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應如何終結聖俗對立？

哈貝馬斯在他八十華誕前的講稿《「後世俗」社會：意義何在？》（2008），宣言聖俗文化戰爭終結。啟蒙後的現代化，意味宗教無所不在的時代終結，又世俗化的開始。人們發現，現代自含價值，非盡傳統決定；現世自具使命，不是供進入來世作中轉站；凡俗自得意蘊，未必即塵累須全都代以神聖。故此世平凡之俗，本身有本身之義理，無待神聖方好生存。宗教遂逐漸退出個人以外現實生活的不同層面，首先明確的是政治，政教分離。至若文化，宗教涉入生活，關係千絲萬縷，不那麼容易分清。全面俗化的世態，尤令沈湎舊風光的原教旨者不安，對時代日新月異，感到草木皆兵。鼓吹現代化者，覺得教徒們言必信仰，未可理喻，整天憤世忤俗，不容于現代。聖薄俗來俗犯聖，于焉聖俗關係見緊張，這不唯政教之間，文化界、政治界之內更頻頻發生。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講溝通理性，卻願包容宗教，只要宗教也講理，不過他又私以為宗教終將主動出局。但見其與教宗對話前後，觀點已不無鬆動，提出世俗社會有必要重新理解宗教信仰，經充分世俗化的後世俗社會，更該看出二者共存的事實，聖俗之文化戰爭當休矣，今需代之以尋求共同語言。

這宣稱不只是哈氏本人學思的一塊里程碑，還應標誌批判傳統的一個新契機。批判思想，該直上溯至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特別是康德，要人類的行為，受理性批判的支配，既不獨斷，亦免疑惑。按康德的說法，「啟蒙」即脫離人加諸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那種如不借重別人引導，便不知從何运用理性的無力感。理性的作用，一名「批判」critique，希臘文本義是分辨判別，康德申言之，指對概念理論予其局限性以分辨，及其有效性以判別。這並不是我們通俗理解的批評判斷，更不是甚麼批鬥判決。「批判」之正解，近似漢傳佛教之「判教」，判釋教相，把釋迦一代的不同教說，依時間次第、化眾法門、教法深浅予以分類，天台宗的五時八教，華嚴宗的五教，皆如實依理分判，是其當是，而不重在非其所非，跟只會作批評以至批鬥的消極態度完全不同。馬克思擴大批判含義，乃至社會批判，主要針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弊端，變以負面義為主。法蘭克福學派承之而講批判理論，首先作立場，其次才是理論，即帶一定立場的特殊理論。此與傳統理論產生自客體之差異有別，而是由主體的不同出發，要跟一切順從既定事實的理論方式區分開來，所以乃為否定式理論。人類生來便具可能性，是其歷史生活的生產者，既存歷史事實只不過是人類的產品。發現到前者的是人本人道的，依從後者是專門科學的，在此分出兩種不同的認識本質，正是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之大別。故批判理論，乃人道主義，要把人自社會專門化再生產的物質奴役中解放出來。然不少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從事批判，儘對專門科學之工具理性和現代性大加鞭撻；後現代主義者更把批判理論之作社會批判一變而為文化批判，講文化中話語權的爭奪，或是文藝批評闡釋文本的相對，這些逾遠離康德所言理性秩序的「批判」意義。哈氏雖法蘭克福學派，匡正紕繆，維持批判本義，還理性以公道，肯定啟蒙思想現代性合理之一面，判別其有效性，同時分辨其局限性，只反抗它片面性帶來的壓迫。啟蒙用理性替國家注入自由人權民主等規範觀念，反思自我解放，這基本大方向絕不該隨便否定。只不過唯理是用的科學主義卻相信，自我可客觀化描述得之，依理充實人格增益人性，並不自覺他理性非僅一理性本身，能擺脫主觀好惡。工具型的知識理性，暗藏操控他者的利益動機不真為解放，故應令之知權限，不得僭越。我們還需結合目的型的實踐理性，與解放型的批判理性，實現自我，並尋求自我與他者的共同解放。為此要透過日常語言行動，人與人充分溝通，哈氏稱之溝通理性。他要釋出理性的全幅大用，限定知識型理性的適當範圍，不准濫權無所不包，避免和現代化前的宗教犯同樣錯誤。這種辨析分判之工作，使各樣的理，各有所當，各歸其位，正像康德限制知識而為信仰留有餘地那般，才堪言「批判」的真義。理性須臻此才真成熟自运自用，走出獨斷與懷疑，這既有別于批判理論的事事反對，更不同後現代者的事事相對。

予各種理性以洽當的限制，並以溝通理性整合其有效性，是康德哲學批判理性能在生活中實現的一個很好的應用。但溝通理性本身，其有限性及有效性是否被考慮？哈氏把溝通理性首先放在公共領域，寄望知識分子的批判思考。我們確實看到不少知識分子，肩負社會責任，透過個人專業和非政府組織，在當權者以外發出獨立的批判之聲，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促進政治興革。唯哈氏倡議能純用溝通理性作指導的「公共領域」，是否果真存在過呢？不少論者仍甚懷疑。哈氏本人連看現代性也非已完事的事實，而是一漸行成形的過程，故他的公共領域，主要還是屬一理境，而溝通理性，為在其有限範圍認為可靠的方法，皆無普遍絕對的保證。

完全理性者自以不管面對任何複雜情境，都有本領推論說明可能最好的結果，選擇可能有效的行動，如傳統經濟學處理市場競爭的取態，而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全能觀點就更不必說了。事實上無論主觀客觀，人所獲得的訊息、知識永遠無法全備，在掌握中的資料，也不必皆可窮盡加以識別分析推證判斷，人于生理、認知、動機都非無限制。完全理性者，實即自以完全者，並且是完全個人主義者，不只常毫無自知，也不知有人，唯知自己一人的判斷與決策，不知四周還有人各會自行反應及決策。此乃「致命的自負」，為現代人之通病！啟蒙思想樂觀地認為，理性的运用使社會更可預期，穩步發展，自此無所不知，也便無所不能。現代化詡言，為人類解魅disenchantment，消除傳統悄悄加諸人類其身的魔法，故理性化也即去神話的世俗化。理性加世俗，合理配實用，擅智則役物，物來即機械化，人來便科層化，形成風險管理的觀念。規劃未來，納一切于可控之正常化軌道，如私人保險公司和政府福利體系，便是專門計算未來得失的機構。這種心態瀰漫，以為將萬無一失。此不過重新分配風險，非實際減少風險，自然風險未必解除，人為風險相應增加。科技與科管只見目下的合理，牽一髮動全身，那邊可能變更不合理，局部控制雖或成功，卻常製造整體困難，真是治絲愈紊。知識霸權，操縱人和物的因，必有反施己身的果，留下解魅後無可適從的人類，與非可逆料而更加失控的世界！過去百年新知暴增，超愈人類過去千萬年累積的知識，今人享受的方便自由，祖輩根本無法想象，但同時這一新世紀，也是自然遭人為破壞，及人受自己鄰舍血腥摧殘，空前慘烈的日子。若以為一旦唯理化，大小問題便迎刃而解，只不過是人用理性自欺，魔由心生，自招邪魅。那邊才剛剛驅走迷信權威的魔咒，這邊當下代入自己，躍為唯一權威。一魅正去，旋又一魅復來，迷執更甚，還自以為得！

現代化不幸走了一條唯理化的不歸路，表面無堅不摧，凱歌處處飄揚。所以現代化變成全球化，自西徂東，從外及內，宗教民族家庭這些社會最核心最穩定的東西，無不大受衝激，掀起身份之再認同。傳統崩解的苦惱，令宗教重新反思其教之本，是為基要主義。唯缺乏安全感恐懼下的過敏反應，思想走極端的便成原教旨主義，只知捍衛其知見的唯一意義，不承認多元價值及對話的必須。把懷舊的傷感，時下的不安，未來的風險，一概指向異己，對象化為具體仇敵。在西方，科學、傳媒、政府、教育，都可忽成代罪羊。在東方，因為全球化由西方主導，原教旨主義結合民族主義，把西方越看越像是妖裡妖氣。一提「原教旨」，人自然都想起穆斯林的真主黨、塔利班、阿蓋達，這些自稱真主的教胞，古蘭的學生，聖戰的基地，誓與現代價值對立，其實他們並非最早的原教旨。廿世紀上半葉，部分美國更正教興起恢復基要教義的熱潮，結果為道理吵吵鬧鬧，莫說教外側目，教內也不恥所為嘆息傷心。「原教旨」遂成貶義，但那時尚屬教內問題，還不涉社會。至七、八十年代基督教原教旨者每透過大眾傳媒頻頻亮相，如電視佈道家Jerry Falwell，自稱代表「道德大多數」，曾支持種族隔離，鼓吹男主外女主內，指責九一一慘劇乃異教、墮胎、婦解、女同、男同世俗化美國所導致。這類仇恨語言與武裝穆斯林自殺炸彈一樣犀利，到處惹火。猶太教也有忠貞集團Gush Emunim，堅持照聖經劃分國界，建立猶太人定居點迎接彌賽亞降臨。其實非一神教亦不乏原教旨，世界印度教議會毀清真寺燒教堂；佔人口多數的佛教徒，在南不丹強迫印度教徒改宗，在西北斯里蘭卡大舉清洗奉印度教的泰米爾人......。這些原教旨施加異己身體或精神的暴力，都是因現代化一石激起千層浪，反應過度，回擊世俗，在世界連鎖反應的現象。

理性重要，但完全理性的迷思，卻成了現代人施之己身的魔咒。人類不能因現代化重視理性而應該放棄信仰。當然宗教重要，但眼睛光望上天，也不會現代化，我們仍需活在中世紀。拉青格就任本篤十六世教宗職後的第二年，曾以《信仰，理性和大學：回憶與反思》為題發表演講，重溫他過去約半世紀介入學術的心得：「信」與「理」，該和諧對話，才望治癒現代嚴重世俗化的文明病，而承此任者有大學。乖理之信，會為非理性開啟門戶，形成宗教暴力。棄信只知窮理，不足維持常道，唯理是用，以我獨尊，實人類不祥之兆。這神學見地，兩年後哈貝馬斯重新從哲學角度表達：聖俗文化戰爭之終結，應由聖譯為俗及俗習聞聖，尋覓共同語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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