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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东干回族迁徙路 大型系列报道

(2007-06-12 23:16:53) 下一个
“ 重走东干回族迁徙路”大型系列报道
文/图 樊前锋


之一

红旗半卷出长安

近大半年来,在银川,我时常遥想起万里之外、天山以北的吉尔吉斯坦草原上生活的那些朴实的陕甘宁回民。
多少次,我梦里回到他们的阡陌相连的菜地,温顺而辽阔的楚河,他们的门前是高大的天山,天山上是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他们是一群被遗忘在中亚的海外移民。
一百年来,他们被称之为“东干人”、东干族。实质上,他们是来自中国陕西甘宁的回民。
他们是中国海外华人史上最慷慨而又最悲惨的流亡迁徙者,他们的苦痛或许只有犹太人才能体会到。而今,他们是智慧、勤劳、幸福的中亚人,他们生活在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
走一回逃亡的路,我们的探寻脚步从陕西渭南、从宁夏吴忠开始。
砍竹子事件点燃西北回民起义

2007年4月末,回到我故乡渭南时,已经天热了。温热的空气中迂回流淌着汗水的腥味,就在这股腥味当中,阔叶梧桐树的枝头压满了粉紫色的泡桐花。市区的桃花、李子花也开始渲染着自己的颜色,掩映在轻轻柳色当中,渭南的春天很是丰富。
傍晚,街道两旁的建筑不高,民间自乐班三三两两的在门面房里娱乐着,二胡和月琴的声音最为嘹亮,秦腔也就这样在渭南人的嘴里翠生生的吼着。渭南就是这样的安宁和朴素。
今天的渭南已经少有原籍在此的回民,而在130年前,这里是数十万回胞的聚居地。而这一切都与130年以前的一根竹子有关系,当然这根小小的竹子只是一个导火索。
1862年5月中旬,渭南叶家滩回民叶三元,率领部分回民赴华州(今华县)圣山下的小张村买竹杆。当时与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商定后叶三元带人砍竹子,遇园主的儿子回来,趁机哄抬价钱,强行阻挡无理取闹,遂即纠集了大批团练当场打死回民二人。回民抬着亡人到州衙告状,知州则认为是回民“越界砍竹”恐吓说:
“尔回子与长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不但不追问被告打死人命责任,反将告状的回民重责数百,赶出州衙。并且声言:“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后又传出:“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
尔后,官府又以“回民私通太平军余孽”之名血洗了华州回民聚居的秦家村,此后,渭南各地地主大办团练,杀害回民。多少老弱、多少孩童少有幸免。
广大回民群众遭到了地方团练和清政府“不分良莠,不问男女,尽行诛戮,一味焚烧,加以谋逆之名,而官长不为之伸理,示以攻剿之师而将帅不为宽宥,官民俱愤,生理已无,积愤填胸,告诉无地,唯有背城一战。”正如渭南一回民领袖所说:“官府凌逼太甚,所以拒之者,缓死耳,非敢为逆也。”
在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国杰看来,当年,回汉之发生睚眦小忿时,清政府采取“护汉抑回”的政策。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偏袒汉民制造回汉之间的矛盾,挑起回汉械斗。清政府歧视回民,找尽借口,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世无英雄,红旗半卷出长安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1662年,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回民军领袖白彦虎审时度势,他走进了起义军的队伍里。他今天是“东干人之父”,中亚三国人民都怀念着他。
那时候的白彦虎只为尊严,更不求名留青史。这一年,他带着兄弟手足以及发小走向了血雨腥风的战场,这一走他永远不能回头,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故乡渭南那片土地。
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以清真寺教坊为基础组织,以阿訇为骨干,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捍卫民族生存和维护宗教信仰尊严的反清起义,与清军周旋转战于关中平原。次年,清军进攻节节得手。
三十万回民起义军将向何处去?起义军首领决定西迁甘肃,而后联合其他部众共同抵抗清军。三十万人的军民,浩浩荡荡的行进队列,应该是多么的壮观!离别西安城的时候,他们内心或许发出了这样的悲凄呐喊:啥时候,才再能回到西安城、回到渭南啊!这里还有我的一亩三分地呢!
回民起义军被迫退至甘肃东部董志原,组成十八大营。而智勇双全的白彦虎迅速在战场上显示出其卓越的军事天赋,迅速被起义军拥戴为十八大营的十八位元帅之一。
据王国杰考教授证,白彦虎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他确切出生年月应该是1840年5月25日,去世的日子是1882年7月26日。①他出生的日期是由白彦虎第2个孙子白彦虎·黑牙支那里提供的(笔者曾在新渠乡庄黑牙支家住了一周),他去世的日期及去世的病因在俄国外交部历史档案里有记载。②由于长年征战,过度疲劳,加上身上的枪伤(在青海、新疆与清军交战中白彦虎身上至少有5处较重的枪伤),还有过境后不久东干移民出现分裂,晚年白彦虎身体一直不好。从1882年4月起,白彦虎就一直在比什凯克养病,直至去世。到1882年7月,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最后是肺炎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有人讲白彦虎死于食道癌,不准确)。③去世时,白彦虎年仅42岁 ,正值壮年。

渭南:十万泾源民众的故园

我与王国杰教授交流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要看130年以前的渭南是什么样子,关中平原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只能来宁夏泾源县才能感受到了。因为这里有130年前渭南的踏脚、有婚嫁礼俗、有和你我一样把父亲喊叫成“大”的称呼,以及浓浓的关中乡音。
博导激动地笑着:对、对、对着呢!渭南已经没有传统的回胞了,国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渭南曾经的影子了。
  我喜欢泾源,不仅仅是因为它处于六盘山腹地。 每次出差来到泾源县时,听着纯粹的“最近好着呢吗?”“啥时候还来泾源?”问候时,我都有回到故乡的感觉。
1871年,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为“百年之安”,孤立、削弱和限制回回,在刀逼棍呵之下,大批渭南回民离开了故土家园。清廷将新的回民聚居点选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远离城市、道路要冲。在宁夏泾源县,安插了老弱病残的关中回族同胞两万多人。
这些背井离乡的关中回民中,不少男人都曾经在军队中生活过,身上都带着武艺。他们多用的是“弹腿”功夫,后来改称为“踏脚”,扫、转、踏、踢起来,杀伤力颇大。败了仗,但身上的功夫还在;离开了故乡,但祖辈留下来的拳勇之气犹存。就这样,踏脚舞以及所有的回民习俗都从关中带到了宁夏泾源县。
十万回胞的泾源,十万勤劳善良的泾源儿女,今天,他们带着关中的遗风,耕耘在六盘山下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建设着新的家园。
“不怕不会啥,但怕你学不下(哈)。”在泾源县的一所校园里,我听到了老师一腔关中口音的用此句教育学生。这分明是当年我孩提时,我的老师和母亲在渭南教育我时常用的句子呀。
青山绿水般的泾源,关中平原的裙带上生存的美丽。孕育了多少天赋异秉的男人和天生丽质的女人。


之二

董志原上黄花香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一千多年前,山东才子黄巢在京城长安考状元不中,返乡途中写下了这首反诗。这首写给男人的歌子,大致有着这样的注解:长安是自古菊花盛开的地方,等到来年我率领着我的士兵进入这长安城时,京城里的菊花已经失色、凋零,而我的士兵金黄色的盔甲亦如菊花般铺天盖地溢满京城。
1864年的春天,甘肃庆阳董志原上的黄花菜、金黄黄的大片大片的盛开着。一时间这里汇集了三十万回民军,董志原乐得合不住嘴,迷瞪着五千年的眼睛,看着怀里的玉米、 豌豆。白彦虎和随从打马来到原上,远远地,开不败的黄花菜开出诱人的黄,刺痛了目光 。
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原的边。”白彦虎和十八大营的其他首领合计后决定,在此地安营联合宁夏、甘肃、青海起义军,与清军抗衡。起义军将领中的书生出身的白彦虎心中有着黄巢一样的气概和志向。
清统治者惊呼:“现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平罗、灵州(今宁夏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
董志原, 总面积910平方公里,因在全国所有的黄土高原残原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黄上层最厚,从而赢得了“天下黄土第一原”的美称。
  就在这个平畴无垠、公路纵横、屋舍棋布、麦浪似海的大平原上,西北回民起义军与清朝军队的兵刃相见,双方你争我夺血战5年之久。西北回民军在粮草、马匹、兵器、火枪短缺的情况下,屡屡重创清兵。



火炉旁,围坐着起义军的首领。今夜,他们商量着如何打回陕西关中,早日回到故乡,毕竟出来已经好几年来,除过吃饭种地就是打仗,安生的日子的确是没有好好过几天。
“金积堡马化龙元帅送的粮食、枪支来了”。小兵连蹦带跳地向白彦虎等正在议事的元帅们报告。各个元帅心中欣喜万分,杀回关中已是丝毫不用商量的事情了。
同治五年(1866)和同治七年(1868),陕西回民军曾先后两次进攻陕西,均遭到失败。同治八年(1869)在董志原重新整理队伍,改编为四大营,即所谓“新四营”,由白彦虎、马振和、禹得彦、崔伟分别担任元帅,并决定分别由环县(治今甘肃省环县)、固原州(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上,进入金积堡(在今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县西南)一带。
1867年春,皇帝急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领湘军出关督办陕甘军务,剿灭西北回民起义军。
白彦虎与禹得彦率领回民起义军主力及家属、辎重先行,联合宁夏府(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回民马化龙共同抗击清军。白彦虎与马化龙取得联系后,曾多次得到过马化龙的接济,两人由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化龙不久投降了清朝,反而招来杀身之祸,看着挚友殉难,更加坚定了白彦虎反抗到底的决心。
金积堡西南,白彦虎部队同清军进行了殊死战斗,起义军将领杨文治、马振和牺牲,白彦虎和禹得彦遂率部经盐茶厅(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与马生彦、崔伟等部会合,出安定县(治今甘肃省定西县)到达河州(治今甘肃省临夏县东北),联合当地回族及撒拉族人民继续抗清。河州马占鳌降清后,白彦虎等又率领所部到达西宁府(治今青海省西宁市),联合马桂源、马本源共同抗清。在大小峡及大小南川一带,同清军进行了50余场恶战,率部数千人,北越祁连山,撤向甘州(治今甘肃省张掖县)、肃州(治今甘肃省酒泉市)一带,与肃州马文录领导的回民起义军互为应援,在肃州城下与清军激战一月,无法取胜,遂于同治十二年(1873)率部出嘉峪关,退至新疆境内。这是后话。



长达五年之久的董志原战乱兵祸始得稍安,陇东人民获得了暂短的休养生息。董志原上的黄花菜依旧灿烂地盛开着,亦如勇士不畏死亡取尊严的血气方刚。
实质上,黄花菜即金针菜,又名忘忧草、疗愁花、黄草、鹿葱、鹿剑、安神菜、川菜、谖草、萱草、丹棘、宜男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诗经·卫风》中就有“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之句。这里的“谖”即“萱”。
黄花一岁一枯一荣,却是不会老死。它的根呈块状,水分充足,连毛细根也细嫩得能掐出水来。善于贮藏生命力的根系,年年岁岁托出了金灿灿的黄花,从每年的春天盛开,直到与菊花形成灿烂的接力才华丽地收场。今日美国及国内园林、家庭庭园,仍将其作为点缀花草观赏。
黄花菜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是一种珍贵的花卉食品。左宗棠在完成西征后返回京城的路途中,给慈禧太后带回了黄花菜。进宫后,左宗棠亲自指点,让御厨用黄花菜做了几道菜让慈禧太后品尝。无论炒煎熘烧,还是煲煮焖烫,端将上来,肉厚味醇,清香四溢。太后吃得高兴,金口一开,庆阳黄花菜便成了皇宫供品。庆阳黄花菜的声名从此远播大江南北。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下,当地的有识之士纷纷投资,办起了黄花菜产业龙头企业。随着这些龙头企业的涌现,“公司联基地带农户”管理模式的推行,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衔接了起来,促使黄花菜产业形成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模式。现在,工厂化的生产解决了采收后加工、保鲜问题,采摘下来的黄花菜可以直接送往加工企业。从一座座工厂里运出来的那色泽黄亮、条子肥嫩、身骨坚韧、入锅久煮不烂、煽炒互不粘结的陇东干制黄花菜,以其优异的品质和高贵的身价行销欧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和港澳地区。随着欧美、日本等国鲜花食品受到青睐,食用鲜花饮食潮流的兴起,庆阳鲜制黄花菜也应运而生。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黄花菜的品种得到不断改良,加工技术得到改进,价格在不断上升,种植规模在迅速扩大。
2007年,庆阳董志原上黄花菜种植发展到了100万亩,这样的规模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节选)


之三

血战金积长泪号退


走在宁夏的土地上,我们习惯了一种淡漠。面对风沙、宁南的歉收、以及自然灾害。因此,见到因动情而流泪的,宁夏人都会感觉到反常或者反感,但这样并不妨碍人们自然的养成朴实、开朗、平和,他们抒情只是冲动后的吼叫、嘶鸣。这是一种宁夏特有的风骨。
马化龙(1810~1871),清朝西北回族穆斯林人民反清抗暴斗争主要领导人之一,宁夏吴忠金积镇人。出身于一个伊斯兰教世家,祖父马达天和父亲马以德是哲赫忍耶门宦第三、和四代教主。自幼因清廷查禁哲派“新教”,教门和家庭屡遭变故,处境艰险,生活困苦,而他仍然坚持师从伏羌(今甘肃甘谷县)南关马二阿訇(人称“关里爷”)和山东“金爷”攻读阿文经典。由于他聪明好学,有悟性,学业进步很快,深受教内长辈的青睐。马化龙完成学业后,父亲马以德以教主的身份亲自为他“穿衣”(毕业典礼授阿訇教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马化龙正式继承哲派第五代教主。
马化龙通经尚武,多机巧,善口辩,“有智权谋”,并“纳捐武职”在身,加之教主特权和源源不断的宗教收入,以及儿子马耀邦经商有方等原因,使马家很快“富甲一方”,“远近回民皆悦服”,并受到他的保护和恩惠,故“人以为有郭解、杜季良之遗风”,被广大穆民称为“大善人”,拥戴他为领袖,把振兴哲派教门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清咸丰间,在列强侵略和人民反清浪潮的打击下,清廷捉襟见时,穷于应付,官方对于西北伊斯兰教新教的控制日益放松,对地处边远地区的金积堡弹丸小堡更是鞭长莫及,这给马化龙复兴教门带来了良机。同时,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之际,当广大穆斯林人民拿起武器进行反压迫和争取自存权利斗争开展起来之时,他必然也被推到了领导穆民战斗的最前沿。
  金积堡内,马化龙抱定了决心。



“马儿马儿,此后你就跟着白元帅,同他一起去前线,为我们回回的自由而战、为我们的幸福生活而战,把那些清兵给好好的收拾收拾。”马化龙附下身子轻声地对着“青龙”说话,这“青龙”是条极其聪明的千里马。陕西回民军首领白彦虎的坐骑阵亡了,马化龙忍痛割爱,将爱骑“青龙”送给了自己并肩战斗的血脉相连的白元帅。
这一天,情况已经很是危急,马化龙邀请陕西回民军首领白彦虎等人在吴忠商议退敌之策。
原由是这样的:同治五年初,马化龙在大胜之后,主动把宁夏府城、灵州城和道、府、州大印一起退还官方,并向清军捐纳银粮,还把自己的名子改为“马朝清”,以示忠于清廷,永不再反。而朝廷的招抚不过是骗局,这次不过是给回军争取到了休整、补充和修筑堡寨的宝贵时间。 果然,一个月后,具备无数实战经验左宗棠来了,三路大军直逼金积堡。
在清军新攻势的压力下,陕西回军“十八大营”纷纷退往宁夏地区,与马化龙领导的宁夏回军并肩迎接新的战斗。八年(1869年)夏,刘松山率老湘军进逼灵州地区,所到之处,对回族军民实施大屠杀,并派军队和强迫汉民抢收回民的庄稼。对于湘军这些野蛮的行为,就连清军高级将领都感到做得过头。
陕西回军白彦虎、马生彦等部驻守金积堡一带,准备与清军展开金积堡决战。广大穆斯林为了保卫回军大本营,保卫自己的家园,在金积堡保卫战中,人无分男女,年无分老幼,教无分老新,全民动员,堡寨为战,村户为战,人自为战。经过不到二个月英勇顽强的战斗,就于次年正月十四日,把清军宁夏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刘松山击毙于阵前,打退了清军的攻势,取得了金积堡保卫战的首战大捷。左宗棠又保荐由刘松山侄儿刘锦棠接统湘军,负责全权指挥宁夏战场。刘锦棠为报家仇,对金灵回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和疯狂的屠杀。但是,在回军的坚决抵抗下,清军进攻接连受挫,军事上没有更大进展,至使清廷气急败坏地给左宗棠以“降三级留任的处分”,指责他“统厚兵、授重权,每年耗银八百万两,时至今日,连区区金积堡一偶之地亦久攻不下。照此下去,竭尽东南数省之脂膏,年复一年耗此钜帑,岂能日久支持。”还要他“扪心自问,实负朝廷重托。”
而此刻,挫败清将胡大贵,杀死清廷名将刘松山的宁夏回族武术流派开始让左宗棠寝食难安。金积堡的“何棍张枪盖世无双”一说由此传遍了大江南北。



  1869年,清廷向英国借外债从德国购买军火,给“围剿”西北回民起义的湘军全部配备了普鲁士产的来复线大炮,义军节节败退,金积堡成了一座孤城。左宗棠不顾一切,严令清军限期拿下金积堡。九年十月初,清军艰难的攻下金积堡周围大小堡寨一百多处,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四面合围。数万清军所围攻的金积堡城,周长仅九里余,城墙壁长四丈,厚约三丈许,四周环濠,堡中有堡,名叫:“保生堡”,是马化龙的指挥部。此时,陕西回军或南下河州,或投降清军,堡城内的回军人数有限,老弱伤病和妇乳居多,而且被围困日久,粮草断绝,“人皆以树皮、草根杂以牛皮、死尸为食”,但仍然拆毁房屋,以“木石纷投,间以火球(用乱麻杂草为球浸以油),以至顷倒热汤、麦粥和锅碗盆缸、箱柜桌凳等,甚至以死尸投击”,视死如归的惨烈之状人间希见。
粮草用尽之时,马化龙于1871年1月6日夜晚,只身打马来到左宗棠营帐前,声称“愿以我一人之死,赎万众无罪之生。”
然而,那个一生只知效忠清王朝的左宗棠怎肯罢休,一个多月后,左宗棠以金积堡藏匿1000多支洋枪为借口,将马化龙父子以及何登魁、张明德等300多人凌迟处死在金积四七梁子。据说,为了不让马化龙的鲜血洒在地上,清兵就用两口大缸装上了他的血躯运往他处。
当代著名作家张承志说,“十年前,我总想走上中国广阔的大地,在东南西北的回民聚居区找到线索,找到每一个当地的记忆,复活那些呆滞地盯着一颗枯干头颅的戴白帽子的人的心情和感受。但是,这是一种徒劳的幻想……可悲的是,全国能记住这颗头的,仍然只是它的哲合忍耶。”



失去了并肩浴血的挚友,白彦虎也曾潸然泪下,他的身后是10几万关中子弟、妇孺家眷。带领着一群苦难的羔羊,他徘徊在远离宁夏的土地上,迷茫、困惑、无助。这是一种比死亡更加难受的煎熬。
苍凉大气、慷慨悲壮的宁夏平原接纳过他们,这是双方起义军情感上对这个世道无言的发泄与共鸣。向西、向西,只有向西走了。同时,大师傅也带领着三千宁夏儿女开始了西迁。
这是流亡者的开始。他们这一代人内心深处素经受的苦痛也只有以后的犹太人才能够体味的到。


之四

他们闪现在中国最西的阳光里

1877年, 白彦虎带领部队、家眷来到了喀什,这些内地流亡的回民俨然是走到了一个异域他乡,这里是别于中原的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中国最西的城市,到处都飘荡着浓浓的民族风味。
今人们行走在中国最西的阳光里,感受到的依然是新疆的风情万种,还有那一种前所未有的灿烂阳光。


  
我士兵时代曾经哼唱着“头顶边关月,情系天下安”的曲子,队列行进在喀什的街道上。对于喀什,我有说不清的一种感情。它自古就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际商业城市之一,从 2100年前,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至今,喀什的商业地位无人能够动摇。东来西往的商队,尘土飞扬的使节,步履匆匆的战士,从这个古城走过,这块土地也就成为东、西方文化的荟萃之地。中原的文化、技艺和印度、波斯的文化艺术,都滋润过这块绿洲。
到喀什不去巴扎,月亮都会觉得遗憾。这是当年喀什部队驻地的一个美丽的大眼睛维族姑娘告诉我的。喀什的巴扎汇集了中亚地区几乎所有的商品,中原的茶叶,巴蜀的竹制品,以及当地产的各种手工制品。
可我最深刻的还是,在喀什工作的半年施加里,我是大吃了喀什的水果。甜瓜、西瓜、葡萄、石榴、无花果等等,谁让驻地就是“瓜果之乡”呢。
白彦虎率领的西北回民起义军离开宁夏以后,先后在西宁、肃州等地连吃败仗。当年的十八位大元帅,七位战死、九位投降(多位被清军杀害)。唯一是白彦虎倔强而坚定地走到了最后,他牢记挚友马化龙的教训。
一路艰辛一路血迹斑斑,在清军的追杀下,1877年12月白彦虎率领残部逃亡到了喀什,中国最西的阳光下,左宗棠的部队已经对其形成了合围之势,再望前走就是俄国境内了。
白彦虎部撤到喀什,清军步步紧逼,清军统帅刘锦棠按照清廷“毋任釜底游魂,再行漏网”和“要须阵前(对白彦虎)歼毙,乃为了局”的严旨,对白彦虎所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白彦虎率部且战且退。这时前有高山峻岭,异国他乡,后有数万追兵手持屠刀。
白彦虎又陷入了极度的煎熬。
1979年一份《苏联回族报》上登有一则回忆录,讲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情景。过境的前一天晚上,义军一起商讨出路,彻夜未眠。白帅想自首,以保全众人性命。但此路不通。因为左宗棠已放出话来,白彦虎部“务必全歼”。过俄境前景未卜,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凶多吉少。况且,此时义军中伤兵不少,老弱甚多。时值隆冬腊月,再爬雪山过境难度太大。在沉默良久之后,一位妇女站了起来,她就是白彦虎夫人,人称白大妈,是白部女兵首领,一路随白帅征战到此地。她站起来号召女兵及老弱病伤者留下断后,与大清追兵决一死战,以保精壮兵丁过山,再图发展。她的一席话使众人群情激昂。最后白彦虎决定:派人用重金向俄边防军买路,再决定一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以防断门绝户,其余人马连夜过山。白老虎一亲侄就留在了境内。



喀什西临葱岭,北临瀚海,是中亚地区通向中原的门户。这座位于帕米尔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城市,是我国最早接受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地区之一。
早在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后,这里被称之为疏勒,是当时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自汉唐至清代,这里都是中央政府控制西域的大本营。唐政府设立的安西四镇,其中之一就在这里
中国最西的阳光见证了一次惨烈的屠杀。1982年,喀什回族老人回忆说,当年清军在喀什衔口上摆了300多口铡刀,每天都有几十名被捕义军将士被害。这种屠杀持续了近半个月。这一血腥史实证实了白彦虎的英明决策:若不过境这批坚持到最后的反清勇士们难逃灭顶之灾。
没有过境的部分义军将士四散逃离,四处隐居下来了,了此一生。陕甘回民义军全部进人俄国境内之后,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
北方民族大学林涛教授给我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在中亚东干人中仍流传着《白彦虎杀嫂》的故事。白彦虎部队进入新疆之后,由于生态条件恶劣,队伍中伤病员太多,义军人心不稳,情绪低落。当白彦虎部队走到喀什时,白彦虎的亲嫂在灶房造饭时大发牢骚,埋怨白彦虎不知要将他们带向何处。她一边往灶里填柴,一边发牢骚。正好白彦虎身佩宝刀走到她身后,旁边一批人为她捏了一把汗。她一见白帅,声更高了,白帅一怒之下杀了亲嫂。白帅目的在于稳住军心,表明宁死不屈,没有退路,只能前进。 白彦虎其兄白彦龙在酒泉中弹身亡,他又杀了亲嫂。事后,白彦虎三天没吃饭,一个人独自在炕上躺了三天。他后悔,但是 为了这批人的生存,为了民族整体利益,此时的军心及军纪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他这么个统帅,这支特殊的部队很难坚持到最后,也许只能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今天的喀什,它的周边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五国接壤,有红其拉甫、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卡拉苏四个口岸对外开放。随着1999年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段贯通、2004年喀什航空口岸开放和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通航,喀什结束了遥远封闭的历史,一跃成为我国进入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国际大道道、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战略地位更显突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会正在崛起。
在由喀什走出国门的途中,我又想起了那些多灾多难的回民起义军。他们怀着悲戚的心情、破衣烂衫、翻山越岭、忍饥挨饿走向了异域。而今,我一身西装革履乘坐着宽敞明净的国际班车去省亲、舒坦而自如。世事变迁,往事不堪回首,一路上我想象着他们在天山那边的家园。
“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一川石头大如斗,风吹石乱满地走,”左宗棠的清军都是正规部队,且装备精良,人数近8万;而白彦虎部“除老弱妇女外,能战者至多不过三千”。他们缺水无食,风吹日晒没有顽强的意志及超人的精神,这支特殊队伍本本无法保存下来。
在西逃迁徙的路上,流落散失在他乡的义军及家眷也不计其数、病死饿死埋骨他乡者更是大有人在。这批人大难不死,难以想象的磨难使这批移民的幸存者百炼成钢。而最终使他们以一个民族的姿态矗立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回民反封建斗争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斗争是近代中国农民起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永远不容否定的主流。


之五

女儿般的伊塞克湖



吐尔尕特是喀什通往吉尔吉斯坦国唯一的公路口岸。一路风尘,天山起伏连绵的山脉以及公路边的树木,在我们飞驰的车窗外一划而过。
10个小时后,崎岖不平的山谷呈现在了眼前,阳光灿烂天空清澈空气清新如西藏高原,远处天山的轮廓怡然而清净。山谷下,牛羊点缀其间,天山上消融的雪水流入了楚河。走过一个弯曲的峡谷,伊塞克湖用自己无言的臂膀将我揽入了怀抱。
烟波浩淼伊塞克湖横卧在吉尔吉斯坦高原上,与天山犬牙交错拧揉在一起,水天一色,与雪山的洁白形象分明。一群嬉水的鸭子快活地游荡着,无名的鸟儿成群结队般不时从湖面掠过。
湖水很咸不能饮用,而一眼便可以看到湖底,心境如明镜,天际孤零。此时,一个2000年前的女人走在了我的面前,他是长安人,我的乡党,名字叫刘细君。
伊塞克湖的边上,是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中乌孙国的国都。西汉初年,匈奴骑兵强悍无比,时常肆意骚扰汉朝北部,对京师长安造成了极大威胁。汉武帝刘彻为了联合乌孙共同抗击匈奴,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作为公主,嫁给乌孙昆莫(王)猎骄靡,昆莫以为右夫人。
细君公主是丝绸之路上第一个远嫁西域的公主。细君公主到达乌孙后,曾建造了宫室,每隔一年汉朝还派使臣带着帷帐锦绣等前往探视。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从刘细君的《悲秋歌》中我们不难看出,她是一个恋家守旧哀怨的女子,尽管如此,作为汉朝与乌孙的第一个友好使者,她使乌孙与汉朝建立了巩固的军事联盟,达到了联合乌孙,遏制匈奴的目的。细君公主在乌孙只生活了5年便去世了。
 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朝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军须靡。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40多年,生有四男二女。
乌孙的盛衰,直接关系到汉朝与乌孙共同抗击匈奴的成败。因此,解忧公主到乌孙后,对乌孙的人畜繁衍、政务都极为关心,她积极协助翁归靡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在受到匈奴进犯时,与翁归靡一起上书朝廷呼救,组织5万乌孙精兵与汉朝五路大军东西夹击匈奴,使匈奴大败,彻底解除了乌孙来自匈奴的威胁。
两个长安女人以她们卓越的政治才能活跃在乌孙的政治舞台上长达50年,今天这个世界级旅游景点伊塞克湖无非是她们当年的一个后花园。


由这两个女人,我又想起了我的东干族同胞。
汽车在离开伊塞克湖后的一个加油站加油时,我们碰巧遇到了一个30来岁叫周平的头顶小白帽的东干人。这个高大的汉子是加油站的老板。
“……你们大清国是有我爷的爷的省,当年我爷的爷不愿意在那边过日子了,一不高兴就堍遁到这边来了。”周平的这句话让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就想笑。他身上的旧时陕甘的气息仍然保留着,这种气息我们习惯说成是“吹牛”。
陆地文明的丝绸之路已经风光不再,海洋文明与空中文明早已来临。我也听见太多的西安人说北京算个啥,我们西安出作家,我们从城里捡个瓦片就是几千年啊——这种固执的守望和穷秀才式的自慰对西安人不定期说还要多久呢?而东干族男人的自慰,在我看来却是一种可爱和亲切。
1877年的冬天,伊塞克湖边上的 纳伦小镇拥来了3000多名手持兵器的男女,他们不抢不扰。找不着粮食,他们用金银也换不来食物,一些人煮树叶、树皮吃,晚上在露天地里过夜。第二天,市场物价一下子上涨了好多,头天一普特粮食才卖7卢布,第2天一下涨到78卢布。当时,纳伦地区遭受暴风雪袭击,口粮、饲料及燃料奇缺。纳伦人对数千名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地方居民不明真相,当地政府不清楚他们的来历。多数纳伦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语言不通的外国人。
小镇纳伦镇政府向托克马克县报告,托克马克县长也拿不定主意,就向七河省总督报告。最后决定,扣留这些人的全部武器,就地安置。当地人的命令他们都要无条件执行,不得发生任何冲突。因为语言不通,无法与当地人交流,矛盾冲突不少。但这种情况证明,纳伦不是这批移民的久居之地,这群人决定向托克马克前进。
这群人的首领正是“东干人之父”白彦虎。
1878年1月下旬,首领白彦虎率几名亲信及他的女儿带重礼去拜见托克马克县长,白彦虎的女儿冒死给县长讲述了他们十多年来的遭遇,县长看到他们衣衫槛楼、又无作乱之心怜悯之心顿生,决定赠给他们四大车粮食。这是东干难民过境后获得的最宝贵的援助。对这批历尽千难万险到达此地的难民们来说,是这简直是救命物资。
女儿的勇敢挽救了伊塞克湖边这支三千人的疲惫之师。



打了十多年的仗,到达托克马克以后东干人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这儿是一个重要驿站,有四条邮路及一条公路连接此地。
这一年,托克马克的大路边上满是窑洞。东干移民有了自己的落脚点,可白彦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为一路上惨死的同胞痛心不已,为这批人以后的生路忧心忡仲。这时,白彦虎仍然是这批人的核心与灵魂,大伙仍在等他拿主意。
过境后的东干移民蓬头垢面,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男人长袍短褂,留有长辫,女人小脚,面黄肌瘦。文化差异太大,生存条件太差。此时若无中亚穆斯林民族的同情与帮助,东干人难有今天。
东干人移居此地后不久,白彦虎的一匹战马折了,他难过了好几天。此马系宁夏马化龙所赠,全身青色,无一根杂毛,人称“白虎骑青龙”、“青龙驮白虎”。此马通人性,在过戈壁滩时,只要此马一停并用蹄子不停捣土,白彦虎即令人往下挖,土下必定有水,此马不知救了多少义军的性命。白彦虎对此马十分疼爱。
马长寿先生调查,至今,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两国中还流传着《青龙救白虎》的故事。西宁兵败之后,清军追赶义军,白彦虎亲自断后。在撤退时,路遇两丈宽的大沟,众人过去后,白帅一人仍在挡敌。待追兵围上来之后,白帅对青马耳语道:“你是我的良驹驮我过沟,若不是我的良驹我们一块完。”说完,连抽几鞭。没料到青驹一跃而过,吓退了追兵。
这匹马死后,马化龙留给他的唯一的念想也没有了,东干人隆重祭奠了这只军马。

话说远了。而今,旅游对吉尔吉斯坦来说还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中吉两国双方旅游走动还没有协定,可以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目睹到伊塞克湖动人丰采。


之六

中国历史上首次引渡事件始末



大清朝的一纸引渡公函上,始终没有俄国人的签字。这多少给左宗棠的军事生涯留下了一丝不快之感。
三千东干人来到俄国以后,起义军首领、“东干人之父”白彦虎的个人悲剧并没有结束。清朝政府首次使用引渡条约,四次欲将其引渡回国以受凌迟之刑。
上世纪末,东干学研究专家在浩如烟海的俄藏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段足以撼动人心记忆。
从新疆喀什出发,遇见的第一个城市是托克马克市,它是吉尔吉斯坦国的第二大城市,与首都比仕凯克仅仅有 50公里,两城遥遥远远地相望着。城市的高层建筑不多,主要街道上行走的多是些行色匆匆的上班族,大多是男着西装,女着西装裙或各色各样的连衣裙,人们衣着得体,衣料也很讲究,很多人都喷着香水,以致热闹的街上香喷喷的,让人感到很惬意。
而在多为小摊小贩的街道上,行走的大半是女人,而开车的大半是男人。女人当中,年轻姑娘很漂亮,有典型的俄罗斯金发碧眼美女,也有其他各型美女,几乎个个身材苗条,煞是迷人。但中年、老年妇女则几乎个个都是胖子,而且一个比一个胖。
一天,我终于又发现,一个老太太竟然有我的三倍那么胖,可是她走路轻巧,我们的舌头伸出好大半天缩不回来。翻译说,那是饮食所致,她们喜欢甜食及奶制品,而且中亚一带的体型就是这样,婚前美丽、苗条,婚后发胖。在城郊结合部几乎很少见到衣裙讲究的女士或姑娘。
听说吉国很多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上,但满街的胖子和衣着得体的人们使我很难与所听说的联系起来。
这个城市的树木不多,反而乡村却是郁郁葱葱。白彦虎和三千旧部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了希望。

“元帅,我发现营帐门口,最近多了许多不认识的中国人。有耍把戏的、有叫卖东西的。我怀疑是清家的刺客,我想把他们带回来问话”。发小马栓柱向白彦虎禀报了这一异常情况。
一袋烟的工夫,马栓柱带着三个五花大绑的人进来了。白彦虎亲自审查,是湘军中的练家子。三个练家子也丝毫不忌讳地说:左宗棠四处张榜,缉拿你白彦虎,并出重你的人头。榜文中讲,白彦虎的人头值20万两白银,合40万金卢布。要是刺杀不了你,就把你给引渡回去,你还是得死。
白彦虎恼怒了,一挥手,三个练家子被拉出了营帐。
这一年是1882年,这是白彦虎过境后的第4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整整42岁了,打了这么16年的仗,伤痕累累的他已经病重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很累很累了。在他生命中最后的4年里,他在协调好与当地政府与民间的关系之外,集中力量抓种植业及商贸业。
俄国学者波雅尔科夫1901年在自己的著作中评价白彦虎时说:“数千人的群体,饱受饥寒之苦,他们实在无法前进了!但是,出于对自己领袖人物白彦虎精神及意志的崇敬,人们坚持活下来了!”“这批幸存者与极其残酷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表现出超人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及大无畏的精神挽救了这批人。”“他们历尽千
 辛万苦,为的是寻求公正,寻求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能平静地生活下去!”
白彦虎他们西迁的苦难史感动了中亚许多穆斯林民族。当地中亚人称白彦虎是“纳伦英雄”。



晚年的左宗棠的确是一个倔强而不留瑕疵的老人,拒绝接受清王朝的封赏。他认为只要没除掉白彦虎,剿灭回匪之役就不能算取得完全胜利。” 手刃白彦虎是成了他最后的愿望。

1992年,王国杰教授在这个城市的图书馆里,离奇发现了清朝政府引渡白彦虎的文献资料,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引渡事件。

在白彦虎率部进入俄七河省定居之后,追剿至边界的清军头目刘锦棠派人至托克马克明确要求引渡白彦虎:“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清政府要求引渡白彦虎的法律依据是1859年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该文件规定:“两边为匪逃逸人犯,彼此均不准容留,务必严行查拿,互相送交各自究办。”但是,当时俄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针对清军的要求曾明确表态:“无论 根据俄国法律,还是出于仁爱之心,我们都不会将白彦虎引渡过去。”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沙皇政权的人道,主要是当时中亚的局势及中亚居民的态度迫使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正如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巴科夫斯基给上级报告中所说的:“如果交出白彦虎,就会损害本政府在突厥人中的威信,也会引起相邻亚洲穆斯林国家的不满。”事实上当时吉尔吉斯人头目萨不旦·江达耶夫十分同情这批东干难民,他称白彦虎为纳伦英雄。他号召当地人为东干难民提供实际帮助。东干人至今仍牢记着这位与白彦虎同龄的吉尔吉斯人的恩德。
据一俄文资料讲:1878年4月4日,清政府内阁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引渡白彦虎问题,可见其重视程度为“此事干系甚大。”俄驻北京公使于1878年5月4日向俄外交部报告,清政府向俄 公使正式提出引渡白彦虎,并表示:“我们急切等待着俄帝国政府能交出回民起义头目白彦虎。”俄政府又拒绝了清朝第二次引渡白彦虎的要求。当清政府派出公使崇厚、曾纪泽 先后赴俄交涉时,俄外交部只答应“允为严加禁锢,不得再为边患”。

最后一次,左宗棠亲笔给科尔巴科夫斯基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了回民起义军的“暴行”,并称白彦虎是动乱的根子,其部下都是些“土匪”,并提出七河省容留白彦虎是“养虎为患,后患无穷”。然而,这批东干移民的西迁苦难历程也教育了及感染了中亚穆斯林,绝大多数中亚人同情他们的遭遇。还有这批人过境后安份守己,为当地种植业及商贸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就这样,引渡白彦虎问题中俄双方交涉多年,逐渐无暇估计,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也走向了自己的末日。



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传奇人物一样,白彦虎的葬身之地也是一个永远的谜。他忠诚的追随者们帮助他保留了这个秘密,甚至于他的后人也不知道他明确的葬身地。
十六年军事生涯早已将白彦虎历练成为一个真正的舵手。左宗棠胸怀天下四海远名扬,白彦虎心系三千妇孺以及将士的命运,他也有足够的智慧完成自己保全三千部属的心愿。只放心的给娃娃后辈留一句:“等那狗日的清家完了,你们回去到西安看一看,就说我回来了!我老爷的跻带子还在那达里。”说完,合上眼睛就走了。
“四喜丸子”是陕甘宁寻常老百姓家中的一道菜肴,很是出名,我自小就百吃不厌。
左宗棠到死也不知道的是,当他向俄过第一次提出引渡白彦虎的要求时,俄国皇帝以及军政大员早已经被西北回民军烧得故乡的这种叫 “四喜丸子”的菜肴所折服了,高兴之余,并赏赐他们大片土地并免税十年。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勤劳、质朴、勇敢而又智慧的乡亲打动了这个国度上层所残留的怜悯与欣赏。


之七

他找到了十四万回胞



异国自有异国的美景,新疆生活了6年的我,面对奇似新疆地貌的中亚景致却提不起兴趣。在由托克马克市前往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仕凯克的班车上,我想起了一个人。他叫王国杰,陕西省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内第一个研究东干人的知名专家。
我去过他在西安的家,那是一个卧室与客厅堆满俄语书籍以及资料的屋子。应该感谢他,他的专著《东干族形成发展史》给所有研究东干的中国学者、专家提供了一手资料。今天,已是花甲之年的他义务为中亚与中国的各项发展依旧做着积极地工作:联络接受东干留学生、联络企业前往考察、接待省亲寻根的东干人、以及正常的友好交往。
一个春雨潇潇的上午,在他西安的家中,他向我娓娓道来自己当年寻找东干人的经历。
王国杰祖籍兴平市,儿时就听老人讲过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的故事,惨烈的情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王国杰考上陕西师大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俄罗斯问题研究。他的代课老师韩敏、邵宏模在研究陕西回民起义史中遇到一个难题,清末陕西回民起义过程中,有一部分回民起义军被迫西去,但最后到了何处,境遇怎样,没有史料可查,成了课题中一个缺憾。这引起王国杰的主意。1980年,王国杰从一份杂志上看到定居澳大利亚的俄裔学者葛维达写的一篇关于苏联东干人风俗习惯的文章,文中称他们是1877年~1884年间定居中亚的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幸存者,但文中没有东干人确切地址。
王国杰非常兴奋,他的专业是俄罗斯问题研究,肯定有机会到苏联寻找东干人。机会是要争取的。1989年,王国杰通过考试,被国家教委公派到苏联圣彼得堡师范大学留学。他向国家申报的留学科研课题为“苏联政治制度研究”,但他心里有个更重要的计划:到苏联寻找东干人。
1990年8月到苏联后,王国杰四处打听东干人的消息,很快得知一个同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而且他家里来过东干人。同学非常热情,邀请他到塔什干,住在自己家寻找东干人。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王国杰,没有资本客套,1990年10月,他向学校请了1个月的假,跟着同学去了塔什干。



塔什干有人口上百万,东干族只有两三千人,而且没有集中居住区,与外人交谈讲的都是俄语或哈萨克语,特别是当地还有大量相貌和华人相像的朝鲜人,要找他们并非易事。王国杰到商场、集贸市场去找,见到相貌像华人的就打听。然而找了两个星期也没有碰到,王国杰心急如焚。
听说东干人善于种菜,大多数卖菜的都是东干人,王国杰就找卖菜的问。一天,王国杰到市场上买水果,碰到一名50多岁开“拉达”小车卖白菜的老头,相貌像华人,就上前用陕西话问:“菜咋卖呢?”
卖菜老头说:“你个东干人买啥菜呢?”
“我不是东干人。”
“不是东干人,咋说俺东干话?”
“不是我说你东干话,是你说俺的话。”卖菜老头惊异地问:“你是从大清国来的?”
 “我是从陕西来的,你先人就住在儿。我把你们找扎了。”
老头把菜摊收了,激动地说:“走,咱回家。”
王国杰从同学家取了自己的行李,住到了这位叫马回成的东干人家。
马回成不仅卖菜,而且有个粉条作坊,3辆小汽车,种了几十公顷的向日葵,年收入折合人民币约7万元。马回成的老伴一副关中妇女的打扮,头戴黑色布帕,打绑腿,孩子们都说陕西方言。
马回成问王国杰:“左宗棠的人还在不?”
王国杰反问:“你们这100多年都没有回去过?”
“不敢回去。”

  王国杰说自己这次来,专门为研究东干人。马回成说,这没问题,他有个朋友专门研究东干人,还写过东干人的书,就住在塔什干,见了他啥问题都解决了。



  见到马回成的第二天,王国杰认识了在塔什干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麻乃。麻乃本身是东干人,父母还住在哈萨克斯坦“陕西村”。他上博士时,毕业论文为《东干人的饮食文化》。
麻乃说,东干人都想回老家看看,但不敢。王国杰建议他们先向陕西有关部门发邀请访问函,建立上关系。后来他们以东干协会的名义,给陕西省有关部门发了邀请函,1991年,陕西省有关部门组成了第一个访问东干族的访问团。
王国杰在马回成家住了3个星期,收集了大量资料,得知东干人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奥什州。陕西人到底行不行,通过对东干人的研究,王国杰得出了结论,陕西人能行。东干人历尽艰辛,从陕西走到中亚,白手起家,在短短几年里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中亚一个广受人们尊敬、谁提起来都翘大拇指的民族,令王国杰感动。
1991年11月回国后,王国杰迫不及待地要写东干人的文章,而且发誓要写好,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最后给文章定名《苏联有个陕西村》。该文见报后,先后有几十家报刊转载,轰动全国。人们没有想到,陕西这个华侨不多的省份,原来还有这么多华侨,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东干人与祖国断绝来往上百年,遗失了汉字,但仍保留着陕西的方言和风俗习惯,成为“陕西近代文明的活化石”。
从此,“陕西村”与陕西连接起来,往来频繁。1993年,前苏联回族协会副主席黑老五应邀参加了陕西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王国杰担任翻译。


1993年6月,王国杰怀揣家里仅有的1万多元积蓄,从西安来到中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研究东干族的旅程。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一位老师家的墙上,王国杰看到一个叫“什娃子”的电话号码,判断什娃子是东干人,便按号码拨了电话。听了王国杰来中亚的意图,对方说:“你不要动,我让娃来接你。”不久,什娃子的儿子开着“拉达”车将王国杰接到家中。
  两个星期后,什娃子的儿子送王国杰到60公里外的新渠。新渠和相邻的营盘、哨葫芦,是东干人居住的三大中心,特别是营盘,被十万中亚东干人视为自己的根据地、大本营。在这里,王国杰住了3个月,广泛地和东干人交谈,了解他们的历史。
当地东干人对他这个从“老舅家”专门来给东干人“写本本”的人非常热情,挨家挨户请他到家里做客,有的为请他吃饭宰牛杀羊。有关人员专门出面组织老人和王国杰座谈。
一位东干老人的话,令王国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上世纪20年代,他们曾有4人克服重重困难,绕道莫斯科、北京,不远万里到达陕西寻根问祖,但当时没有人敢接待他们。到了40年代,他们又来了7个人,依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们,而且当时处在战乱时期,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回去后,他们伤心地说,人家不认咱了。 从此,东干人失去了和“老舅家”联系的信心。
“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宁恋本乡一捻土,不爱他乡万两银”;“官大一品,不压乡党”;“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这些都是东干人说给王国杰听的。
……
  王国杰寻找东干人轰动全国的故事讲完毕了。此时,这个可爱的老人的笑貌又闪现在了我的脑海里,也不知道他参加海选陕西省旅游形象大使是否折桂,上个月我知道的是,这老头已经进入该活动的最后决赛,参加决赛的还有 一位年轻绝色的美女,不知道是这老头厉害还是美女拽。
与其在西安见面时,他赠送我一幅自己精心绘制的的陕甘回民起义军西迁地图。这微缩后的一张纸上,有我一步步丈量过的地理坐标,更多的是这位老人把二十年来的心智溢满其间。


之八

黄土高坡渐行渐远的背影



一条大河,名字叫楚河,也有人称其为秋河,她用臂膀轻轻挽起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孜别克斯坦这三个国家。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以楚河为界。智慧的东干人就以集体农庄的形式,排兵布阵一般分布在400多公里的楚河两岸。营盘、新渠、托克马克(即古代的碎叶城)、米粮川、卡布隆、哨葫芦……这一带都是东干族的家园。
大约1886年起,中亚三国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行业——卖菜的。有的卖茄子、芹菜、韭菜,有的卖葱蒜,有的卖辣面子,还有牛羊肉、胡麻油、瓜果等。而且是清早就沿街叫卖,他们就是东干人。
自古回回多商人。这是这个民族的精明、勤劳之所在。
一个叫做马三旗的东干人村庄位于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
东干人的庭院是很有讲究的,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草,窗台上也摆着花草,东干协会安胡塞会长说,这都是老习俗老传统了。
主人的盛情邀请下, 在位于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一个叫做马三旗的东干人村庄,我们参加了东干人的婚礼。惊奇的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仍体现着我国陕甘宁一带的地方特色和晚清的古风遗俗。我是个少小离家的三秦子弟,孩提时代有着小脚的上身穿着对襟的80多岁太祖母。见到东干人的装束,自然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
穿着上,尽管东干妇女的服装中亚化了,她们身穿中亚妇女的花布长袍,里面再穿长裤;男子一般穿西装、打领带。但是在他们的词汇里还保留着大裆裤、汗衫子、皮袄、马夹、大襟衣服、腰带子等旧服饰的词语。同时他们的婚礼服仍保留着典型的中国清代的服装风貌。过去新郎一律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肩披红绸彩带。后来新郎虽然有所改变,可新娘直到现在还保持清代的打扮,身穿绣花旗袍、灯笼裤,头梳满清官妆“燕子头”,足穿绣花鞋,非常漂亮。



饮食不仅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状况,而且也能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底蕴。中亚有许多民族由于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多以西餐为主,餐具多用刀、叉、勺;东干人也吃西餐,但他们更喜欢的是东干饭菜,以米面素食为主。吃面条少不了醋和辣子。餐具喜欢用筷子、碟子。在东干人家里做客,如能带几把精美的中国筷子,那就是再珍贵不过的礼品了。东干人把中国的茶文化带到了中亚,探亲访友多赠送茶叶,他们甚至把儿女定亲的聘礼叫做茶钱,因此我们每到中亚总是要带些中国的好茶作为对老朋友的赠礼。
东干人每餐必有茶,饮茶时还要在桌上摆满装有茶点的果碟。果碟里装有糖果、饼干、花生、核桃、红枣、杏干、瓜果等,每种一碟。如有贵客来临,茶点能摆出48样,东干人叫做48个点心碟子。一眼望去,琳琅满目,真叫人眼花缭乱,足见东于人的好客和热情。东干人饮食上严守伊斯兰教教规,不许饮酒。东干人的烹调技术是远近闻名的,煮、蒸、煎、炸、炒都有;形、样、色、香、味俱佳。在东干人的家庭里,主食有干饭(大米饭)、汤饭、擀面、扯面、丢面(即揪面)、扁食、包子、油香、馕等。蔬菜有凉菜、炒菜、烧菜、汤菜等。当然,东干人也吃突厥人的抓饭、吉尔吉斯人的别什巴尔马(即肉面条)、俄罗斯的乌哈(即土豆烧鱼汤)。东干人在婚庆嫁娶时待客的席面非常丰盛,有9大碗、13大碗(这是纪念清末回民大起义宁夏首领马化龙的,中亚东干人把马化龙称为十三太爷),甚至到18大碗、24大碗、36大碗、48大碗。
中国人目前只在舞台、电影和博物馆才能看到的服装、佳肴,在东干人的村落里鲜活地展现着。
他们不识汉字,通常使用俄文书写,内部讲的却是汉话。语言是一种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近几年来,知名语言学者、北方民族大学教授林涛东干人的语言着重进行了考察。
林涛认为,东干人的口语来源于我国晚清时期西北回民汉语方言,这种语言里保留了不少我国古汉语、中古汉语、元明清以来的占白话词很多,如:打交道、端相、使唤、路数、营生、开年、晚西、停当、便当、立马短时、戴头识脸等。
同时,还保留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一些晚清词语,如:大清国的话(汉语)、京城(首都)、衙门(政府机关)、衙役(警察)、大人(当官的)、帮办(长官的副手)、铺子(商店)、钱庄子(银行)、贴子(货币)、待诏(理发师)、吆车的(司机)、联手(朋友)等。东干人根据他们交际时表达的需要还新造了一些词,如:飞船(飞机)、水船(轮船)、黑明(昼夜)、猜话(谜语)、图影(照片)、拓影子(照相)、话头(书的前言)、科学人(科学家)、写家子(作家)、唱家子(歌手)、野牲园(动物园)、大巷子(大街)等。有时候东干人的一些概念需要用词组的方式来表达:如出了世的(出版)、开肚子的(外科医生)、往山上跑的人(登山运动员)、那个人有两个脸(两面派)。

遥遥远远隐隐约约如同置身于久远的中国古代,黄土高原的影子闪烁眼前。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如此个性的保留了一个王朝的遗风呢?



在东干人聚集的最大村落——营盘村,我们品尝了水果点心,女主人又忙里忙外地张罗开了,煎炒烹炸,又是糯米糕又是酸辣凉皮,又是羊肉面又是馒头包子,桌上摆了满满三四十个大碗,这又是百年前清代的中式菜肴。
谈起陕甘宁回民迁徙史,男主人马青武更是滔滔不绝,70多岁的人了记忆力和语言的流畅度还是那么出奇的好。
清同治年间,我国西北陕甘宁地区发生了持续十多年的回民起义。清政府大肆屠杀回回同胞,西北回民揭秆而起,为命运和自由,他们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舍命不舍教
砍头风吹帽
前辈都是血脖子
我也染个红胡子
当年,这首流传于战争中的短歌,描述了回民自卫反清战的豪迈精神,以及战争的残酷程度。
起义军失败后,3000陕甘子弟流亡到中亚,生存条件异常险恶,但他们竟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东干人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种植水稻、小麦、蔬菜,栽培果树,繁衍后代。初来时只有3000多人,现在已经发展到14万人,主要分布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几个聚居点。他们还大大丰富了中亚原本有限的蔬菜品种,东干人来之前,当地百姓冬天只能吃到土豆、胡萝卜和洋葱这“老三样”。
在中亚扎根后,东干人不忘本,代代相传,牢记自己是“大清国人”的后代。东干人走亲戚,参加婚丧嫁娶仪式,必须使用母语——东干话,不然会遭人白眼。因此,他们现在除外出用地道的俄语外,还操着一口带有浓重西北口音的清朝时期的“陕西官话”,如将领导称为“头领”,将政府机关称为“衙门”,把政府官员称为“大人”,将警察称为“衙役”,称店铺老板为“掌柜”,称银行为“钱庄”,学校叫“学堂”,妻子为“婆姨”。因此村上人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中文的,一个俄文的。
在我看来,清朝政府对回民的屠杀,使东干人在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先天的凝聚力、有一种先天顽强意志和坚强精神。东干族的形成史成为团结鼓舞几代东干人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一面旗帜。
不识汉字,他们却对陕西、甘肃、宁夏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情怀。大多数人平生两件事:一是去麦加朝圣、二是回爷爷的省去看看。

东干人聚居地新渠乡庄的吴阿訇说,130年来,我们就像是失群的羊只,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大羊群里去。这就是恋家而重情谊的东干人。
对于生活在中亚三国的陕甘宁回民后裔来说,往事并不如烟,130年前的那场大迁徙足以让他们哭成一片,亲人生离死别、难分难舍的场景依稀。130年来,十四万东干人常常梦回故乡,醒来时却身在关外。今天,在中亚波涛汹涌的百年巨变下,他们早已锻造成为翱翔叱咤与异域的雄鹰。但他们的基因中仍有陕甘的侠骨柔弱情,他们与多民族和睦相处,构成了中亚一道特有的人文景观。


之九

邓小平深刻影响了这个国度



一代文豪托尔斯泰曾经极力反对沙皇无休止的对外扩张主义。俄国占领中亚以后,给吉尔吉斯斯坦这五个国家带来了空前的文明。苏联时代,俄罗斯是中亚国家的“一头大奶牛”,五个国家依靠俄罗斯发展了现代工业、铁路、教育。相反俄罗斯并没有占到它一点便宜。
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但俄语仍是中亚通用的语言,甚至有些中亚国家的边境仍由俄罗斯军人驻守。然而,正是在这个法律制度仍不健全、贪污腐败现象普遍的大的历史过渡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决策层想起了中国朋友——邓小平。
1996年6月,时任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长、吉著名经济学家西拉耶夫提议,将城市东面的一条街道更名为“邓小平大街”,旨在让首都和全国人民更加深入地了解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希望吉尔吉斯斯坦学习并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进经验,以振兴比什凯克经济为龙头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一提议迅速得到了阿卡耶夫总统的支持和比什凯克市民的广泛拥护。
邓小平大街上距离总统府不远,一条长3公里的街道宽敞洁净、绿树成荫,整个城市建筑物不高,颇有几份银川市小巧玲珑的感觉。 街道起始处的右侧,矗立着邓小平半身塑像纪念碑上,碑文以吉、俄、中三种文字铭刻在花岗岩纪念碑正面:此街以中国卓越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邓小平的名字命名。而大街东侧竖立的“邓小平大街”俄文路牌与纪念碑遥相呼应。这条自西向东双向6车道的大街车水马龙,两侧商铺鳞次栉比,一派繁华,勃勃生机。
沿街,随处可见中国商品,我在街边树荫下的售货亭买了一包白沙牌香烟,顺便和售货员姑娘聊了起来。售货员莉娜腼腆地说,她平时就在着纪念碑附近摆摊。由于这条大街是城市最繁华的大街之一,而邓小平纪念碑矗立在非常显眼的位置,所以吸引了很多过往的行人和来此参观的各国游客。



“邓小平大街”命名整整11年了,我们的伟人早已被吉国人牢记在心中。这个19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的500万人民是好学、谦虚而友好的。
见到东干人仕娃子的时候,他正在陪着妻子在家门口晒暖暖(太阳)。被儿女们从乡下接到首都已经住了14年了,老头老太太还是习惯不了城市的生活。
“有时实在不习惯了,我想回乡下,我哭死哭活不让我回去,我骂(说)娃。这里太颇烦、太木囊……” 70岁的仕娃子笑呵呵地说着,这话语里多少掺杂着几分自豪几分卖弄。
虽然没有回过中国,但是每天都可以看见中国伟人邓小平的纪念碑,这多少让这对东干夫妇有些宽慰。
比什凯克的朋友谈论起“邓小平大街”时说,你可以把他看作是“古丝绸之路”的延伸,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续写着吉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这种友谊必将代代相传,与世长存!
早在1991年原苏联解体,吉尔吉斯宣布独立之时,一批精明的中国商人就看到了中亚山地小国的商机。由于中亚5国80%以上的生活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均来自中国,而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中国无直接通商口岸,货物只能通过地处中亚中部的吉尔吉斯中转至周边国家,因此吉尔吉斯成为了中亚5国的贸易核心中枢地位,其贸易辐射消费人口范围达3亿以上。这个中亚市场的“黄金漩涡”,立即成了华商的必争之地。
中国商人多数是通过业务合作公司邀请的渠道进入吉尔吉斯的。以2001年为例,在吉内务部护照和签证工作局登记的中国公民共5243人,其中生意人占70%以上。他们均持中国护照,其中虽有人已在当地娶妻生子,但也只是拿到了长期居留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获得吉尔吉斯的国籍。
华人在吉华商经营活动涉及多种行业,如组建中国商城、从事小额贸易(主要是进口吉尔吉斯的原材料)、开中餐馆、搭建大棚种植新鲜蔬菜和水果、建工厂(个体商人建的如饼干厂、方便面厂、火柴厂、药厂等等)、办美容院、开旅行社等。
从比什凯克市中心有一栋四层小楼名叫“中国国英商品城”,这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城始建于上个世纪末,由于那时当地的商贸城还保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经营模式,令国英有了生存、发展乃至繁荣兴盛的空间。
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影子实在是不少,3万中国商人来来往往在这里跑买卖,其中仅宁夏同心一个县,就有上千人在这里奔波着。



碎叶城遗址位于吉国首都附近的托克马克市,拜谒诗仙的故乡是我们此次访问的一项计划。
古城位于托克马克市郊外,这里也是唐朝时期中国的安西都护府管辖地。而放荡不羁、才高八斗的李白就出生在这里。
我们拜谒了一代伟大诗人的曾经的家园。大失所望的是真正的碎叶古城什么也没了,就剩个土堆子。当地几乎就没人去。而碎叶古城的边上,就是西辽的都城,辽晚期,耶律阿保基的10世孙来到这儿,并建都于此。这里的古城堡和文物比碎叶古城保护得好。
在我们心中,脚下的这片土地虽有古代中国人的足迹留下,虽一样是只能看到一片残破,但碎叶毕竟诞生过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块异乡的土地,是无数中国人心中的一块文化圣地。
登上土堆,土堆上留有若干被挖掘过的大坑,一些瓦片散落在坑底。此外就是杂草和黄土。据说前不久俄罗斯的考古专家也来过这里,证明这里确实是碎叶城的古城遗址所在。
而唯一值得庆幸而开怀的是,李白的诗句在今天已经开始被东干人的孩子们所熟识。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据了解,吉尔吉斯坦教育部门也正在考虑,接受东干人的建议,把李白的诗歌编入学生教材。 以提高地域文化品味,开发旅游资源。
残阳如血。一辆辆名牌轿车正从碎叶古城的身边呼啸而过,一个鲜活的时代,正如同春日里的迎春花,盛开的灿烂无比、馨香万里。

突然间,我又感觉到东干人是如此的怀旧和感恩。后来,我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现实中,东干人非常注重对文化和传统的保护和传承,他们每一个村子都建起了自己的东干人文化博物馆,博物馆里有当年翻山越岭从中国带来的坛坛罐罐,还有传统的清朝服饰、绣花鞋等。他们还把东干人的语言和文化很好地留存下来。博物馆里有大批的东干书籍和报纸杂志。他们每年还举办一些文化活动,例如演奏扬琴、二胡和响板等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乐器,能扎出蜈蚣、龙、蜻蜓、蝴蝶等复杂的风筝,还能巧手剪纸。
百余年来,东干人与故土音讯隔绝,1991年中国代表团首次访问“陕西村”,那轰动场面到现在都让东干人忘不了。此后,中国媒体开始关注东干人的生活,中国代表团也开始陆陆续续访问东干村。到目前为止,马三旗已接待了无数个中国代表团。
有趣的是,就在碎叶古城的边上,我们有意识的问起当地的一位衣着讲究的中年男人知不知道这里曾经出过个世界级的诗人。
当地人反问道:“你说的是不是中国人,邓小平?”
我们再三解释是李白。
“邓小平去世了,那李白还在吗?”那个吉国人睁大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


之十

宁夏踏脚惊现吉尔吉斯坦

踏脚,是舞蹈、是武术、是民俗,是土生土长源远流长的乡间文化……在充满神韵的六盘山下,在泾河之畔的丛林中,在泾源大地翻滚的麦浪中……踏脚舞留下了神奇的影子,分享着乡民耕作收获的喜悦,传承着萌生于华夏农耕文化田野中的人文精神和生存理念。
1989年,学者专家、国内媒体以及《世界伊斯兰报》将宁夏踏脚定义为是“世界独有的伊斯兰文化舞蹈艺术”,宁夏踏脚由此蜚声海内外。无独有偶的是,我在中亚我离奇般看到了踏脚。



江南才子北方将、南拳北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一种简洁的概论。
“手是两扇门,全凭脚打人”,踏脚舞正是以发挥腿脚的踢弹功能,用来徒手攻击对方或是防守的。如今,踏脚舞对练已转变成为一种纯粹的民间娱乐活动。而日常生活中,人们踏脚时会遵循一些简要的规则:只准踏,不准踢;只准动脚,不准动手;踏脚时,不准任何人在脚底钉钉子;不准有意伤害对方的要害部位;如果无意中踏伤对方,对方包括家人都不能责怪;如果甲方把乙方踏倒,要立刻停止,等对方站起后再踏,不允许乘人之危袭踏对方。农闲时节,宁夏泾源县的男人们会聚在一片宽阔的土地上,一对一,一对二,或是一对三,甚至还有家庭与家庭对踏。多是年轻人踏,老人在旁看,若是看到有失误之处,就上前点评,而孩子们多在一旁看,边看边学。一代代的,就这样传了下来。
2005年10月的一天,我来到泾源县时,文化旅游局正组织着40多名当地农民在大厅里组成方阵训练着踏脚舞,大家腿脚踢弹间,哈-哈-呐喊声震天,气势让人心头为之震撼。2004年,文化部已经将泾源回族踏脚舞列为全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项目。
文化旅游局局长咸国英说,踏脚舞从回族原始武术运动形式创作演变为舞蹈形式,无疑,在回族舞蹈的发展史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它凝聚着很强的民族性,体现着回族人民勇敢顽强、憨厚爽朗的民族性格。它蕴藏着原始古朴舞蹈艺术的特殊魅力,已成为泾源回族祖辈相传、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广泛群众性的一种自娱性很强的民间舞蹈活动。
唐“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请波斯军平定内乱,留波斯军驻足长安,波斯军队的军营门前都扎有花门,在花门前习武练兵。练兵休闲之际,波斯军人在娱乐中表演一种舞蹈艺术,长安人观看后称为“花门踏脚”。后来,由于军队全为男性,这支军队要求回家,但因路途不便,朝廷也有意留其在长安安家落户,就在庙会中为军人选了妻。“回回”军人选长安汉女为妻后,大批伊斯兰人在这里建家立业,传教习武,与中国南方武术流派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南拳北腿”之格局。



在比侍凯克,我们慕名拜访了东干人叶塞。他是这个城市“中国龙武校”的校长,一个世界级的武术高手,曾经是全苏联武术教练协会主席,因击败苏联无数武术高手而为自己增添了许多传奇和神秘色彩,当然,他也为中亚地区乃至全苏联赢得了许多荣誉。
叶塞是一个高大而儒雅的人,今年58岁。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各国都走向了市场经济的过渡的路子,1993年,叶塞迅速创办实体做国际贸易,出任总经理后来往于乌鲁木齐、伊宁与中亚各国,以商养武。颇有几分中国人常说的“穷文富武”。难能可贵的是,叶塞在成为商品经济的受益者之后,不忘与中国之间着浓浓的乡情。几年来,他把几百万元人民币用于对中国朋友的接待上。
叶塞的成名之作是腿上的功夫,1990年,他获得了跆拳道6级,是不可战胜的级别。
“腿脚上功夫好,是东干人练习武术最大的优势,天生的,东干人生下来就会弹跳、踢踏,我们东干人儿子娃娃个个都是练家子。”叶塞打趣地说。
叶塞招收学员是很有讲究的,学院一定是心底善良、品行端正的。这个规定完全是根据老先人的口唤执行的。他是东干人的骄傲。
后来,我们在走访营盘村时发现,东干人在空闲时节,都会在集体农庄的空地上,定期进行武术比赛。双方穿大裆裤,系腰带,不动手只用脚,可以使绊脚,可以脚后根踏对方的身体,一方倒地即可认定失败。
当然,这样的比赛,村庄在冬天举办的次数比较频繁,胜利者有奖品给予赠送。
马阿訇介绍说,“东干人之父”白彦虎所率领3000部属大多都是经历十多年残酷战争的,因此,他们有实战的经验,舞枪弄棒是绝活。最有名气的是王大盖,他来到中亚后,在比侍凯克设擂台赌一日三餐,半年时间,他打败了中亚五国所有武术界前来挑战的高手。白元帅问讯后,责备他惹事生非胡乱逞能,后来命人把他的擂台给拆了。
中亚新生代人的视野里,实际上中国对他们最大的震撼和向往还是武术,他们很多人对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熟悉的程度不在我之下。
我把这段关于在中亚的武术见闻与王国杰教授做了交流,他认定其就是踏脚。宁夏踏脚与其同出于关中地区。严谨的老博导寄予我在走访的过程中,用新闻的眼光去发现更多的问题。


武术源于劳动,一如新疆舞蹈多来自于采摘葡萄的动作。因而,在回族习俗中,习武的男青年在沐浴礼拜之前,先打上一套拳脚,活动筋骨后,再去沐浴做礼拜,也是最好的一种娱乐享受。
历史上,回族由于受旧时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歧视压迫、文化上的封锁,加之宗教上有“禁乐”的束缚等,使回族的歌舞得不到发展,而对“崇尚习武”却极为提倡。早年,“踏脚”作为武术运动有完整的套路,攻击性很强,如平踏、后转踏、扫腿裹脚、顶脚、高转踏、连环转踏、顶腿、跛脚踏、后关门、燕式跳踏等。
1989年,宁夏踏脚从民间走上舞台,参加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表演金奖。之后,在第四、五、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获得金奖两次、银奖一次。而中亚的踏脚依然在民间一声不吭的滋润着这些羔羊般的男儿。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同样是东干回民在中亚宿命的处境。也许他们会一天天淡漠自己的记忆;介入的是竞争、求同,当他们真的在世俗世界功成路尽之际,他们的精神上的虚空和怅惘是我们今天很难以形容的……”
就在我完成这片小文的时候,叶塞的电话来了,他告诉我自己完成了关于歌曲《宁夏姑娘》的创作。这一刻,我才知道,叶塞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武术家,他更出色的一面是写作。他的代表作有:《我爱你,营盘》、《扬子江》、《给母亲》等等,这些歌曲在中亚广为流传,而且他目前在办好武术学校、经营好公司事物之余,还创办了自己的歌舞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我愿他的歌声能够传遍四方、他的弟子五湖四海,他的精神无处不在,他的人生燃烧不朽。

注:叶塞是跆拳道6级黑腰带(不可战胜级别),文内笔误了.


之十一

营盘:站在欧亚内陆风云多变的原野上



“他们驾着小车去种菜,雇佣当地的俄罗斯妇女,他们是庄稼地里最舍得花费力气和心思的。”吉尔吉斯坦的中国籍农场主王艳海介绍说。王艳海是宁夏人,1996年辞去公职,前往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经商,多与东干人打交道。
营盘到了,和宁夏平原、关中平原上的村庄一样,感觉不出落差,这个东干人最大聚居村庄流淌着一种安静和纯朴,不同的是夜晚的村庄了,偶有霓虹闪烁,并不明亮,走在营盘的村庄便道上,我仿佛是走在一个梦里。
“楚河两边土地里刨着吃的,就只有回回(东干族)了,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一半种小麦,一半是蔬菜。全中亚70%的蔬菜都来自东干人的生产。淳朴厚道的东干人没有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的习惯,一年中从春分到深秋的大半年时间都辛勤地劳作在田间地头,从早到晚,中午就在树荫下或凉棚下休息吃饭。庄稼耕作上最辛苦的莫过于东干人。”
但多少令人宽慰的是,东干人几乎家家都有小车,而且品种繁多,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且都是原装货,当然最多的还是俄罗斯的伏尔加和本国生产的。在这里,小车不是身份的标志,也不属于奢侈品,而是人们生活生产的必需工具。营盘、新渠都是四五公里长的村子,步行串门子的确不方便,庄稼地近的几公里,远的几十公里,没有小车是难以想象的。因而就常常能看到,一辆高品位的“沙漠王子”,后面却拽着一架四轮拖拉机的车厢,一辆豪华的“梅塞得斯-奔驰”,里边取出的却是刚从地里收回的莲花白。
远离环境污染,这里的农业是货真价实的绿色农业,一眼望出去都是大片大片的绿地。家家房前屋后都种有各种花草,东干人说,从这些花草的生长状况,可以看出主人的心境和理家水平。而且这里真正保持着那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朴民风,很多家都没有院墙,如果有也是象征性地用栅栏把院子围起来,个别有院墙的也不高,院门一天到晚很少关过,大街上的店铺也没有一家装防盗门的。小车开到街道上随便一放,主人就办事去了,大多连钥匙都不拔,有的车门还大开着。
在中亚,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地方,公路边也隔一段就建有一个汽车站,是一种用水泥统一预制的小房子,外面画有各种艳丽的民族画,里边有供旅客休息的长凳。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中国古朴民风,家里不锁门,院子一天到晚不关门。在中亚,在东干人的群落里,也是如此。
高强度的农活之外,他们大多依旧信奉多子多福的传统,因此营盘这个东干人村庄就有许多“英雄母亲”(一般有10个以上子女的母亲才有此殊荣),有一位“英雄母亲”竟然生了17个孩子,有63个孙子,繁衍了一个100多人的大家庭。



40岁的村干部马云在带领我前去东干人博物馆的路途中,突然天空中传来了一句也听不懂的声音,格外嘹亮。马云止步,站在僻静的地方开始了祈祷。
营盘村和中国过去的农村一样装着有线广播,不同的是,这些高音喇叭不广播新闻,不呼革命口号,也不播送天气预报,说的净是阿拉伯语,是专门用来组织人们做“乃玛斯”(祷告)的。东干人虔诚信仰伊斯兰教,每天的五次礼拜看得比吃饭睡觉还重要。
有一次,我在东干老乡的家庭饭桌上,点起了一根香烟,结果被马云责备了一番,他让我站在维护中国人形象的高度上来认识这个问题。
  中亚国家的宗教信仰,除了乌孜别克斯坦比较正统以外,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在70多年来的影响下,宗教信仰低落,吉尔吉斯坦500多万人口中竟然有5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村里人也和周围其他民族互相来往,但严守教规到了苛刻的地步,让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其他民族也信仰伊斯兰教,但大多执行不严格,生活方式也日益西化,男人抽烟喝酒非常普遍,女人着装也很随意甚至很开放,生活得很自在。相比之下,东干的女孩子就显得太清苦了。女人哪怕天气再热,也是长衣长裤,头上还要包上头巾,不能串门,走在大街上见了男性不能打招呼,在家里吃饭从不上桌子,对男人绝对的服从。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实行私有化,随之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东干人的村庄也不例外,个别有钱的人家有花园式洋房和宽敞的大院,好几辆高档轿车,贫穷的人家则住着摇摇欲坠的陈旧木房,有的窗子上还蒙着塑料纸,下地、赶巴扎还是套着传统的四轮马车或是驴车,成天盘算的是今年蔬菜能否卖个好价钱。
  马云和妻子不止一次地劝我入他们的教,说如果我入教,他就负责在当地给我介绍个女人,生个男娃,想在中国在中国,想在哈萨克斯坦就过来。



  白彦虎第五代嫡孙白为华25岁,曾经在兰州大学留学,目前他正在楚河那边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人民大学继续学中文,普通话讲得很漂亮,和我谈得来。白为华就是先结婚再念的大学,他的妈妈和妻子罗莎的妈妈是亲姐妹。白伟华快20岁的时候,家里人觉得他该结婚了,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孩,他说没有。他们问罗莎妹妹怎么样,他说可以先处处看。于是家里就打发了媒人去说亲。现在白为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白为华说他和罗莎在一起的时间不多,爱不爱她,也说不好。不过他在做一个好学生的同时,也想做个好丈夫。
在著名的马三奇学校参观时,一位蒙着面纱的女教师非常热心地向我们介绍情况:哈萨克斯坦实行的是11年国家义务教学,由于村里的学校书少孩子多,有的班上是两人念一本书。上课的教室太拥挤,只能让孩子们分三拨,8点钟来上一拨,11点钟来上一拨,下午2点再上一拨。一个星期上六天课,11年上完后,就可以到附近的城市上大学。
不可思议的是,看似时尚前卫的白为华骨子里依旧有东干人固守传统的一面。他说读完书后准备回村子教中文,白为华读大学的地方离家很近,只隔着一道楚河。
他的文章里这样写到, 我每次离家的时候都不舍得。营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牛羊粪的味道,炊烟的味道,锅盔的味道,奶茶的味道,天山的味道,中国的味道……不管我走到哪里,这些味道都会留在我的身体发肤。



  130多年前的3000多人发展成现在的14万人,现在那边家家户户都是亲戚了,奇怪的是这里近亲结婚生的孩子却都很健康聪明,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感觉。在这里,没有一家离婚的,也没有一对年轻人谈恋爱的,都是父母做主,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长期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读过书的也不例外。
东干婚丧嫁娶的风俗都没有变,娶亲得先说媒。还固守着“姑娘不外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早已被陕甘宁人摒弃的旧风习。一旦婚事确定,女方就开始准备嫁妆,衣服都是手工缝制,最少得准备半年。结婚的时候,新郎穿手工绣花的袍子和靴子,新娘要穿绣花鞋、红绸衣服,挽着清朝的发型,头上插着簪子,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来庆贺看热闹,婚宴要持续十几天。
有一天,马云的弟弟马强邀请我们跟去吃筵席,一问才知道,是他没有见面的老丈人逝世20周年纪念日,我惊奇地问,明年的纪念日还过不过?一般过几天?马强憨厚地说:过呢。过到啥时候?过到想不起了为止么。
东干人严肃地格守着回回民族的清规戒律,他们在中亚那片土地上保持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回回民族的本色,使地他们成为一个文明、勤劳、成功的民族。难能可贵。
应该去阿拉木图市了。离开营盘的那一天,我们在村史纪念馆合影留念,并将国内一位书法家临摹的书法作品《静夜思》、以及一摞宁夏旅游风光的碟片留在了纪念馆。捧着我们的礼物,马云和许多东干人都哭了,继而又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
东干人就如同聚居地边上穿越两个国家而过的楚河一样,流淌在欧亚内陆风云多变的原野上,自然而从容。
   脚步匆匆,人生如梦。车行于路,我梦境一般走过了营盘。


之十三

拥抱中华民族童年的记忆



   对于历史,我们总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 看大唐盛世开拓出以陆路文明的丝绸之路、看成吉思汗征服欧亚建立庞大帝国,再到听完“屠杀西北回民起义”“火烧圆明园”。
因此,有人就开口说,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孩提时,我总有这样的渴望与遐想,我要是活在清朝,便号召全国和我一样胆大的男孩子,大家集体来尿一泡尿,用尿水把八国联军给灭了。
成人以后,我流浪一般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视野逐渐开阔,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情绪。在我们这个国家,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过多,这些头头是道无懈可击的评判中,却有着极大的不公。
余秋雨有言: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
今人眼里,大西北是寂寥的。它用母体孕育出了中华文明。莽莽苍苍的万里山河,是一种何等大气、智慧。
西北留下了中华民族深刻的痕迹,是童年的记忆。山河无疑就是文明的载体。毛泽东在十九岁时就写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如果他在那时没有主沉浮的念头,日后又怎能一统江山呢?我不是政治家,也不一定要有相似于政治家的念头。这些年来,我奔走在西北的城市与乡村之间,搜寻着中华文明的碎片。直到有一天,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去中亚看看。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经过16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以失败告终。1878年,3000名陕西甘肃回民起义军以及家眷流亡中亚。东干回族同胞在经历巨大的社会灾难后迅速开创了一片新的安宁祥和的家园,而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没有人去过问和关心这些东干回胞的异乡生活。直到1946年的一天,三个衣着晚清时期打扮、留着鞭子的东干族男人绕道莫斯科到北京,而后经北京来到陕西,这一年西北回民在中亚地区定居已经60多年了。他们找到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操着一口陕西话说自己是生活在苏联的中国人陕西人,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国民政府的秘书判断出错,认为他们三个人衣冠楚楚,看来不是一般的江湖骗子,没有接洽不说,还真派打手把他们当成江湖骗子拳打脚踢赶出了西安城。
不辞风尘,回到中亚以后,面对族长和众多期待的目光,三个人泪水涟涟满腹委屈,只说了一句话:老舅家不认咱了!族长长吁一声,继而摆摆手,“罢了,罢了,这亲咱也不认了”。
这一声叹息蕴涵着太多的情感,我们无法想象。历史变更的苦涩厚味依然阻隔不了中华文明在东干回族人身上所打下的烙印。



记忆是一片片叶子,从童年的大树上悄然飘落,便再也无法重新回到树上,只是那一片片叶子依然翠得耀眼。时间又过60多年,我踏上了中亚的土地。在遥远的楚河流域,我讲着陕甘宁土话,丝毫没有障碍的游走。
那个清晨,我在辽阔的楚河边遥望着。东干乡亲老白凑上来,对我这个“舅舅家的人”说,上午要下雨了,回家吧。正在我犹豫的片刻,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就落了下来。
老白说,在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楚河边的芦苇叶子上的露水很快消失就证明天气晴朗,反之叶子上露水不散,那肯定不是一个好天气;日落的时候有霞光,次日就是一个好天气,太阳落山时天气不好,次日必然下雨;雨后天东边出现彩虹天气晴朗,雨后天西边出现彩虹天气还要变脸;新月出现时,月光线呈水平状,月内必然有雨,雾气下降天气定会放晴。
当老白还是小白的时候,爷爷教给了这些天文知识。尽管这些办法是老套了,但老白给村子里的人报天气预报精确度很高,误差不过10%。这90%准确性让村里人对他很是佩服。
和所有乡亲的房屋形状一样,老白家的房子也是四四方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非常分明。有唐朝时期长安的遗风,也属于典型的中国式建筑。他们在选择地基的时候,一般特别注意光线和方位。中国的看风水在这里很是流行。
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张国家级大报上,我还留意到了这样一则头条新闻,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东干人史无前例地繁荣了中亚地区的农业经济。“世上七十二行、庄稼汉为王。”“千门门,万门门,不如勤谨的庄稼人。”这些都是我在中亚听到的东干人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口头禅,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与理解是如此刻骨铭心的。依靠中国农业大国历史传统丰富的农业耕种经验,庄稼地里成了他们的一试身手的好战场。
教师白为华和学生在课余时间经常玩耍解绷绷的游戏。 在民间游戏中,踢毽子非常流行,一种名为“丢方” 的民族围棋也深受东干人的喜爱,过去的陕甘宁一带,人们把这种游戏叫做狼吃娃。这种游戏起始于中国秦代时期的游戏,中国已经没有人玩耍了,我的儿时,狼吃娃的游戏已经是风行过后的最后时光。
山东潍坊是风筝的故乡,闻名中外,而东干人人们能扎出蜈蚣、龙、蜻蜓、蝴蝶等复杂的风筝。他们对风筝所蕴涵的情感远比国人要更加强烈。秋高气爽的时节,空旷的平原上,东干人色彩斑斓的风筝让蓝天白云多出了些许快活,而风筝上的图案最能体现出中国龙文化的特色。
    三月里来三月三,
三人结拜在桃园。
    刘备年长把哥站,
    关羽为二张为三。

听评书消遣掉了古代国人那些单调的生活。在电影、电视、网络迅猛已经发展到一个终极高度的今天,评书《三国演义》依旧受东干人的欢迎,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在东干民间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最普遍的流传形式就是评书。东干评书家们能即兴把《三国演义》从头到尾地叙述下来,《三国演义》的评书遍及东干乡村和城镇。由于东干人是伊斯兰教徒,说书者就把“唐僧去西天取佛经”改为“去阿拉伯取《古兰经》”。孟姜女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东干人把这个传说编成歌谣传颂,还被东干著名作家十娃子写成歌剧《万里长城》,并长期占据着东干乡村剧院的舞台。
人们十分尊敬这些说书匠人,如马乡老、黑老八等说书大师,被东干人视为民族智慧的保存者。
他们不正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保存者吗?



著名作家十娃子曾经在北京拜访过巴金、郭沫若等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大师。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无限的热爱。1997年的端午节,他吃完粽子,抹嘴在这个同样属于东干人的传统节日里写下了这些怀念屈原的文字。

我从未到过那遥远的汨罗江,
我的年华是在清澈的俄罗斯河上度过,
诗人,命中注定我永远记着你,
每逢春暖季节,我也将粽子抛入伏尔加河。



吴东腊是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东干姑娘,这里虽然是大城市,但住在这里的东干姑娘们与吉尔吉斯女孩一样早就穿起了现代服饰,包括西式洋装。但在她的婚礼那天,她仍然要穿上东干民族服装,按东干人的婚俗习惯举行仪式。婚礼当天她要在太阳升起之前起床,以便梳好只有东干新娘才能梳的“大喷头”,这种发式与清代妇女的发髻十分相似。吴东腊说,“大喷头”一般要梳上两个多小时,并有专门的新娘发型师才能梳好。然后再穿上大红丝袍,样式与清代中期满族妇女的宽旗袍别无二致。还有大红色的绣花鞋,是那种满清“元宝”鞋,中国人俗称“花盆底子鞋”,而东干人则称之为“高底儿鞋”。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东干新娘没有大红盖头,但手中却仍然拿着红色的绣花丝帕。按传统,吴东腊还要带上一副祖传的八两重银镯子,以及绿色的软玉手镯,照东干人的规矩,只有新娘或已经出嫁的妇女才能带绿玉镯。吴东腊的手饰还远远不止这些。她还要带上银发簪、珊瑚项链、银胸饰、银梳子等等。东干新娘的这种漂亮装扮常常引起中亚其他民族的赞叹,新娘的精美绣花、复杂发式、华丽饰品,都与当地诸民族的妇女有很大区别。
在东干人的传统服饰中,长袍马褂是最典型的衣服。虽然当代东干人已经不再穿它,更多的是穿西服,但老人们却依然喜欢这种满清袍子。东干人迁到中亚的很长一段时期,男人们还固执地留着辫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辫子逐渐被当地风俗剪短,从此东干男子的发式与中亚其他民族趋同了。东干人不缝制绿色和黄色的鞋子,他们认为绿色是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色彩,而黄色则是清朝皇帝的颜色。绣花和剪纸在东干妇女中相当普及,每一个东干家庭都有女人会这项技艺,“鸳鸯戏水”、“凤凰牡丹”、“鱼儿钻莲”等等是她们的拿手作品。
王国杰教授说,这些规矩和严肃的礼节都是汉唐时期最原始的遗留。恰如我梦境中见过的情形:那个环肥燕瘦的年代里,多少减肥了的长安女人穿着典雅的装束远嫁——这民族记忆中美丽 的注脚。



   乌鲁木齐哪个夏天的夜晚,西迁的回民起义军抓住了叛徒陈平以及其部下17人。沸腾的起义军队伍里几乎全票决议通过:统统活埋。陈平曾经是回民军中一员捍将,因为与主将发生隔膜,便以出卖同胞换取了清军大将刘锦棠的信任与重用,以至于多名起义军多名将领残遭清军暗杀。
   瞬间,埋人的坑挖好了。陈平16岁的儿子却恐惧地大声哭了起来。16岁在哪个年代里,已经成人了。起义军女将马珊瑚,不听大家万般阻挠留下了这个孩子。并称,“男人做恶,与小儿何干”。
   后来,马珊瑚给这个孩子讲了无数做人的道理,诱导他好好做一流的男人做一流的事情。而半年以后在喀什,这个孩子心魔爆发后报了杀父之仇。他用一把锋利的尖刀杀死了曾经留下自己生命的那个女人和她14岁的女儿。
   这仁慈而顽强的女人,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亮点。我歌颂这些仁德的母亲。
   东干人定居楚河之初,两岸水蛇频繁出没,吉尔吉斯坦首领江尔帕克也不解地问,为什么不来城市却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安营,白元帅希望江尔帕克在3年后来这里做客。三年后,楚河两岸瓜果飘香、麦子谷子覆盖了这片洪荒。开始有俄罗斯人来这里打工了。
   从贫穷、歧视、拼搏、到赢得尊严,中华文明的气息洋溢在他们辛勤的汗水里智慧的耕耘中。
  富足殷实了,然而无根的感觉却久久地萦绕在脑海中。这种感觉东干人一直持续到1990年,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东干族学者、东干学创始人之一的苏三洛院士访问中国西北时。这是一种多么凄楚回归!当年祖辈被清军穷剿不舍,从逃出祖先土地的大门,到再一次回老家探望,竟经历了近一百二十个春秋!当他重返老家面对与自己同是黑头发黑眼珠黄皮肤的乡亲时,他热泪盈眶的双眼相望的却是“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新一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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