的墓地则几乎没有人管。神父 Karl Morgenschweis 在阿登纳时期经由教会推荐获得了最初的一枚联邦功勋勋章。

天主教会从一开始就努力伪造历史，几十年之后才承担了与纳粹帝国同流合污的某种责任。近几十年来，天主教方面有更多的神学家尝试以科学的方式来清理这段黑暗的历史，而梵蒂冈至今没有同自己的褐色历史划清界限。教皇的 Mea culpa 决然不是面向世人、面向数以百万计的被迫害者和被杀者的认错，而仅仅是泛泛地为自己的过失行为向上帝祈求饶恕。

新教教会的情况有些不同。战后，一些积极的新教徒马上就开始以批评眼光清算历史，比如从流亡中归来的 Karl Barth 在承信教会（见文末译者注）1945年8月在法兰克福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声明：

菲德烈、俾斯麦和希特勒都是人性的蔑视者，所以，靠着他们，你们不可能采取基督教精神的政策。承信教会必须脱离这一魔力。

教会史学家 Pollinger写道， Barth 的这种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愤怒。

著名的是新教教会在1945年10 月发表的“斯图加特悔罪声明”，但是，这一声明充满了狡辩性的妥协，其中写道：

我们满怀悲痛地说：通过我们，许多民族和国家经受了无尽的苦难。我们在各自教会内经常见证了的，现在我们以教会整体的名义说出来：是的，我们多年奉耶稣基督的名，与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暴力统治得到可怕体现的精神斗争，但是，我们控告自己，没有更勇敢地承信，没有更诚实地祈祷，没有更喜悦地信仰，没有更热情地爱。现在，我们的教会应该从新做起……

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 Martin Niemöller 等不无道理地反对“没有更勇敢地承信”等虚伪的说法。Niemöller明确强调，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教会本应该有另外的表现。但是，Niemöller 还是冲破教会内某些反动力量的抵抗，使声明中加入了“通过我们，许多民族和国家经受了无尽的苦难”这句话。而另一方面，通过主教 Dibelius 等人，声明中又有了一些完全不正确的话，比如声明中关于教会从一开始就与纳粹暴政精神斗争的声称。

引人注目的是，类似的话语（画加重线的部分）在庆祝希特勒50岁生日的效忠声明中已经用过！

战后的教会领导层大体上保留旧有的路线，抵抗主要来自以 Niemöller 为首的一些人所建立的新承信教会。1947 年，他们发表达姆城声明 (Darmstädter Worte)，明确揭示了教会的反动与法西斯国家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教会的一个少数派。

纳粹帝国崩溃不到几年，德国重新武装的辩论就已经开始，尤其是在冷战的高峰期更是如此。两大教会的大部分又支持联邦德国的军事化和相应的反应，布尔什维克主义又被当成了必须用武力来对抗的死敌，即使是使用原子弹也被认为是合适的战争手段。在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执政的国家，教会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Karlheinz Deschner 写道：

二战结束后新教神学家 Thielicker 还在教导我们：在上帝的注视下服兵役的基督徒对自己杀人的工作的理解一直是，他们是在以爱的名义杀人！而他的同事 Künneth 在广岛13年后声称：“即使原子弹也可以为博爱服务”。

幸好，教会内部对这种政治观点的反对越来越多。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鉴于世界上的战争和社会问题，教会底层对官方教会的反抗越来越频繁，后来，即使是职位较高的神职人员也加入了教会基层的运动。基层教会、积极参与第三世界问题的解决、和平论坛、反军事和兵役、要求国家与教会分离、寻求与异见和非宗教人士的对话、以宽容精神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直到今天还是这场运动的特色。所以，现在官方教会内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点，这些人对我们来说是思想自由的人！

……（文章结语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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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
Bekennende Kirche 中文多被译为“认罪教会”，本人认为译法不准确。德文 bekennen 这个词的意思是承认，要想明白具体含义还需要一个宾语。这个教会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反抗纳粹政权对教会事务的干涉，为了保证教会自己的权利，其基础是著名的巴门声明。这个声明是针对新教自身的所谓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和纳粹政权对教会组织机构的干涉的，与认罪或悔罪没有直接关系，更多是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重新解释并强调对基督的信仰。所以，本人认为翻译为“认信教会”或“承信教会”更合适。

在谈到新教教会在纳粹时期的历史问题时，教会和信徒总喜欢拿这个教会来做挡箭牌，作为教会抵抗法西斯政权的证据。实际上，除了被纳粹杀害于集中营的 Dietrich Bonhöfer、被迫流亡的 Karl Barth 或创建承信教会的 Martin Niemöller 等少数坚定的反纳粹人士，这个教会谈不上是从事抵抗的反法西斯组织，说它是当时新教教会内的反对派更合适。事实上，即使是这个教会的许多成员也是希特勒的拥护者和反犹分子。比如文中提到的主教 Dibelius 也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与新教教会的多数人一样曾是希特勒的支持者，支持纳粹镇压反对派，支持对犹太人的抵制。只是因为反对纳粹政权改变旧有的教会组织形式与机构，他才变成了一个反纳粹人士。

尽管如此，在此谨向那些为抵抗法西斯而被杀、受迫害的基督徒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